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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歡聽音頻的朋友可移步喜馬拉雅,搜索《通俗西藏史》,老布充滿大碴子味兒的口音,將撲面而來!各位喜馬拉雅的小伙伴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藏史德云社的老布。這期咱們來聊一個很不好講的話題,就是藏文與象雄文之間到底是個啥關系!說實話,這內容到目
喜歡聽音頻的朋友可移步喜馬拉雅,搜索《通俗西藏史》,老布充滿大碴子味兒的口音,將撲面而來!
各位喜馬拉雅的小伙伴大家好, 我是您的老朋友——藏史德云社的老布。
這期咱們來聊一個很不好講的話題,就是藏文與象雄文之間到底是個啥關系!
說實話,這內容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一個定論,我們現在能確定的,也就是藏文出現于松贊干布執政的時期。
關于藏文出現的時間,漢藏史料均有相關記載。
咱先來看看漢文史料的記載,《舊唐書·吐蕃傳》里寫著,“其國人號其王為贊普,相為大論、小論,以統理國事。無文字,刻木結繩為約。”[1]
《舊唐書·吐蕃傳》的這段記載,寫在整篇文章的最前面,相當于是唐朝人對吐蕃情況的最初認識。從這段記載上看,松贊干布上位之前,吐蕃應該是沒有文字。
另外,在比松贊干布早五代的拉脫脫日聶贊時期,曾有一個裝著佛經的寶箱從天而降,但由于大家都不認識被妥善收藏了起來。這部分內容咱們在《被寶箱砸過的第一宮》里講過了,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聽這期。
在藏文史料方面,成書于1322年的《布頓佛教史》里也記載著,“藏王松贊干布時,西藏沒有文字,他派吞米·桑布扎等十六人到印度學習文字。回國后創制了藏文,寫出了八部語法著作。”[2]
以上三個證據可以看出來,在吐蕃處于王國的時期,應該是沒有一種成熟的文字系統運行。
那為啥到了松贊干布時期,文字就出現了呢?
按照藏文史料的說法,據說是松贊干布登基以后,來自唐朝、印度和波斯的信使向他宣讀了信函。
松贊干布覺得自己國家沒有文字,挺沒面子的,好像矮了人家一頭,便決心創造一種書寫系統。他指派十六位貴族青年赴天竺學習,可惜天竺的氣候對藏人來說,實在不夠友好,大多數貴族青年都死于潮熱氣候,只有吞彌家族的一個青年,成功的拜在了一位大學者的門下。
這位婆羅門學者名叫做李謹,漢文翻譯過來的時候寫做木子李,謹慎的謹,給人感覺很像一個漢族名字。
但實際上,這名字是個梵文讀音的音譯,意思是“書寫者、書法家、寫作者”。[3]
不過關于這位李瑾大師,還有另外兩個解讀的方式,一個是認為“李”代表“李域”,也就是藏史中新疆于闐國的別稱。“謹”代表“祝福”,合在一起就是“從于闐來的有福(之人)”,所以有些西方學者認為桑布扎的老師是個于闐人。[4]
還有一些藏文史料稱“李瑾”的意思是“阿育王時期的經師”。
但這種說法的年代有點對不上,桑布扎去天竺學習的時候,已經是笈多王朝崩潰以后的事情了,當時被印度處于一個四分五裂的狀態,其中勢力最大的山頭應該是戒日王。
順便多說一句,桑布扎在天竺學習的時候,唐僧也在那邊溜達,這哥倆是不是坐一起嘮過,咱們不知道,但年代左近是沒問題的。
按照藏文史料《柱間史》的記載,桑布扎在見到李瑾后,獻上了松贊干布所賜的金子,并問道:“您能教我書寫嗎?”
李瑾答道:“我會二十種不同的書寫系統,吐蕃的孩子,你想學哪一種呢?”
然后他便在湖岸邊的二十根石柱上刻上了不同的文字,來教授吞彌桑布扎。[5]
學成之后,桑布扎還在北天竺各地游歷,學習了各地的語言和文字。回到吐蕃后,桑布扎依照在天竺的學習成果,創制出一套藏文字母。
他從梵文的16元音字母中,取了4元音字母,再從梵文的34個輔音字母中,去掉5個反體字和5個重疊字,又新造6個字母,最終形成了4個元音字母、30個輔音字母組成的藏文。[6]
為了對新創文字系統進行說明,桑布扎還寫了“八部文法”,其中便包括《三十頌》和《性規論》(這兩部文法著作,在藏語中被簡稱為《松達》)。
不過,近年來有些國外學者對《松達》是否為桑布扎所做,也提出了一些質疑。有些學者認為《松達》屬于后人托做,不是桑布扎的作品,還有人認為《三十頌》和《性規論》不是完成于同一個時期的作品。[7]
相關的史料記載也就是這些了,現在咱們說說藏文起源的問題。
有關藏文究竟是借鑒了哪種文字創立而來,目前至少有三種說法:
第一種自然是從梵文而來,這點在很長時間里一直都是種共識。
根敦群培先生在《白史》里面寫到,我在印度游歷時發現,“笈多王朝時期所制的銅牌等文物,在印度到處皆有。彼上所刻之文字,與藏文極其相像。稍遠望之,竟似由不熟練之人所書之藏文,即未學此種文字者,亦能多分讀識”。[8]
這其實已經很清楚的說明了,藏文與梵文之間的相似性。
第二種說法是藏文由于闐文而來。
咱們前面提到了,一些外國學者認為桑布扎的老師李瑾是個于闐人,同時在對比了藏文和于闐文的字母表后,發現二者有很多相似之處。由此得出了藏文字母是依據于闐字母創制而來的結論。
不過這種說法的聲浪比較小,而且反對的學者們也認為,這種比較有很大的隨意性。這種相似性不能證明古藏文借鑒了于闐文,只能說二者可能有共同的文字源頭。
最后一種就是近些年特別火的一個理論,也就是藏文由象雄文而來。
之前咱們聊象雄的時候曾經提到過,象雄有很多問題說不清楚,這些說不清楚的東西里面,就有象雄文的問題。
如果說藏文是借鑒象雄文而來,那至少得有象雄文存在才行,可象雄文到底存不存是個態度特別涇渭分明的事情。
大多數研究古代文字的學者都不認為象雄發展出了一種成熟的文字系統,但研究象雄文明的學著都堅持認為有象雄文。
由于認知差異實在太大,導致出現了一種很怪異的說法,就是“他們是研究象雄的,當然要說有象雄文!”
我覺得話說到這種程度就有點沒意思了,感覺像是個有罪推定了!
不能因為這些藏族學者是研究象雄的,就認為他們是故意要把藏文的起源嫁接到象雄去。
這話反過來說是不是也可以這么理解,他們是研究象雄的,有更多機會了解象雄,那他們的想法是不是更有參考價值?!
雙方觀點差異這么的主要原因,是因為兩邊都沒有多少實打實的證據,能直接KO對手。
支持象雄文的學者們認為,象雄文明發展到了一個很高的階段,不光是在宗教系統有自己的特色,還在古代醫學、星象學等方面有長足的進展。
比如說在敦煌藏經洞里發現的《藏醫針灸法》中,便寫到“以上械治文書連王庫中也沒有,是集一切療法之大成,加之吸收了象雄深奧的療法寫成。”[9]
類似醫學、星象之類非常深奧晦澀的學問,如果沒有文字的記載很難流傳下來。另外如果象雄本教已經發展到了高等級宗教的層面,也很難想象沒有文字經典,如何能傳承得那么久遠。
所以,支持象雄文存在的學者認為,按本教文獻的說法,藏文按照象雄文創制的,象雄文則來自于達瑟文。
文字演變的過程是達瑟的邦欽體和邦瓊體,演變成象雄文的瑪爾欽體和瑪爾瓊體,然后再演變成藏文的有頭體和無頭體。
這里面提到的達瑟文,并不是大食文字,而是一種流行于古代克什米爾地區的語言。
藏文和象雄文中的許多字母,都能在古克什米爾語和古旁遮普語中找到相似的字,另外,吞米桑布扎自創的六個藏文字母在象雄文中都可以找到原型。
所以,才讓太先生認為“藏文是屯米桑布扎對象雄文和梵文經過一番篩選后,有所取舍而創制的,它與象雄文和梵文都有一定的淵源關系。既不可一味地渲染和擴大象雄文在藏文創制過程中所起的作用,也不應給以完全否定。”[10]
我個人覺得才讓太老師對象雄在藏文創制中作用的態度,值得很多人學習和思考。
從上面的分析上看,理論上確實能站得住腳。但實際上,支持象雄文的論調有一個很難回避的痛腳,這就是到目前為止,還沒找到能夠支持象雄文存在的鐵證。
雖然我們發現了一些據稱是年代很久遠的象雄文經典,但這些經典都沒有特別明確的年代信息,而目前在阿里地區發掘的墓葬里,確實沒有找到帶有文字的證據。
其實,我們在阿里地區已經發掘出了一些規格很高的墓葬,在墓葬里出土了青銅器、漢地的絲綢和茶葉,中亞過來的天珠,以及黃金做成的面具。
按道理說,如果象雄有一個成熟文字系統的話,在這么高等級的墓葬里應該陪葬帶有文字的隨葬品,可惜確實是沒有。
這就成了不認可象雄文學者們最大的論點,就是只有理論分析,沒有實物證據,或者說不認可現有的實物證據。
至于到底有沒有象雄文,我只能說,我既不敢說有,也不敢說沒有。從目前掌握的資料上看,有一種叫象雄語的語言長期存在,應該是合理的,至于是不是進化出了一種專用文字來描述,可能還得再找找。
這些年我看網上有關漢藏象雄文的爭論,感覺很多人可能根本沒鬧清楚,語言和文字是個什么關系。
比如說,我以前曾經寫過一篇漢語藏語同語族的文章,結果好多人都表示反對,反對的理由是漢字是象形文字,藏文是字母文字,因此漢語藏語不是一個語族。這就是典型的沒搞懂語言和文字關系的情況。
從名詞解釋上說,文字就是一種用來描述語言的符號系統。
說個最簡單的例子,如果你能用隨便什么符號,描述了一句話,那這些符號就是文字。
比如說,你能用交通指示符號,表述了一句話,哪怕是“今天吃了碗面,味兒不錯”這么簡單的一句話,并且你寫的東西還能被別人辨識出來,那交通指示符號就是一種文字。
關于漢藏語族的問題,我專門請教過張湛博士,他說了的一句話讓我印象很深,“有些文字長得像,但它們是鄰居,有些長得不像,但它們是親戚!”
比如說日文里面有很多的漢字,但日語是語言類型里的孤兒。漢文長得和藏文一點也不一樣,但漢語和藏語是親戚是有足夠證據的。
我們說回來象雄文,象雄文和藏文長得也很像,那藏語和象雄語是啥關系呢?它們是親戚,還是鄰居,相信大家心里都有數的。
可一直都沒發現象雄文的實物證據,這事兒應該咋解釋呢?
我覺得似乎有這么一個角度可以考慮一下,這就是在象雄人看來,文字是一種具有神性的符號,只能用來贊美神靈,用在人的身上是種褻瀆。
所以,這種文字沒有被大面積的推廣,只被少數祭祀掌握。
這其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釋墓葬里面沒有發現文字的問題,因為象雄文只能用來歌頌神、取悅神。
等到象雄沒吐蕃滅亡以后,再加上吐蕃萌生了自己的文字,于是沒有經過推廣的象雄文也就逐漸隱退了。
我不知道這種解釋是不是能站得住腳,這只是我自己對這個問題的一個想法。
最后,咱們來說說,松贊干布在創立藏文中的作用。
前面咱們說了,藏文史料的記載是松贊干布感覺沒文字有點跌份兒,于是派人發展創制的藏文。
但這個解釋實在有點牽強,我就想問了,松贊干布前面的幾十代藏王咋的了,他們咋就沒感覺有啥不方便?為啥就非得等松贊干布來感覺?!
所以,文字創立的問題,肯定不是因為出現了某個有感覺的英雄,而是吐蕃社會有了強烈的需求。
那為啥,這種強烈的需求在松贊干布時期突然就出現了呢?
這就要說到文字的社會性功能了,其實文字最重要的功能是管理國家的工具,至于吟詩作賦、葬花眠柳,不過是附加功能。
我說個簡單例子吧,比如說有天早上,稅務官咣咣砸門,進來就說:“趕緊把稅交了,別磨嘰!”
你一聽就火了,對他說:“你腦袋是不是被門擠了,老子上個月剛交了兩頭牛!這羊毛也不能緊一個人薅呀,你瞅我長得像葛優?!”
你這一吵吵,稅務官也懵圈了,嘴里嘟囔說:“不對呀,我記得你家沒交稅呀!”
這時候你就說了,“趕緊把你那破本子翻出來瞅瞅,當時寫上了。”
稅務官拿出賬本一瞅,“你家確實交了,沒交的是隔壁吳老二,我找他去!”
你看這就是文字的作用,要知道沒有藏文之前,吐蕃人可是結繩記事的,你能想象稅務官背著一捆子繩頭,跑你家里來收稅嗎?
那為啥以前的藏王沒覺得不方便呢?
因為管的人口少唄,一共沒多少人,用腦子記都記住了。
再說了部落聯盟狀態下,各部落自己管理自己的屬民,很多事兒也用不著藏王操心。
但到了松贊干布時期,吐蕃社會發生了重大的轉型,從部落聯盟制向中央集權制轉軌。松贊干布又推行了國家垂直管理體系,這就對文字有了強烈的社會需求。
所以,國家型態的變化才是藏文出現的原動力,松贊干布不過是恰好趕上了這段。
或者我們換句話說,只要吐蕃社會發展到了這個層面,坐在王位上的不管叫啥干布,藏文都一定會出現。
我們看很多族群,只有語言沒有文字,好像也沒影響人家過日子。這就說明,有語言不一定必然有文字,文字的出現與否更依賴社會的發展需求,而不是某個英雄的個人喜好。
那么我們最后的問題就是,您覺得象雄的社會發展成熟度,支不支持文字必然出現呢?
好啦,這期繞來繞去的內容就到這兒啦,下一期咱來講講布達拉宮,講講尼泊爾赤尊公主和布達拉宮之間的邏輯關系。
參考書目:
[1]、《舊唐書·吐蕃傳》_劉昫(后晉);
[2]、《布頓佛教史》_布頓·仁欽珠(著),蒲文成(譯);
首先我們來看藏文史書的記載。這方面最早的材料是敦煌出土的古藏文文書。其中提到藏文是在松贊干布時才出現的。敦煌古藏文文書的年代最晚不超過九世紀,它的說法與后世流行的說法相同,可見那個時候就把藏文字母的出現和藏王松贊干布聯系在了一起。
再以后提到藏文字母起源的就是布頓大師所作的《佛教史大寶藏論》(成書于1322年)。敘及佛教在藏地弘傳的歷史時,布頓大師說:“(藏王松贊干布時)西藏沒有文字,(他)派吞米·阿努(thon mianu)之子及隨員十六人(到印度)學習文字。他們隨班智達神明獅子(lha'i rig pa seng ge)學習,配合藏語,創制了三十個輔音(gsal byes)字母和四個元音(ali),字體與迎濕彌羅(Kashmir)字體相似。(回國后),在拉薩瑪如堡( maru),寫出了八部語法著作。”
[3]、《藏文起源探索》_巴桑次仁;
[4]、《藏文字母起源的再思考》_薩爾吉;
一派認為藏文字母起源于西域,具體而言,就是于聞。最早提出這一說法的是弗蘭克(A. H.Francke),他認為藏文字母與印度岌多(Gupta)字體的另一流變形式,即中亞婆羅謎字體非常接近,而
吞米桑布扎的老師李敬很可能就是于闐人。他的這種觀點得到了霍恩雷(A. F. Rudolf Hoernle)的支持,并由后者加以補充和完善。這種說法遭到一些學者的批評。
弗蘭克和霍恩雷立論的根據主要有兩點:
一是對吞米桑布扎的老師李敬“li byin”一名的詞源學解釋。他們認為“li”指于聞,"byin”指“祝福”,兩者連起來就指“從于闐來的有福(之人)”。
其二是將于聞字母表和藏文字母表加以比較,認為二者有很多相似之處,于是得出結論,藏文字母是依據于闐字母創制。
[5]、《藏文造字新探》_沙木(著),張寧(譯);
吞彌帶著松贊干布賜的金子,獲得了印度學者—一位名為李謹(Lijin)的婆羅門的幫助。
一些西藏歷史學家據此重構出一個梵語人名Lipikara,這實際上是一個地道的印度術語,指阿育王時期的經師。
不管怎樣,故事都以吞彌和這位婆羅門間的談判繼續:
吞彌問婆羅門:“您能教我書寫嗎?”并獻出了一半的金子。婆羅門答道:“我會二十種不同的書寫系統,吐蕃的孩子,你想學哪一種呢?”
于是他用湖岸邊清晰刻有二十種不同文字的石柱,來教授這位吐蕃之子。
學成這20種文字之后,吞彌回到了吐蕃。他從這些印度字母中得到了創制藏文所需的兒乎全部的字母形式,并依之創制出一套藏文字母。據《韋協》記載,這佼婆羅門陪同吞彌回到了吐蕃,并助其創制藏文。
有6個藏一語語音找不到印度字母與之對應,它們并未出現在印度語言中,吞彌便改造已有的字母使之對應。
如此藏文字母便誕生了,30個輔音字一母,4個元一音符號,7個加于輔音之上或下的符號。這套字母通常計為41個符號,盡管有時通過巧妙的計算為法可增加到吉樣之數108。語法規則據說是一與字母一起制定的,有兩部歸功于吞彌桑布扎的語法重要論著:《文法根本三十一頌》和《音勢論》,它們存留至今并有諸多注釋本,構成藏文語法的基礎。
[6]、《吐蕃史稿》_才讓;
史載松贊干布看到別國的文字,而苦于沒有自己的文字,于是便決心創制本民族的文字。派通彌阿魯之子通彌桑布扎等人,攜帶黃金等物前往印度學習文字。在此之前,松贊干布曾兩次派人到天竺學習,有的因路途艱辛而返回,有的死于途中,有的因不堪忍受天竺高溫氣候,均未獲得成功。通彌桑布扎
聰慧過人,他到達天竺后,拜見了當日引波負盛名的學者李敬,向他學習語言文字,還向天竺班智達拉日巴僧格學習聲明學,最后通彌歷經路途的艱險,滿載知識而歸。回到吐蕃后,通彌根據梵文五十字母創制藏文,從梵文十六元音字母中,取用四元音字母,再從梵文的三十四個輔音字母中,去掉等五個反體字,和五個重疊字,又新造
六個字母,最終成為四個元音字母及三十個輔音字母組成的藏文。通彌仿照梵文蘭扎字體而創造出藏文的有頭字一一楷體,又仿照梵文“哇都”字體而創造出藏文的無頭字—草書體;通彌還寫出藏文文法著作,稱“八部文法”,流傳下來的只有一兩部。刊居說松贊干布給通彌以優厚的獎賞,引起其他大臣的不滿,通彌作了一首詩,自豪地言道:
在這邊野狹陋的蕃境,
我是最初有成就的智人,
我是消除黑暗的明燈,
榮獲君王如日月般的頂敬。
百官臣僚中,舍我其誰!
時雪域蕃地的眾生,
我通彌的恩惠非輕。
[7]、《藏文起源新探》_才讓太;
據《賢者喜宴》、《布頓佛法史》、《王統世系明鑒》等傳統教史著記載,松贊干布的文臣桑布扎游學天竺,從婆羅門梨欣處學成回國,仿照一種天竺古文字創制了藏文,并寫了八部藏文文法著作。相傳我們今天能看到的《三十煩》和《性規論》(這兩部文法著咋在藏語中被簡稱為《松達》)就是其中之兩部,其余六部已經失傳。
但近年來有些國外學者對桑布扎生活的年代及其與《松達》的關系提出了諸多疑問。有人認為《松達》完全不是桑布扎的作品,而是后夕、偽托的。也有人認為《三十頌》和《性規論》不是同一個時期的作品,特別是前者前后不是一氣呵成的等。
[8]、《論藏文起源研究》_李永宏、周一心、史箐、于洪志;
根敦群培(1905 1951)原名阿勒克吉扎,藏族,青海省同仁縣人。近代藏族著名的學者、詩人、翻譯家、畫家、歷史學家、旅行家、散文作家。他學通藏英,在印度旅居甚久,見聞博廣,他的學術成就在藏族文化史上,獨樹一幟,享譽海內外。
他參考敦煌古文獻等史料寫成了藏族歷史專著《白史》,1954年法遵大師譯成了漢文,書中首先分析了佛教和苯教對于藏文創制的觀點,然后提出:“西藏以前無文字,此贊普時,始創造文字。圖彌論師是印度“岌多王朝統治印度時期之人。最希有者,是與圖彌同時,印度“哈羅沙”王、“雞摩羅岌多”王、“蘇羅亞瓦門’王等時所制之銅牌等,現在印度到處皆有。彼上所刻之文字,與藏文極其相像。稍遠望之,竟似一手不熟練之人所書之藏文,即未學此種文字者,亦能多分讀識”。所以根敦群培認為,西藏文字是由吐彌論師依據“岌多”文字為藍本而新創的。
在其論著《藏文的由來與演變》中并不贊同“吐彌以蘭雜字為藍本制造有頭字,以瓦都字為藍本制造無頭字”,他認為“無頭字不是從開始就專門制造的,而是從速寫中有頭字自然地產生的。如果看來古文字的字帖和至今有名的‘洛伊’,在不丹地方照樣書寫就十分清楚了。”
[9]、《古老象雄文明》_才讓太;
由于本教文化在藏區的廣泛傳播,兩個古老民族一象雄族與蕃族的長期交往、融合,因此,象雄文明對于藏族文化的影響是多方面的、深遠的。窺一斑而知全豹,下面僅以一兩個具體事例來說明。
在古代醫學、星象學方面的影響。辛繞教誡中的四門:夏辛、朗辛、楚辛和斯辛,各都有著龐雜的內容,如夏辛一門就包括卦、占、鑲、星算和醫學五個方面。其中星算就是青藏高原最初的天文學。醫學對藏醫亦有影響。如針灸,一般認為,’僅為漢族的中醫所獨有。可是,從敦煌出土的《藏醫針灸法殘卷》中,卻載有與中醫不同灸法的針灸內容,如俞穴學、主治適應癥及手法等方面都有別于中醫的針灸術而獨具特色。《殘卷》的最末一段說:“以上械治文書連王庫中也沒有,是集一切療法之大成,加之吸收了象雄深奧的療法寫成。”可見象雄醫學早已探合到藏醫學中,只不過由于年代久遠,又缺少翔實的史料不容易分辨罷了。
[10]、《古老象雄文明》_才讓太;
象雄文既先于藏文產生,那它和藏文又是什么關系呢?按照佛教文獻的說法,藏文是吞米桑布扎根據古天竺的梵文創制的。而本教文獻的說法則是:藏文按照象雄文創制的;象雄文來自達瑟文。它們的演變過程為:達瑟的邦欽體和邦瓊體演變成象雄文的瑪爾欽體和瑪爾瓊休。然后再演變成現代藏文的有頭體和無頭體。這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我們應當如何看待呢?對于前,一種觀點大家并不佰生,不再贅述。下面僅對后一種說法作一粗略的考查。首先,達瑟文是屬于哪國的文字。經與古波斯文對照考查,發現藏文并非來自波斯文。可是,從古克什米爾語和古旁遮普語中卻找到了許多與象雄文字母和現代藏文字母相似或近似的字,而且現代藏文的四個元音符號在古克什米爾語中都有.,只是第四個符號比較直一些罷了。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象雄文的元音和輔音的數量和現代藏文完全一樣,并且吞米桑布扎自創的六個藏文字母在象雄文中都可以找到原型。
這些現象說明:古旁遮普語、古克什米爾語和古梵語都屬于印歐語系,故有一些相同的字。象雄文中也有這些字母,正說明同象雄文化發生過聯系的“達瑟”曾經是古代印歐民族南遷的必經之路和印歐文化的傳播地帶。因而象雄文就帶有印歐文化的色彩。
就上所述,既不可一味地渲染和擴大象雄文在藏文創制過程中所起的作用也不應給以完全否定。
我認為藏文是屯米桑布扎對象雄文和梵文經過一番篩選后,有所取舍而創制的,它與象雄文和梵文都有一定的淵源關系。
金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