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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董仲舒就是河北景縣人，他是西漢最著名的思想、政治家。
漢景帝的時候，他就開始研究《公羊春秋》的學問，曾作過漢朝皇帝的博士官，漢武帝即位后，他以三次“對賢良策”被漢武帝賞識，曾任江都相等公職。
后來，他家居著書，仍被皇帝尊重。
朝廷如有大議，皇帝往往要派人到其家中咨詢。
《漢書》上說董仲舒“為人廉直”。
史記上說他治學“專精”，主張春秋“大一統”。
事實上，在那個時代，他成為了漢代新儒家思潮的集大成者，是兩漢中央集權專制統治的理論奠基人。
董仲舒生活的漢武帝時代，在政治上進一步剝奪了諸侯王的權力，鞏固了封建中央集權。
在經濟上，實施了鹽鐵官營，平準、均輸等政策。
這些舉措在很大程度上，都體現了“大一統”的儒家思想。
董仲舒的治國思想
董仲舒的治國思想以儒家理論為根本，但又吸收了陰陽五行說的內容。
這樣，他的治國學說，不僅僅局限于政治，同時也涉及社會經濟發展及環境保護等重大問題，因此，可以說他理論立意深遠。
董仲舒認為治國必須“法先王”。
漢儒董仲舒的治國方略與西方奉行民主政治的思想家相比，中國的儒家走上了與民主政治截然相反的道路。
公元前134年，漢武帝登上帝位之后，下詔薦舉賢良之士約100多位，召開了一次最高規格的關于大漢治國方略的研討會。
在這次會議上，漢儒董仲舒站在儒家立場上，系統地回答了漢武帝提出的治國問題，并提供了一套完整的以儒家思想為指導的治國方略。
漢武帝首先解釋了召開會議的目的，他說：
“我繼承了先帝最崇高的地位和最美好的德行，要永久傳下去，延長到無窮盡的未來，這項任務巨大，而且職守非常重要，所以我從早到晚思考這個問題，但是都沒有解決問題。
所以才請各位文學之士提出自己的治國建議?！?/p>
董仲舒以經典《春秋》為思想基礎，綜合集成周代以來的宗教天道觀、法家、道家、陰陽家思想，建立了一個新的儒學學說。
他通過《天人三策》讓漢武帝確立了儒家的正統地位。
此后，不僅是漢代統治者奉行的官方哲學，而且使儒學成為漢以后中國社會的主流意識。
那么，董仲舒究竟為漢代皇權知識分子提供了哪些令人癡迷的“政治產品”呢?
在董仲舒的治國理念中，君主的權力來自上天，即“君權神授”。
董仲舒認為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
三畫者，天地與人也。
而連其中者，通其道也。
取天地與人之中，以為貫而參通之，非王者哪能這樣呢？
戰國時期，在諸侯爭霸的大背景下，中國思想界呈現了百家爭鳴的形勢。
但所謂“百家”，實際上主要是陰陽、儒、墨、名、法、道六家而已。
據《論六家之要指》上說：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陰陽、儒、墨、名、法、道德這些諸子百家，它們都是出于更好的治理國家，所言不同，皇帝覺得有可用與不可用的地方。
觀察陰陽之術，大祥而眾人忌諱，使人束縛而多所畏懼。
比較了這些學說，最后漢武帝選擇了儒家思想。
人們常說，漢武帝采用的是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學說，實行的是“罷黜百家，獨遵儒術”，其實并非百分百如此，那是簡單地把荀子和董仲舒當成了儒家。
事實上，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統”和“罷黜百家，表彰六經”。
從總體上看，漢朝確實用的是荀子和董仲舒的治國學說，是儒法優勢互補的荀子“禮法合治”“德主刑輔”的治國思想，絕不是純儒家的學說。
雄才大略的盛世君主劉徹問古今治道，以及天人關系三題，董仲舒對之以三策，史稱“天人三策”。
董仲舒在對策中，提出黜刑名，崇儒術，明教化，興大學，令郡國盡心求賢才。
同時，宣揚《公羊春秋》大一統學說，在思想領域主張，凡“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p>
可見，漢武帝系統地接受了董仲舒的治國思想，那次所舉賢良，只錄用儒家，史稱“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事實上，董仲舒的學問是以《公羊春秋》為依據，將周代以來的天道觀和陰陽、五行學說結合起來，吸收法家、道家、陰陽家的思想。
對當時的社會所提出的一系列哲學、政治、社會、歷史問題，都給予了較為系統的回答。
這使得董仲舒將儒家與儒學推向了繁榮時期，他自己也成為儒學的成功實踐者。
當然，董仲舒的治國理政思想主要還是源自于他對儒家理論的領會，當時許多人評價他學通“五經義兼百家，且長于議論，善為文章”。
說白了，這個董仲舒精通五經，能持議論，善于寫文章。
事實上，“德主刑輔”也是董仲舒的王道論的重要組成部分，董仲舒的“德主刑輔”王道論，是以“春秋公羊學”形態出現的“儒家經學”，不僅決定著漢魏今文經學的發展方向，而且給古文經學的倫理哲學以重要影響。
據說，在漢代以后，“陽德陰刑”是歷朝歷代司法理論的思想內核，是“引經決獄，秋冬行刑”古代刑法實踐的理論來源和思想基礎。
總之，董仲舒強調的治國理念，比較注重用“大一統”思維來鞏固朝廷的中央集權，認為貫通天地人就是王者，與此同時也認為德主刑輔是必要的舉措。
陳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