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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的軍銜制度中,“大佐”究竟等于我軍的什么軍銜?為何這個明面上低于將級軍銜的“大佐”,會讓不少日軍寧可拋棄少將軍銜,也要爭奪“大佐”?
在古代,日本軍隊其實并沒有源自本土的軍銜制度,該制度是在日本明治維新之后才傳入軍隊的。原本西方的軍銜制度中,軍官分為“將、校、尉”三個等級,但日本為了在翻譯的時候和西方軍銜進行區別,就把“校”改成了“佐”,保留了日本的文化特色。
在日本軍銜制度中,“佐”級軍官和“將”級軍官才有“大佐”和“大將”的級別,因此“佐”和“將”也被視為日本軍官前途的兩個分水嶺。這點和許多國家都保持了一致,畢竟維護高級軍銜的含金量,才能體現出軍銜制度的意義。
而日本的大佐軍銜,等級是“佐”級軍銜里的最高級,再升一步,就是少將軍銜了,從這點來看,大佐軍銜其實和我國的大校軍銜基本相同,處于一個等級。
在二戰日軍中,一個大佐等級的軍官,往往會擔任聯隊隊長級別的職務,手下兵力大約在4000~5500人左右,相當于一個旅,這已經摸到了高級軍官的尾巴。可以說,在抗日戰爭中,能夠擊斃一個日軍大佐無疑是十分振奮人心的捷報。
不過,在日軍內部也有一個有趣的現象:很多日軍軍官終其一生的奮斗目標就是成為日軍大佐,反倒是對更高一級的少將軍銜興致寥寥。為何會出現這種現象呢?
在日軍作戰體系中,大佐級軍官作為中級軍官與高級軍官的過渡階段,往往處于這樣的角色之中:他們進可深入前線戰場,擔任一線部隊的最高指揮官;退可屈居后方指揮部,為將級軍官出謀劃策,成為頭腦型的參謀。可見,大佐級軍官在軍隊里的角色是相當靈活的。
憑借著這樣的靈活性,大佐級別的軍銜可以讓日本軍官完全發揮自己的特長,并且給自己留下一條退路:走這條路發現自己能力不足以后,大不了就換另一條路。這種為自己前途增加容錯率的做法在日軍部隊里蔚然成風。畢竟沒有人可以拒絕多一次試錯機會的道路,更何況是在變幻莫測的戰場上。
有人可能會疑惑:少將軍銜既然比大佐高了一級,難道不應該具備更多的自由選擇權嗎?這個其實和日本特殊的文化因素有關。
在日本傳統文化里,“將軍”就是負責坐鎮后方的角色,身份極其尊榮,絕不能輕易上前線,否則就是有辱“將”的威名,這點倒是和中國大將沖鋒陷陣的文化傳統形成了鮮明的區別。
因此,日軍的少將級軍官也很少得到派往一線的機會,他們需要在指揮部里面對繁雜的作戰地圖與軍事電報,處于不見天日的狀態。對于一些實戰派軍官來說,這種狀態是斷然無法接受的,會讓自己產生窒息的感覺。他們寧可冒著生命危險親自到戰場作戰,也不愿意接觸需要大量耗費腦力的指揮工作。
因此,大佐級軍銜就成了實戰派軍官的最佳出路。而且,雖然是“佐”級軍銜,但大佐的身份地位,其實并不會遜色太多。
在二戰時期,日本軍隊其實存在著一股實力極強的派系——少壯派。這個派系的成員都是在日本陸軍學院接受過高等教育的青年軍官,文化素質比許多老年軍官強了不少。但在講究論資排輩的日本軍隊里,老年軍官的職位顯然是高于這些青年軍官的。
因此,這些心懷不滿的青年軍官逐漸組成了一支風氣激進的勢力,也被外界稱作“少壯派”。這些少壯派的軍官就會以大佐身份為榮,因為這個軍銜的軍官往往是需要大量實戰軍功才能獲得的,與少壯派拒絕論資排輩的風氣十分契合。
而少將作為將級軍銜,其實含金量反倒不如大佐,很多日軍少將都是繼承了來自祖輩的頭銜與勢力,才得到了這一榮譽。而且,這些少將由于平時很少出現在一線官兵的視線當中,與一線官兵產生了不可彌補的隔閡,因此也被少壯派的軍官視作“中看不中用的草包”。
在日軍一線官兵眼中,日日夜夜陪同他們訓練、作戰的大佐反倒是更加熟悉的對象,也是親自帶領他們攻城略地的指揮者,因此在他們心中,對于大佐的認同度反倒比少將高了不少。
對于日軍少將來說,這是一個很現實的尷尬處境,因此日軍少將的最大理想就是升任中將,屆時也就擺脫了“草包”的名聲。
不過,將級軍官的論資排輩極其嚴苛,中將與大將的人數規模是有限制的,因此很多有能力的少將直到戰敗身死都無法實現自己的愿望。可以說,日軍一直到二戰戰敗覆亡,都未能解決這個軍隊的內部矛盾。
何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