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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討論中國書法藝術的傳統,進而討論中國書法的傳統典范。因為符合典范(楷模)標準的就是好的書法,那這個標準和“楷模”怎么確定呢?
項穆著《書法雅言》,首列《書統》一節,作為全篇總綱。依其文中所述,書統即“書法大統”項氏認為:
“宰我稱仲尼賢于堯、舜,余則謂逸少兼乎鍾、張,大統斯垂,萬世不易?!保ǖ?頁)
簡言之,在中國學書法,王羲之就是典范,就是“書圣”,是書法界的圣人!就像在中國學儒學繞不開孔子一樣,學書法肯定繞不過王羲之。
王羲之的“書圣”地位是公認的,并非項穆一家之言,這一點也不用爭論,可是,“書圣”為什么是王羲之呢?也就是說,為什么王羲之會成為“書圣”呢?我們認為大致有以下幾條:
我們先看一看王羲之“書法”是怎么來的——
王羲之兼取鍾繇、張芝二家之長,開創了楷、行、草三體的新風尚,其后更得王獻之的繼承和發展,再通過唐太宗的尊崇和宋以后刻帖的廣泛傳播,形成以王字為正宗的千載書統,亦即通常所謂的帖學傳統。(第5頁)
在王羲之之前,也有優秀的書法家,主要就是張芝和鍾繇。
張芝的草書好,“草書”是表達性情的,但“草書”有個問題,它并不方便實用。沒有草書修養的人,或許能從草書作品中體會出作者的感情,甚至感覺到它的磅礴酣暢之美,但很有可能不認識究竟寫的是什么內容。
鍾繇的楷書好,“楷書”工整,端莊,秀美,基本上與“隸書”相同,它易用易識,但也有問題,就是它在日常生活中,并不能作為“日常書寫”,它寫起來,一筆一畫要交待清楚,太慢了。
實際上,從“秦書八體”到“漢書六體”,指的都是中國書法的“字體”或者“書體”階段,到東漢之后,經蔡邕、張芝、鍾繇的努力,才漸漸使中國書法走向了“書風”階段,蔡、張、鍾三人實際上都創造了自己的“書風”,也就是說,從這三個人開始,上面所說的“后期書法”正式開始了。
王羲之的書法師從如下圖(圖片點擊可放大):
看看王羲之與張芝、蔡邕、鍾繇的師承關系,王羲之顯然是個“集大成者”。早期杰出的書法家里,王導是他的伯父,王曠是他的父親,衛夫人是他的姨母,王廙是他的叔父,這后兩位都是鍾繇的弟子,而且南渡之時,王廙帶了索靖的《七月二十六日帖》,王導帶了鍾繇的《宣示表》,這兩件書法精品,最后都傳到了王羲之手里。
總之,王羲之的書法學習條件太好了。他從開始學習書法,師從的都是當代書法大師。
王羲之有絕好的人脈是他成為“書圣”的原因之一。
王羲之是“瑯琊王氏”,他生來就擁有太多資源——不僅是物質的,還有地位、名望、教育、文化積累、藝術氛圍等等——這為他走上書法道路并成為“書圣”至關重要。
同時,也是最重要的,王羲之還趕上了最好的時代。為什么這樣說呢?
1、魏晉時代,玄學興起,文人和士大夫們的思想從“克己復禮”的儒學約束中跳了出來,書法家們的個性得到空前的解放,個性解放才可能創造“書風”。
魏晉時代,是崇尚“個性解放”的時代,正如宗白華先生所說:
漢末魏晉六朝是中國政治上最混亂、社會最苦痛的時代,然而卻是精神史上極自由、極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濃于熱情的一個時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藝術精神的時代。(宗白華《宗白華講美學》四川美術出版社,2019年,299頁)
中國獨有的美術書法——這書法也是中國繪畫藝術的靈魂——是從晉人的風韻中產生的。魏晉的玄學使晉人得到空前絕后的精神解放,晉人的書法是這自由的精神人格最具體最適當的藝術表現。(同上,304頁)
其實,中國文學史上,魏晉時期也是最妙的時代,也是文學走向“自覺”的時代,也是文學家高產的時代。魯迅說:
用近代的文學眼光看來,曹丕的一個時代可說是“文學的自覺時代”,或如近代所說是“為藝術而藝術”的一派。(魯迅《魯迅全集》第三卷,1981年,504頁)
2、魏晉時代是藝術得到價值肯定的時代。在魏晉時期,人們已經開始尊重藝術,否則,王導、王廙南渡之時,兵荒馬亂之際,多少金銀細軟都來不及攜帶,他們卻偏偏要帶上《宣示表》(見上一篇配圖)和《七月二十六日帖》。
有如此好的時代契機,又有絕佳的人脈資源,王羲之趕上了最好的時間和空間節點,魏晉時代,是藝術家的黃金時代,王羲之趕上了,不早不晚。
此外,王羲之成為“書圣”,還有一個重要原因,他在兩百多年后,遇到了最大的知音,也是最忠誠、最強有力的粉絲——唐太宗李世民。
李世民的時代,應略晚于智永的時代,智永是王羲之七世孫,從王羲之到智永,書法都是家傳,到智永當了和尚,所以他沒有兒子,才開始廣傳弟子。其傳承大致如圖:
李世民是政治家、軍事家,同時還是一個書法迷,也是一位優秀的書法家,只不過他政治上的巨大成功掩蓋了其書法上的成就。張懷瓘《書斷》稱“我唐四圣”(包括李世民)書法“翰墨之妙,資以神助,開草、隸之規模,變張、王之今古,盡善盡美,無得而稱”(《歷代書法論文選》,上海書畫出版社,2014年,170頁),這算是“美上”之詞;當代書法家徐利明評論初唐四家為: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李世民,他生生將薛稷替換掉了。這也只是一家之言。但這兩條足可見李世民的書法造詣之高。
李世民鐘愛王羲之書法,李世民評價鍾繇“體則古而不今”;評價王獻之“疏瘦如枯樹”;評價蕭子云“無筋、無骨、無丈夫之氣”,但對于王羲之,李世民的評價只有四個字:“盡善盡美”。大唐立國之后,李世民傾國家之力,在民間搜集王羲之作品,如果是真品就高價買回,并加以臨摹、珍藏,講《篆刻史》時,我們提到過,為此,他甚至還專制了“貞觀”小印,用于收藏。
李世民派蕭翼智取《蘭亭序》的之事,大家耳熟能詳,甚至李世民死前堅決要求《蘭亭序》原跡陪葬都是書壇流傳已久的故事,這里均不再贅述??傊?,李世民對于王羲之的情有獨鐘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他尊《蘭亭序》為“天下第一行書”,命虞世南、歐陽詢、褚遂良等鉤摹數本,以馮承素為首的弘文館拓書人將原跡摹成了大量副本,現在我們能見到的“神龍本”《蘭亭序》,其實是摹本,并非原跡。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唐太宗對于王羲之的鐘愛,致使大唐境內,全國上下,凡學書法者皆以王為尊,而唐代國祚綿長,幾近三百年之久(618-907),這種自上而下的、強有力的、持久的推廣,實在太有力度了。因此,自唐以后,王羲之書法成為后世書法楷模,其地位從未動搖。
唐太宗尊王的理由,是王書“盡善盡美”,屬于優美典雅的類型,具有較強的可塑性和社會化的適應性,富于典范意義。孫過庭《書譜》亦云:“右軍之書,代多稱習,良可據為宗匠,取立指歸。豈惟會古通今,亦乃情深調合。”王書的藝術風格,正是儒家悅感文化和經世致用、有著倫理教化意義的楷模,符合其道、德、仁、藝一體化思想的審美旨趣。在儒家思想為治世綱領的古代封建社會,王書楷模的獨尊和大統的形成,實在是歷史的必然。(第8頁)
這里還有一段關于“王書大統”特點的總結,是重點,要劃出來:
一是晉唐名家傳承有緒的歷史線索和宋元明清的帖學,構成一個完整的發展序列,其間書體不再演進,而只有風格的變化調節,最具書法藝術傳統的典型意義。二是從宋代開始,明確以顏體為代表的唐宋人分支線索,與王系并行,而統歸于王?!峭鯐闹泻椭溃唤洿_立為正統,即成為其后一千多年的書寫與審美、批評的基本思想和價值標準。(第9頁)
關于造紙,最傳統的說法是“蔡倫造紙”(見《后漢書·蔡倫傳》),其實,遠在蔡倫之前,就已經有人使用紙張,現代已有西漢古紙發現,足以證明蔡倫不是紙的發明者,但蔡倫總結了前人經驗,改進了造紙術,卻是可以肯定的,“洛陽紙貴”的成語,說明西晉時期紙已經成為最為普及的書寫用具。到公元三、四世紀,紙基本上取代了簡帛,成為唯一的書寫材料。
王羲之是四世紀人(303-361),所以,造紙術成熟的時代,他正好趕上,這時人們已經開始利用桑皮、藤皮造紙,紙張價格日趨低廉,這為王羲之創造了很好的書法學習、練習條件,或許這也算中國書法選擇王羲之成為“書圣”的物質原因之一。
當然,還有王羲之自身的天賦,他必然是書法天才,但這不在我們的討論之列(畢竟天賦是沒辦法學習得來的)。
總之,在“王書大統”確立之后,王羲之書法成為書法“美”的標準和楷模,學習書法,王羲之成為終極標桿。不過,近些年,中國書法發展似乎開始另辟新路了,各種“奇奇怪怪”的書法開始大行其道(甚至還有“吼書”、“射書”等),與王羲之漸行漸遠了。
我的意見:盡管“王書大統”也有負面作用,正如本書所說:“王羲之大統的獨尊,是以損害書法的自由發展為代價的”,但如果真想在書法上有點成就,還是踏踏實實地學習王羲之吧,沒有繼承和基礎,何談發展,沒有繼承的“個性”,常常是“怪胎”,因為如果沒有天才和理想作為支撐(那人會說,誰說我沒有),“怪誕”就只剩下狂放的、破壞的缺點,只剩下嘩眾取寵的玩笑,往長遠了看,就只有破壞的罪過,沒有完成的好處。就像學詩詞,你上來就學李白,累死了也學不好!
高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