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姚赟來源/盒飯財經（ID：daxiongfan）《覺醒年代》也是一部《編輯部的故事》。1915年6月，陳獨秀從日本回到上海，開了個號打算喊醒國人。他在創刊號中寫到：國人而欲脫蒙昧時代，羞為淺化之民也，則急起直追，當以科學與人權并重。“

作者 / 姚赟

來源 / 盒飯財經（ID：daxiongfan）

《覺醒年代》也是一部《編輯部的故事》。

1915年6月，陳獨秀從日本回到上海，開了個號打算喊醒國人。

他在創刊號中寫到：國人而欲脫蒙昧時代，羞為淺化之民也，則急起直追，當以科學與人權并重。“德先生”和“賽先生”被請到了國內。

一開始，這只是一個沒有認證的個人號，更新全靠陳獨秀一人。

《新青年最初的六大編輯》一文中寫到：《新青年》創辦于上海，最初名為《青年雜志》，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原為陳獨秀擔任主撰的一人刊物，后來遷到北京改為“同人刊物”。而《覺醒年代》的故事也從這里正式展開，錢玄同、劉半農、陶孟和、沈尹默、胡適、李大釗、魯迅等歷史名人先后亮相，一時群星璀璨。

6月26日，華為心聲社區公開《任總與2020年金牌員工代表座談會上的講話》，在談及艱難處境時，任正非談到了《覺醒年代》這部劇：“百年來我們走過了多少曲折。這么重要的電視劇，大家一定要看。”

讓任正非甘愿成為“自來水”的《覺醒年代》，無論從演員、演技、細節、畫面，到情節、故事性、人物豐滿等方面，都屬于一流水平。

僅以《新青年》作為切片，《覺醒年代》這部劇，講述的是1915年到1921年，這6年間，它如何從個人號，逐漸從不盈利變為全國暢銷且在多國設有分社，而且逐漸破圈的。

催稿、約稿、拖稿、廣告、內容傳播…….如今重新看《新青年》的崛起之路，會發現編輯們的日常、KOL變現之路，并沒有太大的改變。

01 催稿狂魔，陳獨秀

研好磨，將毛筆沾好墨汁，放在筆架；從一邊的筆筒里，拿出鋼筆，拔開筆帽扣在筆桿處，直接放在胡適習慣放筆的位置。

“適之，毛筆、鋼筆、打字機都在這，不管你用哪個，《每周評論》的文章，你今天必須得寫出來。” 陳獨秀再次翻新了催稿的花樣。

沒有陳獨秀催不來的稿子，也沒有陳獨秀覺得不適合催稿的場合。

剛出獄的陳獨秀，家中舉辦了一場小型的慶祝聚會，李大釗、胡適、魯迅等民國絕對頭部KOL均前來為他接風。李大釗剛念完一首為陳獨秀出獄創作的詩歌，連平時四平八穩的蔡元培也被惹得紅了眼眶，父慈子孝的代表陳延年更是偷偷流著眼淚，整個氣氛十分沉重。

此時，為了緩解氣氛魯迅開口：“這什么時候開席呀？口水都快流出來了。”

大伙一聽，都笑了起來，氣氛才從沉重和悲憤的情緒中脫離出來。

“總是催著別人，你自己的席什么時候開啊？”陳獨秀抓著“催”一詞，對這位陳式瘋狂催稿的重要目標，發起了誘餌式催稿。

剛開席，眼睛專注盯著筷子，筷子正在鍋里夾菜的魯迅回答：“我，我哪里有什么席呀。”

“我可是等著你的小說盛宴開席呢。”陳獨秀連彎子都不用繞了。

以上兩個橋段，來自《覺醒年代》，這部劇從今年年初爆火到年中，前不久連任正非也開啟案例模式，在華為內部員工座談會強烈案例，還用了“一定要看”的推薦語。

事實上，仲甫先生陳獨秀，在歷史上也是真·民國一代催稿達人。

1916年8月13日，陳獨秀在回復胡適的信中寫到：“尊論改造新文學意見，甚佩甚佩。足下功課之暇，尚求為《青年》多譯短篇名著若《決斗》者，以為改良文學之先導。”

直白地翻譯過來，大概就是：您真是太厲害，太佩服了！業余時間，抽空能不能為《青年》雜志多翻譯點國外的作品？

而這還算是前期剛認識，需要客氣與含蓄的。

1920年12月12日，廣東省長陳烔明擬廢教育廳，設大學委員會主管全省教育，電促陳獨秀赴粵主持。陳獨秀離滬赴粵前（12月16日）致信李大釗等九人，交代《新青年》事宜。

直接寫到：“四號報已出版，五號報收稿在即，甚盼一涵、孟和、玄同諸兄能有文章寄來（因為你們三位久無文章來了）。”

一催就催仨，這效率。而信中，括號內“因為你們三位久無文章來了”，對陶孟和、高一涵和錢玄同這三位被點名的作者來說，是肝顫的。

02 “在寫了，在寫了，真的”

催稿狂魔和拖延達人之間，永遠沒有最終的贏家。

“催幾回，我就做一篇。”魯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說來》里回憶，“這里必須紀念陳獨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說最著力的一個。”

魯迅先生，對催稿狂人陳獨秀的執著，應該深有體會。

1917年開始，還不是魯迅的周樹人，就讓陳獨秀盯上了。

據統計，1920年8月7日至1921年9月26日期間，魯迅與陳獨秀信函及稿件往來共有九次之多，期間總是夾雜“催稿私貨”。有時，甚至還會曲線救國，通過給周作人的信，來催魯迅的小說。

1920年3月11日，陳獨秀給周作人的信中寫道：“我們很盼望豫才先生（魯迅的字）為《新青年》創作小說，請先生告訴他。”

7月9日信中提到：“豫才先生有文章沒有？也請你問他一聲。”

8月13日，陳獨秀就《風波》發表事宜致信魯迅、周作人。信中寫道：“兩先生的文章今天都收到了，《風波 》在這號報上印出，啟明先生譯的那篇，打算印在2號報上。”

8月22日，又致信周作人，“魯迅兄做的小說，我實在五體投地的佩服。” “豫才兄做的小說，實在有集攏來重印的價值，請你問他。”

此時的迅哥兒，可能想用這個表情包。

或者這個表情包

《覺醒年代》最后幾集中，陳獨秀要離開北京前往上海。當日，編輯部的眾人前來送行。魯迅對陳說到：“沒有陳獨秀逼周樹人，就沒有《狂人日記》和《孔乙己》，也沒有這個叫魯迅的人。”

這自然是感激，但也仿佛聽到了魯迅咬后槽牙的聲音。

催稿和不想寫稿，總會最終導向一個結果——在Deadline之前，爆肝趕稿。

魯迅并非唯一“受害者”，而催稿的癥狀，也會出現“人傳人”的現象。

《新青年》每出一期，就開一次編輯會，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如何開編輯會，在《覺醒年代》中，出現了多次。

《狂人日記》發表后，《新青年》發行量暴增，同時還引起了社會上關于白話文的討論，妥妥的十萬加，成為爆款。但也因此新文化運動進入激烈的碰撞期，與林紓、辜鴻銘等所代表的傳統文化進入了公開PK的環節。

在這個背景下，新一期的《新青年》選題會開始了。

“現在我們就議一下，下一期的內容。下一期的責任編輯是德潛（錢玄同）。”一邊吃著飯，陳獨秀一邊明確下一期的責任編輯和議題。

“下一期《新青年》的主題，就是反擊。現在我向各位征稿。”

“豫才，再貢獻一部小說吧。”

“守常兄，你是斗士，你有何檄文？”

“適之，你呢？”

錢玄同現場逼稿，這或許就是“中國原子彈之父”之父的威力。

03 頭部媒體如何變現

與現在的媒體一樣，《新青年》也要面對發行、廣告等變現、成本方面具體的經營問題。

如此催稿，給作者的稿酬情況如何呢？

新青年的創辦，與陳獨秀的安徽同鄉、上海亞東圖書館經理汪孟鄒密不可分， 汪與陳是至交好友，陳獨秀曾多次對人說過：“汪孟鄒是我們家的大施主。

陳獨秀提出準備在上海辦一份雜志時，亞東圖書館剛開業不久，資金也不充裕，的確無力承擔新雜志的發行任務。汪孟鄒牽線了陳子沛、陳子壽，開了一家群益書社。不如明天我帶你去和他們談談，看看他們能否承擔發行。”

陳氏兄弟爽快地應承了此事，每期提供200元的編輯費和稿費。后來陳獨秀在雜志上公開作者的稿酬：“來稿無論或撰或譯，一經選登，奉酬現金。每千字二圓(譯文)至五圓(撰文)。”

這是什么概念呢？

1912年到1919年，民國之初，物價比較穩定的，1918年，清華外教狄登麥調查了北京西郊第一區的195家居民，其中有100家漢族，95家滿族，計算得出平均五口之家，需要年收入100銀圓。當時在上海，1銀圓可以買30斤上等大米。

因此《新青年》的稿酬是不低的。

1917年，新任北大校長蔡元培聘請陳獨秀為北大文科學長并請他把《新青年》雜志搬到北京來辦。陳獨秀履職北大后，《新青年》也隨之遷到北京。

最初確定的六位編輯分別是：陳獨秀、胡適、劉半農、錢玄同、沈尹默、陶孟和。也是《覺醒年代》中，參加第一次編輯會的成員。

除了直接參與輪值編輯的《新青年》同人之外，經常為《新青年》供稿，而且與《新青年》的編輯們關系密切的還有魯迅、周作人、沈兼士、陳大齊、朱希祖、王星拱等，其中尤以周氏兄弟最關重要。

但是《新青年》中多位大作者，后期都是不領稿酬的。如1918年魯迅在《新青年》上發文是義務的，不領稿酬。在此之前，在其它雜志上發文，每千字2元

在劉半農主編的第四卷第三號，《新青年》發布了一個通告宣布：“本志自第四卷一號起，投稿章程，業已取消。所有撰譯，悉由編輯部同人，共同擔任，不另購稿。……此后有以大作見賜者，概不酬。”

“過去呢，《新青年》一直是我來主編，靠著約稿和投稿，從今天起《新青年》正式改為同人刊物。在座的各位，都是同人編輯了。”從上海遷到北京后的第一期編輯會上，陳獨秀宣布到。

同仁與同人，為異形詞。所謂同人報，即由趣味、志向相投的自愿結合的獨立小群體來共同辦報，包含有“不受商業影響的自我創作”含義。

《<新青年>圖書廣告研究》一文中提到：拒絕來稿的關門辦刊方式使得編輯部失去擴大作者群的機會和從讀者中獲取智慧與信息反饋的機會。減少了讀者的反饋勢必會對圖書廣告造成影響。

改為同人辦報，不僅是因為錢的問題，更有為了保護價值觀不受商業利益侵害的原因。《新青年》編輯部與北京大學文科（后來的文學院、國文系）可以說是“一套班子”，主要作者都已經得到豐厚的經濟生活保障，因此認為社會價值大于商業價值。

1918年1月,《新青年》在中斷4個月之后重新出版。原因是第三卷銷量不佳，群益書社不想再出下去了，幾經勸說，才同意繼續出版。彼時第四卷圖書廣告共 87 則，總體上比前三卷的圖書廣告數量少了很多，并且每號的廣告數量是差異很大的。

實際上，新青年絕對算是冷啟動，最初沒有流量平臺大腿可抱，算得上靠著優質內容驅動成長的典型。

據時為北大文科學生的張國燾回憶：“他的同學原來知道這個刊物的人‘非常少’，自 1917 年初提出以白話文代替文言文的主張以后，‘才引起同學們的廣泛的注意’，‘每號出版后，在北大即銷售一空’”。第三卷《新青年》掀起的文學革命在第四卷愈演愈烈，達到高潮，標志就是魯迅在第四卷第五號發表了第一篇現代白話小說——《狂人日記》。

另外，《新青年》刊登的廣告數量較多，在第一卷中每期廣告約占 1/4 篇幅，可分為交換廣告與付費廣告兩類。

交換廣告主要是與群益書社其他出版物或市場上同類雜志相互幫襯，互為宣傳。《新青年》上的廣告包括群益書社書籍廣告、亞東書局的書籍廣告、各種新創辦報刊的交換廣告等，如第七卷第三號的“新刊一覽”就列出了 33 種期刊。

但是，《新青年》刊載的有償廣告數量較少，還是以文化類為主，“廣告價目，另有說章，如蒙惠顧，即行奉告”。

《新青年》中的廣告主要分為圖書廣告、雜志廣告、一般商品廣告。

一般商品廣告種類極少，只有湖南毛筆、精益眼鏡、高明燈等幾種常出現；雜志廣告一般就是交換廣告，在第六卷以后集中出現；圖書廣告分為商業圖書廣告、自我宣傳廣告和交換廣告，《新青年》前 7 卷的商業圖書廣告都特別少，圖書廣告主要是群益書社為自己的圖書做宣傳，圖書交換廣告也不多，只有亞東圖書館和商務印書館有些許往來。

它的另一個特點就是下沉速度快。

借助群益書社已經建立的發行渠道，《新青年》得以迅速拓展到各大城市。第一卷第二號刊登的“各埠代派處”中，就列有國內49個省市地區，涵蓋了全國的大中城市，同時在新加坡還有兩個代派處。

這樣的下沉速度，讓《新青年》除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以外，在當時的二三線城市中，也能覆蓋到。以民國時的條件，這是了不起的發行成績。

下沉的方式，不僅僅是發行。還有在各地舉辦讀書會，或者線下宣講，如李大釗去長辛店現場演說，受到感召的同學幫著去掃盲，將相關的作品進行話劇演繹。一場場面對面的活動下來，累積了大量用戶。

下沉是硬道理。

“人類社會沒有哪一步的前進是容易的。我建議大家看一看《覺醒年代》，在共產黨成立初期，李大釗、陳獨秀為了推動革命，脫下長衫，走入工農，到工廠去教工人們識字，提高大家的文化水平，傳播革命道理。”任正非推薦《覺醒年代》時，如此說。

本文參考資料：

1.《新青年》編輯部的故事 張耀杰

2.《新青年》圖書廣告研究 郭可可

3.《新青年》雜志的傳播策略 李連璧

4.《新青年》最初的六大編輯 羅泰琪

5.《陳獨秀向魯迅“催稿”信箋展出，他是魯迅的文學引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