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許多唐代詩人口中，曹操是當之無愧的“魏武帝”。就連唐太宗李世民，也將曹操視為“吾輩中人”，把他當成真正的帝王看待。

歷史上，曹操的權力、地位的確堪比帝王；但奇怪的是，曹操終其一生也未曾稱帝。而他的“魏武帝”之名，則是其子曹丕稱帝后追尊的。

這難免令人好奇：稱帝這件事，曹丕都能做成功，為何手段、實力遠勝于他的曹操，卻始終未能跨出這一步呢？

頑固的北方士族

漢末三國之亂，本質上而言，是士族豪強之亂。

東漢以后，豪強地主崛起，壟斷地方上的選官權。利用政治上的高位，其家族又在地方上侵吞自耕農的土地，導致不少人成為流民，或無家可歸流落外鄉，或委曲求全歸附豪族。

按東漢戶籍制度，土地與百姓綁在一起，在土地制度遭受嚴重破壞后，國家對地方的掌控力，便會大大降低。取而代之的，是地方豪族的崛起。他們在政治、經濟與軍事上，都掌握著大量的資源。如此一來，便直接造成了東漢王室的衰微。

曹操所在的家族——譙縣曹氏，雖比不得弘農楊氏、汝南袁氏，但也是地方郡望之一。曹操出生在這樣的家庭中，自然深知士族豪強的那一套手段。如果他只是一位重臣，那他大可加入其中，成為利益既得者；然而，曹魏政權雖名義上奉立天子，但北方之土能被拿下，全靠曹操一人之功。

既然曹氏一族替代劉氏成了北方之主，那曹操自然要站在“統治者”的角度，對北方士族進行打壓與分化。為此，他在政治、經濟、軍事上都采取了不同的措施。其中最重要的一點，自然是選官制度的改進。

曹操主張“唯才是舉”，提拔大批寒門子弟、流民入仕，借他們之力來對抗北方士族。

在兩漢時期，士族之所以能壟斷地方上的選官權，便得益于當時的選官標準最看重家世門第與名氣風評。士族與士族之間，往往通過聯姻來達成合作，然后利用職權，互相提拔對方家族中的后輩。他們依仗的，便是名聲。

但曹操的“唯才是舉”令推出后，北方士族賴以維系自身地位的選官制度，便起不到太大作用。斷人財路，如殺人父母，更何況是仕途之路被斷。曹操的這種行為，固然讓魏國人才輩出，卻也得罪狠了北方士族。

曹操終其一生未能稱帝，便是因為這些北方士族的阻攔。他們對漢室沒有忠誠可言，但為了不讓曹操上位，故而便打著“漢臣”的名義在內部伺機作亂。

縱觀三國時代，魏國的內亂是最為頻繁、嚴重的。可以說，正是他們的存在，才給曹操的稱帝帶來了極大的阻礙。那么，曹丕為何就能稱帝呢？

曹丕的妥協態度

曹丕能夠稱帝，最為重要的一點是：曹操去世前，便為他鋪墊好了一切。

隨著曹操功業漸多，北方士族中的頑固分子，也被一一拔除。到曹丕繼位時，曹氏一族的阻力相對弱了一些。

但一味地打壓，勢必會引來更為嚴重的反彈。所以曹丕繼位后不久，便采取陳群的建議，實施九品中正制。

陳群，出身于潁川士族；而潁川士族，又是北方士族中的肱骨力量。可見陳群的九品中正制，絕對是站在士族角度來提出的。

因此，與漢代傳統的察舉制相比，九品中正制在內容與形式上，都延續了過去的特色。這種把“中正官”個人主觀意志作為重要評判標準的選官方式，從誕生之日起，便成了北方士族用來“吸血”的有效工具。

曹丕能順利稱帝，便離不開他的妥協態度。通過九品中正制，北方士族又漸漸恢復了話語權，他們對待曹丕，也就不再那么排斥了。

折中的稱帝之法

曹操生前，夏侯惇等人曾勸說他稱帝，但他并沒有答應，而是意味深長地說了一句話：“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

原來，歷史上的周文王姬昌，其實也沒有當上真正的大王。直到周武王姬發稱大王之后，才追封其父為文王。這與魏文帝曹丕的做法何其相似？

由此可見，曹操雖然邁出稱帝的最后一步，但他卻通過這種方式，暗示了繼承人曹丕，可以把他自己追封為新帝。從后人的態度來看，曹操雖然是被追封的，但不少敬佩曹操功業的人，都把他當成了一位真正的帝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