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改變生活 · 科技引領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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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金錯刀頻道7年前，《親愛的》上映時，孫海洋只提了一個要求，把自己的手機號碼放到電影片尾。12月6日之后，他再也沒有這個需求了。這幾天，孫海洋一家團聚的消息，在網上鋪天蓋地，有4億人被他們感動。在電視臺的直播中，視頻中一家三口抱在一起，哭
文/ 金錯刀頻道
7年前，《親愛的》上映時，孫海洋只提了一個要求，把自己的手機號碼放到電影片尾。
12月6日之后，他再也沒有這個需求了。
這幾天，孫海洋一家團聚的消息，在網上鋪天蓋地，有4億人被他們感動。
在電視臺的直播中，視頻中一家三口抱在一起，哭聲持續了3分鐘。
《親愛的》劇組和黃渤，都在第一時間送上了祝福，電影中孫海洋的扮演者張譯，更是感動到落淚。
支撐孫海洋一家人團聚的，到底是什么？
有人說，是孫海洋14年的堅持獲得了回報。
有人說，是那個4歲的神童符建濤，把孫卓也帶回了家。
除了這些看得見的因素，很多人都沒有意識到，在默默發揮作用的還有中國最強打拐神器——團圓系統。
絕望的父母：騎爛10輛摩托，懸賞20萬
中國第一人販子梅姨曾說：這個世界上，沒有我拐不走的孩子。
人販子這么猖狂，背后也能反映出打拐尋親行動的艱難。
發動再多人，也是大海撈針。
1997年，郭剛堂2歲的兒子被人拐走了，被五雷轟頂的郭剛堂第一反應是拉著妻子給眾人跪下，請求大家幫忙找找孩子。
當晚，村子里發動了500人，3人一組，大家到各個路口、車站去找，可毫無發現。
這種全靠人力的尋找，很容易就錯過了最佳的救助時間。
在那個沒有監控的年代，幾個小時可能孩子就出省了，即使警察介入，也很難找到。
在電影《失孤》中，劉德華扮演的農民雷澤寬，騎著一輛破摩托找兒子的樣子，感動了無數人。
而現實比電影更要悲痛十倍。
24年里，只要聽說有像孩子的消息，不管多遠，他都要跑去看一眼，他被醉漢打傷過，從車上摔出去過，遇到過流氓劫匪，甚至為了省錢去乞討。
為了找兒子，郭剛堂騎行50萬公里，相當于跑了20次長征，他跑遍29省，騎報廢10輛摩托車。
比找不到更可怕的是一次次失望。
孫海洋在4歲的兒子被拐走后，他在大街小巷貼滿尋人啟事。
新開張的包子鋪，也改成了極為顯眼的“尋兒子店”，牌子上的懸賞金額，從5萬，漲到10萬，再到20萬。
尋親的電話從尋人啟事上，到包子店的招牌上，電影的屏幕上，唯獨不變的是那串數字。
十四年里，孫海洋接了上萬次電話，搬了十幾次家，看到一張相似的照片，就用4天從深圳跑到寧夏。
到最后，騙子都不再忍心騙他了。
你以為這夠難了嗎？
比苦尋多年無果更絕望的，是擦肩而過。
在人販子團伙背后，還有一條販賣出生醫學證明的產業鏈。
有人買假戶口洗白被拐兒童；
有人做假的親子鑒定，補辦戶口；
甚至有人報假警，把買來的孩子運作成被遺棄的，再走合法的領養程序。
被拐賣的孩子，卻用合法的身份生活，躲過警察的偵查。
像孫卓的案件中，14年來，深圳市公安局對此案高度重視，成立工作專班，追蹤了云、貴、川、渝等11個省市行程10余萬公里。
但孫卓被找到時，已經有了合法的戶口，警察和父母在找人時，不知道多少次和真相擦肩而過。
一重重的難關，對于孩子的父母和警察而言，這些已經不是光靠努力和堅持就能完成了。
很多家長找了幾十年，最后等來的只是絕望。
從14億人海里撈人，
5年煉成“人販子克星”
不是所有的努力，都能獲得回報，這在打拐上格外明顯。
因此，在團圓系統誕生之初，它被賦予的價值就是，解決人力不能解決的問題，
5年找回5000多名兒童，找回率高達98%，是因為它解決了打拐過程中最難的三個痛點：
1.解決時間問題：抓住最佳4小時，最快找到
根據大數據顯示，找到一個被拐騙孩子的最佳時間是4個小時之內。
2015年，阿里的一個程序員根據自己小時候被拐騙的經歷，把時間問題當成“團圓系統”的第一個要解決的痛點。
根據這個想法，團圓系統在接到報警后會在第一時間，將線索發給最有可能看到孩子和人販子的人群。
1小時內覆蓋半徑100公里；2小時內覆蓋半徑200公里；3小時內覆蓋半徑300公里；3小時以上的覆蓋半徑500公里。
這樣，半徑數百公里內的行人、掃地大媽、快遞員、司機等都可以幫忙尋找孩子。
在上線的當天晚上，系統上出現了一名2歲彝族女孩失蹤的消息。
隨即，團圓系統向附近100公里的手機用戶推送了女童被拐的通知，包括女孩的失蹤詳情、犯罪分子的特征和警方的聯系方式。
通過群眾提供的信息，僅僅用了32個小時，就在河南找到了女孩，和以往比起來，反應速度快了不止10倍。
2.解決效率問題：人力找十年，不如系統1秒
在大家熟知的尋親故事里，找孩子的時間單位，總是以幾十年起算。
郭剛堂找到自己兒子用了24年；孫海洋找到自己孩子用了14年；陳愛珍夫婦找到自己孩子，用了21年......
時隔十幾年二十年，從14億人里找一個人，聽起來就像天方夜譚，但“團圓”系統上線5年，已幫助找回近5000名兒童。
怎么做到的？
靠的是號召其最大的響應。
為了實現最大響應，到了2.0版本，團圓系統就開始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
比如，團圓系統聯合了淘寶、支付寶、百度搜索、騰訊客戶端、360衛士、高德等50多個APP，讓BAT的大佬們罕見合體。
有人報警后，相關信息會在第一時間通過支付寶、微博、高德地圖等相應渠道自動推送到兒童失蹤地周邊手機上，最快的調動人群。
到時候刷微博的、點外賣的、用導航的、用滴滴的都可以成為便衣警察。
在團圓系統上線首月，河南省新鄉市一個3歲男孩被拐，一名出租車司機在收到推送信息后，發現人販子的蹤跡后拍照上傳，僅用了14個小時就解救了男孩。
如今5年的時間，全國已經有9億手機用戶參與到團圓系統的打拐行動中。
3.解決準確率的問題：1滴血，幫助700多個家庭
在找孩子的過程中，認錯后付出很多努力和成本，更加讓人絕望。
在拍《失孤》時，劉德華拍得最辛苦的一場戲，就是雷澤寬為某個線索奔波幾天，最終發現找錯了人。
郭剛堂總是安慰妻子：說不定下一個找到的孩子，就是咱們的。
為了解決準確性的問題，公安部門建立了DNA數據庫。
被拐孩子的父母報警后，父母DNA就會被錄入DNA系統，二者篩查比對。5月份在山東濟南組織了“集中比對會戰”，僅一個月，就抓獲8名人販子，找回718名被拐兒童，6月1日在全國發布了3000多個免費采血點。
2017年9月，團圓系統又宣布上線“滴血尋親”新功能，通過高德地圖精準定位，幫助更多沒有找到家人的孩子與父母。
如今已經有近萬人主動到公安機關做DNA登記，目前全國打拐DNA信息庫已幫助700多名被拐多年的兒童與家人團聚。
技術勝利背后，意識更重要
有個可怕的事實：“團圓系統”雖然找回率高達98%，但服務的人群還沒有覆蓋全國1/10。
關于兒童丟失，有這樣一組數據：
中國每年的失蹤兒童不完全統計有 20萬人左右，找回來的大概只占到 0.1%（真實性有待考證）。
據民政部估計：目前，全國流浪乞討兒童數量在 100萬-150萬左右。
團圓系統的技術已經相當成熟，為什么還是沒辦法幫到大部分的人呢？
刀哥覺得有三個原因：
首先，很多人根本不知道團圓系統的存在。
根據阿里巴巴相關數據，80%以上的父母根本不知道“團圓系統”的存在。
而拐賣兒童的高發區是偏遠的山區，據統計，在河南、云南以及兩廣沿海等地鄉村地區，買賣兒童幾近市場化，形成了一個完整的地下黑色利益鏈。
在一線城市還沒普及的團圓系統，在拐賣重災區更是英雄無用武之地。
其次，很多被拐兒童父母，總是依靠慣性找孩子。
關于被賣拐賣兒童，很多家長還陷在誤區里，比如 ，孩子丟了不超過24小時，警察不立案；找孩子最多的方式還是發尋人啟事；找孩子主要方式還是全國各地跑。
因為這些慣性尋親，很多被拐兒童，父母沒有報警，更沒有錄入DNA，就算孩子被解救了，也只是變成了孤兒，依舊無法團圓。
最后，是很多人對打拐的意識不夠。
為了最大范圍宣傳，主持人李詠、演員黃曉明、沙溢，都成為“中國反拐義務宣傳員”。
但很多人收到推送消息，還是會下意識的當做垃圾信息劃掉。
張譯曾崩潰大哭：求求你們，別劃走手機上的“垃圾彈窗”。
反觀國外的防拐系統，美國的安珀系統有著不可撼動的強制力，對手機運營商來說，推送安珀警戒信息是法律義務。
警報觸發時，無論你在哪里，在做什么，只要你所在地區有孩子失蹤，這個系統會強制信息無時無刻的出現在你眼前。
開車時，高速公路指示牌能看到。
逛街時，城市大屏能看到。
看電視時，當地媒體輪番播報。
就連趕飛機時，機場指示牌都會顯示。
拐賣就是一個深淵，一旦開始，沒有哪一步是救贖，技術可以解決很多問題，但不能解決一切。
團圓系統的未來，除了不斷升級技術，還需要強化著全民參與的意識，這種廣告，才是大家需要的廣告。
結語：
“寶貝回家”創辦者張寶艷說過：很多親生父母失去了孩子兩次。 一次，是被拐時。 一次，是找到孩子時。
孫海洋的團聚的結局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美好。
孫卓說：如果養父母被抓，自己會生氣。
發展的今天，所謂的養父母還在狡辯，而孫海洋夫婦只能把孩子送回山東上學。
對于孫海洋來說，找孩子的過程艱難，邁過去之后，難熬的日子卻還有很多。
面對這種情況，希望團圓系統迅速普及。
更希望有一天，中國的打拐系統，知道的人越來越多，但用的人越來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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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作者 | 云搖
李同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