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最早的紙幣“交子”產生于我國北宋時期，前期主要在四川地區流通，隨著社會政治經濟的發展，“交子”的流通區域和使用范圍逐漸擴大。

在北宋與西夏錯綜復雜的關系和不斷軍事斗爭的背景下，“交子”成為北宋政權緩解財政危機、增加軍費開支、與西夏政權抗衡的一種經濟“武器”。

但由于北宋政府從最初的“適量發行”到后來宋徽宗時期的“濫發濫用”，造成了“交子”的大幅度貶值，使得這種先進的貨幣形態未能真正發揮作用，只是暫時緩解了宋對西夏戰爭的財政負擔，間接影響了北宋政治經濟的穩定性。

一、“交子”產生的原因

稍微了解中國貨幣史的人大都知道，中國乃至世界上最早的紙幣出現在我國的北宋時期，它就是宋初川峽諸路（主要指今四川地區）的“交子”，“交子”的產生有偶然性，但更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產物。

（一） 商品經濟的發展

商品經濟的發展促進了貨幣流通，而貨幣的大量遷移，產生了金屬貨幣的攜帶問題。這一問題最早出現在四川地區，大量的鐵錢在本地商品貿易中流轉，貨幣不便攜帶的難題無時無刻不困擾著各路商賈。

隨著商品、貨幣流通的興盛，買賣雙方逐漸形成了“匯”“兌”的商業關系，并發展成為早期的商業信貸，在此基礎上，便于攜帶和結算的貨幣——“交子”隨之出現，其最初的作用純粹只是為了代替四川鐵錢的流通。

（二） 邊境貿易的需求

宋與黨項、契丹等少數民族政權的邊境貿易在斷斷續續中不斷發展，形成了一定規模。除了在“和市”和“榷場”進行以物易物、互換有無外，很多時候還是要通過金屬貨幣來進行結算。

當時北宋所鑄錢幣不但支撐著各方的貿易關系，還成為遼、夏等少數民族政權的通用貨幣（考古資料證明，黨項、契丹都流通宋代錢幣。

為了控制愈演愈烈的錢幣外流現象，北宋政府對采礦鑄錢、錢幣流通、錢幣盜鑄、錢幣出入國門等，采取了諸多限制措施，比如據《宋史·食貨志》載：

“凡小山之出銅者悉禁民采，并以給官鑄焉”；

“銅錢闌出江南、塞外及南蕃諸國，差定其法，至二貫者徒一年，三貫以上棄市，募告者賞之”。

盡管北宋政府采取了各種手段加強對銅礦開采和銅幣流通的管理，但由于政策的搖擺以及商品貨幣流通的自然屬性等等原因，仍導致北宋銅錢大量外流，甚至還大量流通到高麗、日本以及東南亞的交趾等地區，以至宋人記載說

“四夷皆仰中國之銅幣，歲闌出塞外者不貲”

“泄中國之錢與北者，歲不知其幾何”。

熙寧、元豐年間實行新政，取消了銅錢出口之禁，大臣張方平雖極力向宋神宗進諫，稱“削除錢禁會造成邊關重車而出，海舶飽載而歸……錢本中國寶貨，今乃與四夷共用的局面，但卻未被神宗采納，直到元豐末年，才復申錢幣闌出之禁。

（三） 貨幣職能的需要

金屬貨幣的一個優點就是便于貯藏，我國歷朝歷代皆有此習，北宋時期亦不例外。大家富戶不但喜愛貯藏金、銀，也會貯藏大量銅錢，如宋真宗時青州有個地主，據何薳《春渚紀聞》卷二中記述：

“其富三世，自其祖以錢十萬鎮庫，未嘗用也。”

后該人因犯罪被抄家，就是靠著這數十萬緡的窖藏錢幣重新發家；又如，宋仁宗時為了防御西夏，曾向一李姓大戶借二十余萬貫錢用作兵費，這在《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三八八里是這樣說的：

“借（永興軍）大姓李氏錢二十余萬貫，后與數人京官名目以償之。”

更有甚者連僧道也會積貯大批金、銀、銅錢以備后用，可見民間貯藏錢幣十分盛行。

凡此種種，都說明相當可觀的銅錢被埋入地下而不能進入流通領域。由于銅貴錢賤，銅錢的實際購買力低于自身價值，這使得民間熔毀銅幣的情況十分嚴重，

“銷熔十錢，得精銅一兩，造作器物，獲利五倍”，

熔毀十文銅錢制作的器物可以賣到五十文錢。還有將銅錢熔化，私鑄成質量低劣的偽幣的情況也屢禁不絕，劣幣驅逐良幣.

優質銅錢被擠出流通領域，這些原因綜合起來，最終造成了北宋名臣張方平所說的銅錢短缺現象。

“比年公私上下，并苦乏錢，百貨不通，萬商束手……人情窘迫，謂之錢荒”，

（四） 手工業的發展

宋代手工業得到了巨大發展，與紙幣有關的造紙、印刷、文房用品的生產技術都上了一個新的臺階，其中造紙術和雕版印刷技術的成熟，為“交子”的出現和發展奠定了物質基礎，并提供了強有力的技術支持。

宋代的造紙技術有了很大的進步和發展，主要體現在紙質的提高上，宋紙不但用于寫字、作畫、印刷書籍等，還能制作成韌性強、用紙量大的紙衣、紙被、紙帳等生活用品；另外，紙的品種更加多種多樣，制紙原料也有擴大，麻、竹、桑皮、麥莖、稻稈、楮等都可制紙，宋代的“交子”就是以楮紙印造，這也是紙幣又稱“楮幣”的原因。

宋代的雕版印刷適應了社會的廣泛需求，得到了很大發展，由于政府諸如詔敕之類的文告需要雕版印刷；

文化教育事業的日益發達，要求印刷又多、又快、又好，使雕版印刷業空前興盛起來。

此外，造紙工匠和刻字工匠等手工業者知識水平和技術水準的不斷提高以及他們的辛勤勞動，才是這些重大成就的根本保障。

二、“交子”流通的發展變化

前文說過“交子”先起于川峽諸路，這主要是由以下三個方面共同作用形成的：

1.川峽諸路的成都府路經濟狀況僅次于兩浙路，商品交換興盛；

2.當地的主要流通貨幣為鐵錢，攜帶不方便：

“川界用鐵錢，小錢每十貫重六十五斤，折大錢一貫重十二斤，街市買賣，至三、五貫文，即難以攜持”；

3.本地區地形復雜，多山地，商人們千里行商還要攜帶大量笨重的金屬貨幣奔走往來，既不安全又不方便。由此，便于攜帶、兌換的“交子”應運而生。

它最初是由民間自由發行，因時常會產生經濟糾紛，天圣元年（1024年）改為官辦，由北宋政府在益州設“交子務”。

自天圣元年到宋神宗年間，蜀川路的“交子”改為官辦之后，大體上是穩定的。

川峽諸路生產情況除夔州路外，都是不斷增長的，這個區域市場頗為活躍。

這一時期的“交子”發行量適中，準備金充足，促進了當地的商品流通和交換，對商品經濟的發展產生了有益的影響。

宋神宗熙寧年間，由于西北用兵，為解決財政困難，于熙寧二年置潞州“交子務”，熙寧四年“陜西已行交子”。

北宋第一次在陜西推行“交子”時，宋神宗曾言

“行交子，誠不得已，若素有法制，財用既足，則自不須此”。

這一時期，“交子”雖然在陜西發行和流通時間不長，但也充分反映了在與西夏等少數民族政權的斗爭中。

北宋政權由于財政捉襟見肘，意欲通過增大“交子”的發行量和流通區域，達到增加軍費開支，解決財政困難，遏制西夏及遼勢力發展的目的。

到宋徽宗時期，“交子”的發行逐漸變得不穩定，幣值也大幅度貶值。

但當權的蔡京集團非但沒有解決這個問題，反而為緩解陜西沿邊糴買，又擴大了“交子”的發行量。

自崇寧以來，蔡京集團便打算“令諸路更用錢引，準新樣印制”，把“交子”推行到諸路，結果僅推廣到陜西、河東沿邊兩路。

大觀元年（1107年），蔡京集團將益州交子務改為錢引務，于是河湟用兵的費用，全仰仗紙幣解決，“交子”的發行額陡然地增加起來。

三、“交子”發行量及幣值的變化

（一）發行量的變化

天圣元年（1023年），官府印行的“第一界交子”為1256340貫，折合銅錢約125000貫，到宋神宗時增加了一倍，改為兩界通行。

“界”是宋政府規定的紙幣的使用和兌換期限，一界約為2年，其目的是控制紙幣的發行量，能夠保證兌現。

這一時期“交子”的發行量是適中的，與商品流通和市場需求基本吻合，起到了促進商品經濟發展的作用。

然而，宋政府并沒有一直遵守“界”的規定，按照最初的定額、商品經濟的需要和財政支付能力來發行“交子”，而是為了應付由戰爭所引發的財政危機，逐漸加大“交子”的發行量，終于一步步滑出了“界”。

（二）幣值的變化

從“交子”的幣值變化來看，還出現了“舊日蜀人利交子輕便，一貫有賣一貫一百者”的情況，

“天圣元年開始發行時為1256340貫，折合銅錢不過125000多貫”，

這時“交子”和銅錢基本上是一比一的比值。到宋神宗熙寧十年之后，第二十六界交子賣九百四十、第二十七界交子賣九百六十，“交子”也只是稍微貶值了4%到6%，尚在可控范圍之內。

到宋哲宗元祐年間，“交子”每貫“止賣九百以上”，“交子”貶值已達10%。

宋徽宗時期“交子”發行量大增。

僅崇寧四年（1105年）發行額就達到了31956340貫，超出了天圣元年的20余倍，從而引發“交子”幣值大幅度下跌，造成“價愈損，及更界年，新交子一乃當舊者之四”，即貶值了75%，甚至出現了錢引原價一貫，今每道止值一百的現象。

四、夏宋關系對“交子”的影響

自1038年（夏天授禮法延祚元年，宋寶元元年）元昊稱帝后，為了站穩腳跟，擴大地盤，開始醞釀發動侵宋戰爭。

1040年正月，夏、宋三川口（今陜西延安西北）之戰爆發，北宋慘敗。1041年（夏天授禮法延祚四年，宋康定二年）二月，宋夏在好水川（今寧夏隆德至西吉兩縣間）再次爆發戰爭，前期宋軍在范仲淹的指揮下取得連續勝利。

后期由于宋將任福輕敵冒進，宋軍在好水川被元昊十萬大軍包圍，死傷近萬，幾乎全軍覆沒，元昊大獲全勝。

1042年（夏天授禮法延祚五年，宋慶歷二年）九月，在定川砦（今寧夏固原西北）一戰又以元昊勝利而告終，加之其他一些大小戰斗，元昊每每擄掠大量牛羊和財物而返。

雖然元昊每次的勝利只是劫掠財富，并沒有占領北宋的大片領土，但對趙宋王朝的負面影響是非常大的。

為了防御西夏，范仲淹還建議或親自進筑保安軍德靖寨，西至慶州界、環州西至鎮戎軍界一系列堡寨。僅在今慶陽地區修復的城寨有鐵邊砦（屬安化）、葫蘆泉砦（屬環縣）……肅遠城（屬環縣）、烏侖城（屬環縣）等二十九座。

同時，為了招撫沿邊少數民族和獎勵軍功也要不斷派發財物，比如：范仲淹巡邊至環州時，即對八百多名羌酋進行慰問，發給衣物繒彩，對有功者嘉獎銀帶等物……

同時，范仲淹還設宴款待一千多名屬戶蕃官，并論功行賞，獎以彩絹、角茶……銀交椅等，并且這種廣修城寨、拉攏首鼠兩端部族首領的政策，一直延續到北宋滅亡的前期。

此外，由于宋軍戰斗力不強，為了保證其在軍事對抗中不落下風，最簡單的辦法就是擴充軍隊。關于宋初軍隊數量并無統一的說法，用其本朝三司使張方平的說法是：

“太祖皇帝取荊、潭，收蜀、廣南、江南，備晉寇，御西戎、北狄，計所畜兵不及十五萬。太宗皇帝平太原，備遷賊，御北敵，料簡軍旅，增修戎備，志在收取燕薊，然畜兵亦不過四十萬。”

到了宋仁宗慶歷年間，由于西夏建國，宋夏戰爭爆發，北宋軍隊人數激增：仁宗時，元昊反，西邊用師，多募禁軍……故慶歷中，內外禁、廂軍總一百二十五萬。數年之后宋代軍隊數量達到最高峰：

“皇祐之初，兵已一百四十一萬。”

其中，為了應付與西夏的戰爭，北宋將數十萬大軍駐守陜西、河東一帶，自劉平敗于延州，任福敗于鎮戎，葛懷敏敗于渭州，賊聲益振。

“然所以復守巢穴者，蓋鄜延路屯兵六萬八千，環慶路五萬，涇原路七萬，秦鳳路二萬七千，有以牽其勢也。”

這就使政府每年付出的軍費開支大量增加。沉重的兵費再加上其他繁冗的政府開支，導致宋政權財政到了瀕臨破產的地步。宋、夏戰爭給宋政權帶來的直接影響就是“外蕃叛”“盜賊起”“水患作”“民力困”“財用乏”，而前幾項最終都會作用于“財用乏”形成惡性循環，使北宋政權始終入不敷出。

“夏天授禮法延祚六年（1043年，宋慶歷三年）權三司使事王堯臣曾統計，在元昊侵邊前，陜西每年支出錢帛1550萬；而侵邊以來，每年支出達3363萬。河東原來每年支出錢帛糧草859萬，而戰爭以來增至1303萬。”

盡管雙方于夏天授禮法延祚七年（1044年，宋慶歷四年）締結了慶歷和約，略微緩解了一點北宋的壓力，但“交子”還是超出了其使用范圍，

“宋仁宗慶歷四年、七年以及皇祐三年因西北邊防吃緊……因而“交子”前后有60萬貫挪到秦州借支”。

同時，在這一時期，據《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五九記載：宋慶歷六年（1046年），蕃官劉化基“以官鈔易馬”；《宋會要輯稿》卷一九九《蕃七·歷代朝貢》也有：宋慶歷七年（1047年），西夏、唃廝啰著人收買“陜西糧草、交鈔”的記錄。

這說明，當時在宋、夏邊境貿易中存在著以“交子”為結算物的情況。公元1067年宋神宗繼位，其在政治上啟用王安石變法，在軍事上力圖以武力解決西夏的軍事威脅；而在西夏方面，毅宗諒祚去世，年僅7歲的惠宗秉常繼位，西夏統治集團內部斗爭激烈，加之連年災荒，北宋想借機打擊西夏。

因此，當年十月宋軍進占西夏綏州，打破了宋夏20年的和平局面，也帶來了半個多世紀的戰事，直至北宋滅亡。

宋神宗熙寧年間，為募集軍費、解決財政困難，先后三次在陜西、河東發行并流通“交子”。對照歷史的時間表，熙寧二年，宋、夏之間進行堡寨爭奪戰；熙寧四年開始圍繞綏州羅兀城展開一系列戰斗；以及熙寧五年在河湟地區開始的“熙河之役”，

“欲取西夏，當先復河、湟，則夏人有腹背受敵之憂”。

尤其是在熙寧七年北宋推行置將法，陸續設置了100多將，其中為防備西夏，在西北邊境上就置有42將，約二三十萬士兵，解釋了北宋政府數次試圖在本地區推廣“交子”的根本原因。宋元祐年間（1086-1094年），正是梁乞逋任西夏國相，執掌西夏大權的時期，由于梁乞逋窮兵黷武，頻繁發動對宋戰爭，造成雙方戰事接連不斷，此時，北宋政權受戰事拖累而大發紙幣用于軍需，導致“交子”貶值達10%。

到宋徽宗時期，以蔡京、童貫為首的統治集團為鞏固其在朝廷中的地位，大力開邊，進攻西夏和吐蕃；而西夏方面，自崇宗乾順親政后，對內實行漢化，推行文治，對外依附遼國，雙方互有攻守，互有勝負。

西夏在對宋戰略上由攻勢轉為守勢，而北宋由熙寧年間的防御策略改為此時的以進攻為主。宋崇寧三年（1104年）王厚率軍收復鄯州、廓州，將分裂的吐蕃各族納入中央王朝，從側面打擊了西夏。夏雍寧二年（1115年，宋政和五年），北宋以童貫為首發六路大軍進擊西夏，在多次戰斗中宋軍都損失慘重，傷亡數以十萬計；1119年（夏元德元年，宋宣和元年）是宋夏激戰的最后一年，這一年宋軍取得了一些“勝利”，攻占了被西夏人認為皆不毛之地的震武、永和、割踏等城砦，這些被童貫稱為大捷的勝利，反而使北宋背負了更大的負擔。

由于長期的戰事以及勝利后為所占堡寨提供的糧餉支持，使北宋政權背負了更加沉重的經濟負擔。為了緩解這種壓力，宋徽宗——蔡京集團不是采用停戰歇兵、休養生息、發展經濟的方法，而是采用更大規模發行紙幣的方式來應付陜西沿邊糴買和龐大的軍費開支等。

“崇寧四年改稱錢引之后，發行額數為26556340貫，當年又增造了540萬貫；到大觀元年，在四年的底數上增造了554萬貫”，使“交子”貶值達75%，造成通貨膨脹、幣值大跌、政府威信全無的結果，也間接加速了北宋政權的覆滅。”

公元1115年（金收國元年），女真族建立金國，僅用10年滅亡了遼國，用12年消滅了北宋。此后的南宋政權雖然已把紙幣變成了其統治地區普遍行使的貨幣，但由于此時西夏與南宋已沒有領土接壤，西夏對于南宋紙幣的發行、發展的影響也變得日益衰微。

五、結語

綜觀全文不難發現，宋代“交子”的產生主要是因商品經濟的發展，邊境貿易的需要，貨幣職能的需要以及手工業的發展。北宋“交子”的發行區域、發行數量自始至終都受其與西夏關系的影響。

正是由于西夏長期侵擾產生的“蝴蝶效應”，才使原本只存在和流通于川峽地區的“交子”得以向西發展，并屢次擴大發行量，引發通貨膨脹，進而動搖了北宋統治的根基，為其滅亡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