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在前幾天的阿拉斯加會談中，除了楊潔篪怒懟美國的場面大快人心，成為人們心中英雄般的存在，另一個因為此次會談而出名的則是集美貌與智慧于一身的張京，中美會談已經過去數天，依舊是人們競相津津樂道的女神。

張京的智商據說在164。超高的智力水平很多人認為不用在科研方面未免可惜，其實大家不知道，作為一名翻譯，往往在國際交流中起到一般科研人員難以發揮的重要作用。精準的翻譯，是成功交流的關鍵所在。同理，因為翻譯不夠精準，在世界外交史上引發的嚴重政治事件也層出不窮。

在新中國的歷史上，就曾經出現過類似的事件，其嚴重程度被震怒的周總理定性為：中國外交歷史上的最大丑聞。

1972年6月5日，新中國與希臘正式建交。同年12月2日，周伯萍被任命為首任大使。次年3月28日，周伯萍正式向希臘遞交國書，開始了他的希臘大使生涯。1973年5月7日，周伯萍赴希臘外交部商定馬卡雷佐斯副首相訪華事宜。

這本來算不得什么大事，只要雙方協商一些關于時間地點禮儀上的一些細節，也就完成了任務。

對于周大使而言，這種事情早已經輕車熟路。雙方很快敲定了各種細節，事情進展極為順利。

回到大使館的時候，已經是下午1點。周大使安排翻譯去查看上午送到使館的請帖。可能是因正值午間休息時間，值班的翻譯犯下了一個嚴重的錯誤。當時，和中國已經有著外交關系的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館邀請中國外交人員前往赴宴。落款的正是捷克斯洛伐克大使，他的名字是科威克。

翻譯一個不經心，竟然誤以為這是科威特的請帖。當翻譯看到時間竟然僅僅剩下10分鐘之后，就立刻跑來告知了周大使。周大使忙于事務，也未曾注意到下面的時間竟然是次日中午。一看時間緊急，就即刻帶著隨從一起去赴宴。

就這樣，在陰差陽錯之下，出現了烏龍事件。

如果事情到此，即便是到了科威特大使館，這倒也沒有什么。畢竟中國和當時的科威特已經建立了外交關系。即便出現誤會，也不至于到上綱上線的地步。

然而，巧合地再次發生，直接令事件發展到了成為丑聞的地步。

科威特大使館距離中國使館有些遠，平時交集不多，沒有人知道具體的位置。匆忙之中，周大使忘記問大家是否知道科威特使館的位置。而當時使館人員曾經路過另外一個方向上的以色列大使館。中東的裝修風格比較類似，誤打誤撞的中國使館人員，竟然將以色列大使館當成了科威特大使館。

好巧不巧的是以色列大使館恰在舉辦招待宴會，見到中國大使的車輛，也未多想，直接上前迎接。剛上任不久的周大使，自然未曾見過對方，下車后連連向對方解釋遲到的原因，并對對方表示祝賀。接待人員熱情地將拿著捷克斯洛伐克請柬的周大使一行人引入到了大使館內。就這樣稀里糊涂進入到了以色列大使館的一行人，依舊沒有發覺任何異樣。

但是在以色列使館中有一名《紐約時報》的記者，他看到中國使館人員進入以色列大使館后極為驚訝。

當時中國和以色列并無外交關系。和中東各國交好的中國，對以色列強硬打壓中東各國的做法絕不認同，認為以色列是西方的幫兇。所以，當時中國并不承認以色列這個國家。

正是因為如此，才導致周大使的出現變得格外引人注目。

心中存滿疑問的《紐約時報》記者上來簡單介紹了一下自己后，就拋出了一個奇怪的問題：閣下到這里是否意味著中國已經承認以色列？

面對這個問題，我們的翻譯再次上演神操作，他將這里翻譯成了“雅典”。問題就變成了閣下到雅典是否意味著中國已經承認了以色列？

試想，對于翻譯后的這個問題，周大使自然覺得奇怪。中國和希臘有外交關系，來雅典和承認以色列之間有什么關聯？所以，面對這種驢頭不對馬嘴的問題，他選擇了不予理會。

第二天，《紐約時報》就爆出了：中國已經承認以色列的頭版搜索。并配有周大使在以色列使館的照片。

這一消息不脛而走，阿拉伯國家看到后深感震驚。當時剛剛經歷了中東戰爭，他們和以色列之間產生了難以彌合的仇恨。對于以色列的問題極為敏感。紛紛向中國政府求證，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雅典事件”發生后，消息第一時間被傳回了國內。周恩來總理看到后，極為震怒。命令外交部立刻將周伯萍調回國內，并調查事件真相。然后，親自給阿拉伯國家進行解釋這一場烏龍事件。力圖將影響降低到最小。

一向脾氣溫和的周總理，難得一見的盛怒道：“美國出了水門事件，中國也出了雅典事件，雅典事件主角姓周，真是周門不幸!”

回國之后的周伯萍深知此次事件影響極壞，立刻寫了檢討，報告了事情的經過，并懇請組織給予嚴厲處分。外交部黨的核心領導小組會議討論后，一致認為錯誤的確嚴重，但考慮到周伯萍認識較好，建議免予處分，讓他先參加希臘副首相的接待工作，在國內學習一段時間，繼續返希工作。

5月19日，外交部將這一意見上報周恩來，周恩來批示“同意”。5月24日，毛澤東看到外交部的報告，圈掉了原文中“十分嚴重、極為荒唐的政治錯誤，成為外交界的丑聞，影響極壞”一段話，改為“是沒有調查研究的結果”，并把報告中提到的周伯萍對所犯錯誤的認識“較好”改為“很好”。這樣，就減輕了“雅典事件”的分量。

周伯萍便有驚無險地渡過難關，仍舊回到了雅典。后調任駐阿爾及利亞大使。

“雅典事件”是新中國外交歷史上毫無疑問的第一丑聞。而這件丑聞的產生，翻譯難辭其咎。正是因為此次事件的發生，隸屬于中國外交部的中國外交學院，對翻譯工作更加重視。為了避免再次出現類似的事件，力求在第一時間，給外交官員傳達對方的準確信息，吸引了大量高智商的莘莘學子進入翻譯專業。

后來經過周恩來總理的努力，這場烏龍事件，總算有了一個比較好的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