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時節雨紛紛，

路上行人欲斷魂。

借問酒家何處有，

牧童遙指杏花村。

這是晚唐詩人杜牧的《清明》詩（《全唐詩》中未收此詩，隨從本文提及的釋詩諸書，作者定為杜牧），膾炙人口，家喻戶曉。但是迄今為止，對該詩背景的詮釋，中外諸多學者還有不同程度的錯誤。

集米芾書杜牧詩《清明》

路上行人為何“欲斷魂”呢？以往注釋者都認為，這與唐代清明節上墳祭奠的民俗密切相關。本是清明節，卻不能去祭掃祖墳，自然產生“欲斷魂”之感。如周汝昌先生說：“在古代風俗中，清明節是個色彩情調都很濃郁的大節日，本該是家人團聚，或游玩觀賞，或上墳掃墓；而今詩人孤身趕路，觸景傷懷，心頭的滋味是復雜的。偏偏又趕上細雨紛紛，春衫盡濕，這又平添了一層愁緒。”（《唐詩鑒賞辭典》，上海辭書出版社，1983 年，第101頁）

胡國瑞、毛治中等先生編的《新選唐詩三百首》中，對該詩的釋文云：“欲斷魂：指愁苦到了極點。這兩句說，清明正是家人團聚，上墳掃墓的節日，這個時候行旅在外，上路時又趕上下著蒙蒙細雨，真使人愁苦不堪”（胡國瑞、毛治中：《新選唐詩三百首》，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年，第396頁）。在其它有關文章注文中，也都是從同樣角度解釋的。【 如：王世德：《談杜牧<清明>》（《唐詩鑒賞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微補:《<清明>表現的是一種文化心態》（《湖南教育學院學報》，1990年第4期）】

特別引人注目的是，這種解釋在日本也日趨流行。如在日本學者鐮田正與靜嘉堂文庫長米山寅太郎主編的《漢詩名句辭典》中，關于該詩的釋文也說：“（唐代清明節）民間有去郊外遠游和掃墓的習俗，因此這里所說的旅人，或許是許久未回故鄉，這次是回鄉省親并順便祭掃祖墳的。”（鐮田正與米山寅太郎編:《漢詩名句辭典》，大修館書店，1980年，第280頁）

以上詮釋，均以唐代清明節流行掃墓風俗為出發點，且將它作為解釋該詩的特定背景。然而，據筆者所知，唐代清明節并不存在掃墓之俗，今人誤以為唐代清明節盛行此民俗，乃是據后世清明民俗臆測唐代清明民俗的結果。

中國祭墓之風起于秦漢（[宋]高承:《事物紀原》卷八《歲時風俗·拜掃》，中華書局標點本，1989年，第433頁），東漢以來，漸以成俗，到唐代前期，才有了固定的掃墓日．但其日期是寒食節而非清明節。雖然兩節時間相距很近，畢竟是兩個不同內容的節日，絕不可混為一談。

掃墓習俗唯獨見于寒食節，而不見于清明節。無論在史籍所載官方文件中，或在文人墨客所留詩文里，皆有明確記載。

我們先從有關詔令來看。唐龍朔二年(662年)四月十五，唐高宗李治詔令云：“或寒食上墓，復為歡樂，坐對松賈，曾無戚容，既玷鳳猷，并宜禁斷。”（《唐會要》卷二二，《寒食拜掃》，中華書局標點本，1990年，第439頁）此詔令是向全國頒布的，表明在唐前期，寒食上墓之俗業已遍及全國。拜掃墳墓，祭奠亡親，理應悲戚肅穆，由于民間把寒食上墓與郊游賞春相結合，反而出現“復為歡樂，坐對松賈，曾無戚容”的情景，故唐高宗認為大悖于儒家禮孝精神，才下詔禁斷。

民俗形成不易，變更也不易，更不可能被一道行政命令輕易廢除。因此事實上，唐高宗的詔令也只是一紙空文，毫無實效。到開元二十年(732年)，唐玄宗正式承認寒食節掃墓的既成事實，并從“以孝治天下”的角度找到理論根據。

他下詔說：“寒食上墓．禮經無文，近代相傳，浸以成俗。士庶有不合廟享，何以展孝思?宜許上墓同拜掃。”（《通典》卷五二《上陵》，第300頁；《唐會要》卷二三《寒食拜掃》，中華書局，1990年，第439頁）《舊唐書·玄宗紀》開元二十年五月條也載：“寒食上墓，宜編入五禮，永為恒式。”從此，集傳統鬼魂信仰與儒學孝親觀念為一體的寒食上墓之俗，就有了官方賦予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然而，對借寒食上墓而舉行宴樂者，唐政府堅決反對，不管是否在職官員，都給以一定處罰。開元二十九年（741年）正月十五，唐玄宗下詔再次強調：“凡庶之中，情禮多闕，寒食上墓，便為燕樂者，見任官與不考前資，殿三年，白身人決一頓。”（《唐會要》卷23《寒食拜掃》，中華書局，1990年，第439頁）

對高級京官寒食節請假或利用假期掃墓之事，據《舊唐書》和《唐會要》諸史書，政府先后有過數次規定。先是允許請假，后又不允許。如唐德宗曾于貞元四年（788年）正月下詔：“比來常參官，請假往東郊拜掃，多曠廢職事，自今以后，任遣子弟，以申情禮。”（《唐會要》卷23《寒食拜掃》，中華書局，1990年，第439頁）除常參官外，其他文武官員，都可利用寒食節假期祭掃祖墳。至唐憲宗元和元年(807年)，下令常參官也可在寒食節掃墓，“聽假內往還”。

唐穆宗長慶三年(823年)正月，又進一步規定：“寒食掃墓，著在令文。……自今以后，文武百官，有墓塋在城外并京畿內者，任往拜掃，但假內往來，不限日數。有因此出城，假開不到者，委御史臺勾當。仍自今以后，內外官要覲親于外州，及拜掃，并任準令式年限請假。”（《唐會要》卷23《寒食拜掃》，中華書局，1990年，第439頁）類似規定，在以后也曾有過。

通過以上官員掃墓的種種規定來看，顯示出寒食掃墓之俗，并不是僅僅流行于下層百姓中間，而且同樣流行于各級官員之間。其范圍之廣，影響之大，由此可見一斑。

我們再從唐代詩文中考察，一樣可發現許多寒食節掃墓的信據。

唐代官員柳宗元被貶永州后，在給友人許孟容的一封信中曾敘及寒食上墳之俗。他說：“近世禮重拜掃，今已闕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想田野道路，士女遍野，皂隸庸，皆得上父母丘墓；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柳河東集》卷三〇，四庫本；《新唐書》卷一六八《柳宗元傳》,《新唐書》列傳九十三，卷一六八《柳宗元傳》中華書局，1975年，第 5135頁）由柳宗元信中發泄的感嘆來看，唐代達官貴人也好，皂隸庸句也好，無不看重寒食掃墓。在這種社會心態下，一旦無法去祭祖墳，不禁痛苦不堪，深以為恨。

至于在唐代詩歌中，反映和描寫寒食上墳的例證就更多了。如王建《寒食行》詩云：

寒食家家出古城，

老人看屋少年行。

丘垅年年無舊道，

車徒散行入衰草。

牧兒驅牛下冢頭，

畏有家人來灑掃。

遠人無墳水頭祭，

還引婦姑望鄉拜。

三日無火燒紙錢，

紙錢那得到黃泉。

但看壟上無新土，

此中白骨應無主。

《全唐詩》第 9 冊，卷二九八《王建二》，中華書局,1996年,第3374頁。

這是一首典型的風俗記事詩，包含的內容很豐富。首句“寒食家家出古城”，既開宗明義點明時間，又指出該俗的普遍性。隨后部分，又把掃墓風俗的具體內容及作者的感受等，徐徐道來，真實地再現了寒食掃墓的場面和過程。

類似的詩在《全唐詩》中還有許多。如白居易《寒食野望吟》：

丘墟郭門外，

寒食誰家哭。

風吹曠野紙錢飛，

古墓壘壘春草綠。

《全唐詩》第13 冊，卷四三五《白居易十二》，第4821頁

云表《寒食日》：

寒食悲看郭外春，

野田無處不傷神。

平原壘壘添新冢，

半是去年來哭人。

《全唐詩》第23 冊，卷八二五《云表》，第9293頁

寒食節悲愴凄迷的景象和氣氛全被作者現于詩中。又如徐凝《嘉興寒食》：

嘉興郭里逢寒食，

落日家家拜掃回。

唯有縣前蘇小小，

無人送與紙錢來。

《全唐詩》第14 冊，卷四七四《徐凝》，第5377頁

郭鄖《寒食寄李補闕》：“蘭陵士女滿晴川，郊外紛紛拜古埏。”此外還有熊孺登的《寒食野望》、張籍的《北邙行》、盧綸的《寒食》等等。這些詩歌無可辯駁地證明了唐代是寒食節掃墓這個事實。

相反，我們翻檢唐人有關清明節的詩文，皆是針對舉行蹴鞠、拔河、秋千、斗雞、走馬、踏青等娛樂活動或者皇帝賜火，百姓舉火等風俗而作的，也偶見有關于民間出殯場面的描述，卻不見任何清明節盛行掃墓風俗的記載。

這種現象說明什么?我們認為，除說明唐代只在寒食節盛行掃墓風俗，而非清明節外，實在沒有其它更恰當、更令人信服的解釋。

宋以降，清明節始與掃墓之俗聯系起來。宋人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七，高翥《清明日對酒》詩，都描述了宋代清明節掃墓的情景。但在部分地區，仍舊沿襲著寒食節掃墓的古俗。周密《武林舊事》(卷三)即有記載。元明時期，清明節掃墓的地區越來越多，但有的地區還在寒食節掃墓。直到清代，寒食掃墓之俗還遺存，清同治元年刊行的《深澤縣志》己述本縣風俗曰：“寒食日，士女祭墓，標紙錢，標新土。清明日，士女簪柳，為秋千戲。”這里寒食之俗與清明之俗迥然不同，區別很清楚。

概括上述，再回顧以往人們對杜牧《清明》詩的詮注，就易于評判是非了。中外不少說詩者均認為唐代清明節盛行掃墓風俗，并以此為背景解釋《清明》詩，明顯偏離作者本意，應當糾正。

依筆者管見，杜牧此詩并不以掃墓為背景，也沒有多么深刻的寓意，它只是觸景生情的自然寫照。它以自然景觀為主，輔之以人和情，景色、行人、情緒融合一體，共相烘托，濃淡相宜，構成一副中國山水畫般的清晰畫面和朦朧意境，明代詩論家謝榛評論該詩“此作宛然入畫”（謝榛：《四溟詩話》卷一，叢書集成本,第一〇五冊，人民文學出版社，1961年，第29頁），可謂深中肯綮。

詩中見畫，正是此詩的藝術特色之一。無論如何，該詩所蘊蓄的意境是清淡新麗的，是對清明時節春光、春色、春雨、春風組合的無限生機的藝術概括。其含義絕非愁怨哀苦，而是一種“車到山前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莫名其妙的沖動和暗喜。

盡管遭受春雨，衣衫盡濕，增添行路困難，處于感覺的轉折處，但是“牧童遙指杏花村”，不遠就是酒店，酒香遙遙入鼻，怎么能讓細雨中的行路者不歡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