科技改變生活 · 科技引領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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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康元年（1126）閏十一月初，金國大舉南侵，兵臨北宋都城汴京（開封），當月二十五日，汴梁外城告破，宋欽宗趙桓出城請降。
僅僅23天，這個存在了167年的龐大帝國，便在金人的鐵蹄下轟然倒塌。但客觀地來說，靖康之變時的北宋，談不上多么鼎盛，但也根本沒到風雨飄搖、窮途末路的地步。
徽宗執政期間，雖然洪澇蝗災時有發生，但對于廣袤的國土而言，并非滅頂之災；山東、江南幾乎同時爆發了宋江、方臘農民起義，但不久即被招安或鎮壓。
而且，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就在靖康之變發生前不久，北宋的版圖還在向外擴張。
1104年，徽宗于青海河湟地區設立隴右都護府，北宋的疆域第一次抵達了西域腹地；1119年，宋軍攻克橫山之地，幾乎將多年的心腹之患西夏逼上絕路。這哪里有半點亡國之兆，分明還有幾分復興氣象。
所以，面對靖康之變，在令人無比痛心惋惜的同時，我們不禁要問，究竟是什么原因，讓一個強盛、繁華的北宋帝國，輕易而迅速地走上了滅亡之路？
縱觀北方游牧民族和南方中原王朝綿延數千年的交戰史，如果非要為雙方的戰爭找到原因，無非就是一場關于生存權的爭奪。
北方苦寒之地，不適合農作物的種植，也沒有培養商業社會的土壤，好在水草豐美，尚能放牧牛羊。
因此，匈奴、鮮卑、突厥、契丹，這些赫赫有名的游牧民族，無論多么強大，基本上都只能逐水草而居，根本不具備抵抗自然災害和惡劣氣候的能力。
如遇豐年，尚能自給自足，但草場畢竟有限，各部落之間，也會因為彼此搶占生存空間而爆發戰爭。
而一旦災荒發生，或者嚴寒天氣降臨，草料減產、牛羊死亡，就會嚴重威脅整個種族的生存。
因為彼此緊鄰的地緣關系，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們自然會將視線投向南方廣闊豐腴的中原地區。而南下搶劫，就成為了便捷而必須的生存之道。
站在漢民族的立場，這樣的行為當然是一種野蠻的侵略。
但對于游牧民族本身而言，在國家和民族的生存發展面前，所謂的道德約束和正義與否，沒有任何的參考價值。弱肉強食從來都是殘酷卻最真實的叢林法則。
當然，作為應對，中原王朝在足夠強大的時期，都會千方百計地利用武力、聯姻等手段，征服或籠絡游牧民族，除此之外，就是不停地修筑長城，構筑戰略縱深，以確保北方的安全。
但游牧民族以騎兵為主，機動性遠遠高于漢族，進則迅疾如風、防不勝防，退則深入茫茫大漠，無影無蹤。讓整個中原政權即難以在戰爭中掌握主動，還要持續地受到侵擾。
好在農耕文明的高度發達，在最大程度上保證了糧食的生產和儲備，帶來的是經濟實力的迅速提升，龐大的人口基數又能源源不絕的提供兵源，這也使得南下的游牧民族可以占便宜，但很難順利、徹底的吞并中原王朝。
所以，游牧民族與中原王朝數千年的對峙中，除非有一方特別強大，打破平衡，大多數時候，議和、聯姻、你來我往的攻守轉換都在持續上演。
五代十國時期，后唐末帝李從珂與重臣石敬瑭，君臣相互猜忌。936年，石敬瑭起兵造反，為后唐兵馬圍困于晉陽（太原）。
為請契丹發兵救援，助其脫困自立，石敬瑭盡然恬不知恥地認下小自己十歲的契丹皇帝耶律德光為義父。
不僅如此，為表忠心，這個臭名昭著的“兒皇帝”還承諾，事成之后，將割讓燕云十六州作為酬謝。
因為強大的契丹軍隊介入，晉陽之圍被解，隨后石敬瑭滅后唐自立，而耶律德光也如愿以償地得到了燕云地區。
而割讓燕云十六州這一賣國行為，卻給緊隨五代十國之后的宋朝，帶來了深遠的影響和難以估量的傷害。
燕云十六州是橫跨河北北部到山西北部，一塊東西長約六百公里，南北寬約二百公里的狹長地帶。
這一區域的北部，聳立著燕山山脈和太行山脈，東西橫貫著長城和桑干、巨馬兩條大河，自古以來，就是中原王朝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天然軍事屏障。
也正因如此，后晉之后的中原政權，都將北伐燕云作為頭等大事，后周世宗柴榮，本來是最有可能收復燕云的一代雄主，無奈英年早逝，以致功虧一簣。
公元960年，趙匡胤代周自立，建立宋朝，太祖在平定四方之后，也有意爭奪燕云，但天不假年，還未等到計劃實行，趙匡胤便駕崩了。
此后宋太宗也曾于公元979年和986年兩次北伐，但最終都以慘敗告終，此后宋朝軍事實力衰弱，而北方的契丹正逐漸成長為一個足以與大宋抗衡，甚至更加強大的少數民族政權，北伐燕云，就只能成為趙宋臣民心中永遠的痛了。
由于燕云地區的缺失，使趙宋在立國之初，北方便天然地喪失了長城的庇護和山區復雜地形的緩沖。一旦戰爭爆發，便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外敵長驅直入中原腹地，這也讓趙宋王朝在對抗北方游牧民族南侵的問題上，比此前的中原政權更加被動，甚至可以說是先天不足。
更要命的是，國都汴梁地處華北平原之上，本身就是無險可守的四戰之地。北面又無險要山川，只余黃河一道屏障，渡河之后，將是一馬平川。北宋為保證京師安全，不得已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在北方設置前沿陣地，但國土廣袤、邊境漫長，又往往防不勝防。
宋初最大的一次軍事威脅，便是真宗時遼軍大舉南下，繞開宋軍重兵布防的定州，二十萬大軍突然出現在汴梁北方門戶的澶州城下，弄得宋真宗差點準備遷都，后來才有了力挽狂瀾的寇準和宋遼百年和平的“澶淵之盟”。
不可否認，北宋是一個文化空前繁榮、經濟高度發達的朝代，但在高度重視精神內核建設的同時，其對于軍事力量的培養，國防制度的建設方面，是存在重大問題的。
唐朝后期藩鎮割據，五代十國武將專權，這些對于宋朝而言，都是血淋淋的前車之鑒。
960年，武將出身的趙匡胤，通過“陳橋兵變”謀取了后周的天下，宋朝君主更是從基因血脈里就防備著類似的事情再次發生。
從太祖“杯酒釋兵權”開始，武將被提防、受限制，才能最大程度地維護國家穩定，成也了統治者治國安邦的底層邏輯。
對于潛在的武將擁兵問題，宋太祖巧妙地設計了“更戍法”加以預防和制衡，將京城的禁軍和邊防的戍軍每隔兩三年便進行一次對調。
以隔斷將兵之間的聯系來防止叛亂的發生，但“將不知兵、兵不知將”的惡果就是一旦發生戰爭，軍隊的指揮效率和戰斗力將大打折扣。
為加強中央集權，宋朝又在軍事上一直沿用太祖“強干弱枝，守內虛外”指導思想，精銳部隊大半集中于京城的禁軍，其余各地包括邊境，都是戰斗力較弱的地方武裝或者雜牌部隊。
如此一來，藩鎮割據勢力得到有效遏制，但抵御外辱時卻變得格外捉襟見肘。
不僅如此，為充實禁軍的力量，北宋歷代君主都熱衷于不斷募集士兵，甚至在災荒年份直接將流民引入其中。
禁軍成為龐然大物的同時，三教九流充斥其中，即乏訓練又難管理，表面上軍隊的數量在持續增加，但戰斗力反而在斷崖式的下降。
宋初禁軍曾一度達到八十萬，神宗時經王安石變法，對禁軍進行裁撤，但人數也一直維持在四十萬左右，如此龐大的軍隊數量，必然帶來驚人的財政消耗，也導致“冗官、冗兵、冗費”這“北宋三冗”，成為阻礙國家機器正常運轉的沉重負擔。
而宋遼訂立“澶淵之盟”后，宋朝沒有了來自北方的威脅，國家的工作重心逐漸向內部發展傾斜，軍事將領的作用在降低，科舉取士、培養人才自然是當務之急，“重文抑武”就更成為了適應時代發展的政治基調。
在靖康之變前，北宋的主要對手，是北方契丹創立的遼國和西北黨項建立的西夏，三大帝國互有交手，但總體而言維持著平衡。
但北宋末年，長期受遼朝統治的女真族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間，接著便以摧枯拉朽之勢向遼展開了進攻。
眼見遼亡在即，為了從其手中重新獲得夢寐以求的燕云故地，當時的宋徽宗趙佶，竟主動遣使赴金，并于1120年達成“海上之盟”，宋金結成軍事聯盟，共同對抗遼國。
“聯金抗遼”，可以說是靖康之變的導火索和催化劑，更是一次自取滅亡的重大戰略性失策。
首先，唇亡齒寒是個再簡單不過的道理，澶淵之盟后，宋遼雙方維持了百年和平，遼國不僅沒有威脅，而且它的存在，始終是牽制金國的力量，也可以從北面保障宋朝的安全。
其次，根據雙方協議的內容，金取遼中京大定府，宋取遼南京析津府，但是在接下來的戰爭中，金軍依然神勇，而宋軍卻慘敗于殘遼。
伐遼失敗，不僅使熙豐變法以來積蓄的軍用儲備喪失殆盡，使得宋朝徹底轉入戰略劣勢，，完全無力再戰，甚至取燕也要依賴金人的能力。
如果沒有“海上之盟”，即使女真滅遼，但實力得以保存的北宋，尚有自保之力，面對金國，可能還不至于那么快的全面崩潰。
最致命的是，通過伐遼的窩囊表現，讓此前并不了解北宋真實戰斗力的金國，更加堅定和加速了亡遼之后再滅宋的決心。
面對空前強大的女真金國，北宋是何其不幸，既有宋徽宗這個“諸事皆能，獨不能為君”的昏庸皇帝，又有蔡京、童貫這幫結黨營私、貪贓枉法的佞臣，君臣聯手，又搞出“海上之盟”這種看似投機取巧，實則愚蠢至極的戰略，又豈能不亡？
果不其然，遼亡不久，金國便以宋朝收留叛將張覺，背盟棄義為名，于1125年發兵攻宋。
靖康之變時，金國東西兩路大軍共計約十五萬兵馬兵臨城下，對于北宋而言，形勢確實萬分危急，但絕非山窮水盡。
類似的經歷，在300多年后的明朝也曾發生過，1449年，明英宗朱祁鎮率五十萬精銳御駕親征，結果在土木堡幾乎全軍覆沒。
“土木堡之變”，明朝的武裝力量幾乎損失殆盡，皇帝還做了瓦剌的俘虜，隨后瓦剌首領也先也是大舉南下，兵臨北京。
明朝當時的情況，比之北宋，可以說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但在于謙的領導指揮之下，頑強抵抗，甚至瓦剌人在攻城時，將英宗做擋箭牌，于謙都敢下令放箭，就是這種玉石俱焚的心態，打贏了北京保衛戰，大明轉危為安。
再來看看面對國難，北宋君臣的荒唐表現：
1125年，金兵第一次攻宋，東西兩路大軍聯袂南下，西路軍圍攻重鎮太原時，負責太原防御的宣撫使、大太監童貫，以傳遞軍情為借口，第一時間溜之大吉。
逃回東京的童貫帶來了太原被圍的壞消息，宋徽宗趙佶眼看山雨欲來，連忙宣布禪位，讓兒子趙桓登基，承擔保衛京師的重任。
誰知趙桓也不傻，這明顯是讓他當亡國之君，堅決不從，父子幾乎要為了推辭皇位的問題而翻臉，最后趙桓還是在眾人挾持之下，哭喊著被強迫登上了皇帝之位。
1126年1月，欽宗繼位，改元靖康，隨后金國西路軍又攻克相州，開始分兵渡過黃河。
因為黃河南岸的駐軍早已逃之夭夭，從正月初三到初六，在金兵長達四天的渡河時間里，沒有遭遇宋軍任何的阻擋和抵抗。
天險一失，太上皇趙佶更是連夜南逃。但好在宋徽宗臨走前還給兒子留下了一個可用之人——名臣李綱臨危受命，組織起東京保衛戰。
此時金國西路軍深陷太原，無力南下，汴梁城外僅有東路軍的七萬人，其中還有大量契丹、渤海的雇傭兵，真正精銳的女真人，只有三萬。
而北宋的京畿附近集結了超過五十萬人的衛戍部隊，名將種師道率領當時宋朝最精髓的十萬西軍，星夜揮師回援，各路勤王兵馬也是旦夕將至。但即使在這樣的情況下，宋欽宗依然對金兵充滿了恐懼，以割地賠款換來了金國退兵。
從1125年金兵第一次南下開始，宋廷的主和派便一直占據上風，他們從未想過抵抗，或憑實力去贏得勝利，而是寄希望于通過割地賠款，出賣國家尊嚴換來茍延殘喘的機會。徽欽二帝更是性格軟弱，面對戰爭毫無血性可言。
金兵一退，主和派立刻又占據上風，有功于國的李綱被罷免，衛戍京師的部隊以耗費財力甚巨為由遭遣散，誰知第二年，嘗到甜頭的金軍再次南下。
這次金兵更猛，西路軍攻克太原，與東路軍會師汴梁，而宋徽宗在最危急的關頭，不是組織軍民積極抵抗，卻相信神神鬼鬼的術士，以紙甲紙兵在城頭抗敵，結果可想而知，僅僅23天，汴梁外城即被攻破。
嚇破膽的欽宗立刻出使金營求和，為顯示誠意，甚至下旨遣散了各地勤王的軍隊，“檄止諸軍勿前”，幾乎把開封變成了一個不設防的城市。
就這樣，北宋皇帝在都城尚未完全淪陷，衛戍部隊和勤王兵馬具在的情況下，主動放棄抵抗，束手就擒。
此后數月，金兵開始瘋狂劫掠，北宋成為待宰羔羊，在搶得無數金銀珍寶后，徽欽二宗被虜北上，宋室王公大臣悉數為奴，后妃宮女具皆受辱。北宋甚至漢民族歷史上最悲慘、屈辱的災難——靖康之變在北宋的轟然倒塌中上演。
誰該為北宋的滅亡買單，誰又應該對靖康之變的災難負責？是徽欽二宗嗎？答案是肯定的，但卻不是全部——是大宋君臣從上到下，從里到外，一次次拙劣、荒唐甚至致命的表現，合力葬送了延續176年的錦繡河山。
馬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