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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的史書典籍汗牛充棟、浩如煙海。若以影響力排名必然應該首推太史公司馬遷的《史記》，畢竟司馬遷和史記的威名在史書行列無人出其右；若以規模體系和精良程度來衡量，則非司馬光的《資治通鑒》莫屬。
《資治通鑒》號稱“帝王之術”，自成書的宋朝以至后世，凡帝王將相，深諳政治的老手，無不將其視為瑰寶，奉作圭臬。
《資治通鑒》為什么能夠有著如此之高的盛譽，作者司馬光到底有何過人之處，其中的奧秘絕非空穴來風，自然有著它作為集大成者的成因。
《資治通鑒》是一部編年體通史。一般情況下，史書以紀傳體和編年體為主要體裁。
紀傳體是以單個人物的生平經歷為篇章，全書的時間書訊有著重疊穿插，比如司馬遷的《史記》、班固的《漢書》；編年體則是以時間為軸線，按照時間的遞推發展順序，記錄所發生的歷史事件。
《資治通鑒》全書共有294卷，記錄由公元前403年（司馬光角度的春秋開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到公元959年后周世宗顯德六年，共計1362年的歷史。
中間沒有任何的停頓和斷代，司馬光為保證《資治通鑒》的完整連貫性，歷時19年對以往所有的言官正史、散佚趣聞進行搜集考證。
燦爛的文明歷史長河中，不乏有很多體裁的文學著作，有的專門供人賞心悅目之用，比如司馬相如的《上林賦》和《子虛賦》，這種題材幾乎沒有任何經世致用的價值；
有的像唐詩宋詞，作者托物言志或是寄情于景，激勵之功有余，解決問題之法不足，唯獨司馬光的《資治通鑒》是一部可以直接拿來實踐的著作。
采用正敘、倒敘、插敘、比擬的諸多文學表現手法，將歷史事件的前因后果和人物形象性格分析的入木三分，特別是延續司馬遷《史記》的風格，對每件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給予客觀公正的論斷。
比如《通鑒李陵》記載：
遷盛言：“陵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畜積也，有國士之風。今舉事一不幸，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蘗其短，誠可痛也！
且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蹂戎馬之地，抑數萬之師，虜救死扶傷不暇，悉舉引弓之民共攻圍之，轉斗千里，矢盡道窮，士張空弮，冒白刃，北首爭死敵，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
司馬光借司馬遷的口吻評價李陵，以步兵5000迎戰匈奴數萬騎兵都沒有絲毫畏懼，只是由于弓箭用盡才失敗，最后給你一句相當之高的論斷，即便是古時候的名將也不過如此。
清代史家錢大昕說：“讀十七史，不可不兼讀《通鑒》”，言下之意是說，即便是將是此前的十七史全部讀完，都不可能讀盡《資治通鑒》，由此可見司馬光所著的《資治通鑒》其規模之宏大已經達到中國史學界的最頂端。
毫不客氣地說，司馬光等于將后周世宗顯德六年以前的歷史重新考證修訂一遍。涵蓋文化、經濟、軍事、科技、農業、手工藝等放方面的記載。
最為難能可貴的是司馬光將先秦百家思想進行重新梳理，將各家之言的發展順序和內在的關聯進行系統深入地剖析。
軍事方面更是能夠將歷史上的大型戰役進行詳細地闡述，將各家的兵法布陣一一寄予描述。再以李陵傳為例子，司馬光把李陵浚稽山與匈奴對峙的場面進行詳細地描述，具體細致寫出李陵所使用的排兵布陣的特點。
首排的士兵左手持盾牌，右手持戟，后派搭弓射箭。即便是三萬匈奴圍攻都不能使李陵軍戰敗。李陵僅僅依靠這些步兵的基本戰斗武器都能夠擊殺匈奴，一副步兵追著騎兵砍殺的場面活躍讀者眼前。
難怪梁卓如先生評價《資治通鑒》說：司馬溫公《通鑒》，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結構之宏偉，其取材之豐贍，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勢不能不據以為藍本，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
陳俊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