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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帝建安四年（公元199年），經過多年征戰，曹操相繼平定了袁術、張繡、呂布等割據勢力，不僅占有疆域更加廣闊，軍事實力也有大幅提升，已經具備了與河北袁紹抗衡的實力。
曹操與帳下謀士團隊經過一番激烈的討論與籌劃，定下了偷襲鄴城的計劃。
不過，就在曹操準備采取行動之前，劉備利用曹操的疏忽，從許昌逃到了徐州，公開打起了反曹旗號。與此同時，劉備也將這一絕密計劃透露給了袁紹。
得知曹操的偷襲計劃后，袁紹非常氣憤。在殲滅了盤踞幽州的公孫瓚后，袁紹聚集了十萬之眾，以“清君側”為名，對曹操發起進攻，中原兩大割據勢力的戰略決戰由此展開。
此戰從獻帝建安四年（公元199年）拉開序幕，直到第二年十月才宣告結束，史稱“官渡之戰”。
至于官渡之戰的經過及結果，大家都非常熟悉，這里就不再贅述。本文要介紹的是只有一個問題：此戰的主戰場——官渡究竟在如今的哪個地方。關于這個問題，歷來也存在著不少的爭議，主要有兩種說法。
第一種說法認為，官渡的位置是在如今的河南省鄭州市中牟縣境內。
《中國史稿》稱，曹操與袁紹交戰初期，充分利用了袁紹遲疑不決的特點，迅速調整兵馬，率先擊潰了屯守徐州的劉備勢力，斷絕了后顧之憂，然后回兵黃河的官渡，與袁紹對峙。其中明確指出，官渡即今河南中牟。
《中國史綱要》稱，獻帝建安五年（公元200年），袁紹與曹操在官渡發生了大規模會戰，也將官渡標注為如今的河南中牟。
《中國古代史綱》中稱，曹操在官渡之戰中，以一萬多人的兵力在官渡全殲袁紹的七萬精銳。該書中官渡的指向，也在如今的河南省中牟縣。
另據《魏晉南北朝史》稱，獻帝建安四年（公元199年），曹操回到許都后，針對袁軍的部署進行了戰術調整，分兵屯守官渡。該書中將官渡標注為如今中牟縣縣東北的十二里處。
在《河南省志》中，官渡也有具體的指向。該書稱，兩軍主戰場有一座官渡橋，周邊的村落以橋為名。獻帝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曹操率軍在此處大破袁紹。該書明確指出，官渡橋的具體位置在中牟縣東北五里處的紹崗鄉境內。
而在《中國古代運河工程》中，官渡又成了黃河的一個渡口。該書稱，官渡是當時黃河岸邊一個渡口，具體位于如今河南省鄭州市中牟縣縣城東北的黃河南岸。曹操率兩萬人北上迎敵時，在此處與袁紹大軍相遇。
以上的幾處史料中，無論將官渡定性為橋梁、村莊還是渡口，它的位置都在如今的中牟縣境內。
不過，有學者并不認同這種說法，并提出了另一種截然不同的意見，認為官渡的具體位置并不在中牟縣，而是在如今的河南省新鄉市原陽縣境內。
根據相關史料中的記載，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后設置了陽武縣，治所在如今河南省新鄉市下轄的原陽縣縣東三十余里處，該縣又被稱為“博浪沙”。秦末時期，該地曾經發生過著名的張良刺殺秦始皇事件，由此名聞天下。
西漢時期，朝廷在陽武縣縣城之西又設置了原武縣，治所在如今的原陽縣城關鎮。
此后，原武縣歷經數次沿革。隋朝時期，原武縣更名為原陵縣，進入唐代后復命為原武縣。至兩宋時期，原武縣又幾經廢除與復置。
直至上世紀中葉，原武縣與陽武縣合并，稱為原陽縣并延續至今，即如今新鄉市下轄的原陽縣。
據《史記?高祖本紀》載，秦始皇時期，命人開鑿了一條東南流向的鴻溝，將黃河水引入大梁（即今河南省開封市）澆灌農田，保障民用。鴻溝從陽武縣縣南穿過，此水段被命名為 “官渡水”。
不過，在《史記?河渠書》中，對鴻溝卻有不同的說法。該書中稱，鴻溝與官渡水其實是兩條不同的水系，流經陽武縣的為官渡水，流經大梁的為鴻溝，也稱為汴水。
兩處史料中雖然水系有所不同，但是流經陽武縣的官渡水是一致認定的。這也表明了官渡在如今的原陽縣境內，而曹操的軍營就在此水系附近。
清康熙年間的《陽武縣志》與清乾隆年間的《懷慶府志》中稱，官渡在陽武縣縣東南的十里處，曹操與袁紹曾在此處對峙與交戰。
《陽武縣志》對官渡的位置進行了詳細的補充說明。該書稱，官渡在陽武縣縣城東南的馬頭集。漢末時期，袁紹與曹操曾在此地對峙。馬頭集附近有一處山崗，是曹操率部斬殺顏良的地方，又名“顏良崗”。
在這幾處史料中，都將官渡的具體位置定位在了如今原陽縣境內的大賓鎮馬頭村。
本世紀初，在原陽縣大賓鎮馬頭村村西的五佛寺遺址中，出土了兩件文物——《皇經碑記》與《重修碑記》。在《皇經碑記》中，有關于陽武縣古官渡村居民的善行記。
而在《重修碑記》中則明確指出，獻帝建安五年（公元200年）秋九月，曹操與袁紹在此地相互對峙并交戰數月，最終曹操偷襲了袁紹的糧草輜重，袁紹戰敗后被迫引兵遠遁。這兩件文物的出土，也有力證明了官渡之戰就發生在馬頭村。
綜上所述，漢末三國時期的官渡，就在如今河南省新鄉市下轄的原陽縣大賓鎮的馬頭村。
王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