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載于《三聯生活周刊》2018年第32期，原文標題《最后的棒棒》文/王海燕重慶市區外四公里處，棒棒依然和以往一樣聚在超市門口守活兒，但需要他們的雇主已經不多了（黃宇攝）時代的慣性何苦40歲的時候決定去當一名棒棒，那是2014年。當時他還

本文刊載于《三聯生活周刊》2018年第32期，原文標題《最后的棒棒》

文/王海燕

重慶市區外四公里處，棒棒依然和以往一樣聚在超市門口守活兒，但需要他們的雇主已經不多了（黃宇 攝）

時代的慣性

何苦40歲的時候決定去當一名棒棒，那是2014年。當時他還是一名上校軍官，決定退伍，自主擇業。在解放碑，他看到一名老年棒棒，挑著很少的東西，在人群里走，步履緩慢，汗流浹背，他跟著那個棒棒走了很長一段路，感到困惑而吃驚。在他心里，棒棒是肌肉飽滿的、健壯的、有力量的，他心想，“他們怎么這樣老了，佝僂成這個樣子？”

接下來的那段時間，何苦在解放碑一帶棒棒聚集的地方去觀察，發現棒棒少了，且老了。他跟身邊的人討論，重慶還有棒棒嗎？大多數人的回答是：“棒棒？好像沒有了吧？”這個不經意的散漫回答，讓何苦得到的結論是，棒棒作為一個行業正在消失，現在依然守在街邊的棒棒，不過是一個時代終結的最后慣性。

重慶人喊棒棒，尾音總是帶著昂揚上翹的兒化音，有一種力量爆發的筋道和銳利，就像這個職業本身呈現的品性一樣。很難去考證棒棒這個名詞的來源，但在街頭尋找一名棒棒是容易的，一根扛在肩上的圓木棒或竹棒，加上一團挽著的粗重尼龍繩，就是棒棒們的吃飯家伙和標志了。

重慶地形特殊，光嘉陵江和長江交匯包圍而成的渝中半島區域內，海拔落差就達到250米，匯集了灣凼、溝谷、坪壩、巖坎、坡、堡嶺等各種類型的地形地貌。在這些復雜的地形里，從提菜到搬家，從挑、扛、抬、拽，到鏟、挖、撬、砸，只要付錢，棒棒們幾乎無所不能。一個普遍的說法是，這個山城重慶最具名片效應的勞動力工種出現于上世紀80年代，數量一度達到三四十萬，那時候的重慶市民“上街不知怎么逛，隨時隨地找棒棒”。

除了力氣，當棒棒沒有任何門檻，但何苦入行，還是拜了個師傅，他的真正目的是想拍一部跟棒棒有關的紀錄片。他本來想跟普通的紀錄片導演一樣，找個主人公隨拍，卻發現棒棒流動性強，又警戒，親自當棒棒，并記錄下這段時光反而是最好的辦法。揣著1300元進入這個行業后，何苦在一年的時間里見證了這個行業的最后時光。

何苦拜的師傅人稱老黃，重慶江津人，住在離解放碑100多米遠的自力巷53號。老黃1992年就加入了山城“棒棒”大軍，何苦拜他為師的時候，他已經65歲了，走路時總是雙手插在褲兜，使得佝僂的后背和后昂的脖子極不協調。老黃說，他保持這樣別扭的走路姿勢，是想告訴別人，他還不老，還挑得動。但事實上，在2014年，老黃能夠干活的機會已經不多了，一個月的收入大概在1000元左右，連達到當年重慶最低工資標準的1250元都困難。

這當然不是老黃在解放碑20多年生活的全部寫照。重慶的棒棒分“家棒棒”和“野棒棒”，“家棒棒”指的是那些資歷長、信譽度高、有固定雇主的，他們甚至可以幫一些商家店主代收貨款。沒有固定雇主的棒棒就是“野棒棒”了，只能流竄作業，接些零活，隨便進入別人的領地，輕則遭白眼，重則挨揍。老黃所在的五一路以前有大大小小十幾家電器和五金建材商店，家家店都是他的老主顧，以前一直都是一名不愁生計的“家棒棒”。因為業務多忙不過來，老黃還一度找到自己的一位朋友老杭前來分享業務。

但何苦沒有見證那樣的好時光，跟著老黃，何苦第一個印象深刻的活兒是給一個麻將館搬家，那一次他確切地知道了，背著一臺自動麻將機上5層樓，足以讓人使勁的部位從肩膀、雙腿最終轉變到牙齒，那個活兒干了大半天，何苦和老黃一共領到工錢150元。

在何苦真正成為一名棒棒后，老黃告訴他，力氣不是養出來的，是榨出來的。他還舉了個例子，比如某一天他帶著何苦做的一單挑泥子粉的業務，泥子粉共230斤，從解放碑的五一路送到洪崖洞，如果雇主請2個棒棒，需要20元，雇主會覺得不值，只請一個人棒棒付10元，又請不到人。最終，雇主的折中方案是花15塊雇一個棒棒。對棒棒來說，這當然不是一個合適的業務，就因為這樣的重活，老黃曾有朋友落下病根，干不動了只能回家，但老黃依然為這樣的方案歡喜，因為一單業務下來，他可以多掙5元。

也不是沒有輕松的活兒，在做棒棒的第二個月，何苦接過一個業務，是幫一個白領女孩搬一張折疊桌子回家，共走了三條街，上了五層樓，工錢10元。輕松得何苦感慨萬分。實際上，在重慶還沒有電梯的年代，曾經的棒棒們也經常接到類似業務。

在進入棒棒行業的第一個月里，何苦從老黃那里分到了517元，隨后自立門戶的5個月里，除了2015年4月在一個工地上挖溝掙了3300元，其余每個月都在1500元左右徘徊。他趕上的正是老黃最壞的最后時光，因為2013年下半年，五一路自力巷一側就開始拆遷了，拆遷后的五一路將成為金融一條街，從一個傷疤般的存在融入解放碑CBD的繁華里。拆遷后，老黃的雇主們一家家關門離開，老黃是從那以后一步步淪為幾乎沒有固定雇主的“野棒棒”的。

即便如此，何苦還是跟著老黃學到了諸多的行業規矩，比如，老黃告訴他，棒棒不能隨意地拎在手上，要扛在肩上，因為隨便拿根棍子找飯吃的是叫花子，叫花子用棍子打狗，而棒棒手中的棍子是干活的工具，雖然棒棒不一定比叫花子掙得多，但自食其力，這是最本質的區別。

但在乎這種區別的棒棒顯然不多了，因為留在這個行業的人本就不多了。

最后的見證

當棒棒后，何苦落腳的自力巷53號在2014年是解放碑商圈最后的幾棟不知遺留于哪個世紀的磚木老房子。這棟房子與流光溢彩的繁華解放碑只有一街之隔，何苦在那里租了一間300元的“豪華”單間，和他鄰居過的，除了老黃，還有老甘、老杭和河南，他們都曾有過長久的棒棒生涯。

在整個解放碑的勞動力市場，人們的稱呼分為兩種：一種是如“老黃”這樣簡單的帶姓氏的偏正詞組，如果還有其他人姓黃，就簡單加個字區分一下，比如“小老黃”；另外一種則是與姓氏無關的外號，如“毛土豪”“栽得深”“楊不起”“餓母狗”。何苦是在第四個月獲得屬于自己的外號“蠻牛”的，來源于曾風靡川渝地區的電視劇《山城棒棒軍》中的一個角色。有了外號，意味著何苦真的成了一名棒棒。

在何苦的鄰居里，河南的外號來自家鄉的省份，這個來自中原的單身中年男子姓甚名誰，至今無人知曉。河南出生于1960年，1994年來到重慶，先干了17年棒棒，而后給一個夜市大排檔老板干了3年雜活。

但何苦到達自力巷的時候，河南已經失業了，起因是他可以一口氣吃下小半桶稀飯，飯量過大，本就遭老板嫌棄。某一天，因為吃過飯了才去大排檔，河南想吃兩個雞蛋，被老板譏諷還要點菜，隨后開除了他。離開大排檔后的河南認為重操舊業做棒棒是一件很沒有出息的事情，他給自己找了新的出路——斗地主。

來自四川鄰水的老甘則是因為年輕時房子不臨街，被訂婚5年的未婚妻悔婚來到重慶當棒棒的。在當棒棒的第一個5年，他攢夠了1萬元，準備改行開一個小面館，卻在從銀行回來的路上把錢搞丟了；隨后他用第二個5年攢下了25000塊，又在準備盤下一個日雜店的關鍵時期，被小偷破門而入把錢偷光了。此后的老甘對人生充滿懈怠，開始聽從十八梯一個算命先生的建議，等待自己60歲后時來運轉，再大干一場。在棒棒行業日漸沒落的時候，他找到了幫大排檔出攤的活兒。

老杭成為棒棒的故事更加凄楚一些。兒子20歲那年，老杭的妻子離開他成了別人的家人。老杭到重慶當棒棒掙錢，是為了復仇雪恨，因為老家南川的一個混混告訴他，只需要一萬元，就可以幫他解決掉奪妻仇人。命運弄人的是，就在老杭攢夠第一個1萬元，準備與混混接頭時，錢丟了；老杭又花了1年，攢夠了第二個1萬元，正待與混混接頭，混混卻入了大獄。

無奈之下，老杭準備親自復仇，先后買了三把刀，一把西瓜刀、一把三棱刀和一把彈簧刀。買西瓜刀的時候，老杭想要親自解決掉仇人的性命；買三棱刀時，他的仇恨減少一些了，決定在對方身上捅一個不好縫合的傷口；買彈簧刀時，他覺得閹掉對方就可以了，但當他真的拿起那把精巧的刀子時，他發現自己雙手發抖。最后，三把刀都被他鎖進了抽屜，他消化掉了仇恨，開始覺得，妻子的離開一定有自己的原因。

2014年，已經一身傷痛的老杭依然留在自力巷當一名棒棒，是因為兒子在外打工，他不方便在老家與帶孩子的兒媳單獨相處。

與河南、老甘和老杭相比，老黃的棒棒生涯更持久堅毅。與共和國同歲的老黃出生一個擁有十幾畝土地的地主家庭，因為家庭成分，直到30多歲才與鎮上的一個寡婦有了自己的女兒。女兒3歲后，寡婦另嫁他人，為了養活女兒，老黃來到重慶成了一名棒棒。2012年，外孫子快滿3歲的時候，老黃拿出積蓄的3萬元，鼓勵女兒女婿在老家鎮上分期付款買了一套房子。每年10萬元的房貸，成了老黃心頭的一根刺，他不得不在年過60歲后，依然守在解放碑當棒棒。他說，從當棒棒第一天起，就希望有一天能扔掉，但生命的這60年，卻是一個想扔又扔不掉的全過程，他不知道問題出在哪里。

但在何苦進入自力巷的2015年，老黃還是扔掉了手中的棒棒。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在小診所被查出高血壓和疑似腦溢血，隨后，因為拖延治療，病情發展到無法勞動。不過，即使沒有生病，老黃的棒棒生涯在這一年也必然遭遇波折，因為那個幾乎是解放碑傳統棒棒最后落腳之地的自力巷53號要拆了。這座從1996年就傳言要拆遷的房子，在2015年8月的一個清晨真的被徹底推倒了，房子被推倒時，老黃和何苦正在幾十米外的“享受”公共衛生間每天唯一干凈的時刻。

因為沒能在拆遷當時搶救出任何財物，何苦和老黃經歷了數個晚上露宿街頭的日子。廢墟之下的財物最終被老杭和老黃拿出來了，那是一個稱得上出生入死的冒險行為：他們在與拆遷辦斗智斗勇了數天之后，于一個雨夜里用鋼釬和鐵鍬開道，鉆進了危險重重的廢墟。行動時，他們沒有通知何苦，何苦說，那個時候，他才第一次意識到，他沒有真正融入“老黃們”的價值觀念，因為他有值不值得的顧慮。而對老黃來說，廢墟下的錢應該拿出來，這就是全部的理由。

那并不是何苦第一次見識這些老年棒棒的固執。更早的一次，老黃幫一名雇主挑著價值上萬的化妝品到沙坪壩，因為不熟悉地形，他和雇主走丟了。為了等到雇主，他老黃在三峽廣場等到半夜，依然不肯報警，理由是報警后就拿不到工錢了。他說，流了汗，卻拿不到錢，晚上會睡不著覺的。最后，在不得不走進流動派出所后，老黃等來了雇主，面對雇主拿出的100元感謝費，老黃卻又千推萬辭，選擇了拿30元，其中20元是之前議定的價格，剩下10元是他對自己等待了半天的時間定價。

但無論老黃對自己的行業有何堅持，隨著時代發展，已經沒有多少人需要棒棒了。在自力巷53號樓被推倒后，何苦開始去尋找給工地干活的機會。在隨后的5個月里，他一口氣攢下了3萬元，是他之前5個月的10倍。

就在何苦尋求轉型時，老黃已經因為病情，不得不回到女兒家養病。除了老黃，自力巷53號的住戶們也在繼續風云四散。老杭回到老家帶孫子了，干起了久違的農活，還養起了蜜蜂；老甘回到了鄰水老家，他的初戀情人和曾經夢想發達以后迎娶的隊長家千金早已兒孫滿堂，他說自己還能勞動，謝絕進入村里的養老院。

河南本來有機會達到自力巷53號住戶的巔峰成就，因為驚人的飯量，一家打造網紅的公司將他變成了桶哥，請他錄制節目，每期2000元。這個公司本來指望靠著他發展壯大，但是只錄制了第一期，他們就再也找不到河南了。直到如今，當何苦再詢問河南時，他依然對自己的選擇無怨無悔，因為他還有更大的夢想要追求，那就是有朝一日去到澳門一展牌技。

讓何苦感到“幸運”的是，他沒想到自己真的在自力巷見證了一個棒棒群體的最后消失。

圖：在自力巷53號里，大石用30多年時間完成了一個農村家庭向城市的躍遷，如今，他和家人已經在重慶市南岸區擁有了自己的新家（黃宇 攝）

他們曾挑起這座城市

自力巷最資深的棒棒并不是老黃，而是大石。在自力巷53號被推倒前的最后歲月里，他住在南坪的寬敞商品房里，擔任著自力巷53號的二房東工作。

大石是重慶合川人，1982年因為家庭欠債，只身一人來到重慶打工掙錢。在重慶話里，出力叫下力。在老家時候，大石就已經是一把下力的好手了。80年代的重慶農村，農戶蓋房子，用的都是青石條，輕則三四百斤，重則五六百斤，2個人扛，或4個人抬，1.2元一天，那是大石用一身莽力換生活的開端。

到重慶后，大石最開始是在一個單位修游泳池，修了一個月，工程完結，因為很少到重慶主城，他決定到解放碑玩。那時的解放碑還是渝中半島最高的建筑，周圍一片木結構吊腳樓，家家戶戶燒煤球，用糧票。

正是煤球，讓大石留在了解放碑，找到了新的生計。新的生計就是拿著一根棒子給居民和小館子送煤球的生涯。大石記得，那時候的煤球1.55元100斤，他負責送到居民家里，1.8元100斤，2角5分的差價算力資。大石在老家擔農作物，用的都是扁擔，扁擔扁，擔起來省力，但重慶的棒棒都用圓木棒或圓竹棒，圓棒更累人，但是最多能稱重五六百斤。

除了給居民擔煤，大石還給煤店卸貨，拉煤的車都是午夜12點過后才能進城，卸完就是凌晨三四點了，回家胡亂睡一覺，六七點就起來繼續干。大石算過，那時在城里做3天，頂農村一個月，對他來說，重慶就是他的流金之地，他攢著勁，只用了一年，就把在老家欠下的1000多元“巨款”還清了。

大石算得上重慶最早的一批棒棒，為了掙錢，他做的是白天黑夜兩個班。晚上給煤店卸煤，白天到朝天門接散活，那時的朝天門還分為一碼頭、二碼頭、三碼頭，每個碼頭出來，都是又直又陡的坡，因為大型貨物用纜車送上岸，小型物件則全靠棒棒一點一點往上擔。那時候成立的棒棒多，但活兒更多，多得棒棒都做不過來，通常都是上一件東西還沒放穩，下一個雇主已經在招呼了。

不光碼頭上，城里人氣力弱，在重慶的地形里，買個沙發買個桌子，五六十斤的東西就搬著已經很費力，如果有兩三百斤的東西，是必須請棒棒的。

大石最好的時光在1993年到1996年，工具里已經增加了板車，一次可以送10擔8擔煤球，力氣加工具讓大石每天最多可以掙兩三百元，而那時的城里白領，薪水高的一個月薪水也不過幾百元。因為掙錢多，大石甚至謝絕了伯父給他找的兩份固定工作，并在朝天門花十幾元買了個鬧鐘，鬧鐘一響，翻身就起床掙錢。他記得特別清楚，有一天晚上他總共只睡了一個小時，困得走路擔煤時都在打瞌睡。

大石送貨的主顧大多是飯館，除了掙錢，他最怕的其實是耽誤飯館老板的生意，因為飯館的煤球是每天送的，沒送到，老板是沒法點火升灶的。他說不出來應該怎樣形容自己的狀態，只知道如果哪天送遲了，老板數落一兩句，他心里就不好受好多天，感到對不起人家。大石還說自己腦子笨，每天記送煤的事就記不過來，以至于有一次下午，他突然困惑，自己中午到底吃飯了沒有，想了很久也沒有想起來。

大石擔煤的生意是在1996年后慢慢走下坡路的，客觀原因是，重慶市區漸漸開始禁煤了，大石記得那時候他在報紙上看到過好多輪禁煤的消息；但根據大石的總結，業務變得差起來，是因為大石的父親重病，他回家料理了一個月，回家的時候，他請自己的妹夫幫忙送貨。妹夫不熟悉業務，讓大石丟了好一批主顧，再也沒能找回來。

直到兩年前，大石依然在幫解放碑附近一家小餐館擔煤，甚至還把他家每天早上送菜的業務也接了過來。為了這趟業務，大石每天早上五六點鐘就會起床，坐公交從南坪趕到解放碑，做完雇主的活再回家。那兩年里，除了交通成本，大石在做棒棒這件事上的收益只有幾百元。他總懷疑，自己是全重慶最后一個擔煤的棒棒，他說，到最后幾年，已經不是為了掙錢，而是希望能夠為幾十年的老主顧多盡一點力。

在漸漸老去，看著身邊一個一個伙伴離開的這些年，大石也見證了解放碑從昔日破敗變成如今流光燦爛的全過程。如今，帶我走在渝中區的時候，大石依然習慣用上半城和下半城來指示地名，下半城在江邊山腳，上半城則在遙遙高處，中間是長長短短的石梯連接。

他記得臨江門的那棟電梯房是全渝中區最早的電梯房，八一路解放路兩邊全是木頭房子，圍繞著高高聳立的解放碑。他剛剛住到自力巷時，解放碑旁邊最高的就是百貨大樓，一開始6層，后來又往上加；最精致的則是會仙樓，后來失火，燒了幾天幾夜。大都會的修建是他印象最深刻的，因為工程方為了搶工期，第一次在解放碑用了機器推樓，所有可以回收的廢舊建材一律做垃圾，以最快的速度運走。那是這座城市狂飆突進般成長的年月。

大石是重慶日新月異的變化的，也是看著棒棒如何漸漸成為歷史行業的。如今，在大石家居住的商品房小區外超市邊，依然有三五成群等待雇主的棒棒。但大石說：“請的人少了，也不掙錢了。其他行業都有接班人，但棒棒沒有，反正就是過世了生病了，走一個少一個。”

離開和留守

和老黃守在自力巷的日子里，何苦曾試圖尋找新的領地。他找的地方是朝天門廣場，那里曾擁有重慶最大的服裝批發市場。老黃一開始是拒絕的，何苦那時候還不知道，解放碑的老年棒棒們對朝天門深切畏懼從何而來。

大石告訴我，朝天門的棒棒跟其他地方的棒棒都不一樣，那里需要搬運得最多的就是布匹，重則一個包300斤以上，最輕的也有100多斤，都是一個人扛，力氣小的根本做不了。老黃則一口氣告訴了何苦不能去朝天門的幾條理由：一是很多老板只用自己熟悉的棒棒；二是批發市場地形復雜如迷宮，沒個十天半月難以熟悉地形；三是朝天門碼頭的棒棒派系復雜，斗爭很復雜，冒冒失失去，搞不好被揍得鼻青臉腫。

但何苦一再堅持要去試一試水，還找到在服裝批發市場做的朋友，托對方開后門，找朋友指定何苦和老黃搬運收貨。在那里，何苦見識到了不一樣的棒棒生活，清晨5點，每當有貨運面包車駛過，一群上身赤裸的男人就如百米沖刺般尾隨追趕，那是在爭奪業務，因為誰能沖在最前面打開車廂，誰就能優先享用勞動機會，貨主們也根本不用交代，因為接貨的棒棒只需瞟一眼包裝袋上的收貨攤位，就能扛起就走。

站在街邊不知從何下手的何苦和老黃第一天就見證了一場斗爭。原來兩個光膀子男人同時打開車廂，抓到了車里唯一的一包貨，為了得到這一包貨，雙方怒目圓睜，嘶吼辱罵，以至于各自的兄弟朋友也紛紛趕來助陣，直到一方被另一方的氣勢壓倒，悻悻離去。

而何苦則在等了謹慎觀察等待了幾天后，終于等來了自己朋友的朋友的電話，對方指定何苦接貨。但當何苦打開車廂門的時候，一個朝天門的資深棒棒卻快速圍上來搶奪貨源，任憑司機如何強調何苦是用戶指定的收貨人員都沒用。最終，何苦是用自己的身高和氣勢震懾對方，贏得了自己的勞動機會的。并且，在運完那一趟后，何苦才知道已有人警告過老黃，不要到朝天門“奪食”，否則挨揍。

事實上，這種由力氣說了算的草莽規則，并不只存在于朝天門，大石告訴我，在解放碑當棒棒多年，他見過棒棒們為爭奪勞動資格打架的事情他見得并不多，但一旦有了，貨主通常都是一聲不吭，由著棒棒們自行解決，他的朋友里還有人為此進過派出所。

但兩者的不同之處在于，朝天門的光膀子男人已經算不得傳統意義上的棒棒，一個簡單直白的表現是，在這里，一根簡易的竹棒根本派不上用場，取而代之的是制式兩輪手推車，貨物少的時候用肩膀扛，貨物多的時候用車子推。因為一年四季裸上身干活，他們已經擁有了新的外號：光巴胴兒。

實際上，棒棒們早已從重慶普通市民的生活里全面退場，朝天門和解放碑也早就被取代了，如馬家巖建材市場一樣的專門種類貨物集散地才是棒棒聚集最多的地方。發達的交通系統，讓出租車、貨運微型車、三輪車、摩托車，以及五花八門的手推車有了用武之地，棒棒要做的工作主要是上貨卸貨，如在朝天門一樣，棒棒早就不再是必備工具。

曾經的棒棒們也大多轉型，有的成為專業的商家售后員工，有的成了駕駛員，還有的學手藝當起了裝修工人，對于他們來說，棒棒只是進入更高端行業的跳板。

在自力巷里，大石的生活是最令人羨慕的，他在重慶房價陡漲之前買了兩套房，漸漸退出棒棒行業，做起了群租房生意，早早給自己和老伴買了社保，如今每個月可以領到將近4000元。但他還是常常后悔自己沒有經濟頭腦，因為和他同時進入這個行業的兩個老伙伴，曾經一口氣在渝中區買了3套房。

不過，那也并不是故事的全部，大石說，和他一起進入棒棒行業的人也先后轉型或離開，他記得的人里，有人轉行去學修電器了，有人做了家電生意、服裝生意，還有人干起了裝修行業，包起了工程；也有人夫妻雙方得了癌癥，早早離開人世，也徹底離開了這個行業。

在這些人里面，他唯一真正佩服的是一個曾在自力巷當了多年棒棒的老曾頭。老曾頭在年近60歲后終于開竅，在自力巷開了一家米店，有了更輕松豐厚的收入來源。但這并不是大石羨慕他的理由，大石羨慕的是，老曾頭的兒子在一所學校當了校長，在他看來，這才是一個棒棒最大的成果。所以當他的小女兒考上一所本科學校時，大石也專門在酒店里的擺了席宴請賓客。

在《最后的棒棒》紀錄片拍完4年以后，其電影版也于2018年上映，但對何苦來說，更重要的事情是，他已經開始籌備新的拍攝了，同樣是一部關于棒棒的紀錄片。其中一個主人公是他在渝中區歇臺子找到的，那是一個73歲的老人，入行不足10年。

何苦問他：“你這么大年紀了，為什么還要當棒棒？”

老人回答：“我的母親94歲了。”

何苦又問：“你這么大年紀了，還挑得動嗎？”

老人回答：“我的母親94歲了。”

何苦再問：“你這輩子最成功的事情是什么？”

老人回答：“我的母親94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