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改變生活 · 科技引領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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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70歲的陳傳席，是國內著名美術史家、美術評論家。他是個大高個，很愛笑，敢講敢說。陳傳席從小博聞強記，有過目不忘的本事。在30歲投身美術史學習和研究之前，他給人畫過像，在煤礦上做過技術員。46歲時遇到一場火災，積攢下的許多手稿和資料都被燒
今年70歲的陳傳席，
是國內著名美術史家、美術評論家。
他是個大高個，很愛笑，敢講敢說。
陳傳席從小博聞強記，有過目不忘的本事。
在 30 歲投身美術史學習和研究之前，
他給人畫過像，在煤礦上做過技術員。
46 歲時遇到一場火災，
積攢下的許多手稿和資料都被燒掉了，
于是轉向了美術評論和美術批評領域。
因為敢說敢講，得罪過不少人。
今年3月，陳傳席的新書《紫砂小史》出版，
在這本書里，他率先提出了“品壺六要”，
希望給“什么是好壺，什么是壞壺”確立標準。
這本書梳理了1000多年紫砂的演變，
介紹了61位制壺大師和139件名壺。
“我研究紫砂、書畫，都是想說明中國文化值得自信。
在我心里，中國文化世界第一。”
自述 陳傳席 編輯 倪楚嬌
1986年在美國堪薩斯大學任研究員
我學工科出身，30歲才開始學中國美術史。陶瓷、雕塑、書畫都學過，但一直以來主要的研究方向是中國書畫。
研究紫砂壺是偶然。我37歲從美國回來后，曾有位朋友抱著一大堆資料來找我。他說：“你研究一下紫砂壺吧。”我一想，中國被西方人稱為“China” ， “China”即陶瓷，有陶有瓷，這紫砂藝術值得研究。
一開始在我眼里，幾塊的、幾百塊的、上萬塊錢的紫砂壺都差不多，沒有什么區別。研究了一個月之后，我再看那個壺，就完全不一樣了，差壺都不想看了。
真正地從學術上研究紫砂壺的，我這還真是第一個。書出版以后，很多人都拿著我的書去買壺。
“泥土與黃金爭價”
這個紫砂壺啊，從古至今，尤其被文人欣賞。但是一直沒有一個評壺的標準，怎么叫好？怎么叫壞？是我第一個樹立起來品壺六要的標準：神韻、形態、色澤、意趣、文心、適用。
《紫砂小史》這本書，從歷史出發，一個朝代、一個朝代地講了1000多年紫砂的演變，也介紹了61位制壺大師和100多件著名的壺。
宋朝呢是濫觴期，開始有紫砂壺了。但是最近學術界的人說，宋代沒有紫砂壺，他們從實物上沒有查到。但我覺得宋代還是有的，因為有很多詩詞都寫到了紫砂壺，比如說北宋詩人梅堯臣的：“小石冷泉留早味，紫泥新品泛春華。”歐陽修也有：“喜共紫甌吟且酌，羨君瀟灑有余清。”
真正的興起是在明朝。朱元璋是個叫花子出身的。他當家以后，皇家享受的東西他不叫別人享受。他規定商人不準用金用銀。商人有錢也沒地方花了，但是他們也有辦法，你不讓我用金，不讓我用銀，我就把這紫砂壺做得非常精致。
商人出重金買壺，紫砂藝人賣一把壺就夠吃一年的，他就細細研究怎么做，他還有資金和當時的文人請教，這個壺就越做越好。一時之間“泥土與黃金爭價”，黃金的價錢還不如泥土貴。
另外，在明代中期資本主義萌芽，蘇州的絲綢朝外賣錢，商人都很富有。他們可以收藏紫砂壺，這也是紫砂壺達到興盛期的重要原因。
紫砂制壺業在清后期，是一個衰敗時期，和戰亂有關。鴉片戰爭后，百姓生活愈加艱難，各種聚眾造反達到一百多次。后來洪秀全的“太平軍”暴動，清政府建立圍困他們的江南大營和江北大營。陶都宜興就處于江南大營范圍，紫砂壺藝人都跑了，產量驟減，甚至停產。
解放后呢，又開始組織起來了。改革開放的時候這個紫砂壺很能賺錢，紫砂壺一廠、二廠、三廠紛紛辦起來。做紫砂壺的人是從前的好多倍，也有些魚龍混雜。
“沒文化的人，做不好壺”
現代人制壺，從技術而言超過了古人，工具也比之前先進，但是總的藝術性來講呢，還不可能超過。
你看乾隆年間的陳曼生，他設計了很多樣式，世稱“曼生十八式”。他是個大文人，大書法家，他設計的壺，文人氣質非常濃，現在很少有這種氣質的文人了。文學修養是最關鍵，現在的文人畫家都少了，哪有個文人畫家？
你做紫砂壺只有技術沒有文化，很難成為“家”。“家”是一件有文化的事情。你木匠為什么不稱為木家呢？鐵匠不稱為鐵家呢？因為他只有技術沒有文化呀。
這個紫砂壺最要緊的是神韻，決定你這個壺是使用品還是藝術品最關鍵的一個標準，那不是靠技術，而是靠學問、靠修養、靠先天身上的一股氣。
形態也很有講究，神韻是靠形態流露的。形態分為筋紋、幾何、自然三形。會欣賞壺的還欣賞壺的虛形，比如手柄和壺之間的空間。
什么是文心呢？這就和文人聯系在一起了。紫砂壺上可以題詩、銘文、作畫、鈐印、刻款，文人就一起參與到紫砂壺的制作中。有了文人的參與，這個壺就雅了。
當然，適用也非常重要，畢竟紫砂壺是用來喝水的。你看這個壺嘴、壺口和壺把的上端持平，在一條直線上。古人很講究這個，叫“三平法”。否則倒茶是不方便的。
三大名家
要了解紫砂壺，我列三個必須要知道的名家。一個供春，一個時大彬，第三個就是陳鳴遠。因為他們代表了創始者、最有名者、做得最好者。
供春原來是一個文人的書童，沒事的時候，就跟一個和尚學做壺。大家認為他是紫砂壺的始祖。供春就只有一把壺流傳下來，現在在中國歷史博物館。
為了保護這把壺，收藏者儲南強也是費了很多精神。他是在一個地攤上偶然發現了這個壺，只花了一塊銀元就買下了。他后來研究了，說這就是供春的壺。后來日本人打到中國來以后，就要強行買走這個壺。這個人是一個愛國主義者，為了逃避日本人的迫害，他帶著壺逃跑了。解放后，他把這個壺捐獻出去了。
第二個就是時大彬，時大彬是名氣最大的一個人，古人講的：時大彬的壺，王羲之的字，唐伯虎的畫。時大彬出身制壺名門，他父親時鵬是明代制壺“四名家”之一。時大彬的壺很樸實，不花哨，很符合文人的欣賞趣味。
我覺得這個水平最高的還是陳鳴遠，清代的。他繼承了明代文人壺的樸素造型，又著重發展了自然形的壺。他有很高的文化素養，他在壺上刻的字，有晉唐之風。有一把蠶桑壺，上面有幾只蠶在吃葉子，很自然，并不花哨，那個做得精致，真是不可言傳。陳鳴遠所有的壺都很好，這也是紫砂界公認的。
1950年，我出生在山東。父親是一個知識分子，很早就投奔延安，20多歲就當了縣長。我母親文化水平沒有我父親高，但是我母親是地下黨，資格比我父親還老，也可以說是一個革命家庭了。
我就喜歡看書。我讀小學的時候，有一個地主兒子家里書很多，他幾乎一天拿一本給我看。那時候，我看書很快，一天一本。四五百頁一本書，我看過一遍，基本上能背出來，后來別人說我過目不忘，我很驚訝：“誰過目能忘了？過目怎么會忘？”
像我寫幾十萬字的《中國山水畫史》的時候，其中的唐詩、宋詞那些資料，我差不多都靠腦子記。
從工科生到美術批評家
我也喜歡畫畫。小學的圖畫課，老師總是拿我的畫作榜樣。長大以后，有一段時間，我就靠給人畫像為生。
但我父親一直反對我畫畫，他說：“你畫畫能把國家畫富強嗎？不能以此為專業。”
所以本科的時候，我學的是煤礦機電。我23歲到煤礦工作，干了不少事情，比如發明了用高壓氣疏通管道的方法。后來我覺得在礦上不自由，不管干什么還需要別人批準。我就在30歲的時候走了，我去考了美術史研究生，就這樣改行了。
讀書期間就寫了一本《六朝畫論研究》，現在已經再版17版了，后來寫了《中國山水畫史》，現在有19版了。在海內外頗有影響力，使我有了一定的知名度。
但是我這個人一生不幸的事情非常多。40多歲的時候，家里遭受一次大火災，資料都燒光了，錢也全燒光了，收藏也燒光了。
后來別人說：“如果換作是我，不死也得神經病。”我說那已經燒光了，再弄成神經病不是更損失嗎？我哈哈一笑就算了。
但是沒有資料也沒法寫了，而且更重要的是，我寫的書稿也給燒了，后來就不想寫了。出版社干脆說，這幾個事情你給評論評論吧，我說好。所以在我46歲的時候，被動地投入了美術批評。
其實美術批評比美術史更直接，能影響美術的發展方向，這很重要。
“有人給我寄恐嚇信”
我做批評的事情，就學術性來講不如美術史，但是對于貢獻來講，我覺得比美術史更大，實際也是在全國產生重大影響的。
我舉一個例子，有一段時間大家都畫那種小巧玲瓏的畫，用細細的線條畫豐乳肥臀的裸女和扇子，全國都學這個東西，形成一種風氣。后來我就提倡陽剛大氣，認為陽剛大氣才應該是中國的主流。
比如我很早就提出來，王羲之《蘭亭序》的藝術水平比不上顏真卿的《祭侄文稿》。最近顏真卿大展，也開始有人說《祭侄文稿》是天下第一書了。
尤其我評畫家，這些畫家過世了，但是他的子女、門生還在。有人很恨我，有的就直接托人帶信過來說：“準備后事吧。”還有一些恐嚇信，我就一笑了之，當然他們也只是逗一下而已。
這也說明我文章起了作用了。我是一個愛國主義者，我是對中國文化負責任的，宣傳中國文化，其他的我不帶考慮的。
“中國文化，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文化”
我覺得中國文化全世界第一。中國人對自己的文化自卑，是從鴉片戰爭開始的。
戰敗之后，中國人開始反思了，一開始是說這個器械不行，要學習別人的科技。然后洋務運動，后來還打敗仗，說是中國的制度不行，要立憲。最后說是中國的文化不行，一切都是西方的好。甚至要廢除漢字。
后來我就寫文章，我說打了敗仗，并不能證明文化不行，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都證明這一點。
春秋戰國，齊魯文化最先進了，孔子、孟子、荀子，一大批文人都出在那里面了，結果被文化相對落后的秦給打敗了。
世界歷史，那希臘文化是最先進的，結果被羅馬文化給打敗了，羅馬文化又被更落后的蠻族文化給打敗了，
打敗仗不是文化的問題，文化先進反而會打敗仗。這是我做了十幾年研究得出來的結論。
我兩年前寫了一本《中國藝術如何影響世界》。后來外國人聽了說：“你這樣一寫，世界藝術史要重寫了。”我寫的都是事實了，畢加索學齊白石的畫學了二十本，梵高學了日本的浮世繪，但浮世繪與中國民間版畫之間也有某種聯系。那我事實擺在那兒呢，他們也都承認。
我現在研究紫砂、書畫等等，都是想說明中國文化值得自信。通過美術史的研究，來弘揚中國文化，宣傳道義、正直和骨氣。
劉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