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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四史史，是中國古代撰寫的二十四部史書中前面四部史書，包括司馬遷的《史記》、班固的《漢書》、范曄的《后漢書》和陳壽的《三國志》，時間起于黃帝時期（約前2550年），止于晉武帝司馬炎咸寧六年（280年）滅亡吳國。全部以司馬遷開創的本紀、志和記傳等體例編寫，前四史涵蓋了中國古代社會的方方面面，記載了歷代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等各方面的事情，堪稱是一部中國人的古代史詩。
《史記》由西漢司馬遷著，包括十二本紀、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十表、八書，總共一百三十卷。從上古的黃帝開始，一直寫到漢武帝元狩元年，敘述了我國三千年左右的歷史。
由于中國上古的歷史悠久，從黃帝到周代初期的歷史記載較為簡略，不過司馬遷還是較為清晰和準確的記載主要歷史史實和沿革。自春秋至漢武帝的歷史越來越詳細可考，尤其是秦末至漢朝初期的歷史為重要的第一手史料，具有較高的史學價值。
《史記》是中國史學史上第一部貫通古今，網羅百代的通史名著。正因為《史記》能夠會通古今撰成一書，開啟先例，樹立榜樣，仿效這種體裁修史相繼而起。《史記》被魯迅先生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列為前“四史”之首。
《漢書》由東漢班固著，包括本紀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傳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劃分為一百二十卷。它的記事始于漢高帝劉邦元年，終于王莽地皇四年。
《漢書》把《史記》的“本紀”省稱“紀“，“列傳”省稱“傳”，“書”改曰“志”，取消了“世家”，漢代勛臣世家律編入傳。在班固寫作《漢書》初期，有人上書漢明帝，告發班固“私作國史”。班固被捕入獄，書稿也被全部查抄，后來由于他的弟弟班超上書漢明帝說明了《漢書》的價值后，漢明帝釋放了班固，并要求其繼續寫下去。經過了這番波折，使得《漢書》有當權者的影響，從司馬遷的個人修史到班固的官方介入修史的這一變化，反映了統治集團對于史學的重視，也是統治集團對于思想政治文化控制力度不斷加大的體現。
《漢書》的特點是注重史事的系統、完備，凡事力求有始有終，記述明白。這為我們了解、研究西漢歷史，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因此研究西漢歷史，無不以《漢書》作為基本史料。
《后漢書》由南朝·宋范曄著，包括十紀、八十列傳和八志（取自司馬彪《續漢書》）。記述了上起東漢的漢光武帝建武元年（25年），下至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220年），共195年的史事。
《后漢書》大部分沿襲《史記》、《漢書》的現成體例，但在成書過程中，范曄根據東漢一代歷史的具體特點，則又有所創新，有所變動。本紀方面，它不同于《漢書》的一帝一紀，而是援引《史記·秦始皇本紀》附二世胡亥和秦王子嬰的先例，在《和帝紀》(和帝劉肇）后附殤帝(殤帝劉隆)，《順帝紀》（順帝劉保）后附沖、質二帝。這既節省了篇幅，又不遺漏史實，一舉而兩得。在皇后方面，改變了《史記》與《漢書》將皇后列入《外戚傳》（呂后除外）的寫法，為皇后寫了本紀。這樣改動，符合東漢六個皇后臨朝稱制的史實。
《后漢書》中對大部分人物的褒與貶，有一個正統儒家思想的標準：有利于社稷安定、國計民生的忠貞之士，即受褒美；反之，即受貶責。這正是儒家思想深入知識分子的體現。范曄的《后漢書》成為現在研究東漢歷史的最基本的依據。
《三國志》是由西晉史學家陳壽著，全書包括三國志》全書共六十五卷，《魏書》三十卷，《蜀書》十五卷，《吳書》二十卷。記載中國三國時期的魏、蜀、吳的歷史史實，起于魏文帝曹丕黃初元年 （220年），止于吳末帝孫皓天紀四年（280年）。
《三國志》因為其過于簡略，沒有記載王侯、百官世系的“表”，也沒有記載經濟、地理、職官、禮樂、律歷等的“志”，與《史記》和《漢書》所確立下來的一般正史的規范有較多差異。從篇幅來看，《魏書》約占全書的二分之一，《吳書》約占三分之一，《蜀書》約占將近六分之一，這也是基于歷史材料的缺乏所導致的。《三國志》擁有文辭簡約的特點，但也造成關鍵人物記載史料不足的缺點。
《三國志》成書后就受人推崇，人們贊譽它“善敘事，有良史之才”，“辭多勸戒，明乎得失，有益風化”。與陳壽同時的夏侯湛寫作《魏書》，看到《三國志》也倍加贊賞，認為沒有另寫新史的必要，竟毀棄了自己本來的著作，由此可見陳壽《三國志》的史學地位。
李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