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專轉系需要多少錢（走過最艱難的）

經歷了疫情中的“倒閉潮”后，“老病人”讓下沉在基層的民營醫院率先復蘇，但要發展下去，還需要更多的病人和付費場景文｜《財經》記者凌馨編輯｜王小“現在民營醫院情況轉好，沒有那么急著賣了。之前很多醫院做不下去，投資1000萬的中醫門診，240萬也

經歷了疫情中的“倒閉潮”后，“老病人”讓下沉在基層的民營醫院率先復蘇，但要發展下去，還需要更多的病人和付費場景

文｜《財經》記者 凌馨

編輯｜王小

“現在民營醫院情況轉好，沒有那么急著賣了。之前很多醫院做不下去，投資1000萬的中醫門診，240萬也沒賣掉。”一位從事健康產業股權交易的人員發現，經歷了新冠肺炎疫情暴發的“倒閉潮”后，現在部分民營醫療機構正慢慢緩過那口氣。

2021年，撐過了疫情最緊張時刻的民營醫院恢復了正常門診。

這些率先復蘇的醫院，很大程度上靠的是“老病人”。疫情之下，幾乎所有中小型民營醫院都曾一度關閉，在“后疫情”時代，感冒、腹瀉等常見病也必須轉診，業務流失不可避免。但仍有一些下沉在社區的民營醫院，或是經營多年的特色專科門診，通過互聯網醫院及醫生個人的影響力，在疫情期間與病人保持聯系。

這些下沉在社區的民營醫療機構，似乎找到了自己的生存之道：為一個慢病患者長期服務，成為他們康復生活甚至居家養老的一部分，每年在單個病人身上獲得的收入可以達到七八千元。而類似高血壓、糖尿病這樣的疾病，是要終身治療的。

曾有1000多家醫院找人接盤，“莆田系”首當其沖

“多的時候，有1000多家醫院想賣。”上述健康產業股權交易人員回憶，從2020年疫情暴發到2021年中，民營醫院的經營者們急切需要買家或投資人，從建設成本1000萬元的門診，到五六千萬元的綜合性醫院，很多都已資不抵債。

疫情讓前往醫院就診的患者人次在2020年降至近五年最低值。其中，民營醫院診療人次減少4000萬人次，基層醫療衛生機構診療人次減少4.1億人次，包括民營診所、衛生室等。

直到2021年，根據防疫要求，出現發熱、腹瀉、胸悶、咳嗽等癥狀的病人，須送往指定發熱門診。“這樣我們就失去了很多患者來源，畢竟社區很多病人都是這樣的常見病多發病。”一位社區門診連鎖機構相關負責人說。

收入減少，每天的支出不會少。

福州福其祥中醫院董事長林祥崧算了筆賬，這家建筑面積1.2萬平方米的醫院每月開銷至少100萬元，其中，人力成本占六七十萬元，水電六七萬元，加上藥品、耗材和固定資產折舊，還有不少大型醫療設備來自融資租賃需要定期還款。

就在疫情前，已經在福州閩侯縣及尚干鎮開了七年醫院的林祥崧，才剛剛建好這家新醫院，可疫情讓他不得不暫停門診，直到2020年10月才始營業。計劃中的200張床位，目前開放了30張。因為一旦開放更多床位，人力成本可能會增至百萬以上。

父子都是當地知名中醫，林祥崧的境況遠超同行，至少，在關閉門診期間，還會有老患者主動找上門。

不少民營醫院沒能撐過疫情中的“倒閉潮”，依靠廣告引流的“莆田系”首當其沖。他們未必是由最早一批來自莆田的商人經營，但主要的盈利模式與之類似，就是通過廣告等宣傳手段引流，以過度醫療的方式獲取高額利潤。

這種所謂營銷不但需要大筆資金的廣告投放，還要配合地面營銷。比如，有的醫院會招募很多代理商，由代理商開展養生或保健講座，這樣把客戶導流到醫院。上述健康產業股權交易人員曾接觸了兩家類似醫院，疫情前投入了五六千萬元，但疫情后，“已經完全資不抵債，只有一張牌照還值點錢”。

因為很多民營醫院是靠借貸建設和維持的，一旦沒有收入，資金鏈就會斷裂。“一家醫院負責人找我想辦法，要借100萬過橋資金還銀行，用完還180萬。這么高的融資成本他都干，我認為是走投無路了。”上述健康產業股權交易人員對《財經》說。

對于此類醫院的倒閉，上海創奇健康發展研究院創始人蔡江南認為是好事。“老百姓對民營醫院不信任，也是被‘莆田系’弄怕了。現在‘莆田系’退出，可以重新洗牌。讓民營醫療的格局經歷一個過渡，做出一些品牌，慢慢改變他們的觀念。”

除了“莆田系”，開在縣城里的綜合性民營醫院也是倒閉的“重災區”。如江蘇省宿遷市沭陽縣第二人民醫院、重慶的開州三橋醫院、云南臨滄市鳳慶縣的“鳳慶順寧醫院”均在此列。

這類綜合醫院與當地的公立醫院業務重合，床位數多在100張左右，沒有規模優勢；定位縣級，也無法收取太高的價格，成本卻都要自行負擔，在疫情前就生存不易。“這樣的醫院也想賣幾千萬，反正我說不出口”，前述健康產業股權交易人員坦言。

民營醫院的“老病人”

林祥崧的福其祥中醫院，就是一所開在縣里的綜合性醫院。他們能緩過來，完全是靠著自己和父親的福州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傳承人的身份。

林祥崧說，現在該醫院的單日門診量在200人左右，他和父親的病人占其中的150人，主要是用手術和祖傳膏方治療脈管炎、糖尿病壞疽等，此外還可治療風濕痛以及頸椎病等運動系統疾病。西醫內科等其他科室目前還是“拖累”。

醫院的復蘇主要靠的是，“老病人口口相傳。包括疫情期間沒開門的時候，也有人找我們。”林祥崧自述，目前醫院每月的流水已基本恢復到疫情前的水平，可以達到170萬元到180萬元，略有盈余。

如果說祖傳中醫是民營醫院中一類特別的存在，至少，類似糖尿病、高血壓這樣的慢病患者，也是另一些民營醫療機構在疫情中的營收主力。

青島博厚慧慈醫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博厚醫療”）副總經理姜怡如表示，在2020年的收入中，慢病管理占了60%，“主要是因為他們會按時來我們的診所復診，大部分一、兩個月會來一次”。

博厚醫療是一家定位在社區醫療的連鎖醫療機構，目前在山東擁有60多家診所醫院。“我只需要服務好周邊2公里到3公里的3萬居民，經營就不會太差。”創始人閻紅慧接受《財經》采訪時說。

民營醫院要在夾縫中找到適合自己生存的那一部分市場，比如慢病、老年護理、術后康復、運動醫學和疼痛類等。“我們現在推的糖尿病足的項目，一些三甲醫院內分沁科顧及不到，或是需要轉到燒燙傷科去，但它又是需要長期隨訪的病，讓病人每周奔波也不現實，我們可以就近服務。”閻紅慧分析。

疫情前，慢病復診開方的需求曾占公立三甲醫院門診量的一半左右。一位院長向《財經》表示，門診和床位資源緊張，醫護人手不足，非常希望下級醫聯體單位能夠承擔起慢病患者的隨訪工作，“不是重復單一的配藥、復診，動態、精準的隨訪是最重要的”。

慢病，不代表病不會變化。姜怡如承認，不少慢病患者的復診目的就是開藥，但是，“我們這幾年一直想轉變這種觀念，有些患者自認為的久病成醫不一定是真的，一些指標監測和副作用他們關注不到”。

青島濱海學院附屬醫院內分泌科主任醫師仲威振介紹，按照診療標準，血糖不但要有效控制，且需動態監測。有很多病人一天只測一次或兩次血糖，略有超標也不重視，病情發展日趨嚴重者，會導致腎病、糖尿病壞疽等并發癥。

民營醫療機構希望通過對指標監測和日常生活的關注把病人留住，包括吃什么、如何吃，運動方式、運動強度、如何達到運動效果，正確的血糖監測，甚至包括穿什么樣的襪子等。

姜怡如分析，民營醫院還有一個優勢，能更細致地服務于患者。“從醫生到藥師、護士和服務主任，患者可能會在我們的診所待20分鐘到30分鐘。因為公立醫院護士可能一天要輸液200次，我們可能是10次到20次，他們的時間可以用來更好地與患者交流。”

有數據顯示，一個慢病病人獲客后，他的年付費可以達到7000元—8000元，服務年限27年左右。閻紅慧認為，在這些病人身上花的時間值得。

融入患者生活的未來？

即使2020年上半年的營收增長已經恢復到30%以上，姜怡如也承認，“這兩年整體都是處于比較困難的狀態，不管診療收入還是人工支出，一直在找其他方法去填補。”

直白地講，民營醫療需要發掘新的患者，或是收費場景。

互聯網營銷算是一個新途徑。博厚醫療嘗試了這一方法，“這是疫情后發展起來的。很多年輕人不太了解我們，希望通過線上營銷打通這部分業務。當然目前發現也有很多中老年人愿意參與進來。”姜怡如告訴《財經》。

互聯網營銷的打法是，建一個線上平臺引流，讓醫生和患者在此對接。博厚醫療在原有的患者社群基礎上，建立了一個線上平臺，在2021年進一步推廣了線上下單的上門服務，從300多元的新生兒生長發育評估，到幾十元的上門打針服務，甚至還有收費近2000元的糖尿病足護理套餐。

一些線上下單需要到家服務的患者，本來就是門診的簽約客戶。姜怡如舉了一個案例，有一位70多歲的老人，患有骨質疏松，一天不小心在家摔倒小腿粉碎性骨折，她和家人都是門診簽約患者，于是家人就從線上下單上門換藥。

姜怡如期待的，不僅是醫療服務由線下轉為線下+線上，也是將服務對象由單一患者擴展到整個家庭——下單者多為中輕年人群，他們對社區門診的依賴度相對更低。

2021年初，互聯網巨頭阿里和京東推出線上預約核酸檢測服務。阿里在全國120個城市提供上門服務，包括北京、上海等，其中上海的上門服務費用多在250元左右，而線下核酸收費為40元。

林祥崧也在想辦法，承接附近單位體檢訂單、邀請三甲醫院專家坐診、主動參與防疫核酸檢測、推出“雙11”營銷優惠和季節性膏方等，并開了線上微店。

“盯著西藥不容易賺錢，但是搞中藥膏方、湯劑、顆粒目前收入還是比較好的，可以通過互聯網渠道賣，利潤也比較高。”上述健康產業股權交易人員的看法是，目前知名中醫相對稀缺，而中醫藥制劑受到的限制也較少，可能成為民營醫院新的“生存之道”，“不僅是治病，而是病程管理，獲得一個病人一直服務下去，還是有得做”。

對此，蔡江南指出，“中醫門診有一些市場化的收費空間，如果你是中醫有‘獨門絕技’還是可以的。另外就是在一些新的人口流入地，有些專科公立醫院做得比較薄弱的，比如兒科、急診科、康復，民營醫院作為公立醫院的補充，也發展得可以。”

在蔡江南看來，基層民營醫療的短板在于全科醫生相對公立醫院沒有優勢。一方面是普通人更信任公立機構，另一方面也存在全科醫生水平不足的問題，“有一部分醫生愿意做全科，管慢病也需要醫學知識，糖尿病也需要調整用藥。國外的基層全科醫生需要培養八年，我們的社區門診、村衛生室的醫生達不到這個水平”。

在一些歐美國家，通常一個家庭會用一名家庭醫生，持續服務很多年。在中國，家庭醫生的理念還處于萌芽中。

部分下沉在社區的醫院和門診似乎想做這件事，走進患者的家庭。包括為失能老人或經濟困難病人提供上門服務，關注他們和家屬的精神和心理狀態，根據居民特性開展腦卒中等疾病篩查、疫苗接種等。他們能成功嗎？或許還需要時間檢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