甜菜安寧多少錢一瓶（北平）

1935年的北平街道，不同類型的交通工具在此匯聚山雨欲來前的寧靜1929年元旦北平發行的《新晨報》上，有名為“北平之今昔”的一幅漫畫。畫中是一位衣衫襤褸、滿面褶皺的老婦，面對鏡中自己曾經面目光鮮、體態豐盈的形象。旁邊是一句題詞：不堪對鏡問昨

1935年的北平街道，不同類型的交通工具在此匯聚

山雨欲來前的寧靜

1929年元旦北平發行的《新晨報》上，有名為“北平之今昔”的一幅漫畫。畫中是一位衣衫襤褸、滿面褶皺的老婦，面對鏡中自己曾經面目光鮮、體態豐盈的形象。旁邊是一句題詞：不堪對鏡問昨年。

這正是對于北京失去首都光環之后，情狀慘淡的形象比擬。北伐的國民革命軍在1928年勝利進入北京，隨即國民政府內部便展開了未來定都何處的討論。堅持建都南京者和主張留都北京者各抒己見。南方觀點認為，南京是孫中山遺訓中的指定首都。并且，北京既有著清政府封建統治的遺毒，又充斥著北洋政府的官僚做派，已經無法彰顯革命的朝氣。而最關鍵的，蔣介石的勢力基礎在南方。南方派于是占了上風。1928年6月28日，南京政府把首都北京改成了北平特別市，1931年再改為北平市。北京，便由此開始了“故都”北平的另一篇章。

按照《故都新貌——遷都后到抗戰前的北平城市消費》一書作者許慧琦的記錄，國都南遷之后，新成立的北平市政府處于中央機關倉促撤離、首任市長陣前易人、新單位匆忙成立、行政資源與財政收入都大不如前的狼狽狀態中。被嚴重挫傷的是北平的經濟——北京是政治型的消費城市，清代以來的皇族、旗人和官員不斷刺激著商業、手工業和服務業。但隨著首都地位的消失，國都階段政商結合、奢侈風格的消費發生了轉變。1929年，截至中秋時的統計，北平歇業商家數量已經有264家；以公務員及其眷屬為服務對象的大型游藝場城南游藝園，已經準備暫停營業；整個城市消費能力萎縮。以人力車的營業為例，乘客減少，車夫倒是越來越多。

令經濟雪上加霜的還有動蕩的時局。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東北淪陷。不僅東北災民大量涌入北平，為城市經濟帶來壓力，北平城內也人心惶惶，處于“商旅裹足，戒嚴頻繁”的狀態。1933年元旦，山海關陷落，日軍發動了熱河和察哈爾的戰事，使得北平暴露在日軍的直接威脅中。北平街頭出現了軍事武裝準備，城門與各要沖都堆上了防御沙袋。1933年3月日軍占領熱河，并進攻長城各口，北平開始實行戒嚴。5月之后，日軍飛機在北平上空偵察并投遞傳單數次。一位名叫“老向”的文人在《危城瑣記》中寫道，“市民都有‘末日來臨’之感”。南京中央在5月終于決定成立行政院駐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長黃郛抵達北平，收拾戰火，安撫人心，以表達中央要保全平津的決心。

1933年5月31日，中日代表簽署《塘沽協定》。這份協定默許了偽滿洲國的成立，認可了日軍占領熱河的合法性，同時劃綏東、察北、冀東為日軍自由出入地區，從而為日軍進一步侵占華北敞開了大門。中國領土主權受到嚴重損害的情況下，這一紙協定也換來了北平城暫時的安寧。

北京文化史的研究者趙珩告訴本刊,相比1927年之前的軍閥混戰，北平城從1928年到1937年“盧溝橋事變”之前，雖然一直處于日本侵略的陰影之下，但其實算是一個相對穩定的時間段，經濟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復。

學者許慧琦又將這十年的經濟與消費環境細化分為三個階段：1928年到1930年屬于高失業率和高物價并存的“停滯性通貨膨脹”時期；1931年到1934年則是通貨緊縮、供過于求、物價普遍低迷的形勢。通貨緊縮和通貨膨脹同屬于整體經濟衰退，但對于消費者而言，是同樣的錢可以買到更多的商品。因此像譚其驤這樣在北平讀書與教學的文化人會說，“作為一個中等偏高收入的市民生活在這個社會里，確實令人處處滿意”；1935年到1937年，日本人在華北的走私活動日益猖獗，白銀外流，物價上漲，又出現了類似第一個階段的情況。如果說，北平淪陷前有十年的“黃金”時光，許慧琦描述，那么在30年代的前半期，便是其中的“菁華期”。

這段時間北平得到發展，還和1933年上臺的市長袁良所頒布執行的一系列振興計劃有關。當北平成為“故都”之后，對外并不能吸引權貴階層的攀附，內部也缺乏工商業生產可以發展，只有將自身悠久的傳統文化遺產進行轉化——包括名勝古跡、文物典籍和文化教育。于是從1928年起，從政界到普通知識分子提出“繁榮北平”的種種建議，就是圍繞著如何發掘利用北平的歷史文化資源，將北平建立成文化中心來展開。由于時局的不穩，實際在《塘沽協定》簽署之后，新任北平市長袁良才有機會通過《北平游覽區建設計劃》（后改稱《舊都文物整理計劃》）、《北平市溝渠建設計劃》、《北平市河道整理計劃》等三項方案來落實執行。

此時在北平，經過了“九一八”事變的震動，可移動文物，諸如故宮里的珍寶、太廟和先農壇的樂器、北平圖書館的重要藏書已經完成了南運。于是北平最主要的財富就是古跡景點，作為可以觀光旅游、繁榮經濟的來源。《北平游覽區建設計劃》中首先明確了北平游覽區的范圍：“凡由北平為出發點而到達之名勝古跡，皆應劃入北平游覽區之內。”并且，北平“宮殿之偉大莊嚴，園林之宏麗清幽，名山異泉，遍布西北，荒剎古廟，隨處皆是”。中國若要建設國際著名觀光城市，“非北平莫屬”。因此，“舉凡缺乏宣傳，各名勝古跡保管權分散且未加修葺，交通不夠發達未敷游客使用，觀光旅館或飯店不足，缺乏本國招待和導游向外國旅客介紹中國文化和北平之美，都是市政府重振旅游消費經濟的改良重點”。

而這一系列市政建設計劃又包含有其他目的。北京市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季劍青告訴本刊，“文化城”概念的提出，也是在中日實力相差懸殊的局勢下，寄希望于世界各國的干預和同情。“劉半農就設想過將北平設為中立區。如果不設防，在國際社會目光的注視下，北平作為古物薈萃之地，也許能夠免去遭受炮火打擊。”1935年北平政府編纂出版的一本《舊都文物略》是游覽區建設成果的文字結晶。它是在北平時期最為系統、最為廣泛介紹北京歷史和城市風貌的圖文并茂的著作。趙珩評價：“精美至極，不是絕后，至少也是空前的好。這竟然是兩位秘書，外加一位兼職的攝影，不到一年半的時間就調研編寫完成的。可是，以一本向世界宣揚北京多么了不起的畫冊，就能讓國際輿論出面干涉和調停，阻止日本人武裝侵略的想法，又是多么幼稚！”

30年代的北平成了國內和國際都很熱門的旅游地。季劍青考證當時資料：“北京飯店又重新充滿活力，大堂里擠滿了來自歐美的游客。到了1937年，飯店床位已經達到了供不應求的程度，僅當年春天的旅游收入就有100萬美元之巨。”在旅行者的筆下，北平呈現出山雨欲來前的寧靜之美。

古老與現代并存的觀光之城

在《京華心影：老地圖中的帝都北京》這本書中，作者李弘展示了她收藏的一份印制于1932年、放在六國飯店（Grand Hotel）里為游客準備的北平景點地圖。上面標明了六國飯店的位置——在今天前門東大街和正義路交口的東北角，現原址上重起一座三星級的華風賓館。除此之外，還有分布在內城、外城和西北郊區的名勝古跡以及購物處，和今天在酒店前臺能拿到的地圖別無二致。

李弘告訴本刊，她在“文革”期間還進過未被拆除的六國飯店，“里面黑洞洞的，安置了不少住家。只記得木地板咯咯作響，樓梯兩邊木扶手被摸得圓潤發亮。”然而時光倒流，這座建于1900年的酒店，經過1925年的擴建后，是北平城里最豪華氣派的西式酒店之一，有5層樓高，建筑面積8000多平方米，和位于東長安街的北京飯店南北相望。正義路那時有一條“玉河”流過，叫“玉河大道”。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中國戰敗后，根據《北京條約》，英、法、美、俄四國陸續將玉河河畔的王府舊宅改為公使館。與玉河相交的“東江米巷”上逐漸各國公使館林立，還有教堂、銀行和俱樂部等等。在1900年《辛丑條約》之后中方繪制的地圖上，這里已經更名為“東交民巷”，成為使館區。六國飯店也就是在使館區的核心位置。

在30年代的北平城里，要過最西化的生活，那就是在東交民巷的這片小世界。張北海在《俠隱》里四次寫到過六國飯店。其中有一次，美國記者羅便丞在那里買了熏火腿、黑面包、罐頭蘆筍、一瓶紅酒和一瓶威士忌。在北平生活的文物學家朱家溍評價六國飯店的西餐和北京飯店、西紳總會三家并稱一流，因為“最地道，絲毫不遷就中國人的習慣”。荷蘭作家亨利·博瑞爾（Henri Borel）在著作《新的中國：一個旅行家的印象》（The New China：A Traveller's Impression）里記錄六國飯店的一個普通房間，包括“整潔、蓋著綢面鴨絨被的英式床，花邊窗簾，裝有鏡子的大衣柜、電燈、配有冷熱龍頭的盥洗室、床頭小桌和桌上紅色絲綢罩著的小燈，舒適的安樂椅等”。他繼續說：“當我第一次從六國飯店出發，在東交民巷漫步時，我想一定是身處在某個歐洲或者美國的小鎮，而中國人只是游客而已。”

有意思的是，緊挨著皇城的東交民巷區域在視野上卻能感受這座古老城市的迷人之處。這里的西式多層建筑打破了從前宮殿群對于城市制高點的控制。另一位旅居北平的茱莉·布萊頓（Juliet Bredon）就將看到的使館區和不遠處的宮殿群以及低矮民居所組成的街道來作對比：使館區是“想法各異的人們在這里建造出的一個雜亂的整體。它與威嚴一統、高高在上的宮殿相比，顯然會相形見絀。中國人確實比我們更懂得協調建筑與環境，或者畫與框、框與畫之間的關系。另一側就是中國人的城市。夏天，當家家戶戶院落中的樹木枝繁葉茂的時候，整座城市會變得像一座大花園。天壇的藍色穹窿矗立在綠葉的襯托中，猶如一朵優雅的石花。”

以東交民巷區域為起點來探索北平城，是歐美旅行者的慣常路線。曾經的宮廷禁苑、皇家園林，祭祀壇廟，總是他們首先的興趣所在。在這些空間從民國初年開始，就陸續向普通市民開放。徜徉其中，便可感受到并不遙遠的歷史。于是，1933年來到北平的德國女攝影師海達·莫里森（Hedda Morrison）的鏡頭捕捉到了天安門金水橋邊正在賣柿子的小販，還有北海公園的冰面上一位溜冰炫技的老者——他過去為慈禧太后表演過相同技巧。另外一位30年代來到北平的德國記者恩斯特·柯德士（Ernst Cordes）在《閑置的皇城》中寫下了他游歷皇城的經歷：在紫禁城的金鑾殿里，他用兩毛錢“賄賂”看門人，坐上了布滿灰塵、不知真假的寶座，想象遜帝溥儀的惆悵；在中南海的瀛臺，他一邊喝茶、觀賞荷花，一邊聽朋友講光緒“維新變法”失敗的經過而覺得惋惜。

1920年從郵政司退休后便生活在北京的美國人劉易斯·查爾斯·阿靈頓（L.C.Arlington）在30年代出版了一本書，直譯叫《尋找老北京》（In Search of Old Peking，中文版本翻譯為《古都舊景：65年前外國人眼中的老北京》），這也是張北海在寫作《俠隱》時搜集的參考資料之一。阿靈頓之所以給書起這個名字，是因為他目睹了之前若干對歷史文物破壞的行為，擔心那個精致優美的古城一去不復返：“歷史宮殿改為現代的飯店和茶館，著名的寺廟改為兵營和警察辦公室，砍伐古老樹木作為木柴，用政治標語磨損城墻和牌匾。”

當北平被確定為旅游城市的定位后，這一切都得到了減輕和糾正。某種程度上，這得益于文物整理委員會中有中國營造學社成員的參與——這是一個由朱啟鈐和梁啟超組織的，研究中國傳統建筑的學術社團。他們提出了保證古建筑“純正性”的原則：盡量延長舊建筑的結構生命，而不是以新換舊；如果不得不用替代材料，會用較新的材料來和原有部分清楚分開。比如阿靈頓看到的破敗不堪的天壇，就處于文物整理計劃中，首批修繕的古跡之列。在《民國北京城：歷史與懷舊》一書中，學者董玥記述當時天壇的琉璃瓦難以重現原有光澤，最后使用的是儲存在清華大學中原屬于圓明園的瓦片。在董玥看來，1928年后的市政建設思路和之前的民國十七年截然不同，歷史傳統不再是需要被革命破壞的對象，而是變為了可供回收轉化的資源。“現代化的進程與來自城市過去的韌性總是動態地交織在一起。”

除了這類古跡，讓國外游客感到興致盎然的還有北平人日常生活的物質載體，就像那些縱橫交錯、密如蛛網的胡同。進入民國之后，北京城經歷了一系列現代化改造，包括城市交通、供水、排污系統、電燈照明各個方面，其中就涉及胡同的尺度和命名。在尺度上，市政府認為北京“衢路迂逼，房屋參差，錯亂無序。非特不足以成良好之市街，而妨礙交通與商業之發展者，亦甚巨”。1925年，有軌電車在北京通車。但是因為汽車和電車都不必駛入胡同，胡同的格局就未被太多觸及。《俠隱》里的主角李天然在胡同里穿來穿去，換作外國人可能早就會暈頭轉向。柯德士應就邀到一位過去的八旗子弟家做客，要穿過市場和胡同。“我真不知道現在該左拐還是右拐，或是按照北京人的表達習慣，往東還是往西。”

倒是交通和郵政的發展，使得統一胡同命名成為必需。董玥的著作考證，民國年間北京的胡同已經超過3000條，名字都存在于居民的口語當中。很多名字都十分直白，比如有根據地標命名的“廟宇”“水井”“柵欄”；根據形狀命名的“扁擔”“羊角”“豬尾”；以人名命名的“王寡婦”“宋姑娘”“張禿子”；以市場或居民職業命名的“制花”“賣肉”“補鍋”。由于都是居民起的名字，重名現象很多，就像有16條扁擔胡同，11條口袋胡同，8條羅圈胡同。其時政府在1916年、1919年和1928年曾三次更改胡同名字，指導方針主要有兩點：一是從粗俗化為文雅，比如段祺瑞居住過的“雞爪胡同”改為了“吉兆胡同”，“狗尾巴”變為了“高義伯”，“驢市”變為了“禮士”；再有就是滿語、蒙古語的名字改為了漢文。1934年，政府在每條胡同口都樹立了名牌，然而老名字在這以后的許多年仍舊活躍在人們的日常交談當中。阿靈頓在走街串巷時就會津津有味地去聽當地居民講胡同名字的意思和演變。李弘告訴本刊，她在研究地圖時，特別注意到宣武門附近有一條“頭發胡同”，其實并不是像發絲一樣又細又長的胡同。阿靈頓的筆記里記載了它得名的一段驚悚歷史：胡同附近的軍火庫發生過爆炸，炸死者頭發凌亂的頭顱遍地，就有了“頭發胡同”的名字。

在1928年到1937年之間，不僅前來北平的歐美觀光客的數量在增多，長住北平的歐美僑民數量也不斷增長。《北京的洋市民：歐美人士與民國北京》一書的作者、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李少兵向本刊介紹，遷都前，外僑多為使館人員及其眷屬、商人和傳教士，這個時期的“洋市民”的職業則更加多元。教育、醫療、新聞傳媒等領域都有他們的身影。他們帶來了現代化的技術和服務，也能夠博得北京市民的友好相待。根據統計，截至1937年，在北京工作的歐美僑民是5387人，之后才大幅減少。東交民巷的使館區已經不能容納眾多僑民，他們居住在中國人的社區里，多是集中在當時內城的“內一區”，也就是今天東單以東、建國門以西、東四以南、前門東大街以北的區域。

歐美外僑在經濟收入上屬于中上水平，其中熱愛中國文化的人士便有能力也愿意租住四合院落，稍微做以現代化改造，過上中西合璧的生活。如同《俠隱》里的馬凱大夫在東單的干面胡同有座二進院子，《紐約時報》記者哈雷特·阿班（Hallett Abend）也在位于東單的象鼻子坑胡同租有院子，一共五進院落：“院子敞闊秀美，最南的院子中間有條磚砌的小徑，櫻樹和李樹夾道。朝北數去，第二個院子中間有個六角亭，夏天時我便在里頭寫稿。我的臥室和浴室都在這個院子里。再穿過一道半月形的拱門，便到了第三進院子，起居室和餐廳都在這一進院子。再后面的院子是個菜園子，它的西邊連著另一個院子，兩旁的院子都是下人住的。”

每當夏季到來，這些歐美外僑還會選擇去西山避暑。1926年的一篇名叫《群山的誘惑》（The Lure of the Hills）的英文報道形容，“這是一代又一代的在京外國居民必到之處”。當時在北平發行的英文報紙，夏季常有出租“西山小屋”之類的廣告；西山附近也有西式風格的旅店，為游客提供住宿；還有的外國人會租賃下廟宇，再增建浴室。對于外僑來講，西山的物質生活簡陋卻充滿情趣。他們可以遍訪古寺名剎，無限接近自然，也可以學習中文，談論詩歌。如果不是戰爭來臨，這樣的日子便可以年復一年地繼續下去。

文人學者的北平時光

首都遷走后，能成就北平為“文化古城”的要素，除了古跡外，還有文教機構和由此滋養的教授、文化人和學子們。北平學校的數量，居于全國第一，依然是首屈一指的教育中心。季劍青告訴本刊，之前北大校長蔡元培也提過，學生運動不應該是常態，大學還是要往學術化的方向發展。“在這十年間，有兩次主要的學生運動：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有一群學生南下向南京政府請愿，要求組織抗日；另外就是1935年《何梅協定》《秦土協定》以及日本侵略者策劃的華北五省‘防共自治運動’，引發的‘一二·九’學生游行。除此之外的時間，尤其是30年代前半期，教授和學生們是有較為安穩的環境來專心做學問的。在這期間，錢穆完成了《國史大綱》正式講義，陳寅恪轉向了中古史研究并做出了成果，顧頡剛在這個時間創辦了禹貢學會，建立了中國的歷史地理這門學科。錢鍾書、王佐良、鄧廣銘等一批杰出的學生也是這個時期培養出來的。從學術的角度講，可以說是群英薈萃。”

文人們留下諸多文字回憶這段北平的時光。“古樸”和“閑適”是這類散文里形容北平最常出現的字眼。錢歌川寫，“北平的美，就美在一個‘古’字上。二千年的古柏到處皆是，三百年的古店，也有幾家。人民古樸，器物古雅，一切都是古色古香。”與其他城市來做文化比較，也成為一種寫作方式。1936年出版的《宇宙風》雜志，以“北平特輯”來征稿。于是郁達夫的文章里就談到“上海的鬧熱，南京的遼闊，廣州的烏煙瘴氣，漢口武昌的雜亂無章，甚至于青島的清幽，福州的秀麗，杭州的沉著”，都比不上“五六百年文化所薈聚的北平，一年四季無一月不好的北平”。

學者許慧琦分析文人筆下的北平，這種持重幽靜的“耳順老年人”的平和形象，和“北平之今昔”漫畫里反映的今不如昔的狀態看似矛盾，其實，一個是從社會經濟角度來看，北平競爭力大不如前；一個則是從城市氛圍來看，北平擺脫了國都階段的紛擾政爭，變得閑適自在。另外，“愈接近30年代中期，華北危機日深，愈使仍居留及遠離北平的文人們，察覺北平的可貴與可愛……他們對北平的熱切贊頌，除了反映真實的生活體驗與美化的回憶感受外，多少也糾雜某種愛國與鄉愁情緒。”

文人學者們對北平的肯定和喜愛，也和他們當時月薪收入相對穩定且有提升，能夠在北平過上衣食無虞的生活有關。當時教育機關經費充足，數量可觀。許慧琦的書中引用1936年的雜志資料，“每年中央匯來北平教育文化費是四百余萬，加上清華、燕京、協和等特殊財源的學校機關，每年怕不要一千萬”。普通市民每月是約30銀圓的基本開銷。對比之下，教育機構的從業者教授級數最高者，若加上兼職和稿酬版稅等收入，能從500銀圓的基本薪水，累積達到1000銀圓以上；薪俸級別次之的教授，也能有300銀圓乃至400銀圓以上的收入；若像是譚其驤那種本職是北平圖書館館員，并在大學兼課的文人，月收入介于100銀圓到200銀圓；北平的公私立高中教員的月薪，大致是100銀圓到200銀圓，初中教員是60銀圓到80銀圓。所以和普通市民對比，生活水準也就高下立現。

鄧云鄉談到了在中法大學教書的鮑文蔚，月薪300銀圓，住家“共有兩個小院，八間北屋，兩東，兩西，有盥洗間，有浴缸，庖人、女傭，還有自己的包月車。有書房、客廳，四壁書架上擺放著由法國帶回來的上千種精美書籍”。研究者趙珩進一步和本刊解釋，“包月車”的意思就是有一輛私用的洋車隨時為你來服務。相對的是“散座”，通常車夫會在胡同口、飯莊和戲園子門口來等活兒；北平家庭的保姆基本來自河北三河縣，也叫“老媽子”。她們每月工資大概兩個銀圓，吃住在主人家，過節有賞錢，還能攢錢下來。其中有的人在三河買了地，后來劃成分成了地主、富農也不是沒有的。

閑暇時間，文人學者在北平的消遣趣味有上公園、逛舊書攤、坐茶館、去聽戲等等，還有一項很重要的，就是下館子。這不僅是純粹的吃食，還包含著交際應酬、聚會聊天等內容。北平的飯館分成不同檔次。趙珩就向本刊介紹了這樣六種自上而下的分類：一是飯莊子，有寬大院落，上有油漆整潔的鉛鐵大罩棚，還得有幾所跨院，講究的還須包括亭臺樓閣、曲徑通幽的小花園。這里主要承接紅白喜事、做壽慶典的宴席，一開席就是百來桌；第二類是飯館子，菜要比飯莊要好，因為飯莊講的是規格和模式，同樣的菜每桌都上，但未見得好。飯館有名的，相繼存在的“八大樓”和“八大春”，還有幾個“居”，以及吃清真菜的教門館子。正陽樓以螃蟹和涮羊肉著稱。同和居有名的“三不粘”是種不粘盤子、不粘筷子、不粘牙的甜菜。砂鍋居（原名和順居）的砂鍋白肉和燒燎白煮最為出色。

再次一等是二葷鋪，賣豬肉和豬下水，沒有雞鴨魚。滑熘肉片、焦熘肉片、四喜丸子、熘肝尖、炒腰花、爆三樣都是可點的菜式；二葷鋪以下就是大茶館，有茶之外還有點心，比如奶油制品，像是奶油餑餑，奶油棋子，還有爛肉面、餛飩等等。中山公園里長美軒的藤蘿餅和來今雨軒的冬菜包，都十分著名；再往下就是切面鋪，并不是只賣掛面、切面、饅頭這些，它也有幾個菜。像是蒸點豬肉大蔥餡的包子，還有熘肉片、攤黃菜，以及炒餅、炒面這些；最低等就是大酒缸了，也就是小酒館。店里把酒缸倒過來擱地上，上面鋪一塊板子，就在板子上喝酒吃菜。吃的就簡單了，就是花生米、熏魚兒之類的下酒菜。

北平時代的餐飲業，是屬于小飯鋪的繁榮。《俠隱》里李天然就經常在這些地方吃喝。韭菜盒子、燒餅果子、牛骨髓油茶、灌腸、羊雜面……張北海對這些吃食津津樂道。許慧琦舉例1933年的統計數字，餐館共有491家歇業，新開張的則有745家。但開業商家的總資本，少于歇業商家的總資本。這說明關張的主要是大飯莊和飯館，而新開業的則是小本經營的飯鋪。所以縱觀當時文人對北平吃喝的記錄，大多是表現小吃繁盛的景觀：唐魯孫寫北平街頭賣羊頭肉的，“運刀如飛，偏著切下來的肉片，其薄如紙……然后把大牛犄角里裝的花椒細鹽末從牛角小洞磕出來，撒在肉上”；讓另一位翻譯家徐霞村難忘的是北平夏天的酸梅湯，不僅冰涼解暑，“小販過巷時用兩個小銅碟在手里相擊，叮當作響，非常好聽”。

文人學者是國都南遷后北平消費的中堅力量，而人數眾多的中學生和大學生，他們的消費喜好顯得更加活潑、趨新和崇洋。當時北平最時尚的購物場所，當屬位于王府井大街的東安市場和西單商場，它們幾乎取代了商業形式較為傳統的前門大街。這從《俠隱》里，主角李天然的購物選擇也能看出來——他去前門大柵欄的瑞蚨祥綢布莊買的是做夾袍的緞料，在王府井則買的是歐式穿衣鏡、黑呢子大衣。東安市場商品種類繁多，集購物、餐飲、娛樂為一體，光顧的群體主要就是附近居住的外僑人士、太太小姐、文人學者、青年學子。唐魯孫就記得這里有一家咖啡廳，十分實惠。“光顧的都是男女大學生，八毛錢一客西餐，盡管放心大嚼，否則來一盤奶油栗子面或是叫杯冰咖啡，足夠情侶們泡上半天的。”1933年正式開業的西單商場，正位于學校林立的西城文教區。相對于東安市場整體走高價洋貨路線，那里的平價銷售策略更能吸引學生群體。

看電影是學生們喜歡的休閑活動，就像《俠隱》里在北平美國學校讀書的藍蘭就是電影院的常客。1934年出版的《北平旅游便覽》顯示，北平共有11間電影院，各有特色。比如位于東長安街的“平安電影院”由外國人營業，放映的全部是西洋片，觀眾以僑民為主；王府井的“真光電影院”是西語片的首輪放映影院；東單北大街的光陸大影院則有美國派拉蒙影片的優先播放權。

而對于老百姓來講，去看一場票價從5角到2元不等的電影，就略顯得奢侈了——趙珩提到，“拉包月”的洋車夫每月是掙8塊到10塊。老百姓消遣是在城南的天橋地區。那里免費就能圍觀雜耍賣藝，幾個小銅子兒就能在茶館里充饑解渴，還有不計其數的戲館、落子館、二手貨攤可以讓人流連忘返。

淪陷之危

北平安逸的生活節奏在1935年再次被打破。隨著《何梅協定》和《秦土協定》的簽署，華北地區比過去更受到日本人的控制。日方企圖游說當時已經擔任平津衛戍司令宋哲元與其合作不成，轉而扶植了曾任北洋政府財務司司長的殷汝耕成立了“冀東防共自治政府”，所在地是通州，管轄灤河以東20余縣。在北平城東20公里的地方多了這樣的親日組織，北平人自然感到如坐針氈。反映到日常生活里，北平市民突然發現城里走動的日本僑民更多了。移民侵略是日本實現向外擴張、吞食和兼并別國領土的“大陸政策”中的重要環節。它并不是正常的移民行為，而是和日本的軍事侵略與政治滲透相互配合，最終要達到占領中國國土的目的。

《近代華北日僑問題研究（1871～1946）》一書的作者米衛娜告訴本刊，“九一八”事變之后，日本便加強了向華北的移民力度。根據1933年的統計，華北地區已經成了東北地區之外，日本移民最多的地方。到了偽冀東防共自治政府成立后半年的時間，僅山海關日本領事館管轄內的日本移民，已經達到950戶，2880人，分別居留于山海關、抬頭營、撫寧、北戴河、昌黎等地。1935年4月末，華北日僑的數量約1萬人，到了1936年末，便已經超過兩萬。1936年出版的《平津雜話》這樣描繪日僑活動的情景：“在由津（天津）至平（北平）的火車上‘友邦’人士通常占了大半，寬袍大袖，顧盼自雄，履聲答答，刺入耳鼓。膳車中備有‘東洋素燒’，報販手中有日文平津日日新聞，不時還有穿黃制服紅帽邊的憲警巡查，過豐臺車站還可看到高懸的‘太陽旗’。”并且“不獨火車上如此，頤和園、北海、中山公園等，每處的泥地上都是滿印著木屐的痕跡”。

日僑從事的一項嚴重破壞中國經濟的活動就是走私。進行這項活動的主要是“日本浪人”群體。他們從江戶時代的下層武士轉化而來，來到中、朝、俄大陸謀求生存。他們往往具有獨特的技能、瘋狂的冒險精神，正符合日本侵華的需要。

米衛娜的著作談到，從1933年到1935年這段時間，日本浪人的走私對象主要以銀圓為主，其他類別的商品規模不大，且基本是個人行為，沒有專營的走私機構。銀圓走私是和美國的購銀法案相關的。中國那時實行的是銀本位制，是世界上最大的用銀國家。走私銀圓變得有利可圖，日本浪人帶著大量銀圓偷運出境。當時走私有偽裝走私和恃強走私兩種。比如穿著一種土布做的洋坎肩，上面縫著八個口袋，一次能裝七八百元。貼身穿著坎肩，再套長衣，從外表很難看出來。而日軍增兵山海關后，那里的海關執法人員懾于日軍武力。成群結隊的走私者根本無須偽裝，直接大搖大擺攜帶白銀出關。這些情況，在美國改變購銀政策，銀價低落之后才停止。

1935年后，日本羽翼下的“冀東防共自治政府”的成立，讓華北走私的進出口出現高潮。私貨種類逐漸遍及幾乎所有商品，如人造絲、砂糖、海產品、火油、火酒、毛織品、紗布、卷煙、究竟、橡膠鞋、車胎、洋釘、豆牛奶、電池等等，“除大象之類不能運輸”者外，連“少數之軍火、子彈亦與其間”。此時的走私不再靠單槍匹馬來完成，已經有了完備的走私組織。《俠隱》中，李天然行刺的羽田次郎，就有一家“一宇公司”，由關東軍包庇進行私運貿易。像是北戴河、昌黎、灤縣出現了各種名號的“運輸公司”，專辦接運走私貨物，雇傭人員幾十到上百，都配有武器。公司還設有倉庫，來囤積來不及裝車運走的貨物。貨物或是從北戴河一帶走水路，或是從山海關那里經陸路。1936年3月到4月間，僅十幾天內，華北海關緝私就與日本浪人發生沖突5次，直接交涉4次，秦皇島關員被毆2次，2名重傷、輕傷13人。國民政府多次向駐津日本總領事和日本駐華大使館提出嚴重抗議，日本政府置之不理。華北儼然成為日本人的“自由貿易區”，中國海關完全喪失緝私權。

私貨的低價傾銷，帶給中國民族工業的是慘重打擊。偷漏關稅之巨，對中國的財政收入也是致命威脅。白銀外流的一個直接后果是，國民政府在1935年底進行了法幣的改革。改為不兌換的法幣后，發行額的限制便沒有了。國民政府依靠增加紙幣發行量來籌集軍費，造成了世界貨幣史上罕見的惡性通貨膨脹。之前物價平穩、購買力強的日子便一去不復返。

日本僑民在華的間諜偵查則在秘密進行著。1934年一份交通部匯報給國民政府的密報說“日關東軍在津日租界秋山街宏濟里內，設特務機關，派山木為機關長后，其初步計劃，派浪人協同漢奸，攜帶照相機、測量器等，以游歷為名，對于重要地區，如城市飛機場要塞等，作秘密精詳之測度”，“次之，派浪人與漢奸匿駐京滬漢等處，窺探軍政情況，并密收各重要軍政機關同官錄制元表冊等”，于是密令各地注意防范，“尤其注意黃河南北各省”。米衛娜說，依檔案資料統計，以游歷為名實則對華北進行調查的日本人，僅1937年1月至4月間，就至少有33批，他們以商人、實業家、會社員、學生等身份獲取情報。荒唐的是，其中還包括時任駐華大使館陸軍輔助軍官的今井武夫。1937年2月，他以實業家名義赴河北省“游歷”，不知所以的河北省政府還電令沿途各地政府部門對其進行保護。

“七七”事變爆發之前，華北地區日僑的破壞性活動還包括有占住民房、開設賭局，設立特務機關、收買漢奸，創報報刊、制造輿論前奏等等。自從日軍占領東北以后，華北已經成為國防的最前線。季劍青告訴本刊，北平市民心里都清楚，戰爭遲早都要開打，當時北大、清華等高校已經在為遷校做準備了。不過都有幻想存在，覺得不會爆發得這樣快。

就是在盧溝橋的槍聲響起之后，北平市民依然抱有希望。這也是當時守衛北平城的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的心態。他最初主張以和止戰，為避免事態擴大，打算將“盧溝橋事變”作為地方事件來解決。在7月18日與日本駐屯軍司令官香月清司見面之后，認為解決有望，甚至在回到北平城后拆除了城內的防御工事。這正好適應了日本政府在“盧溝橋事變”之后的既定方針，即在“不擴大事態”的謊言下，一面以談判做掩護，一面積極增兵。8月的《大公報》社評就批評宋哲元：“和平念切，習于妥協……待敵軍齊集大舉進攻，既以武器見拙，更以工事缺乏。因此，一日一夜間損兵折將，為時迫促，應援也來不及。”

1937年7月29日，北平淪陷。一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淪陷期歷時8年零17天。“七七事變”是日本帝國主義全面侵華戰爭的開始，也是中華民族全國抗戰的開始。淪陷期的北平，與日本人的抗爭進入了更加嚴酷的地下時期。

在《俠隱》中，張北海寫北平淪陷前的幾天。“大清早兒還是有人遛鳥兒，茶館兒大酒缸，全是人。白胡子老頭兒，在街上走起來，還是邁著方步。”在接受本刊采訪時，張北海談到了這種描寫的意味：“想想看，光是二十世紀，北京人就經歷了八國聯軍，慈禧逃到五臺山，辛亥革命，袁世凱稱帝，軍閥混戰。‘九一八’之后，東北涌進來無數學生難民，日本公然在東單廣場實彈演習……與其說北平老百姓‘處變不驚’，不如說是‘見怪不怪’了。北京六百年帝都，老百姓早已給揉成一種穩順，在各自本位上安分守己地生活工作。”

在這本小說的結尾，張北海借著美國記者羅便丞之口，與北平告別——在日本人破城之日，羅便丞找到主角李天然來喝酒：

“聽我說，親愛的朋友……這迷人的古都，還有她所代表的一切……那無所不在的傳統，那無所不在的精美文化，那無所不在的生活方式……我告訴你，親愛的朋友，這一切一切，從第一批日本兵以征服者的名義進城，從那個時刻開始，這一切一切，就要永遠消失了。”

（實習記者宋林曉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