霧化器多少錢一個（在美國）

阿琳的處境，也是美國大部分窮人的處境：他們沒有公屋可住，也沒有租房券可以補貼房租。每四戶條件符合租房補貼的家庭，就有三戶什么幫助都得不到。前言2009年至2011年間，美國密爾沃基市每8名房客中至少有1人經歷過強制性搬遷。2012年，紐約市

阿琳的處境，也是美國大部分窮人的處境：他們沒有公屋可住，也沒有租房券可以補貼房租。每四戶條件符合租房補貼的家庭，就有三戶什么幫助都得不到。

前 言

2009年至2011年間，美國密爾沃基市每8名房客中至少有1人經歷過強制性搬遷。2012年，紐約市的法院每天都會判出將近80筆以未繳租為由的驅逐令。被驅逐過的房客因為有了這個記錄，很難再租到好房子。他們只能住進條件更為惡劣的社區。為保證按時繳租、不再被驅逐，他們更要節衣縮食。這樣，驅逐不僅是貧困的結果，還是致使貧困不斷惡化的原因。

在歷時一年多的實地調查后，馬修寫出了《掃地出門》一書。全書采用第三人稱，作者的存在被全然隱匿，這是2010年來非虛構寫作的典型手法。馬修在寫作中，用大規模的調查問卷、大范圍的檔案搜索，盡可能向公眾提供有關這一問題的更多可靠信息。書中，作者和調查者深度的互動中形成的公共感和問題感，皆是具體的、扎根的。這也使得這本書成為一個極具參考價值的學術研究樣本。

謝倫娜·塔弗是美國威斯康星州密爾沃基為數極少的黑人全職房東之一，靠出租房屋賺錢。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她覺得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發財良機。次貸危機后，她以每月一套房的速度在貧民區置產，那里有大量家庭因為不能按期付按揭，被掃地出門，房價跌至低谷，而且也沒什么升值空間，所以格外便宜。但在黑人貧民區的房租又高得出奇。窮人買不起房，只好租；再者，他們（特別是黑人）在別處租不到房，只能在貧民區里租，所以房租不降反升。貧民區因而成了租房生意的一脈金礦：不少在富人郊區賠了本的房東，都指望著在這里把錢撈回來。然而，在貧民區出租房產也有它的問題：窮人沒錢。很多窮人靠聯邦政府發的救濟金過活；有時候房租要吃掉家庭總收入的70%，所以他們不時拖欠房租，所以他們不斷被逐出家門。

他們不斷突破自己生存條件的底線——吃本來不能吃的東西，住本來不適合住的地方——為沒有價值的房子創造出不菲的租金收入。驅逐是不斷突破底線的重要驅動力。

時值2008年1月，那是密爾沃基有史以來雪下得最兇的冬天。時不時會有車子從第六街轉入亞瑟大道，卻發現自己成了雪地里的甕中鱉。該男孩們出動了——喬里攥了個格外結實的雪球，朝一輛車扔去。車子倏地一停，一名男子跳下車，男孩們旋即沖進喬里和母親阿琳、弟弟賈法瑞同住的公寓。門鎖是個便宜貨，男人踹了幾下門就開了。不過他什么都沒做就悻悻離開了。可事情尚未結束，房東發現被破壞的門后，決定將阿琳和她的兩個兒子逐出家門。就這樣，母子三人將要告別這個住了八個月的家。搬家期限的最后一天，外頭天寒地凍，阿琳再不走，房東太太就會把治安官找來。配槍的治安官會帶領一票穿著靴子的搬家工人上門，還會出示一紙法官的命令，告知這里已不再是她家了。阿琳有兩個選擇：卡車或者路邊。"卡車"是指她的東西會被裝進一個18英尺長的貨車，清點登記后放入保稅倉庫 。進了倉庫，她得另掏350美元才能拿回自己的家當。她哪有350美元？所以她選了"路邊"，也就是看著自己的全部家當統統被搬運工堆在路旁：幾張床墊、一臺落地式的電視機、一本《不要懼怕管教》、一張漂亮的玻璃餐桌和尺寸合宜的蕾絲桌布，還有她的假花盆栽、幾本《圣經》、冰箱里切好的肉、浴簾、賈法瑞的哮喘霧化機。

2009年12月9日，科羅拉多的一名失業教師因交不起房租在大雪天被驅逐。

阿琳帶著13歲的喬里和5歲的賈法瑞住進一家游民收容所，大家都管那里叫"旅館"，因為這樣父母就可以跟孩子說，"我們今晚要去住旅館"，聽起來像是住進了某間汽車旅館。事實上，要不是因為掛著那個"救世軍" 的招牌，你還真會以為這是間汽車旅館。阿琳在這個有120個床位的收容所住到4月，直至她在密爾沃基北部以黑人為主的舊城區找到房子為止。她的"新"家位于第十九街和漢普頓街口，離她兒時的住處不遠。新房子的窗框與門框寬厚，原本漆成了肯德爾綠，但年久月深，油漆早已龜裂斑駁，木頭的邊緣裸露，看上去宛若一座迷彩屋。曾經有人嘗試要把房子漆白，但半途而廢。在這里，沒有自來水已是家常便飯，不過阿琳喜歡這棟獨門獨院的寬敞房子。"那里不吵，"她回憶道，"而且一整套才租525美元，樓上兩間房，樓下兩間房。我超喜歡那地方。"幾周后，市政府判定阿琳超喜歡的這個地方"不適宜居住"，勒令她搬遷。這棟房子的門窗被綠色木板封死，房東也收到了罰單。阿琳只得帶著喬里和賈法瑞往更靠舊城區的地方搬。這次母子三人來到阿特金森大道一處邋遢的公寓社區，很快她就聽聞此地是毒販的天堂。阿琳很擔心兒子的安全，尤其是喬里——這個肩膀松垮、有著胡桃般褐色膚色的男孩兒，臉上總掛著微笑，而且來者不拒，遇到誰都能聊兩句。阿琳在阿特金森大道挨了四個月，度過夏天，然后才搬到將近兩公里之外第十三街跟基輔大道交叉口一棟雙聯式公寓的底層。阿琳和兒子徒步把東西搬了過去，開燈前她緊張到不敢呼吸；直到燈亮了，她才笑著松了一口氣——這下子她可以靠別人付的電費撐一段時間了。客廳窗戶上有個拳頭大小的洞，前門得拿一塊丑丑的木板卡進金屬凹架才能鎖上，骯臟的地毯藏污納垢。不過優點是廚房空間很大，客廳的采光也不差。阿琳拿了塊布把窗戶的洞塞住，接著掛上了象牙白的窗簾。房租是一個月550美元，不含水電及燃氣。對美國第四窮城市的底層社區來說，這算是兩居室的行情價。阿琳找不到比這兒更便宜的房子，或者應該是比這兒更便宜而且還能住人的地方。再說，大部分的房東看她帶著兩個小孩，也不愿意把小一點的房子租給她。阿琳每個月可以領628美元的社會福利補助，光房租就占去了88%。她或許能夠撐過這個冬天吧，熬到番紅花和郁金香從融雪的大地冒出頭來。春暖花開，那是阿琳最喜愛的季節。外頭響起了敲門聲，上門的是房東謝倫娜。謝倫娜是一位身材嬌小、頂著波波頭、指甲修得漂漂亮亮的黑人女性，這會兒她帶來了大包小包的食品雜貨。她自個兒掏40美元買了一些東西，其余的則是在食物救濟站領的。她知道阿琳會需要這些。阿琳謝過謝倫娜，關上門。好像有了個不錯的開始。事實上，每年因為繳不出房租而被掃地出門的美國國民，數以百萬計。從前，即便在美國城市里最荒涼的區域，驅逐房客也是非常罕見的，這種行為往往會引起眾怒。上個世紀經濟大蕭條期間，雖然被逐出家門的戶數跟今日相比不值一提，但還是發生了驅逐引起的暴動。1932年2月，紐約布朗克斯區有三戶人家遭到驅逐，結果社區的居民群起反抗。到了21世紀的今天，治安官之下有一個個小組，他們的全職工作就是執行驅逐和發布止贖令；有的搬家公司專接驅逐案子，員工從周一到周五都不得閑；還有上百個公司四處挖掘數據，制作房客篩選報告，列出租客過去的驅逐記錄與法院檔案，將資料出售給房東。房屋法庭人滿為患，特聘法官被逼著在走廊上或塞滿舊書桌和破檔案柜的臨時辦公室里處理案子——但會去出庭的房客少之又少。對于轟隆隆的卡車引擎聲、大清早傳來的敲門聲，還有街邊一整排自己的鍋碗瓢盆，低收入家庭早已見怪不怪了。

2011年9月15日，一個五口之家因租金不足被驅逐。

不過，比起走法院這條路，房東其實有更省錢省事的辦法讓租房家庭離開——有些房東會直接拿出200美元打發房客，叫他們在周末前搬走；有些房東會強拆房門，讓人住不下去。密爾沃基半數租房家庭經歷的"強制性搬遷"都發生在法律無法觸及的死角，屬于"非正式的驅逐"。密爾沃基的冬天像修理工手中的扳手一樣冰冷晦暗，但在冬天來臨前，在阿琳說服謝倫娜讓她跟孩子搬進第十三街的雙聯式公寓之前，密爾沃基的舊城區呈現出一片生機盎然的景象。謝倫娜一邊開車在密爾沃基的北部兜圈，一邊搖下車窗聽R&B音樂。對密爾沃基的中產階級來說，走高速公路穿過舊城區是常態，房東們則會開進巷弄；但去那些地方，他們一般不會開自家的薩博或奧迪，而會開專用的"收租車"。和許多"身經百戰"的房東一樣，謝倫娜知道街上那些參差不齊的雙聯式公寓的業主是誰，教堂、酒吧和街道歸誰管。她知道哪些是熱門街區、哪些是毒品的集散地，也知道哪些地方安靜穩定。她深諳貧民窟的價值所在，也懂得如何從看似一文不值的房產中賺取別人沒本事賺的錢。當她轉出北方大道，要去第十八街和萊特街的交叉路口探望房客時，她放慢了速度，深深嘆了口氣。驅逐房客對房東這一行來說是司空見慣的事，但這個叫拉馬爾的租戶失去了雙腿，而趕走一個沒有腿的男人并不是一件帶勁的事兒。一開始，當拉馬爾繳不出拖欠的租金時，謝倫娜并沒有發驅逐通知單，也沒有搬出"在商言商"的那套臺詞。她左右為難，嗯嗯啊啊地不知道該如何處理。"我真的很不想這么做，"到了最后關頭她這么和丈夫昆汀說，"你懂我的苦衷，對吧？"謝倫娜皺起了眉頭。昆汀沒開口，靜靜地讓老婆把話說完。"事情還是要講求公平嘛，"謝倫娜思索了半晌說，"我覺得小孩很可憐，而且拉馬爾還跟兒子同住……何況我覺得拉馬爾挺討人喜歡的。問題我賺的是錢，不是喜歡，喜歡沒辦法付賬單。"謝倫娜要付不少賬單：房貸、水費、維修費、房地產稅。有時候還會莫名其妙地冒出一筆大開支，比方說鍋爐壞了、市政府巧立名目要收個什么費用。在月初收到租金前，她幾近破產。"我們沒辦法等他，"昆汀說，"我們等他，稅可不會等我們，房貸也一直在漲。"做房屋出租這一行，就沒有規避風險這一說。房客不付500美元房租，房東便立刻少了500美元的收入。無法收租，房東就只能吃老本或靠正職去補房貸，否則就等著銀行發通知說要查封房子。這門生意可沒有什么委婉語：所謂的"縮小營業規模"、"季度虧損"都是瞎掰。房東直接自負盈虧，賺或賠都是一翻兩瞪眼。謝倫娜點頭如搗蒜，也不知道她是在對著昆汀說話，還是在自言自語："我看我應該少替這些人擔心才對，我擔心他們，誰擔心我？如果我沒記錯，借錢給我們的公司可沒說房貸不用付了。"謝倫娜跟昆汀交往的第四年，愛情上春風得意，可工作上卻完全提不起勁。于是她告別了待了八年的教室，"自立門戶"，開了家日托中心，但"因為一點小小的違規關門大吉"，她回憶道。創業未果的她回到學校教書，后來由于她跟"前任"生的兒子變得有點叛逆，她索性回家教子，而這也是她接觸房地產的開始。1999年，謝倫娜在房價低谷期買了套房子自住。幾年后房市回暖，她用增值的房子去貸款，手上立刻多出了21000美元可以周轉。六個月后她第二次貸款，這次套出了12000美元。靠著這些現錢，她買下了人生第一處用來收租的房子：在租金最便宜的舊城區里，一棟可分成兩戶出租的雙聯式公寓。此后，靠著收租、重復貸款，以及私人房地產投資商放的高利貸，謝倫娜的房子越買越多。她慢慢弄懂，租房市場里有一類人是中上層階級，他們租房子時考慮的是自己的喜好與需求，第二類人是"逐水草而居"的年輕人，第三類是既買不起房子、又沒資格住政府公租房的窮人。在密爾沃基這樣一座各種界限涇渭分明的城市，房東得鎖定特定的族群來做生意。謝倫娜最后決定專攻貧窮的黑人。謝倫娜把車停在拉馬爾住處門口，伸手掏出兩張驅逐通知單。拉馬爾住的這棟房子是一座可住四戶人家的公寓，包括一前一后兩棟獨立的雙層樓房。拉馬爾住在后棟的一樓，位置毗鄰小巷。謝倫娜開車過來時，他人正在外頭。幫拉馬爾推輪椅的恰巧是另一張驅逐通知單的主人，名叫帕特里斯。拉馬爾已把自己兩腿的義肢裝上，他是一個上了點年紀的黑人，上身纖瘦結實，一副年輕人的模樣。"喔，算我運氣好，一箭雙雕。"謝倫娜故作輕松地說道，將驅逐通知單遞到拉馬爾與帕特里斯的手上。"你差點就遲到了。"帕特里斯說。她包著頭巾，穿著睡褲與白色的背心。她跟孩子住在前棟的二樓，一樓住著她媽媽多琳·辛克斯頓與她的三個弟妹。帕特里斯將驅逐通知單折起來，塞進口袋。"我現在要去練習。"拉馬爾坐在輪椅上說。"練習？練習什么？"謝倫娜問。"我兩個兒子要練橄欖球，"他看著手中的通知單，"那個，我們要開始清理地下室了。我已經動工了。""他沒跟我說。"謝倫娜答道。她口中的"他"指昆汀。租戶有時候會幫房東做些雜工來抵房租，清理地下室就是其中一種。"那你要打電話跟我說啊，不要搞錯誰是老板好嗎？"謝倫娜開起了玩笑。拉馬爾也很買賬地對她笑笑。帕特里斯推著拉馬爾離開后，謝倫娜開始在腦子里盤算還有哪些待辦事項。她是個大忙人，要應付的人事物有：維修、收租、搬遷、廣告、房屋檢查員、社工、警察。工作中，一百萬件小事如漩渦般交雜在一塊兒，時不時還會被一些大事打斷。大事小事加在一起，害她周日晚上沒空跟母親共進一頓晚餐。就在一個月前，她租出去的房子里發生了槍擊案，一名房客的新男朋友挨了三槍，當場血流如注。警方問訊完畢，收起黃色封鎖線后，謝倫娜跟昆汀便開始善后。昆汀找來幾副橡膠手套和一臺吸塵器，兩名伙計幫著他大掃除。謝倫娜則質問起女租戶："你背著我帶了個男朋友住進來算什么？"夫妻倆的分工就是這樣：昆汀負責把地方收拾整齊，謝倫娜負責盤問。槍擊案發生幾天后，她接到另外一名租戶打來的電話。對方說她的房子要被勒令停租了。她一開始還不太相信，但開車來到房前，果然看到穿白色制服、戴安全帽的人，正將綠色木板釘到她房子的窗戶上。這間房子的租戶被抓到偷電，所以能源公司的工作人員從電線桿那里斷電，然后又打電話通知市政府的社區服務部。這幾名偷電的房客當天就得走人。謝倫娜轉動方向盤，離開萊特街向北開去。既然已經來到這附近，索性再多跑一個點——位于第十三街跟基輔大街交叉口的雙聯式公寓。謝倫娜上個月只收了押金和部分租金，就讓一名新房客住進來了。但沒多久，女租戶的媽媽私自向房務委員會投訴了謝倫娜的房子不適宜居住，謝倫娜只好填了驅逐通知單讓這一家人走人。幾天后那名女租戶搬走了。接著謝倫娜接到當地一家民間社會服務機構"溫暖滿懷"打來的電話。該機構的社工說有位母親和她的兩個孩子正在找地方住，"溫暖滿懷"會付押金和第一個月的房租，后面這話讓謝倫娜聽了很開心。這個新租戶就是阿琳。收到謝倫娜送來的驅逐通知單后，拉馬爾回到了他在第十八街跟萊特街交叉口的公寓，跟他兩個兒子還有兒子的朋友打起了撲克，他們玩的是類似橋牌的黑桃王。和平常一樣，他們在一張木頭小餐桌前圍成一圈，一會兒用力摔牌，一會兒用手腕的勁道巧妙地把牌送出去。1974年，十七歲的拉馬爾看過一則廣告后，跑去加入了海軍。對他來說，海軍生涯的記憶已經日漸模糊，無非是百無聊賴的海面，充滿異國風情的風景、上岸休假的派對、吞進肚里的迷幻藥丸，還有就是花錢如流水。從海軍退伍后，回到家鄉的拉馬爾仍舊天天在外頭飲酒作樂。1980年代中期，快克可卡因入侵了密爾沃基的街頭，而拉馬爾也深陷其中無法自拔。他因此丟了工作，公寓也沒法租了。這之后，他開始帶著盧克跟埃迪輾轉于收容所與廢屋盧克跟埃迪的母親當時還在，但毒癮終究讓她失去了健康與理智，也讓她拋棄了兩個兒子。有幾天，他們被困在廢屋，拉馬爾吃的是雪。凍瘡讓他的雙腳腫到發紫，像是爛掉的水果。到了第八天，神志不清的他從樓上的窗戶縱身一跳。回首這段過往，他說是上帝將他扔了出去。在醫院醒來時，他已經沒了腿。此后，除去兩次短暫的毒癮復發，他沒再吸過快克可卡因。"上帝保佑。"拉馬爾看著盧克跟埃迪有感而發。滾筒上的白漆像霧一樣弄花了男孩們黑色的皮膚。"我有兩個好兒子。"當兩個兒子在學校上課時，拉馬爾會在家里邊聽老歌邊打掃衛生，再來上一杯加糖的速溶咖啡。他向前滾動輪椅，拉好剎車、停住，然后將灰塵掃進帶著長柄的簸箕里。這個家在拉馬爾的打理下變得整潔溫馨，但他第一次來看房的時候，這里簡直一塌糊涂，廚房堆積著沒洗的碗盤，蛆都長出來了。但當時拉馬爾需要個家——跟兩個孩子窩在自己媽媽家的地下室不是長久之計，而且住媽媽家有"宵禁"，規定所有人都要在晚上九點前回家。再來就是拉馬爾看出了這間公寓的潛力——謝倫娜免了拉馬爾的押金，主要是她判斷拉馬爾應該申請得到"社會安全生活補助金"，也就是美國逐月發放的"聯邦救濟金"，發放對象是老年人、殘障人士（肢體或是精神有障礙）等低收入人群。沒想到審查結果并不如人意。事隔一個月，謝倫娜在滂沱大雨中開著車。車流的聲響就像有人從后門丟出上千個拖地水桶般那么夸張。她這么拼，是要去參加由"密爾沃基房產投資人聯盟"主辦的會議。出席的五十人里，有投資客、（房屋）霉菌檢測師、律師，及其他與不動產有關的從業人士。不過話說回來，這群人里最多的還是房東。謝倫娜是這群人中少有的女性，更別說她還是個黑人。除了她三十年前從牙買加搬來的朋友羅拉外，就在其他人離席后，謝倫娜跟羅拉在走廊找了個安靜的角落講話。"我碰到倒霉事兒了，"謝倫娜開始不吐不快，"倒霉透頂了！我跟那個拉馬爾·理查茲又杠上了——就是那個沒有腿的男人。他這個月沒交齊房租。""他少給你多少？"羅拉的聲音稍稍帶著一些威斯康星東南部的口音，平素她是一名圖書館員，要比謝倫娜年長。"30美元，"謝倫娜聳聳肩，"但重點不是多少錢，我在意的是原則問題……他之前把我的墻刷得亂七八糟，當時算起來就已經欠我260元了。"話說跟孩子們粉刷完之后，拉馬爾打了電話讓謝倫娜過來驗收。謝倫娜到現場一看，發現孩子們不但沒有把墻上的小坑小洼補好，還把白漆滴到墻壁咖啡色的邊飾上，甚至忘了刷食物儲藏室。拉馬爾的說法則是昆汀沒將填坑料和咖啡色油漆送來。"他沒送你不會問嗎？"謝倫娜回應道。她連一毛錢也不肯從拉馬爾所欠的金額中扣除。"然后啊，"謝倫娜接著說，"他也沒跟我說一聲，就把浴室的地板給鋪了，還自己從房租里扣了30元。"原來是拉馬爾在刷漆的時候發現帕特里斯的舊公寓有一盒瓷磚，于是他就拿這當材料，重鋪了浴室的地板。他拿刷剩的油漆當膠水，把瓷磚一片片給貼上去了。"我跟他說，'不要再自己亂扣房租了！'再說這家伙本來就欠我錢，他有什么資格自己減房租？"羅拉換了條蹺著的二郎腿。"這種人，就是在耍花樣啊。可以叫他走了啦……他們滿腦子都是要占便宜、占便宜、占便宜。""問題是，"謝倫娜又將話題繞回拉馬爾粉刷墻壁的事情，"刷個油漆怎么可能要260元。""我找人刷一個房間只要30元，五個房間也才150元。""并不用那么多，20元就能刷一間了，頂多25元。""就是說啊！""反正在我這兒，就是他還欠我260元。哦，不對，我少算了，加房租他現在欠我290元。"這兩個老朋友笑了起來，而謝倫娜現在真的很需要笑一笑。阿琳不介意住在第十三街。住在這里，她可以走路送賈法瑞上學。當然阿琳會希望隔壁廢棄的屋子里不要有癮君子（有幾個快克可卡因成癮的人最近把那兒當家住了下來）,不過再隔幾棟房也有小女孩在學拉小提琴就是了。她的公寓也越來越像樣子。阿琳一心想把公寓弄得更像個家。之前的租戶留下一個大衣柜、一個梳妝臺、一張床，還有一臺冰箱。地下室的東西就更多了：餐盤、衣服，和一把帶軟墊的椅子。阿琳決心物盡其用，重新安排家具的位置，把新找到的盤子整齊堆放在她精美的瓷盤旁邊。這些瓷盤是多年前一間家庭暴力庇護所送的。她睡靠外面的臥室，然后把里面的房間留給了兩個兒子。她替他們擺好了一人一張單人床墊，衣服也整整齊齊地收進了梳妝臺下的抽屜。阿琳還在地下室翻出了其他東西：滾筒、油漆刷，和一桶五加侖的白漆。她把所有東西統統拖到樓上，裹上頭巾，開始粉刷墻壁。她希望這屋子能煥然一新。做著做著，索性把通往二樓的樓梯間也刷了。大功告成之后，她點了根熏香棒來掩蓋油漆味兒。環顧四周，她心滿意足。日子一天天過去，阿琳跟孩子慢慢在第十三街有了家的感覺。放學之后，當哥哥的喬里偶爾會找街坊的其他男生玩"丟罐子"游戲，弟弟賈法瑞則在一旁當觀眾。晚飯后，阿琳會看電視回放（并把聲音轉小），把賈法瑞的"個別化教育計劃"評估表拿出來讀一遍，還會翻一翻她的祈禱書。有些夜晚，她會爬上既沒人住也沒上鎖的二樓，在那里待上一會兒。阿琳覺得樓上沒有鄰居這點很棒，她喜歡清靜一點的環境。搬到第十三街的時候，阿琳領的是W-2T（"威斯康星要工作"計劃，簡稱"W-2"，通過打卡上班來領取福利救濟的政策，工作者可月領673美元；其中未工作或無法工作者——多半因為身心障礙而不具備工作能力，可月領628美元，也簡稱為"W-2T"），這是因為她患有慢性抑郁癥。2008年她領到的社會福利補助，跟十幾年前，美國在推動社會福利改革那會兒沒有兩樣：一天20.65美元，一年7536美元。自1997年以來，全美各地的社會福利補助，幾乎都停滯不前，但居住成本卻大幅飆升。多年下來，主政者無一不知美國家庭不可能只靠社會福利補助金度日。21世紀開始的頭十年間，我們見證了房租與水電燃氣費的大幅上漲，此前就已經不可能只靠福利金來支撐一個家了，在此之后不過是雪上加霜而已。在"住"這件事上得到政府的補助，阿琳很早就斷了這樣的念想。要是能領到住房補貼券，或是能住進公共住房，那房租就只占她收入的30%，這當中的差別就像是"窮歸窮但能安穩生活"跟"被貧窮折磨到死去活來"，或者"在一個社區里落地生根"跟"四處流浪"，還有賺的錢"能多用點在小孩身上"跟"錢轉手就得給房東交房租"的差別。許多年前，阿琳才十九歲的時候，她曾經租到過一間政府補助租金的公寓，月租只要137美元。當時剛生下孩子的她很慶幸自己不用再跟母親同住，凡事可以自己做主。但這時在找室友的朋友叫她退租，她滿口答應了。就這樣，她從政府補貼的公寓，跳進了民間的租房市場，而這一跳就是二十年，想回都回不去。"我以為搬個家沒什么關系，"她回憶道，"但我后悔了，每天都后悔。當時真是年輕不懂事！"說著說著，她開始搖起頭來，仿佛要把十九歲的自己搖醒。"要是我腦袋清楚一點，現在我應該還住在那里。"有一天心血來潮，阿琳跑了趟密爾沃基市府的房屋管理局，去問申請租房補貼的排隊名單。結果透明玻璃后的小姐告訴她："名單根本沒有動。"原來早在四年前就有超過3500個等待租房補貼的家庭。阿琳點點頭，離開的時候雙手插著口袋。不過這已經是比較好的情況了，在美國一些真正的大城市里，比方說華盛頓特區，你要等的可能不是四年，而是幾十年。在這些大城市，登記時你可能還是個帶著小孩的少婦，等那份申請接受評估的時候，或許你已經當奶奶了。阿琳的處境，也是美國大部分窮人的處境：他們沒有公屋可住，也沒有租房券可以補貼房租。每四戶條件符合租房補貼的家庭，就有三戶什么幫助都得不到。如今想住上公屋，阿琳首先得存一個月的收入，繳給房屋管理局，這是她年輕時無故放棄補貼公寓而需付出的代價。再來，她得花兩到三年等排隊名單解凍，然后再耗兩到五年等待排在她前面的申請表消化干凈。最后她還得祈求上帝保佑，祈禱那些喝著不新鮮的咖啡、手臥沉甸甸的印章的人在審理她的申請書時，可以忽略過去她留下來的驅逐記錄，以及靠社會福利補助在民間租房市場勉強維生的日子。第十三街樓上的房子沒有空太久。阿琳刷好的墻壁油漆一干，謝倫娜就安排了一位年輕小姐搬進去。"語音留言請按1。"謝倫娜按"1"，然后留下這則訊息："阿琳，我是謝倫娜。你房租準備好了嗎？別忘了我們說好了你要一點一點補上之前積欠的320元，就是上次你……"謝倫娜緊急剎車，把剛到嘴邊的話吞回去，她原本要說的是"上次你姐姐辦葬禮的錢"。重新開口后她接著說，"嗯，總之我在等你那650塊錢，記得回電給我。"阿琳并沒有為自己的所作所為感到后悔。平日有葬禮要出席的時候，她都沒法給賈法瑞買雙像樣的新鞋，只得把他最好的鞋子盡量刷干凈一點。過去她還錯過了一些葬禮，因為喬里跟賈法瑞根本沒什么衣服可穿。但這次走的不是別人，是她的好姐妹，雖然不是血緣上的姐妹，但是精神上的。她們十分親近。過胖又有糖尿病的她，身體一直不好。這次是因為肺炎跟一堆并發癥住進醫院，最后就在那里沒了心跳。阿琳當然沒有辦后事的錢，問題是大家也都沒錢。如果不出一點力，阿琳會覺得很丟臉。于是她把那個月的支票拆成兩半，一半給了謝倫娜交房租，另一半則給了新匹茨太平間。得知阿琳姐姐的事情，謝倫娜也有點于心不忍，于是決定給阿琳一點方便。她們約好只要阿琳可以"分期付款"把欠繳的房租補上，也就是接著的三個月都改繳650美元，那她就可以繼續住下去。問題是，即便阿琳把每個月的福利救濟支票（628美元）全額轉給謝倫娜，錢還是不夠。但謝倫娜還是想碰碰運氣，她以為阿琳會打電話跟親戚借錢周轉，或向非營利機構求助。而阿琳之所以會接受這個交易，是因為她已經走投無路了。第二個月的月初，阿琳終于打電話來了，當時謝倫娜跟丈夫昆汀正在開著那輛雪佛蘭。謝倫娜跟阿琳講完話后，看向昆汀。"阿琳說她沒收到支票。"這話其實有語病。阿琳不是沒收到支票，她只是沒收到那張628美元的支票。原來這段期間她放了社工鴿子，把跟社工約好的時間忘得一干二凈。政府的提醒通知單寄到了她之前住的阿特金森大道，總之沒到阿琳手上。而缺席面談，社工做出的裁罰就是縮減補助。阿琳當然也可以把金額縮水的支票給謝倫娜，但她想反正橫豎都是欠租，口袋里有幾百元肯定強過兩手空空。昆汀沒有移動視線，繼續專心開車。"他們的生活就是這個樣子。"他說。謝倫娜決定了，她要驅逐阿琳。喪禮費用跟后續社會福利救濟金的縮減讓阿琳的房租越欠越多，謝倫娜覺得是時候"對阿琳放手，好迎接下一位房客了"。當月早些時候，她整理好了必備的文件。等著接開庭通知，已是12月23日，算是趕上了驅逐法庭在圣誕節前的"末班車"。最終的驅逐判決要求阿琳在1月1日前自行搬離，但在即將搬走的時候，謝倫娜領來的新房客好心地讓阿琳和小孩待到找到新家為止。拉馬爾繼續欠著房租未繳清，謝倫娜一心想擺脫他，直到在2月初。拉馬爾和樓上新來的租客玩牌時，因為樓上無人看顧的小孩下床時不小心踢翻了燈，導致房屋起火，不幸燒死了樓上租客的小女兒，拉馬爾所住的房子也被大火推倒。謝倫娜雖然惋惜房子，但想把著火的整塊地推倒，再將保險金收入囊中。"不幸中的大幸，我還可以發筆財。"她說。當然，能順便擺脫拉馬爾，對她也是"好事一樁"。最終，紅十字會會安置拉馬爾跟他的兩個兒子，省去了謝倫娜還得自行驅逐他們的麻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