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的北平街道，不同類型的交通工具在此匯聚山雨欲來前的寧靜1929年元旦北平發(fā)行的《新晨報》上，有名為“北平之今昔”的一幅漫畫。畫中是一位衣衫襤褸、滿面褶皺的老婦，面對鏡中自己曾經(jīng)面目光鮮、體態(tài)豐盈的形象。旁邊是一句題詞：不堪對鏡問昨

1935年的北平街道，不同類型的交通工具在此匯聚

山雨欲來前的寧靜

1929年元旦北平發(fā)行的《新晨報》上，有名為“北平之今昔”的一幅漫畫。畫中是一位衣衫襤褸、滿面褶皺的老婦，面對鏡中自己曾經(jīng)面目光鮮、體態(tài)豐盈的形象。旁邊是一句題詞：不堪對鏡問昨年。

這正是對于北京失去首都光環(huán)之后，情狀慘淡的形象比擬。北伐的國民革命軍在1928年勝利進入北京，隨即國民政府內(nèi)部便展開了未來定都何處的討論。堅持建都南京者和主張留都北京者各抒己見。南方觀點認為，南京是孫中山遺訓中的指定首都。并且，北京既有著清政府封建統(tǒng)治的遺毒，又充斥著北洋政府的官僚做派，已經(jīng)無法彰顯革命的朝氣。而最關(guān)鍵的，蔣介石的勢力基礎在南方。南方派于是占了上風。1928年6月28日，南京政府把首都北京改成了北平特別市，1931年再改為北平市。北京，便由此開始了“故都”北平的另一篇章。

按照《故都新貌——遷都后到抗戰(zhàn)前的北平城市消費》一書作者許慧琦的記錄，國都南遷之后，新成立的北平市政府處于中央機關(guān)倉促撤離、首任市長陣前易人、新單位匆忙成立、行政資源與財政收入都大不如前的狼狽狀態(tài)中。被嚴重挫傷的是北平的經(jīng)濟——北京是政治型的消費城市，清代以來的皇族、旗人和官員不斷刺激著商業(yè)、手工業(yè)和服務業(yè)。但隨著首都地位的消失，國都階段政商結(jié)合、奢侈風格的消費發(fā)生了轉(zhuǎn)變。1929年，截至中秋時的統(tǒng)計，北平歇業(yè)商家數(shù)量已經(jīng)有264家；以公務員及其眷屬為服務對象的大型游藝場城南游藝園，已經(jīng)準備暫停營業(yè)；整個城市消費能力萎縮。以人力車的營業(yè)為例，乘客減少，車夫倒是越來越多。

令經(jīng)濟雪上加霜的還有動蕩的時局。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東北淪陷。不僅東北災民大量涌入北平，為城市經(jīng)濟帶來壓力，北平城內(nèi)也人心惶惶，處于“商旅裹足，戒嚴頻繁”的狀態(tài)。1933年元旦，山海關(guān)陷落，日軍發(fā)動了熱河和察哈爾的戰(zhàn)事，使得北平暴露在日軍的直接威脅中。北平街頭出現(xiàn)了軍事武裝準備，城門與各要沖都堆上了防御沙袋。1933年3月日軍占領(lǐng)熱河，并進攻長城各口，北平開始實行戒嚴。5月之后，日軍飛機在北平上空偵察并投遞傳單數(shù)次。一位名叫“老向”的文人在《危城瑣記》中寫道，“市民都有‘末日來臨’之感”。南京中央在5月終于決定成立行政院駐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長黃郛抵達北平，收拾戰(zhàn)火，安撫人心，以表達中央要保全平津的決心。

1933年5月31日，中日代表簽署《塘沽協(xié)定》。這份協(xié)定默許了偽滿洲國的成立，認可了日軍占領(lǐng)熱河的合法性，同時劃綏東、察北、冀東為日軍自由出入地區(qū)，從而為日軍進一步侵占華北敞開了大門。中國領(lǐng)土主權(quán)受到嚴重損害的情況下，這一紙協(xié)定也換來了北平城暫時的安寧。

北京文化史的研究者趙珩告訴本刊,相比1927年之前的軍閥混戰(zhàn)，北平城從1928年到1937年“盧溝橋事變”之前，雖然一直處于日本侵略的陰影之下，但其實算是一個相對穩(wěn)定的時間段，經(jīng)濟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復。

學者許慧琦又將這十年的經(jīng)濟與消費環(huán)境細化分為三個階段：1928年到1930年屬于高失業(yè)率和高物價并存的“停滯性通貨膨脹”時期；1931年到1934年則是通貨緊縮、供過于求、物價普遍低迷的形勢。通貨緊縮和通貨膨脹同屬于整體經(jīng)濟衰退，但對于消費者而言，是同樣的錢可以買到更多的商品。因此像譚其驤這樣在北平讀書與教學的文化人會說，“作為一個中等偏高收入的市民生活在這個社會里，確實令人處處滿意”；1935年到1937年，日本人在華北的走私活動日益猖獗，白銀外流，物價上漲，又出現(xiàn)了類似第一個階段的情況。如果說，北平淪陷前有十年的“黃金”時光，許慧琦描述，那么在30年代的前半期，便是其中的“菁華期”。

這段時間北平得到發(fā)展，還和1933年上臺的市長袁良所頒布執(zhí)行的一系列振興計劃有關(guān)。當北平成為“故都”之后，對外并不能吸引權(quán)貴階層的攀附，內(nèi)部也缺乏工商業(yè)生產(chǎn)可以發(fā)展，只有將自身悠久的傳統(tǒng)文化遺產(chǎn)進行轉(zhuǎn)化——包括名勝古跡、文物典籍和文化教育。于是從1928年起，從政界到普通知識分子提出“繁榮北平”的種種建議，就是圍繞著如何發(fā)掘利用北平的歷史文化資源，將北平建立成文化中心來展開。由于時局的不穩(wěn)，實際在《塘沽協(xié)定》簽署之后，新任北平市長袁良才有機會通過《北平游覽區(qū)建設計劃》（后改稱《舊都文物整理計劃》）、《北平市溝渠建設計劃》、《北平市河道整理計劃》等三項方案來落實執(zhí)行。

此時在北平，經(jīng)過了“九一八”事變的震動，可移動文物，諸如故宮里的珍寶、太廟和先農(nóng)壇的樂器、北平圖書館的重要藏書已經(jīng)完成了南運。于是北平最主要的財富就是古跡景點，作為可以觀光旅游、繁榮經(jīng)濟的來源。《北平游覽區(qū)建設計劃》中首先明確了北平游覽區(qū)的范圍：“凡由北平為出發(fā)點而到達之名勝古跡，皆應劃入北平游覽區(qū)之內(nèi)?！辈⑶?，北平“宮殿之偉大莊嚴，園林之宏麗清幽，名山異泉，遍布西北，荒剎古廟，隨處皆是”。中國若要建設國際著名觀光城市，“非北平莫屬”。因此，“舉凡缺乏宣傳，各名勝古跡保管權(quán)分散且未加修葺，交通不夠發(fā)達未敷游客使用，觀光旅館或飯店不足，缺乏本國招待和導游向外國旅客介紹中國文化和北平之美，都是市政府重振旅游消費經(jīng)濟的改良重點”。

而這一系列市政建設計劃又包含有其他目的。北京市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季劍青告訴本刊，“文化城”概念的提出，也是在中日實力相差懸殊的局勢下，寄希望于世界各國的干預和同情?！皠朕r(nóng)就設想過將北平設為中立區(qū)。如果不設防，在國際社會目光的注視下，北平作為古物薈萃之地，也許能夠免去遭受炮火打擊?！?935年北平政府編纂出版的一本《舊都文物略》是游覽區(qū)建設成果的文字結(jié)晶。它是在北平時期最為系統(tǒng)、最為廣泛介紹北京歷史和城市風貌的圖文并茂的著作。趙珩評價：“精美至極，不是絕后，至少也是空前的好。這竟然是兩位秘書，外加一位兼職的攝影，不到一年半的時間就調(diào)研編寫完成的。可是，以一本向世界宣揚北京多么了不起的畫冊，就能讓國際輿論出面干涉和調(diào)停，阻止日本人武裝侵略的想法，又是多么幼稚！”

30年代的北平成了國內(nèi)和國際都很熱門的旅游地。季劍青考證當時資料：“北京飯店又重新充滿活力，大堂里擠滿了來自歐美的游客。到了1937年，飯店床位已經(jīng)達到了供不應求的程度，僅當年春天的旅游收入就有100萬美元之巨。”在旅行者的筆下，北平呈現(xiàn)出山雨欲來前的寧靜之美。

古老與現(xiàn)代并存的觀光之城

在《京華心影：老地圖中的帝都北京》這本書中，作者李弘展示了她收藏的一份印制于1932年、放在六國飯店（Grand Hotel）里為游客準備的北平景點地圖。上面標明了六國飯店的位置——在今天前門東大街和正義路交口的東北角，現(xiàn)原址上重起一座三星級的華風賓館。除此之外，還有分布在內(nèi)城、外城和西北郊區(qū)的名勝古跡以及購物處，和今天在酒店前臺能拿到的地圖別無二致。

李弘告訴本刊，她在“文革”期間還進過未被拆除的六國飯店，“里面黑洞洞的，安置了不少住家。只記得木地板咯咯作響，樓梯兩邊木扶手被摸得圓潤發(fā)亮?！比欢鴷r光倒流，這座建于1900年的酒店，經(jīng)過1925年的擴建后，是北平城里最豪華氣派的西式酒店之一，有5層樓高，建筑面積8000多平方米，和位于東長安街的北京飯店南北相望。正義路那時有一條“玉河”流過，叫“玉河大道”。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中國戰(zhàn)敗后，根據(jù)《北京條約》，英、法、美、俄四國陸續(xù)將玉河河畔的王府舊宅改為公使館。與玉河相交的“東江米巷”上逐漸各國公使館林立，還有教堂、銀行和俱樂部等等。在1900年《辛丑條約》之后中方繪制的地圖上，這里已經(jīng)更名為“東交民巷”，成為使館區(qū)。六國飯店也就是在使館區(qū)的核心位置。

在30年代的北平城里，要過最西化的生活，那就是在東交民巷的這片小世界。張北海在《俠隱》里四次寫到過六國飯店。其中有一次，美國記者羅便丞在那里買了熏火腿、黑面包、罐頭蘆筍、一瓶紅酒和一瓶威士忌。在北平生活的文物學家朱家溍評價六國飯店的西餐和北京飯店、西紳總會三家并稱一流，因為“最地道，絲毫不遷就中國人的習慣”。荷蘭作家亨利·博瑞爾（Henri Borel）在著作《新的中國：一個旅行家的印象》（The New China：A Traveller's Impression）里記錄六國飯店的一個普通房間，包括“整潔、蓋著綢面鴨絨被的英式床，花邊窗簾，裝有鏡子的大衣柜、電燈、配有冷熱龍頭的盥洗室、床頭小桌和桌上紅色絲綢罩著的小燈，舒適的安樂椅等”。他繼續(xù)說：“當我第一次從六國飯店出發(fā)，在東交民巷漫步時，我想一定是身處在某個歐洲或者美國的小鎮(zhèn)，而中國人只是游客而已。”

有意思的是，緊挨著皇城的東交民巷區(qū)域在視野上卻能感受這座古老城市的迷人之處。這里的西式多層建筑打破了從前宮殿群對于城市制高點的控制。另一位旅居北平的茱莉·布萊頓（Juliet Bredon）就將看到的使館區(qū)和不遠處的宮殿群以及低矮民居所組成的街道來作對比：使館區(qū)是“想法各異的人們在這里建造出的一個雜亂的整體。它與威嚴一統(tǒng)、高高在上的宮殿相比，顯然會相形見絀。中國人確實比我們更懂得協(xié)調(diào)建筑與環(huán)境，或者畫與框、框與畫之間的關(guān)系。另一側(cè)就是中國人的城市。夏天，當家家戶戶院落中的樹木枝繁葉茂的時候，整座城市會變得像一座大花園。天壇的藍色穹窿矗立在綠葉的襯托中，猶如一朵優(yōu)雅的石花?！?/p>

以東交民巷區(qū)域為起點來探索北平城，是歐美旅行者的慣常路線。曾經(jīng)的宮廷禁苑、皇家園林，祭祀壇廟，總是他們首先的興趣所在。在這些空間從民國初年開始，就陸續(xù)向普通市民開放。徜徉其中，便可感受到并不遙遠的歷史。于是，1933年來到北平的德國女攝影師海達·莫里森（Hedda Morrison）的鏡頭捕捉到了天安門金水橋邊正在賣柿子的小販，還有北海公園的冰面上一位溜冰炫技的老者——他過去為慈禧太后表演過相同技巧。另外一位30年代來到北平的德國記者恩斯特·柯德士（Ernst Cordes）在《閑置的皇城》中寫下了他游歷皇城的經(jīng)歷：在紫禁城的金鑾殿里，他用兩毛錢“賄賂”看門人，坐上了布滿灰塵、不知真假的寶座，想象遜帝溥儀的惆悵；在中南海的瀛臺，他一邊喝茶、觀賞荷花，一邊聽朋友講光緒“維新變法”失敗的經(jīng)過而覺得惋惜。

1920年從郵政司退休后便生活在北京的美國人劉易斯·查爾斯·阿靈頓（L.C.Arlington）在30年代出版了一本書，直譯叫《尋找老北京》（In Search of Old Peking，中文版本翻譯為《古都舊景：65年前外國人眼中的老北京》），這也是張北海在寫作《俠隱》時搜集的參考資料之一。阿靈頓之所以給書起這個名字，是因為他目睹了之前若干對歷史文物破壞的行為，擔心那個精致優(yōu)美的古城一去不復返：“歷史宮殿改為現(xiàn)代的飯店和茶館，著名的寺廟改為兵營和警察辦公室，砍伐古老樹木作為木柴，用政治標語磨損城墻和牌匾?！?/p>

當北平被確定為旅游城市的定位后，這一切都得到了減輕和糾正。某種程度上，這得益于文物整理委員會中有中國營造學社成員的參與——這是一個由朱啟鈐和梁啟超組織的，研究中國傳統(tǒng)建筑的學術(shù)社團。他們提出了保證古建筑“純正性”的原則：盡量延長舊建筑的結(jié)構(gòu)生命，而不是以新?lián)Q舊；如果不得不用替代材料，會用較新的材料來和原有部分清楚分開。比如阿靈頓看到的破敗不堪的天壇，就處于文物整理計劃中，首批修繕的古跡之列。在《民國北京城：歷史與懷舊》一書中，學者董玥記述當時天壇的琉璃瓦難以重現(xiàn)原有光澤，最后使用的是儲存在清華大學中原屬于圓明園的瓦片。在董玥看來，1928年后的市政建設思路和之前的民國十七年截然不同，歷史傳統(tǒng)不再是需要被革命破壞的對象，而是變?yōu)榱丝晒┗厥辙D(zhuǎn)化的資源。“現(xiàn)代化的進程與來自城市過去的韌性總是動態(tài)地交織在一起。”

除了這類古跡，讓國外游客感到興致盎然的還有北平人日常生活的物質(zhì)載體，就像那些縱橫交錯、密如蛛網(wǎng)的胡同。進入民國之后，北京城經(jīng)歷了一系列現(xiàn)代化改造，包括城市交通、供水、排污系統(tǒng)、電燈照明各個方面，其中就涉及胡同的尺度和命名。在尺度上，市政府認為北京“衢路迂逼，房屋參差，錯亂無序。非特不足以成良好之市街，而妨礙交通與商業(yè)之發(fā)展者，亦甚巨”。1925年，有軌電車在北京通車。但是因為汽車和電車都不必駛?cè)牒?，胡同的格局就未被太多觸及?！秱b隱》里的主角李天然在胡同里穿來穿去，換作外國人可能早就會暈頭轉(zhuǎn)向。柯德士應就邀到一位過去的八旗子弟家做客，要穿過市場和胡同。“我真不知道現(xiàn)在該左拐還是右拐，或是按照北京人的表達習慣，往東還是往西?！?/p>

倒是交通和郵政的發(fā)展，使得統(tǒng)一胡同命名成為必需。董玥的著作考證，民國年間北京的胡同已經(jīng)超過3000條，名字都存在于居民的口語當中。很多名字都十分直白，比如有根據(jù)地標命名的“廟宇”“水井”“柵欄”；根據(jù)形狀命名的“扁擔”“羊角”“豬尾”；以人名命名的“王寡婦”“宋姑娘”“張禿子”；以市場或居民職業(yè)命名的“制花”“賣肉”“補鍋”。由于都是居民起的名字，重名現(xiàn)象很多，就像有16條扁擔胡同，11條口袋胡同，8條羅圈胡同。其時政府在1916年、1919年和1928年曾三次更改胡同名字，指導方針主要有兩點：一是從粗俗化為文雅，比如段祺瑞居住過的“雞爪胡同”改為了“吉兆胡同”，“狗尾巴”變?yōu)榱恕案吡x伯”，“驢市”變?yōu)榱恕岸Y士”；再有就是滿語、蒙古語的名字改為了漢文。1934年，政府在每條胡同口都樹立了名牌，然而老名字在這以后的許多年仍舊活躍在人們的日常交談當中。阿靈頓在走街串巷時就會津津有味地去聽當?shù)鼐用裰v胡同名字的意思和演變。李弘告訴本刊，她在研究地圖時，特別注意到宣武門附近有一條“頭發(fā)胡同”，其實并不是像發(fā)絲一樣又細又長的胡同。阿靈頓的筆記里記載了它得名的一段驚悚歷史：胡同附近的軍火庫發(fā)生過爆炸，炸死者頭發(fā)凌亂的頭顱遍地，就有了“頭發(fā)胡同”的名字。

在1928年到1937年之間，不僅前來北平的歐美觀光客的數(shù)量在增多，長住北平的歐美僑民數(shù)量也不斷增長?！侗本┑难笫忻瘢簹W美人士與民國北京》一書的作者、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李少兵向本刊介紹，遷都前，外僑多為使館人員及其眷屬、商人和傳教士，這個時期的“洋市民”的職業(yè)則更加多元。教育、醫(yī)療、新聞傳媒等領(lǐng)域都有他們的身影。他們帶來了現(xiàn)代化的技術(shù)和服務，也能夠博得北京市民的友好相待。根據(jù)統(tǒng)計，截至1937年，在北京工作的歐美僑民是5387人，之后才大幅減少。東交民巷的使館區(qū)已經(jīng)不能容納眾多僑民，他們居住在中國人的社區(qū)里，多是集中在當時內(nèi)城的“內(nèi)一區(qū)”，也就是今天東單以東、建國門以西、東四以南、前門東大街以北的區(qū)域。

歐美外僑在經(jīng)濟收入上屬于中上水平，其中熱愛中國文化的人士便有能力也愿意租住四合院落，稍微做以現(xiàn)代化改造，過上中西合璧的生活。如同《俠隱》里的馬凱大夫在東單的干面胡同有座二進院子，《紐約時報》記者哈雷特·阿班（Hallett Abend）也在位于東單的象鼻子坑胡同租有院子，一共五進院落：“院子敞闊秀美，最南的院子中間有條磚砌的小徑，櫻樹和李樹夾道。朝北數(shù)去，第二個院子中間有個六角亭，夏天時我便在里頭寫稿。我的臥室和浴室都在這個院子里。再穿過一道半月形的拱門，便到了第三進院子，起居室和餐廳都在這一進院子。再后面的院子是個菜園子，它的西邊連著另一個院子，兩旁的院子都是下人住的。”

每當夏季到來，這些歐美外僑還會選擇去西山避暑。1926年的一篇名叫《群山的誘惑》（The Lure of the Hills）的英文報道形容，“這是一代又一代的在京外國居民必到之處”。當時在北平發(fā)行的英文報紙，夏季常有出租“西山小屋”之類的廣告；西山附近也有西式風格的旅店，為游客提供住宿；還有的外國人會租賃下廟宇，再增建浴室。對于外僑來講，西山的物質(zhì)生活簡陋卻充滿情趣。他們可以遍訪古寺名剎，無限接近自然，也可以學習中文，談論詩歌。如果不是戰(zhàn)爭來臨，這樣的日子便可以年復一年地繼續(xù)下去。

文人學者的北平時光

首都遷走后，能成就北平為“文化古城”的要素，除了古跡外，還有文教機構(gòu)和由此滋養(yǎng)的教授、文化人和學子們。北平學校的數(shù)量，居于全國第一，依然是首屈一指的教育中心。季劍青告訴本刊，之前北大校長蔡元培也提過，學生運動不應該是常態(tài)，大學還是要往學術(shù)化的方向發(fā)展?！霸谶@十年間，有兩次主要的學生運動：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有一群學生南下向南京政府請愿，要求組織抗日；另外就是1935年《何梅協(xié)定》《秦土協(xié)定》以及日本侵略者策劃的華北五省‘防共自治運動’，引發(fā)的‘一二·九’學生游行。除此之外的時間，尤其是30年代前半期，教授和學生們是有較為安穩(wěn)的環(huán)境來專心做學問的。在這期間，錢穆完成了《國史大綱》正式講義，陳寅恪轉(zhuǎn)向了中古史研究并做出了成果，顧頡剛在這個時間創(chuàng)辦了禹貢學會，建立了中國的歷史地理這門學科。錢鍾書、王佐良、鄧廣銘等一批杰出的學生也是這個時期培養(yǎng)出來的。從學術(shù)的角度講，可以說是群英薈萃。”

文人們留下諸多文字回憶這段北平的時光?！肮艠恪焙汀伴e適”是這類散文里形容北平最常出現(xiàn)的字眼。錢歌川寫，“北平的美，就美在一個‘古’字上。二千年的古柏到處皆是，三百年的古店，也有幾家。人民古樸，器物古雅，一切都是古色古香?！迸c其他城市來做文化比較，也成為一種寫作方式。1936年出版的《宇宙風》雜志，以“北平特輯”來征稿。于是郁達夫的文章里就談到“上海的鬧熱，南京的遼闊，廣州的烏煙瘴氣，漢口武昌的雜亂無章，甚至于青島的清幽，福州的秀麗，杭州的沉著”，都比不上“五六百年文化所薈聚的北平，一年四季無一月不好的北平”。

學者許慧琦分析文人筆下的北平，這種持重幽靜的“耳順老年人”的平和形象，和“北平之今昔”漫畫里反映的今不如昔的狀態(tài)看似矛盾，其實，一個是從社會經(jīng)濟角度來看，北平競爭力大不如前；一個則是從城市氛圍來看，北平擺脫了國都階段的紛擾政爭，變得閑適自在。另外，“愈接近30年代中期，華北危機日深，愈使仍居留及遠離北平的文人們，察覺北平的可貴與可愛……他們對北平的熱切贊頌，除了反映真實的生活體驗與美化的回憶感受外，多少也糾雜某種愛國與鄉(xiāng)愁情緒?！?/p>

文人學者們對北平的肯定和喜愛，也和他們當時月薪收入相對穩(wěn)定且有提升，能夠在北平過上衣食無虞的生活有關(guān)。當時教育機關(guān)經(jīng)費充足，數(shù)量可觀。許慧琦的書中引用1936年的雜志資料，“每年中央?yún)R來北平教育文化費是四百余萬，加上清華、燕京、協(xié)和等特殊財源的學校機關(guān)，每年怕不要一千萬”。普通市民每月是約30銀圓的基本開銷。對比之下，教育機構(gòu)的從業(yè)者教授級數(shù)最高者，若加上兼職和稿酬版稅等收入，能從500銀圓的基本薪水，累積達到1000銀圓以上；薪俸級別次之的教授，也能有300銀圓乃至400銀圓以上的收入；若像是譚其驤那種本職是北平圖書館館員，并在大學兼課的文人，月收入介于100銀圓到200銀圓；北平的公私立高中教員的月薪，大致是100銀圓到200銀圓，初中教員是60銀圓到80銀圓。所以和普通市民對比，生活水準也就高下立現(xiàn)。

鄧云鄉(xiāng)談到了在中法大學教書的鮑文蔚，月薪300銀圓，住家“共有兩個小院，八間北屋，兩東，兩西，有盥洗間，有浴缸，庖人、女傭，還有自己的包月車。有書房、客廳，四壁書架上擺放著由法國帶回來的上千種精美書籍”。研究者趙珩進一步和本刊解釋，“包月車”的意思就是有一輛私用的洋車隨時為你來服務。相對的是“散座”，通常車夫會在胡同口、飯莊和戲園子門口來等活兒；北平家庭的保姆基本來自河北三河縣，也叫“老媽子”。她們每月工資大概兩個銀圓，吃住在主人家，過節(jié)有賞錢，還能攢錢下來。其中有的人在三河買了地，后來劃成分成了地主、富農(nóng)也不是沒有的。

閑暇時間，文人學者在北平的消遣趣味有上公園、逛舊書攤、坐茶館、去聽戲等等，還有一項很重要的，就是下館子。這不僅是純粹的吃食，還包含著交際應酬、聚會聊天等內(nèi)容。北平的飯館分成不同檔次。趙珩就向本刊介紹了這樣六種自上而下的分類：一是飯莊子，有寬大院落，上有油漆整潔的鉛鐵大罩棚，還得有幾所跨院，講究的還須包括亭臺樓閣、曲徑通幽的小花園。這里主要承接紅白喜事、做壽慶典的宴席，一開席就是百來桌；第二類是飯館子，菜要比飯莊要好，因為飯莊講的是規(guī)格和模式，同樣的菜每桌都上，但未見得好。飯館有名的，相繼存在的“八大樓”和“八大春”，還有幾個“居”，以及吃清真菜的教門館子。正陽樓以螃蟹和涮羊肉著稱。同和居有名的“三不粘”是種不粘盤子、不粘筷子、不粘牙的甜菜。砂鍋居（原名和順居）的砂鍋白肉和燒燎白煮最為出色。

再次一等是二葷鋪，賣豬肉和豬下水，沒有雞鴨魚?；秩馄?、焦熘肉片、四喜丸子、熘肝尖、炒腰花、爆三樣都是可點的菜式；二葷鋪以下就是大茶館，有茶之外還有點心，比如奶油制品，像是奶油餑餑，奶油棋子，還有爛肉面、餛飩等等。中山公園里長美軒的藤蘿餅和來今雨軒的冬菜包，都十分著名；再往下就是切面鋪，并不是只賣掛面、切面、饅頭這些，它也有幾個菜。像是蒸點豬肉大蔥餡的包子，還有熘肉片、攤黃菜，以及炒餅、炒面這些；最低等就是大酒缸了，也就是小酒館。店里把酒缸倒過來擱地上，上面鋪一塊板子，就在板子上喝酒吃菜。吃的就簡單了，就是花生米、熏魚兒之類的下酒菜。

北平時代的餐飲業(yè)，是屬于小飯鋪的繁榮?！秱b隱》里李天然就經(jīng)常在這些地方吃喝。韭菜盒子、燒餅果子、牛骨髓油茶、灌腸、羊雜面……張北海對這些吃食津津樂道。許慧琦舉例1933年的統(tǒng)計數(shù)字，餐館共有491家歇業(yè)，新開張的則有745家。但開業(yè)商家的總資本，少于歇業(yè)商家的總資本。這說明關(guān)張的主要是大飯莊和飯館，而新開業(yè)的則是小本經(jīng)營的飯鋪。所以縱觀當時文人對北平吃喝的記錄，大多是表現(xiàn)小吃繁盛的景觀：唐魯孫寫北平街頭賣羊頭肉的，“運刀如飛，偏著切下來的肉片，其薄如紙……然后把大牛犄角里裝的花椒細鹽末從牛角小洞磕出來，撒在肉上”；讓另一位翻譯家徐霞村難忘的是北平夏天的酸梅湯，不僅冰涼解暑，“小販過巷時用兩個小銅碟在手里相擊，叮當作響，非常好聽”。

文人學者是國都南遷后北平消費的中堅力量，而人數(shù)眾多的中學生和大學生，他們的消費喜好顯得更加活潑、趨新和崇洋。當時北平最時尚的購物場所，當屬位于王府井大街的東安市場和西單商場，它們幾乎取代了商業(yè)形式較為傳統(tǒng)的前門大街。這從《俠隱》里，主角李天然的購物選擇也能看出來——他去前門大柵欄的瑞蚨祥綢布莊買的是做夾袍的緞料，在王府井則買的是歐式穿衣鏡、黑呢子大衣。東安市場商品種類繁多，集購物、餐飲、娛樂為一體，光顧的群體主要就是附近居住的外僑人士、太太小姐、文人學者、青年學子。唐魯孫就記得這里有一家咖啡廳，十分實惠。“光顧的都是男女大學生，八毛錢一客西餐，盡管放心大嚼，否則來一盤奶油栗子面或是叫杯冰咖啡，足夠情侶們泡上半天的?！?933年正式開業(yè)的西單商場，正位于學校林立的西城文教區(qū)。相對于東安市場整體走高價洋貨路線，那里的平價銷售策略更能吸引學生群體。

看電影是學生們喜歡的休閑活動，就像《俠隱》里在北平美國學校讀書的藍蘭就是電影院的?？汀?934年出版的《北平旅游便覽》顯示，北平共有11間電影院，各有特色。比如位于東長安街的“平安電影院”由外國人營業(yè)，放映的全部是西洋片，觀眾以僑民為主；王府井的“真光電影院”是西語片的首輪放映影院；東單北大街的光陸大影院則有美國派拉蒙影片的優(yōu)先播放權(quán)。

而對于老百姓來講，去看一場票價從5角到2元不等的電影，就略顯得奢侈了——趙珩提到，“拉包月”的洋車夫每月是掙8塊到10塊。老百姓消遣是在城南的天橋地區(qū)。那里免費就能圍觀雜耍賣藝，幾個小銅子兒就能在茶館里充饑解渴，還有不計其數(shù)的戲館、落子館、二手貨攤可以讓人流連忘返。

淪陷之危

北平安逸的生活節(jié)奏在1935年再次被打破。隨著《何梅協(xié)定》和《秦土協(xié)定》的簽署，華北地區(qū)比過去更受到日本人的控制。日方企圖游說當時已經(jīng)擔任平津衛(wèi)戍司令宋哲元與其合作不成，轉(zhuǎn)而扶植了曾任北洋政府財務司司長的殷汝耕成立了“冀東防共自治政府”，所在地是通州，管轄灤河以東20余縣。在北平城東20公里的地方多了這樣的親日組織，北平人自然感到如坐針氈。反映到日常生活里，北平市民突然發(fā)現(xiàn)城里走動的日本僑民更多了。移民侵略是日本實現(xiàn)向外擴張、吞食和兼并別國領(lǐng)土的“大陸政策”中的重要環(huán)節(jié)。它并不是正常的移民行為，而是和日本的軍事侵略與政治滲透相互配合，最終要達到占領(lǐng)中國國土的目的。

《近代華北日僑問題研究（1871～1946）》一書的作者米衛(wèi)娜告訴本刊，“九一八”事變之后，日本便加強了向華北的移民力度。根據(jù)1933年的統(tǒng)計，華北地區(qū)已經(jīng)成了東北地區(qū)之外，日本移民最多的地方。到了偽冀東防共自治政府成立后半年的時間，僅山海關(guān)日本領(lǐng)事館管轄內(nèi)的日本移民，已經(jīng)達到950戶，2880人，分別居留于山海關(guān)、抬頭營、撫寧、北戴河、昌黎等地。1935年4月末，華北日僑的數(shù)量約1萬人，到了1936年末，便已經(jīng)超過兩萬。1936年出版的《平津雜話》這樣描繪日僑活動的情景：“在由津（天津）至平（北平）的火車上‘友邦’人士通常占了大半，寬袍大袖，顧盼自雄，履聲答答，刺入耳鼓。膳車中備有‘東洋素燒’，報販手中有日文平津日日新聞，不時還有穿黃制服紅帽邊的憲警巡查，過豐臺車站還可看到高懸的‘太陽旗’。”并且“不獨火車上如此，頤和園、北海、中山公園等，每處的泥地上都是滿印著木屐的痕跡”。

日僑從事的一項嚴重破壞中國經(jīng)濟的活動就是走私。進行這項活動的主要是“日本浪人”群體。他們從江戶時代的下層武士轉(zhuǎn)化而來，來到中、朝、俄大陸謀求生存。他們往往具有獨特的技能、瘋狂的冒險精神，正符合日本侵華的需要。

米衛(wèi)娜的著作談到，從1933年到1935年這段時間，日本浪人的走私對象主要以銀圓為主，其他類別的商品規(guī)模不大，且基本是個人行為，沒有專營的走私機構(gòu)。銀圓走私是和美國的購銀法案相關(guān)的。中國那時實行的是銀本位制，是世界上最大的用銀國家。走私銀圓變得有利可圖，日本浪人帶著大量銀圓偷運出境。當時走私有偽裝走私和恃強走私兩種。比如穿著一種土布做的洋坎肩，上面縫著八個口袋，一次能裝七八百元。貼身穿著坎肩，再套長衣，從外表很難看出來。而日軍增兵山海關(guān)后，那里的海關(guān)執(zhí)法人員懾于日軍武力。成群結(jié)隊的走私者根本無須偽裝，直接大搖大擺攜帶白銀出關(guān)。這些情況，在美國改變購銀政策，銀價低落之后才停止。

1935年后，日本羽翼下的“冀東防共自治政府”的成立，讓華北走私的進出口出現(xiàn)高潮。私貨種類逐漸遍及幾乎所有商品，如人造絲、砂糖、海產(chǎn)品、火油、火酒、毛織品、紗布、卷煙、究竟、橡膠鞋、車胎、洋釘、豆牛奶、電池等等，“除大象之類不能運輸”者外，連“少數(shù)之軍火、子彈亦與其間”。此時的走私不再靠單槍匹馬來完成，已經(jīng)有了完備的走私組織?！秱b隱》中，李天然行刺的羽田次郎，就有一家“一宇公司”，由關(guān)東軍包庇進行私運貿(mào)易。像是北戴河、昌黎、灤縣出現(xiàn)了各種名號的“運輸公司”，專辦接運走私貨物，雇傭人員幾十到上百，都配有武器。公司還設有倉庫，來囤積來不及裝車運走的貨物。貨物或是從北戴河一帶走水路，或是從山海關(guān)那里經(jīng)陸路。1936年3月到4月間，僅十幾天內(nèi)，華北海關(guān)緝私就與日本浪人發(fā)生沖突5次，直接交涉4次，秦皇島關(guān)員被毆2次，2名重傷、輕傷13人。國民政府多次向駐津日本總領(lǐng)事和日本駐華大使館提出嚴重抗議，日本政府置之不理。華北儼然成為日本人的“自由貿(mào)易區(qū)”，中國海關(guān)完全喪失緝私權(quán)。

私貨的低價傾銷，帶給中國民族工業(yè)的是慘重打擊。偷漏關(guān)稅之巨，對中國的財政收入也是致命威脅。白銀外流的一個直接后果是，國民政府在1935年底進行了法幣的改革。改為不兌換的法幣后，發(fā)行額的限制便沒有了。國民政府依靠增加紙幣發(fā)行量來籌集軍費，造成了世界貨幣史上罕見的惡性通貨膨脹。之前物價平穩(wěn)、購買力強的日子便一去不復返。

日本僑民在華的間諜偵查則在秘密進行著。1934年一份交通部匯報給國民政府的密報說“日關(guān)東軍在津日租界秋山街宏濟里內(nèi)，設特務機關(guān)，派山木為機關(guān)長后，其初步計劃，派浪人協(xié)同漢奸，攜帶照相機、測量器等，以游歷為名，對于重要地區(qū)，如城市飛機場要塞等，作秘密精詳之測度”，“次之，派浪人與漢奸匿駐京滬漢等處，窺探軍政情況，并密收各重要軍政機關(guān)同官錄制元表冊等”，于是密令各地注意防范，“尤其注意黃河南北各省”。米衛(wèi)娜說，依檔案資料統(tǒng)計，以游歷為名實則對華北進行調(diào)查的日本人，僅1937年1月至4月間，就至少有33批，他們以商人、實業(yè)家、會社員、學生等身份獲取情報。荒唐的是，其中還包括時任駐華大使館陸軍輔助軍官的今井武夫。1937年2月，他以實業(yè)家名義赴河北省“游歷”，不知所以的河北省政府還電令沿途各地政府部門對其進行保護。

“七七”事變爆發(fā)之前，華北地區(qū)日僑的破壞性活動還包括有占住民房、開設賭局，設立特務機關(guān)、收買漢奸，創(chuàng)報報刊、制造輿論前奏等等。自從日軍占領(lǐng)東北以后，華北已經(jīng)成為國防的最前線。季劍青告訴本刊，北平市民心里都清楚，戰(zhàn)爭遲早都要開打，當時北大、清華等高校已經(jīng)在為遷校做準備了。不過都有幻想存在，覺得不會爆發(fā)得這樣快。

就是在盧溝橋的槍聲響起之后，北平市民依然抱有希望。這也是當時守衛(wèi)北平城的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的心態(tài)。他最初主張以和止戰(zhàn)，為避免事態(tài)擴大，打算將“盧溝橋事變”作為地方事件來解決。在7月18日與日本駐屯軍司令官香月清司見面之后，認為解決有望，甚至在回到北平城后拆除了城內(nèi)的防御工事。這正好適應了日本政府在“盧溝橋事變”之后的既定方針，即在“不擴大事態(tài)”的謊言下，一面以談判做掩護，一面積極增兵。8月的《大公報》社評就批評宋哲元：“和平念切，習于妥協(xié)……待敵軍齊集大舉進攻，既以武器見拙，更以工事缺乏。因此，一日一夜間損兵折將，為時迫促，應援也來不及?！?/p>

1937年7月29日，北平淪陷。一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淪陷期歷時8年零17天?！捌咂呤伦儭笔侨毡镜蹏髁x全面侵華戰(zhàn)爭的開始，也是中華民族全國抗戰(zhàn)的開始。淪陷期的北平，與日本人的抗爭進入了更加嚴酷的地下時期。

在《俠隱》中，張北海寫北平淪陷前的幾天?！按笄逶鐑哼€是有人遛鳥兒，茶館兒大酒缸，全是人。白胡子老頭兒，在街上走起來，還是邁著方步。”在接受本刊采訪時，張北海談到了這種描寫的意味：“想想看，光是二十世紀，北京人就經(jīng)歷了八國聯(lián)軍，慈禧逃到五臺山，辛亥革命，袁世凱稱帝，軍閥混戰(zhàn)。‘九一八’之后，東北涌進來無數(shù)學生難民，日本公然在東單廣場實彈演習……與其說北平老百姓‘處變不驚’，不如說是‘見怪不怪’了。北京六百年帝都，老百姓早已給揉成一種穩(wěn)順，在各自本位上安分守己地生活工作。”

在這本小說的結(jié)尾，張北海借著美國記者羅便丞之口，與北平告別——在日本人破城之日，羅便丞找到主角李天然來喝酒：

“聽我說，親愛的朋友……這迷人的古都，還有她所代表的一切……那無所不在的傳統(tǒng)，那無所不在的精美文化，那無所不在的生活方式……我告訴你，親愛的朋友，這一切一切，從第一批日本兵以征服者的名義進城，從那個時刻開始，這一切一切，就要永遠消失了?！?/p>

（實習記者宋林曉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