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程善報道 目睹歐美職業聯賽無懼疫情繼續前行，我們不難發現，足球于他們而言根本就不是可有可無的消遣工具，足球既是很多人的謀生工具，也是一種難以撼動的信仰。這一切，現在的中國足球還做不到。職業化二十多年的中國足球，仍活在困惑中——足球究竟是什么？是一項運動，一份產業，還是一個公益項目？連蘇寧這樣的新科冠軍都能說退就退，在世界足壇實屬罕見。

按中國足協的原定計劃，還有一天，準入名單就要公布了。當中國足協主席陳戌源提及了江蘇有可能保住中超資格、由其他企業來接手蘇寧俱樂部的消息后，引發的連鎖反應基本是一連串的質疑與抨擊：“準入規則公平何在？”“原來準入名單遲遲不公布，一再拖延就是為了等蘇寧？”“讓有可能遞補的中甲球隊怎么辦？”

真的只是為蘇寧一家開綠燈嗎？“如果要是按照往年的標準來嚴格執行的話，多支隊伍的準入材料都有瑕疵，畢竟經濟帶給足球界的壓力是一個世界級的現象，中國足球也不能豁免。”這是來自足協內部的聲音，包括原定3月20日公布的中超中甲準入名單，又推遲了三天，這其中需要協調的球隊，并不只有蘇寧一家，只不過因為蘇寧是大戶，又是衛冕冠軍，他們的生存狀態最受關注，所以，這個鍋蘇寧得背著。外人不得而知的是，在拯救蘇寧俱樂部的過程中，中國足協也一直不遺余力，沒有放棄。

之前沒感覺蘇寧在中國足壇有什么特殊地位，為何足協就是不愿意讓自感無力維持的蘇寧俱樂部在職業足球版圖上消失？哪怕再等一等，哪怕因此挨罵，也希望這支隊伍能夠續命。

原因很簡單，因為整個職業足球圈都彌漫著危險的味道——外界無法察覺的危險味道。蘇寧的離去，打的不僅僅是中國足協的臉，也在危及中國職業足球的生存根基，讓與其企業規模接近的其他俱樂部投資人感覺唇亡齒寒，甚至心灰意冷，也許今年這么堅持著，但是未來，隨時都可能揮袖離開。

表面上看，疫情帶來的經濟壓力，是導致不同企業投資人萌生退意的原因之一。中國足協不斷調整以及搖擺的政策是催化劑，但真正讓更多企業不愿意堅持的，是足球以前所扮演的社會功能逐步消失——比如說與政府拉關系，但保留了“娛樂功能”——群眾泄憤的痰盂。不投資足球時的企業家都是優秀的，比如曾幾何時的張近東是如此，但是進入了職業足球圈后，能不灰頭土臉的，要么是跑得快的，要么是趕上好時機的。而當下的中國足球，需要拯救。

中國足協顯然不想看到更多的企業加速逃離，所以陳戌源才會在準入前期這么個敏感時段宣布蘇寧還未涼透，以及拋出了“公益足球”的論調。在備受抨擊的背后，真正了解足球圈現狀的人能夠聽出這種定義背后的含義：“能夠玩得起中超的都是大企業，中國足球的市場的確不健全，正因為還不夠健全，所以需要更多企業有社會責任感，有擔當，把足球當作公益事業來看待，可能就會對只出不入的經營狀態坦然接納了”。

所以說，在如今的市場環境下，在足球寒冬中，還能夠繼續堅守足球，為足球俱樂部投入的，都是英雄，都是熱心公益的善長仁翁，值得擁有掌聲。

今年中國足協好像做了太多“不該做”的事情，比如說幫一些被欠錢的俱樂部“追債”，給多家俱樂部寬限與球員協商欠薪解決問題的時間，但寬限的最終底線是，想要通過準入，必須與球員協商一致不能拖欠工資，必須有球員本人在工資確認表上的簽字，差一個都不行。這是絕對不能夠突破的大原則。

為了讓聯賽保持最大的完整度，足協內部與各級別的俱樂部和地方體育部門，一直保持聯系，熱線溝通，避免誤解的產生，避免消極情緒的蔓延。

江蘇足球是不是退出中超，受到影響最直接的就是浙江俱樂部。作為上賽季中甲聯賽的第二名，遞補順序排在上賽季降級的滄州雄獅之后，如果遞補一個，滄州雄獅肯定會上，如果遞補兩個，浙江俱樂部就有機會。問題就出在了這里：泰達不玩，滄州雄獅上來；蘇寧停業，江蘇俱樂部怎么辦？直到現在，中國足協都沒有正式通知浙江做好遞補的準備。

哪怕最后真的遞補上來了，投資預算、內外援引進、球隊磨合、球市開發等等，肯定會受到影響，畢竟中甲聯賽和中超聯賽是兩個不同級數的平臺。這也是外界抨擊足協不按時公布中超中甲準入名單的重要理由之一。

但顯然來自更高層面在乎的又是另外一個角度，如果能夠將蘇寧俱樂部的資格成功轉出，起碼讓還繼續留在圈內的俱樂部不那么難堪，否則真的會被誤解——冠軍都是沒人要的，不是冠軍的，是不是就更沒人要了？一旦這種隨意拋棄職業足球俱樂部的行為蔓延開來，職業足球的末日可能就真的不遠了。這是中國足協不愿意看到的，也是更高層如體育管理部門不愿看到的。

之于浙江俱樂部和浙江球迷，這就是犧牲了。在目前這種大環境下，這種以犧牲個別俱樂部利益來保全大局的行為方式，就是目前中國足球的現狀。

浙江俱樂部在去年的沖超過程中遭遇了爭議判罰，今年遞補的過程也相當坎坷，中國足協在維護大環境的前提下，也必須要保護每一個投資人、每一家參賽俱樂部的利益，只有這樣，大環境的維護才有真正的意義。無論最終浙江能否遞補成功，中國足協都應該與浙江俱樂部進行坦誠的、深入的溝通，直面外界的一些誤解與爭議。好在浙江俱樂部一直都比較理智與冷靜，對于遞補資格，有則歡迎，無則努力。

中國足球走到今天，又走到了一個深入改革的岔路口。蘇寧的退出看似偶然，但實際上，只是在疫情掩蓋下，中國職業足球作為一個沒有核心文化、沒有信仰、只是一種被利用工具的被拋棄的必然。曾經的中國足球，還因為沖擊奧運會、世界杯差之毫厘而有各種遺憾，因此還有奮斗的目標與方向，但隨著職業化時間的積累，我們反而距離世界大賽越來越遠，受尊重程度也逐日下降——走著走著，我們都忘了為什么要走職業化改革這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