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李游編輯丨費知陶明的父親去世了，醫生將他引到一個角落說：“不想火葬的話，就出錢讓太平間的人找救護車把遺體拉回去。”如果不這樣做，逝者會被送入殯儀館，然后進行火化處理。本來，陶明有些猶豫，可一旁的母親悲痛欲絕，她不想讓老伴兒火化，便央求

作者丨李游 編輯丨費知

陶明的父親去世了，醫生將他引到一個角落說：“不想火葬的話，就出錢讓太平間的人找救護車把遺體拉回去。”如果不這樣做，逝者會被送入殯儀館，然后進行火化處理。

本來，陶明有些猶豫，可一旁的母親悲痛欲絕，她不想讓老伴兒火化，便央求兒子順從了醫院安排。

很快，太平間的工作人員推著車子趕來了。對方詢問基本情況后，便撥打了一個電話：“過來吧，這邊談好了。”

半小時后，一輛福特“救護車”疾速開到醫院側門的路旁，車身上雖有紅十字與“120”標志，頂部也有警示燈閃爍，但車內除一副擔架外，沒有任何急救設備。

從河北石家莊這家三甲醫院到陶明家有50公里，司機孔師傅開價5500元，沒有還價余地。對為父治病債臺高筑的陶明來說，這是一筆不小的開銷。

陶明向黑救護支付的5500元憑證。

孔師傅提出“先掏錢、后拉人”，陶明只好用微信付了全款。對方收錢后表示，等遺體安全送到，還得給他再買些煙酒，因為運死人不吉利。陶明點頭應允。

隨即，太平間的幾個人迅速將遺體抬上“救護車”。車子行駛了四十分鐘，陶明的父親“回家”了。彼時是清晨5點30分，附近超市并未營業，買不到煙酒的陶明只好又給孔師傅轉了500元。

至此，陶明花了6000元人民幣才將父親運回來，平均每公里120元。事后，他查詢孔師傅的手機號發現，那輛“救護車”純屬是個人運營，并非醫院的正規車輛。

陶明這才知道，這是一樁生意。

這種“救護車”被醫學界稱之為“黑救護”，他們長期駐扎在各大醫院周邊，既有個人運作，也有公司化經營，甚至有正規救護車參與其中。

盡管很多醫院都宣稱嚴厲打擊該行當，可龐大的醫療需求下，黑救護從未消失，它們不僅能高價攬來轉運遺體的營生，還能頻頻接到患者出院、轉院等業務。

“敢找別人拉尸體，馬上舉報你們”

處理完父親的喪事后，陶明本想舉報那輛黑救護，可遭到了母親拒絕。她害怕會牽出醫院和太平間背后的利益鏈，從而引來民政部門追查土葬問題。

不過，陶明還是向媒體提供了涉事醫院的相關信息。記者對該院以及多家醫院周邊“黑救護”進行暗訪后發現，更多人的遭遇遠比陶明的情況更加粗暴、野蠻。

不久前的一個下午，李林的母親因癌癥被送入醫院搶救。手術還未做完，醫生就讓李林做好最壞打算。情急之下，李林開始在醫院到處找人，希望能有醫生挽救母親。

晚上八點多，李林返回搶救室門口，才得知母親的遺體已被送到太平間，他趕緊跑去，看到母親遺體旁圍繞著四五個陌生面孔。

沒等李林開口，便有人提出能幫他將遺體運回家土葬，40多公里路程收費4500元。李林嫌貴，就隨口說了句：“我從外面找人的話，人家只要600元。”

“你試試能出去嗎？”馬上有人態度蠻橫地喊道，“醫院拉尸體的業務，早被我們老板承包了，其他車輛根本進不來。”

更讓李林緊張的是，他們自稱只需一個電話，就可讓母親遺體就地火化。李林只好妥協。他在付了4500元后，還被強制購買一套2200元的壽衣，否則，太平間的人不允許為逝者換衣服。

就這樣，一單沒有還價余地的生意，在一具尸體旁談成了。

隨后，一輛“救護車”將李林和母親遺體拉回老家，司機事后又收了400元“沖喜”錢。

做完李林家的生意后，這位司機將“救護車”開回醫院附近一個小區。當晚10點多，一位40多歲的男子去世了，他的遺體還在搶救室病床時，那些男子又趕來談生意。

這些“救護車”的運營者們，完全不顧家屬情緒。得知死者的家距醫院100多公里后，他們開出1萬元高價，見死者家屬并未同意，就威脅說：“敢找別人拉尸體，馬上舉報你們，讓殯儀館弄走火化。”

僵持了一段時間，又經過一番討價還價后，家屬支付了8000元，那輛“救護車”又開了過來，再次完成一單遺體轉送業務。

實際上，根據規定，遺體的運送，除特殊情況外，必須由殯儀館承辦，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擅自承辦。顯然，這些“救護車”的行為并不符合規定。

“可很多人為了規避火葬，不愿讓遺體進入殯儀館。”某三甲醫院的急救負責人程功說，這是典型的挾尸要價。據其介紹，這些人大多只做夜間生意，“即便患者在白天去世了，有的太平間也會拖到晚上談業務。”

“如果沒有院方點頭，誰能將遺體拉出去？”程功說，醫院往往都知道這些情況，這個利益鏈上不僅有部分醫生、護士、太平間工作人員，甚至還有保安、保潔、護工等人員。

除違規運送遺體，爭搶瀕臨死亡的危重癥患者，是“黑救護”業務范圍中最過分的一個。

6月下旬，谷雨得知父親的病沒有繼續治療的必要了，醫生建議早做打算。就在他正盤算如何將彌留之際的父親運回老家時，有人主動找到病房：“150公里得12000元。”

父親的病情是如何透露出去的，谷雨并不知道。當他提出價格太高需要考慮時，對方埋怨稱：“你就拖著吧，醫院只要開了死亡證明，你只能帶骨灰盒回去，別想著他能和家人見最后一面了。”

谷雨覺得，這些人說的似乎有些道理。幾經討價還價，終以1萬元成交。此后，有人直接將“救護車”開到醫院，將父親從病房里運走，全程無人阻攔。

彼時，谷雨的父親還有生命體征，但必須保持吸氧。“黑救護”的經營者說，要用氧氣，需交2000元押金，等退氧氣罐時，這筆錢自會退還。谷雨照辦了。

乘著“黑救護”，父親回家了，幾個小時后就去世了。處理完后事，谷雨拿著氧氣罐去退錢時，對方卻不再理會。

一次，谷雨在醫院外發現了轉運父親的那名司機，他上前交涉時，幾個年輕人過來辱罵他。谷雨雖然報警了，可那筆押金至今未退回。

“你不用他們的車，肯定走不了”

黑救護江湖中，遺體轉運只是生意之一，它們更多用于承接患者轉院或出院。

今年5月下旬，劉飛的母親要從湖北潛江某醫院轉到武漢治療，他聯系當地120才得知，急救車只能進行院前救助，不承擔轉院功能。后來，他在醫院廁所里發現了幾張“救護車服務中心”的小卡片，上面標注稱可“為各種病人提供晝夜轉送業務”。

撥通電話后，“救護中心”司機說：“起步價100元，每公里10元，如果配備醫生、使用設備和藥品要另外加錢”。對方同時稱，隨車醫生來自正規醫院，但不方便透露具體是哪家。

劉飛算了下，如果用這輛車，按照兩家醫院150公里的距離計算，至少得掏1600元。盡管不便宜，他還是決定一試。

“我的車不能進醫院，里面的業務，早被其他車隊承包了。”司機說，自己不負責去醫院接人，家屬得自行將患者抬出。無奈，劉飛辦完出院手續后，只好找來幾名護工，將重病的母親抬到醫院外的路邊，等“救護車”來接。

可當他們剛剛到達約定地點，幾名中年男子跑了過來。他們不僅攔住正抬患者的護工，還有人站在“救護車”前對司機罵道：“知道破壞規矩的后果嗎？小心砸了你的車！”

見狀，那輛黑救護馬上離開，將劉飛等人留在路邊。

幾名男子說，必須用他們的車，否則無法轉運患者，并開出了3000元的價格，幾乎是那輛黑救護車的兩倍。劉飛別無選擇，只好接受。后期，他又付了600元呼吸機費用，以及300元的隨車醫護費用。

前述急救負責人程功告訴記者，目前國家對非急救人員的轉院、出院并無統一調度政策，雖有城市開始規范管理，可總體仍處起步階段，“所以，黑救護才能生意興隆，但也亂象重重。”

不久前，趙磊要為愛人辦出院手續回家，他們本來從老家找了一黑救護車，200公里的路程收費800元。但當司機到病房走廊接人時，被4名不明身份的男子攔住，稱這是屬于他們的地盤，不能隨意接送。

趙磊覺得不公平，就和對方大吵起來，醫務人員無人前去制止。他叫來保安后，保安也說：“你不用他們的車，肯定走不了。”末了，保安還幫忙驅趕趙磊叫來的司機。

最后，趙磊只能使用這些人的“救護車”：一輛老舊金杯面包車，車身噴有紅十字及120標識，車內急救設備非常簡陋，布滿灰塵，連個急救藥箱都沒有。

又是一輛標準的黑救護車，對方開價2500元。得知趙磊手里沒這么多錢，需回老家籌款后，對方直接收走了他的住院押金條。到家后，趙磊在村里東拼西湊籌到了錢，司機才將押金條退還。

記者采訪發現，黑救護車們不僅排斥同行，連正規救護車也不放過。

前些日子，孫兵見父親住院治療仍不見起色，準備將其轉回老家的縣醫院慢慢治療。后來，他通過關系得知，老家一輛正規120急救車剛好送完患者準備回縣里，可以順路帶上父親，收費360元。

孫兵趕忙辦理出院手續，將病重的父親抬到醫院停車場，卻見幾個男子正與120司機交涉：“你這屬于異地違規使用車，要是敢拉這個患者，馬上舉報你。”

這嚇退了120司機，只留下抱著被褥的孫兵，與躺在推車上的父親。

醫院回不去了，孫兵怕父親出現意外，只好改搭他們的黑救護車。120公里的路程，收費3500元。

快到縣醫院時，司機又要求孫兵下車買3條香煙。孫兵本想拒絕，司機便鎖住車門，不讓他將父親抬下來。孫兵曾想報警，又怕因此耽誤父親治療，只好給了對方300元。

坐上“黑救護”，有患者死在半路

黑救護車大行其道背后，是患者轉運需求與正規救護服務供給間的巨大落差。

如果黑救護車能將患者安全轉運，對家屬來說，即使費用高昂，也不失為一種幫助。可現實中，這種非專業的轉運，經常給病痛中的患者帶來更大傷害。

程功說，這些年黑救護已算收斂了，他前些年見過一份判例，鄭州一名黑救護司機談好價格后仍一路漲價，從1000元漲到6000元。”患者家屬拒絕付費后，司機直接拔掉了患者的氧氣管。”

類似案例并不鮮見。

2019年1月4日，山東德州夏津縣的兩歲女童譚爽發燒了，孩子爺爺、奶奶帶她到村衛生室看病。村醫郭某判斷孩子有炎癥，皮試后給她打青霉素。但輸液半小時后，譚爽開始抽搐、嘔吐，郭村醫認為她藥物過敏，馬上開車帶著女童和家屬趕往夏津縣人民醫院治療。

途中，車上氧氣用盡，郭村醫便要求未受過醫學專業訓練的譚爺爺做人工呼吸維持。

到夏津縣人民醫院后，譚爽體溫持續升高，醫院認為病情嚴重，急需轉上級醫院救治。但令譚家人不解的是，縣醫院明明有救護車，醫務人員卻撥打了鼠標墊上一個電話，從120多公里外的濟南，叫來一輛救護車。

這輛車上午11點從濟南出發，14時許到德州拉上譚爽，近17時才趕到位于濟南的山東省立醫院。車還沒接到人，就提前收了3000元。

事后，譚家收到發票，出具單位為“濟南醫路向前醫療服務有限公司”。記者檢索發現，這是一家私企，經營范圍包括醫療服務及汽車維修和租賃等。

遺憾的是，譚爽住院38天始終昏迷，不見好轉，被山東省省立醫院診斷為“壞死性腦病、重癥腦炎、嚴重膿毒癥、膿毒癥休克”，變成了無自主意識的植物人狀態。

譚家懷疑，縣醫院推薦了一輛無資質、無備案、無地址的三無黑急救車，轉運時間過長，對高燒幼童傷害很大，是孩子重病的直接原因。

對此，縣醫院解釋稱，醫院救護車沒有配備幼兒及兒童專用醫療設施，因此征得家屬同意后，才聯系濟南醫療急救中心派急救車來。至于濟南方面如何同家屬溝通、收費幾何，縣醫院均未參與，也不知情。

當地官方調查認為，利用外方120接診存在較大隱患，且“夏津縣人民醫院在120車輛使用和對外聯系方面存在制度漏洞和廉政風險”。

與譚爽有相似經歷的，還有湖南永州的蔣健，他家的遭遇更為坎坷。

2018年8月3日，蔣健的父親因身體不適到永州中心醫院就診，查出乙肝和內毒素血癥。在醫生建議下，住院六天后，蔣健為父親辦理了出院手續，并于次日轉往湘雅醫院感染科進一步治療。由于病情嚴重，湘雅醫生建議蔣父肝移植。

經多方聯系肝源，8月13日晚，湘雅三醫院的醫生電話聯系蔣健，稱有合適肝源可供其父實施手術，但要先向醫生個人繳納10萬元肝源費。蔣健同意了，并向醫院表達了轉院做手術的意向。

14日上午，湘雅醫院為蔣父辦理了轉院手續，次日凌晨，他入院湘雅三醫院。當時蔣父已出現肝衰竭和肝性腦病等癥，做完檢查后，于6時50分開始進行全肝移植術。手術持續約10小時后，被送入移植ICU。

彼時，蔣健父親的病情仍然危重，肝功能經短暫好轉后惡化，但凝血功能極差，后繼出現心、腎、肺功能不全，對癥治療后各項指標仍持續惡化。

但讓蔣健不解的是，醫生多次要求他放棄治療并帶父親離院。于是，肝移植手術后第四天，蔣健帶著已出現多器官功能衰竭的父親，乘坐湘雅三醫院醫生安排的黑救護車離院回永州，蔣父在路上死亡。

記者采訪發現，“黑救護車”不僅有私人運營，還有正規救護車和醫療人員參與。

2018年2月11日，湖北仙桃人李明不慎被水牛攻擊受傷，被送至仙桃市第一人民醫院就診。一名陳姓急診醫生說，李明受傷嚴重，需要轉至武漢醫院治療。

陳醫生說，醫院救護車比不上武漢虎泉醫院的，建議李明坐對方的車轉院。在李明家屬同意并簽署《病員轉運同意書》后，當天下午，他便聯系自己的在武漢的朋友鄒某調車來仙桃。

鄒某系虎泉醫院醫生，同時也是該院一輛正規救護車的管理人員。出車前，他沒向醫院報告，而是私自聘請司機陳某，同武昌醫院醫生張某一起駕駛虎泉醫院那輛救護車，把李明從仙桃市第一人民醫院轉運至武漢協和醫院，收費3600元，并向李明家屬開具了假發票。

事后，鄒某和張某分別分得3000元和300元。李明則因傷勢過重，右大腿被截肢，近2個月才康復出院，共花去醫療費21.5萬多元。

李明認為，仙桃陳姓醫生一開始就沒處理好傷口，又為牟利，舍近求遠從武漢調“黑救護車”，耽誤了治療時間，才導致自己被截肢的。

“我受傷后被送到仙桃市第一人民醫院，急診掛號的時間是17點06分，我被轉到協和醫院的時間是22時50分，整個過程持續時間近6個小時。扣除轉院路程必需時間1.5小時，浪費了近4小時。”李明說。而從仙桃到武漢，僅約百公里。

事后，參與“黑救護車”的兩名武漢醫生，只得到相應的行政處罰。

“就是這樣，被‘黑救護’傷害的患者，后期很難維權。”程功說，“這也是他們能持續瘋狂的重要原因。”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姓名均為化名）

【版權聲明】本文著作權歸【觀象臺】所有，今日頭條已獲得信息網絡傳播權獨家授權，任何第三方未經授權，不得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