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載于《三聯生活周刊》2020年第5-6期，原文標題《豬從何來：非洲豬瘟陰影下的復產困境》，嚴禁私自轉載，侵權必究豬肉價格始終在高位徘徊的原因是高昂的豬價，而因非洲豬瘟直接或間接損失的生豬則是豬價居高不下的根源。生豬復產作為唯一的解決之

本文刊載于《三聯生活周刊》2020年第5-6期，原文標題《豬從何來：非洲豬瘟陰影下的復產困境》，嚴禁私自轉載，侵權必究

豬肉價格始終在高位徘徊的原因是高昂的豬價，而因非洲豬瘟直接或間接損失的生豬則是豬價居高不下的根源。生豬復產作為唯一的解決之道，在豬瘟遠未散去的陰影下，將帶來生豬養殖結構的變革。

記者/劉暢

（插圖 老牛）

豬欄失守

湖南省醴陵市年近60的豬農張巖每天捧著手機看豬價。自他入行以來，現在全國的豬肉價和豬價都是天價。“一頭肥豬只要能賣到每公斤16元，并且玉米飼料的價格不超過豬價的1/6，豬農就不虧”的公式早已不需思索，他看到本地每公斤36元的生豬價格已持續近一個月，飼料價格的比例又已降到豬價的1/18，他喂養著200多頭小豬，卻無法喜笑顏開。

2019年12月底，醴陵的雨未曾停歇。像科學家進實驗室，五大三粗的張巖每天進入豬圈前，都要換上消毒后的衣褲，為防止雨匯成的水流卷起帶有非洲豬瘟病毒的泥土污染鞋底，鞋也不會放過。但如同不知雨何時下何時停，他仍然擔心在至少半年的養殖期內，5個月前的悲劇會否驟然重演。而張巖有豬可養，已屬幸運，他們村原本有二三十戶豬農，是市里養殖戶最多的村之一。非洲豬瘟肆虐一次之后，算上他只有兩三戶復養，豬價再高也與豬農無關。

“先是母豬，后是肥豬，之后是小豬。先是發熱、不吃料，之后就是渾身起紫色的出血點、口鼻流血，轉天就能成片地死。”現在回想起降臨到自己家的非洲豬瘟疫情，張巖感到無可奈何，不僅因為病毒兇險，更因為他們重重設防，還是沒能逃過非洲豬瘟在全國蔓延的大勢。

湖南是全國的生豬養殖大省，隸屬湖南株洲的醴陵是其中一個主產區，全市生豬養殖人員超過5000人，每年能出欄80多萬頭。正常情況下，除了供應本市、本省，也向四川、廣東等地販豬。2018年8月，東北爆出第一起非洲豬瘟疫情后，張巖拿到非洲豬瘟的宣傳手冊，醴陵境內的高速公路上也設卡，檢查往來販運的豬車有無證件。

豬病專家樊福好向本刊介紹，非洲豬瘟病毒最直接的傳播方式原本是糞口傳播，病毒不會擴散到空氣中，傳染能力不是很強，根據俄羅斯的經驗，非洲豬瘟病毒的自然傳播速度每年僅100公里。但帶有病毒的凍豬肉流入市場，餐館中受污染的泔水被帶回豬圈，運過病豬的豬車也幾乎暢通無阻地將病毒帶往全國各地，隨意丟棄、掩埋的死豬，又污染土壤和水源。各省開始淪陷，省際間的生豬運輸也被禁止。2018年10月湖南常德失守，11月醴陵全市的養殖戶開始自發組織志愿者聯盟，在各個路口設置關卡，攔截來歷不明的運豬車。“當地政府設的關卡24小時值守，我們志愿者不放心，也輪流全天候參與協守。而政府只在高速路上設卡，志愿者還在與外市縣臨界的通道上巡查。”

值守起到了效果，當周邊省市均已“中招”時，疫情仍沒有在醴陵市內出現，尤其當2019年4月廣西、廣東的非洲豬瘟大爆發后，湖南省內湘潭、瀏陽等地失守，養殖戶們加強了巡邏的力度。當地獸醫黃志向我回憶，他們的志愿者曾在5月底的一天深夜，在高速上看到4輛滿載著生豬的三層運豬車經過醴陵市的開發區，志愿者們跟蹤時發現，車是江西牌照，豬車前面有兩輛小車開道，后面有兩輛小車護送并阻攔志愿者的跟蹤。“當時運豬車的車速達120千米/小時，闖紅燈全速通過，最后目標丟失，去向不明。”

地處湖南、江西交界的醴陵，向北可通冀、魯、鄂，向南可通贛、皖、江、浙，四通八達的交通，使得養殖戶的自發組織難以編織起一道密不透風的防護網。“6月時，下面村里的一個養豬場引進廣西運來的豬苗不久，豬場的豬就開始大規模死亡。死豬被隨便埋在地里，被野狗拖得到處都是。很快附近的養豬場也中招了。”黃志養豬30余年，又有專業知識，市里的許多養豬戶都喜歡聽他的意見。附近養豬場的豬農聽了黃志的建議，在山上挖坑，撒下生石灰，把被傳染的200多頭死豬用塑料袋包好，埋進坑里，再用石灰覆蓋，避免再次傳染。

那時已無濟于事。當地村民告訴本刊，一旦出現生豬大面積死亡，污染土壤變得難以避免，“一天4個人要埋90頭豬，還要照顧沒病死的豬，根本埋不過來”。而張巖所在村的旁邊是全市的無害化處理中心，本市的死豬和非法運來的來歷不明的豬都在這里處理后煉油。7月初時無害化處理中心停電了兩天，死豬從處理中心溢出來，臭味熏天。張巖說，其他村都是零星發病，自無害化處理中心出現問題后，他們村的養殖戶全部“中招”，“幾十頭豬一天就死光了”。

“豬得病的癥狀與宣傳手冊上一模一樣，但檢疫部門不承認是非洲豬瘟。”該村村民告訴本刊，每個村都配有獸醫站和相關的檢疫員，可是村民找到檢疫員上報，檢疫員不到現場便告知村民是“高熱病”。“得‘高熱病’的豬確實也不吃料，但很好治，打一針就好了。這次的豬打了一針之后，第二天就死了。”黃志在全市都見到類似的情況，有豬農偷偷請他為自己的豬做病毒檢測。“有些檢疫部門取了檢疫樣本，卻遲遲沒有下文。而根據2018年12月農業農村部的通知，只有他們認知的實驗室可以檢測非洲豬瘟病毒，其他的檢疫機構不允許提供相關的服務。”結果便是，醴陵至今仍不在非洲豬瘟的疫區之列。

按照國家財政部、農業農村部在2018年9月13日發布的通知，非洲豬瘟被納入強制撲殺補助范圍，每頭豬的補助標準暫定為1200元，各地可根據豬的品種和大小細化標準，中央財政提供部分比例的補助，其余由地方財政解決。但是沒有認定非洲豬瘟疫情，就沒有撲殺補貼，便沒有巨額的地方財政負擔。“母豬上了保險，每頭能補貼1000元。”張巖起初想留下一兩頭肥豬做繁育后代的母豬，以備日后“東山再起”，可當時的形勢已容不得他心存僥幸，他自掏腰包，花2萬多元請人用挖掘機，把自家的300多頭豬在死光之前，全部撲殺，深埋到坑里，自己損失了二三十萬元。

大部分村民則選擇在豬未發病前，便向外拋售，甚至因為無從鑒定的恐慌，即使沒有生病的豬也不放過。在張巖所在的村，原先只供應本市的生豬，最遠被賣到廣東，村中全部1000多頭豬，在兩個月內清理一空，一頭不剩。張巖記得，起初檢疫部門查得嚴，沒有跨省出境的A票不放行，7月之后運豬的量太大，檢疫的口子被徹底沖開。他不知道本村的豬里，賣出的豬所占的比例，但黃志結合各個村的信息估計，7月至9月間，至少有20萬頭豬流出醴陵，幾乎流向全國各地。

拋售下的炒豬團

“以前我們都是按照每天的豬價賣豬，到了非洲豬瘟爆發的時候，中介說多少就多少。醴陵的豬農拋售時，平均一頭豬一斤四五塊錢，最低的一斤兩塊錢，一頭300斤的豬還換不來一個保險箱。”黃志告訴我，幾乎全國都發生過的現象在醴陵重演。自打拋售開始，大量豬農自此與豬價告別。

轉變源于豬農們平時接觸的豬販，他們稱之為“中介”。豬農養的豬變為城市市場中的豬肉，需要由豬販將從豬農手中收來的豬賣到屠宰場，屠宰后運往豬肉市場。“2018年上半年廣西的疫情嚴峻時，高速公路上綿延幾公里都是運豬車，大豬、小豬都有，有的車上豬整排地死，路邊堆滿死豬。”非洲豬瘟爆發時，在省際間運豬掙取差價的豬販被稱為“炒豬團”，醴陵的豬販蔡輝是其中之一，他也成為生豬在中國流通的見證者。“廣西當時拋售的豬，大量流向了河南的屠宰場，屠宰場日夜不停，外面仍排著數公里的車等候。”

30有余的蔡輝受開豬場的父母影響，從2011年開始養豬。像大多數豬農一樣，起步階段每年的收益都用來擴大再生產，但2014年時豬價低，3年多的勞動沒有收益，他沒有像老一輩的豬農繼續“忍辱負重”，而是加入有上百個豬販的微信群，轉而涉足養豬行業的下游。因近些年各地加強環境保護力度，南方許多小豬場拆遷，他的主要業務便是跑到拆遷地收豬，往北方賣。他由此基本不涉足醴陵本地的生意，也看不上一次五六百頭生豬以下的業務，卻把全國的情況摸得清清楚楚。

“只要一個地方的豬開始大規模出欄，非洲豬瘟就不遠了。”蔡輝曾在2019年春節時與黃志打賭，因為醴陵本地的豬在7月將大量出欄，屆時運豬車一到，非洲豬瘟必然如影隨形。他深知，正像國家農業農村部副部長于康震在2019年7月的一次例行新聞吹風會上所總結的，“基層防疫體系‘網破、線斷、人散’的情況比較普遍”，爆發疫情地區的生豬，很難不往高價地區滲透。

按照中國防疫體系的安排，生豬出欄必須到獸醫站做產地檢疫，派發檢疫合格證，然后才能運到屠宰場。只能在省內流通的檢疫合格證被稱為“B票”，而“A票”則可以在省際間流通。自2018年8月中國出現非洲豬瘟疫情以來，農業農村部要求，只要一個縣發現一起疫情，該縣的生豬就被限制在它所隸屬市內，該市其余各縣的生豬也被禁止調出本省；一旦縣里發現的疫情超過一起，該縣的生豬就被限制在本縣之內，并且禁止它所在市的其余各縣生豬調出本市；而有兩個及以上市發生疫情的省，則該省的生豬不得外調。

但類似的規定形同虛設。“A票1萬多塊錢一張。”蔡輝以其親身經歷告訴本刊，檢疫員的檢疫環節基本是走形式，檢疫員不會下到豬圈檢測，豬農可以提供未患病豬的樣本。疫情爆發后，出現豬車集中在獸醫站排隊檢票的情況，但檢疫票可以買，甚至在禁止省際運輸，檢疫員不能開具檢疫票時，只要檢疫員放行，豬販們便有辦法。沒有出產地檢疫票的豬車可以到目的地的檢疫站再“洗白”，作為當地豬販賣。雖然高速路上設卡，但即便有被查處的風險，豬車也可以選擇小路迂回。“何況各種車都可以運豬，小貨車、面包車都行，甚至有人把水泥罐車的罐掏一個洞，把豬放進去。”

豬販們的“嗅覺”非常靈敏，一旦發現某地的豬價大幅下跌，便知道當地爆發了豬瘟，豬農在恐慌中拋售生豬。蔡輝2019年原本在家飼養母豬，準備繁育豬苗，6月下旬加入炒豬團的行列，前往廣西。此后兩個月，他將廣西、湖南等地收來的生豬，幾乎都賣到河南，“有一次在湖南三天就收了1800多頭豬”。

“一頭豬一斤才賣幾毛錢，甚至有的豬農不要錢，只要豬販能把豬拉走就行，否則豬死了連埋的地方也沒有。”蔡輝到達廣西時，已接近當地拋售的尾聲，仍見到豬農的慘狀，同為養豬人，他心有不忍。而正是因為出產地極低的價格，當他把平均200余斤的生豬以14元一公斤賣到河南，即使刨去2萬多元的運費，仍能從中掙得巨大的差價，數月間獲利數十萬。

只要省際間存在價格差，炒豬團便有活動的空間。而一地的豬農拋售時，豬肉價格便與生豬價暫時脫鉤了，當生豬價格再次傳遞到豬肉價格上時，二者的價格便達到了歷史最高點。

“廣西那時飯館里連一份‘小炒肉’都買不到。”蔡輝發現疫情爆發時，當地的豬肉交易幾乎停止了。黃志則在2019年7、8月份醴陵拋售生豬最盛時看到，因大量拋售的生豬進入屠宰場，那時醴陵當地的豬肉價格平均為每公斤24元左右，仍屬于正常價格。從8月底開始，肥豬的短缺逐漸凸顯，生豬價格飆升至平均每公斤近30元，豬肉價格相應地達到每公斤40元。10月底時，豬肉價格更是達到每公斤66元左右。

類似的情況在出現非洲豬瘟的地區輪番上演。而從整體上看，據公開資料顯示，自5月廣西、廣東紛紛大面積“中招”以來，豬肉價格的漲幅增大，從每公斤15元左右，至8月湖南大面積爆發非洲豬瘟后，上漲到每公斤23元，相比之下，前一年同期的漲幅只有3元，最高的價格每公斤也只有13元。而8、9月份云貴地區也相繼“中招”，豬價因之繼續暴漲。而抱著豬價繼續暴漲的預期，欄中仍有豬幸存的豬農推遲出欄。“一般情況下200多斤的豬肯定會出欄了，非洲豬瘟出現之后，300多斤的大豬變得很普遍。”黃志告訴我，除了壓欄之外，將商品母豬留下來用作繁育的母豬，同樣也壓縮了豬肉的供給。結果便是，即使2019年9月19日中央開始投放儲備豬肉，10月全國的豬肉價格仍然達到每公斤36元。

直到11月中央和各地投放儲備肉的效果開始顯現，高昂的豬肉價格也在不斷削減消費者的需求，肉價回落到每公斤35元，并在12月繼續小幅降低。至本刊截稿，儲備肉已斷斷續續投放6次，但豬肉價格仍處在歷史最高位。

“拋開偷運生豬的因素，省際間禁止生豬的流通，不但豬價低的地方的豬會流向高的地方，低價地區的豬價也會相應抬高。”蔡輝告訴本刊，8、9月份云貴地區爆發非洲豬瘟以來，除偏遠的新疆、西藏外，其余各地幾乎都被非洲豬瘟占領，拋售行為接近尾聲，各地的豬價趨于平均，整體上“北賤南貴”，大致恢復到非洲豬瘟前的價格格局，炒豬團也隨之基本銷聲匿跡。

蔡輝告訴我，經過2019年全國范圍的拋售，炒豬團和私自放行的檢疫員發了一筆國難財。而形式上的抽檢本就容易漏掉帶有非洲豬瘟病毒的屠宰場，也幾乎不會遵循將生豬送入屠宰場后，停食靜養24小時的規矩，豬在死前是否被感染的狀態無從用肉眼判斷，便將肉存入冷庫，待價而沽。但這些投機行為終難長久，因為他們都將面臨相同的問題——沒有豬了。

復產之難

張巖所在村的豬疫病過后一頭不剩。據黃志統計，醴陵2019年損失了近一半的生豬。而據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業內人士講，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18年中國出欄生豬6.9億頭，農業農村部則顯示，2019年前10個月的生豬存欄最大減少四成，推算下來，10月前中國便死掉了近2億頭豬。

被處理的豬既有已經出欄的肥豬，也包括未成熟的小豬，乃至用于繁育后代的母豬，生豬數量的恢復由此變得相當漫長。

“近些年來，我國每年對豬肉的需求在5200萬至5500萬噸之間，達全世界需求的一半。為持續滿足這樣的需求，2011年前后，農業部曾劃定4500萬頭能繁育母豬的警戒線。近些年，每頭母豬每年的產仔量上升到20只左右，警戒線下降到4200萬頭左右。”長期從事市場管理與經濟研究的肇慶市某單位干部陳賢棠向本刊介紹：“2019年非洲豬瘟疫情過后，11月農業農村部的公開資料則稱，目前規模豬場的能繁母豬有600萬頭。而因為飼養母豬需要人工授精的輸精設備、保溫箱等專業裝備，高昂的成本使大部分散小戶不會飼養母豬，根據散小戶與規模場各貢獻一半比例的生豬推算，目前全國所有養殖場加在一起，至多有能繁母豬800萬頭。”

他為我計算恢復生產能力的可能性：“由于非洲豬瘟的危險如故，能繁母豬的淘汰率比正常年景的1/4高得多；而此次疫情后，許多豬接種過不成熟的非洲豬瘟疫苗，接種后出現母豬難以懷孕、生產仔豬數量銳減、仔豬出現死胎、仔豬帶有非洲豬瘟病毒的幾率大增等情況，即使所生豬仔一半為母豬，預計今年新增的能繁母豬也不超過500萬頭，所有的能繁母豬不會超過1300萬頭。”

最根本的缺口難以依靠現有的規模填補，豬價便不會徹底回落，于豬農始終有利潤可言。而為了增加產能，自2019年8月開始，四川、廣東等地相繼推出鼓勵生豬生產的政策，增加豬農借貸手段，放寬批地建豬場的限制；甚至農業農村部在12月19日發布通知，興辦動物飼養場所（養殖小區）、動物隔離場所、動物屠宰加工場所，以及無害化處理場所之間選址距離的規定也被暫停執行。

豬農卻并不“知趣”。雖然圈內流傳著“養十頭母豬，明年開寶馬”的說法，可黃志從找他的客戶那里發現，醴陵市內自2019年10月豬價前所未有的高開始，便有人動起復產的心思，但如今全市復產的豬農僅100多人，大部分復產不到一個月，而且只是往豬欄里投入一二十頭豬，當作“哨兵”。

許多豬農喪失了養豬的勇氣。“一家大型養殖公司來醴陵的鎮上采樣，發現連公交車旁都有非洲豬瘟的病毒。”黃志的所見，證實了樊福好的觀點——豬農身處被非洲豬瘟污染的環境中，對養豬、殺豬場所之間的距離不加限制，會增加傳染的風險。而相比此前曾在中國蔓延的豬藍耳病等疫情，非洲豬瘟的風險目前并沒有有效的疫苗做抵消。“非洲豬瘟病毒巨大，且結構特別復雜。現有疫苗大多會最終導致生豬死亡。”黃志告訴本刊，醴陵從2019年7月份陸續有豬農為生豬注射疫苗，一時保住了豬場，但過了兩個月，肥豬仍舊大批死亡，有些豬場從700頭銳減至50多頭；“而幸存的母豬生下的豬仔又多死胎，哺乳期的仔豬死亡率也偏高，斷奶時僅能存活五六只，比正常情況低了一半”。

從全國范圍看，豬農擔憂疫病死灰復燃，也不是空穴來風。蔡輝告訴我：“從一只作為能繁殖母豬的小豬仔27天斷奶，直至13個月后它才能開始生產。”而相關業內人士依照農業農村部提供的全國生豬存欄、能繁母豬存欄的環比和同比數據分析，自非洲豬瘟在中國大陸出現以來，全國各地、每個季節都會有疫情發生，冬季、春節后、雨季又是爆發的高峰。“豬在冬季抵抗力最差，北方的豬舍尤其難以兼顧通風與保暖；低溫帶來的結冰和雨雪、泥漿，又大幅降低消毒的效果。春節后則人口流動大、監管薄弱的農貿市場繁榮，易于非洲豬瘟的傳播。”

該業內人士將當年冬季至次年夏季作為一個非洲豬瘟的疫情周期，東北、華北地區已經跨越疫情周期，依靠涌益咨詢的數據，他發現與2018年爆發疫情前相比，東北三省從2019年5月后開始恢復生豬存欄，直到10月恢復到最高，但冬季后疫情又嚴重起來。“截至12月25日的數據顯示，冬季的疫情已將黑龍江今夏新增的母豬存欄全部消滅，并使母豬存欄創下2018年8月爆發疫情以來的新低。”

更多豬農即使有養殖的勇氣，也已失去養豬的資本。“以前村里遍地豬苗，每只豬苗最貴800元，每頭母豬最貴2000元。疫情過后，繞著村里轉兩三天也見不到一只小豬仔，醴陵下屬鎮里的豬苗如今每只1200元，母豬更是達到四五千元。”黃志說，相比生豬規模數十萬，即使喪失上千頭豬，仍能依靠把幸存的生豬賣出高價而獲利的大型豬場，散小戶養豬多有負債，且大型豬場大多針對病豬“拔牙”，散小戶在恐慌之下更多選擇清場，之后在豬舍里養雞、養鴨。不約而同的選擇，卻又掉入另一個供大于求的循環之中。而豬農的作息與工人不同，許多人養豬本就因為養豬比外出打工收益高，出村務工是他們最不得已的選擇，“張巖同村一位年近60的豬農如今去了外省的施工隊”。

贏者通吃的未來

有幸未中招或選擇復產的豬農，進入全新的養豬模式。張巖說，如今養豬的安全措施必須一環扣一環。豬舍必須上下兩層，上層每個豬欄中的漏板將豬糞直接漏到下層。他在兩個月前復產，復產前他用砂紙打磨豬舍中的欄桿，然后用火焰消毒器噴燒。除了進出的衣服都要替換、消毒外，疫情發生時，他看到鄉間的八哥會叼著死豬肉到處飛，更是在豬舍四周立起捕鳥網。蔡輝也有幾十頭小母豬幸存，他用專門的車拉豬、拉飼料，絕不允許外面的車靠近豬舍，每天用燒堿清理三遍地面，“地上像下雪一樣”。

黃志在村里走訪時發現，豬農的專業知識不夠，類似的嚴防死守仍可能存在盲點。即使是他千叮萬囑的豬農，復產前將豬舍內清理干凈，豬舍外卻沒有用燒堿消毒。而在樊福好看來，最重要的是像張巖的捕鳥網所實現的生物隔離，把蚊蠅、鳥、鼠、人同豬隔開。“化學消毒不見得管用，比如清洗豬車時，蒼蠅可能已經飛進了豬舍，而且化學藥品對環境的污染也很大，有些地區因過度消毒，水中已經出現了甲醛、戊二醛等劇毒物質。”

在參差不齊的養豬方式下，像蔡輝一樣有豬、有資金的幸運兒已屬實少見，張巖能夠復產200余頭豬，源于他早早采用“公司加農戶”的模式。兩年前便與江西的大型養豬場合作，豬苗和飼料均由養豬場提供，成本在出欄后從收益中扣除，若養殖時受非洲豬瘟侵害，也能按養殖時長，獲得每天8毛錢的補償，雖不及每日實際付出的人工成本，卻不至于負債累累。

但在疫情肆虐之后，張巖的養豬方式門檻并不低。與養豬場合作前，養豬場會派人到豬舍做詳細考察，“目前為了更規范地生產，豬舍的規模必須在500頭豬以上”。業內相關人士均表示，全球一半的豬在中國，但如今散小戶養豬占據全國99%以上數量、提供一半豬肉產品的格局，在未來將徹底改變。“新的競爭格局將是贏者通吃，能確保把豬養活的優勢企業將通吃不能把豬養活的各類市場主體退出后的巨大市場缺口。”

相關業內人士調研后發現，暴露在有非洲豬瘟病毒的環境下，只有豬舍完全封閉，飼料高溫消毒、水超濾、空氣高效過濾、恒溫恒濕，達到ICU病房級別的“封閉式工業化的自繁自養”，才能確保把豬養活。能達到如此水平的養豬企業，可能性最大的是能夠獲得大量社會資金的上市公司，而因其對存活率的保證，社會資本又會進一步投入其中。美國養豬業的寡頭公司，也許將是中國養豬行業的未來。“中國11家主要養豬上市公司2018年的出欄量合計為4810萬頭，僅占全國出欄量的6.9%。而美國前五大養豬公司占比接近40%，其中最大的史密斯菲爾德養豬場占到市場總額的18%。”

像張巖所依靠的“公司加農戶”模式，在未來仍將面臨分化。相關業內人士發現，目前全國所有11家上市的養豬公司中，10家公布了月度出欄量；7家暫不能確保養活豬的公司，基本都是“公司加農戶”模式，而3家能確保養活豬的上市公司則兩家自繁自養，剩下一家業界公認“公司加農戶”做得最好的公司，也在自建育肥場，加速自繁自養。

對于資金不足的中小散戶，近些年的環保要求已經消滅了一批小型豬舍。若想不被繼續淘汰，黃志琢磨著“抱團取暖”。他謀劃著自己出錢，也拉人入股，組成“養豬合作社”，投資、改建農村的養豬場，用自己的專業知識教豬農們重新養豬。

養豬的模式與豬價的關系需經過長久的考驗。目前來看，國家規定應急儲備凍豬肉每年存儲3輪，一輪最多存儲4個月，儲備肉必將受到豬肉總量縮減的影響。面對5000多萬噸的豬肉需求，數百萬噸的進口肉也只是杯水車薪。相關業內人士預計，豬價持續下降的趨勢在春節后難以持續，而決定豬價今年下半年，乃至后年走向的關鍵，取決于2019年冬天至今年夏天之間，當前已經復產的生豬能否存活，若損失極少，則豬肉供應有望在今年三、四季度增加。

回到每個家庭的廚房，即便與養豬相伴半生的黃志家里，豬肉也買得越來越少。他認為人們在非洲豬瘟之前對豬肉的巨大需求，將一去不返。“過去每天中午花30元買豬肉足夠吃，現在花50元買個肉菜也不夠吃，以后吃雞肉也不錯。”黃志說。

（感謝杜偲偲對本文的幫助，文中張巖、黃志、蔡輝均為化名）

更多精彩報道詳見本期新刊《愛的物證：為什么偏偏是這一件，如此重要？》，點擊下方商品卡即可購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