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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狐貍傳說的詳細記載，文史君推薦兩本書作為我們的參考。在中國，宋初李昉等編成的《太平廣記》中有九卷的篇幅；而東鄰日本的《今昔物語》也分三部分講述了狐貍傳說。一、《太平廣記》的狐《太平廣記》開篇第一卷第一篇《說狐》中，唐代狐具有變人之術，多
關于狐貍傳說的詳細記載，文史君推薦兩本書作為我們的參考。在中國，宋初李昉等編成的《太平廣記》中有九卷的篇幅；而東鄰日本的《今昔物語》也分三部分講述了狐貍傳說。
一、《太平廣記》的狐
《太平廣記》開篇第一卷第一篇《說狐》中，唐代狐具有變人之術，多為女子，且常為蠱魅的狐妖形象。文史君歸納出《太平廣記》中狐的特征：
第一種是以狐喻妓。在《太平廣記》卷四百五十中，唐河東薛迥在東都與娼婦玩樂，有一日午夜，娼請數次請求離開，薛迥交代看門人不開鎖，娼婦便變成變成野狐，從儲水窖中逃了出去。李建國在《中國狐文化》中認為“這是第一例狐妓故事，標志著狐妓原型——宋以后曾不斷出現于小說之中——的建立。”認為這是“開創了以狐喻妓的先河，給娼妓文化注入新的觀念。”
后來，在淫狐的妖媚形象中，從性誘惑到正常婚戀，甚至成為了賢妻良母的角色。《太平廣記》卷四百五十四中女狐一改之前蠱惑男子與其交接吸取精氣的形象，李氏為計真育七子二女，隨著丈夫東奔西走而毫無怨言。同樣的還有卷四百五十一“賀蘭進明”條。這些故事中的女狐已不再是風流的妖狐形象，而更多地表現出善的一面。
此外，還有狐男士人的形象。卷四百四十九中李元恭條中所載故事中，儒雅風流，江郎才俊，超凡脫俗，富有學識，具有非常明顯的儒生文人特征。與其唐代士人和科舉制度推行的背景相聯系。故事中狐男通過搶占民女而達到與高位聯姻的目的，反映了士人其時對門第的一種渴望。而狐男最終被道士所殺，反映了士人身份低微，希望落空的結局。具有一定的時代色彩，是一種其時代的映射。
二、《今昔物語》中的狐
《今昔物語》共分為天竺、震旦、本朝三部分，分別講述印度、中國、日本的志怪故事，其中有關狐的故事，同樣也可粗略地分為三大類：
第一類是被佛法救贖或者懲罰驅逐的狐。其中卷十四第五篇《為就死野干寫法華人的故事》講述了一名男子通過超度《法華經》使得死狐超度的故事。文章實際上是宣揚“佛法無邊”。“狐”作為超度對象死而復生，而男子誦讀《法華經》使狐貍復生，夢中醒來深受感動越發的堅定信仰，實際上故事更多地具有教化信眾的功利意義。這也符合《今昔物語集》作為佛教故事集的特點。
第二類是“狐變”，也就是所謂的狐妖作祟。卷二十七第三十九篇《狐變人妻形來家的故事》所載故事中狐的變化之術上升至與真人面孔絲毫不差的程度。
第三類主要講狐貍善惡具有兩面性。卷二十三第十七篇《尾張國女降伏美濃狐的故事》中狐為“娶狐為妻之人的第四代孫”，便是指上文中“狐直”傳說中的夫婦。此篇中的狐并不是僅僅作惡，美濃狐懂得報恩，信守承諾，這是狐意象的一種“人性化”。狐并不再是單純產生妖祟的獸性產物，而是擁有了人性。
三、兩作品中狐形象的異同表現
兩書中狐形象的設定類似，以狐女為主；狐妖作祟的形式相近，都是變幻人形，誘惑男子，欺騙財物等。并且兩書中的狐妖形象都體現了人性化色彩，狐形象具有善與惡的兩面性。
兩書的差異也很明顯。《今昔物語集》中更多體現了佛法教化的作用，例如一些狐通過佛法得到了救贖，一些狐被僧人做法懲罰驅逐，狐的結局與《太平廣記》不同，關于狐作祟被暴露的結局，多是遁走，而非《太平廣記》中的擒殺。
四、兩作品狐形象存在異同的原因
（一）同：中國古典文化源流對日本的影響
日本是中國一衣帶水的鄰國，在古代時期吸收學習了中國文化，中國古典文化源流對日本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中國文學作品狐意象的藍圖上，日本狐文化不斷發展和演變，形成了如今我們熟知的日本狐形象。中日狐形象的共同之處，說明了中國古典文學對日本的影響。
如上文所說，中國的九尾狐形象，在日本演變成最知名的“玉藻前”形象，并在傳說的敘述中有著從中國逃往日本的時間邏輯聯系。中國的狐形象蘊含的五行學說等理念影響了日本稻荷神的民間信仰。日本的稻荷信仰依照狐貍是土德的代表將稻荷神作為土地神祭拜，乞求五谷豐登，相生相克的理念無疑受到了中國的狐妖形象，另一方面又是一種對中國早期瑞狐形象的繼承。而中日兩國的古典文化作品對于狐均有著兩面性的評價。以日本為例，日本一方面有著狐幻化為人，欺騙人類的狡詐形象，一方面又有著稻荷神的祥瑞形象。同樣中國也有著祥瑞和不祥的雙重意象。
雖然在《今昔物語集》中，狐的形象較為本土化和單一化，但在書中狐文化形象的內核仍與中國狐文化有相通之處。換言之，日本狐文化是一種脫胎于中國狐文化，加以本土化發展再創造的文學文化。
（二）異：日本本土文化價值觀的影響
日本狐文化雖然與中國狐文化有著很多相通之處，但仍然存在著很多差異。這是由文化傳播過程中的本土化所造成的。差異具體表現為：
首先是雙方在狐故事差異中體現出的自然觀差異。中國在儒學影響下形成了人定勝天，以人為中心的自然觀。這種自然觀認為人處于自然界的最高地位，可以支配世間萬物。體現在狐文化上便在于大多數狐均有著斃命的下場。而處于自然環境惡劣而對自然充滿敬畏的日本人的自然觀中，萬物有靈，人是自然中的一員，應與自然和諧相處。佛教故事集《今昔物語集》中由于附加了佛教思想，日本人的自然觀體現得更為明顯，狐多是被懲罰而自行遁走，不存在狐被輕易殺死的情況。
其次是對狐的感情色彩不同。漢唐之后中國志怪小說中對狐的態度多為排斥和貶低，僅有少數體現其“善”的一面。這是中國對于“物老成精”的一種對異類的排斥。而日本對于稻荷神社的崇拜，將對于瑞狐的崇拜上升為一種民間信仰。
文史君說：
中日文化雖然存在著國別差異，但在具體關照下又有著許多相似。日本狐文化源于中國，受當地價值觀、宗教等因素影響和作用下，日本狐形象從中國狐形象中脫胎并不斷本土化，形成了如今日本文學作品中極具有特色的日本狐形象和日本狐文化，反應在衍生的文學動漫影視作品中。
參考文獻：
1.金偉譯：《今昔物語集》，萬卷出版社2006年版
2.（宋）李昉等：《太平廣記》，中華書局1961年版
3.李建國：《中國狐文化》,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年版
4.徐麗麗：《中日古典文學作品中的狐意象研究》，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5年
（作者：浩然文史·鄭大嵩陽國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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