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校長歷任名單(北大有初中高中嗎)

北大有初中高中。

北京大學附屬中學是北京市海淀區的一所中學， 包括初中和高中，簡稱北大附中，成立于1960年。

作為北京大學“小學—中學—大學—研究生院”四級火箭培養模式的重要組成部分，附中從成立開始就受到北京大學的高度重視和全力扶持。

建校初期由北京大學教務長兼任附中校長并從大學各系抽調骨干教師43名直接到附中任教。

現在的北大附中是北京市高中示范校，也是教育部重點扶植的四所具有優質教育資源的高等學校附屬中學之一。

在40年來，北大附中全面貫徹黨的教育方針，堅持“育人為本、質量第一、突出特色、全面發展”的辦學思想，伴隨著幾代教師的辛勤耕耘和歷屆學生的成長，

北大附中在教育事業上取得了累累碩果并已形成自己獨特的風格和優秀的傳統，贏得了社會的贊譽、家長的信賴和學生的熱愛，成為“英才輩出的搖籃、名師成長的沃土、教育科研的基地”。

馬裕藻，字幼漁，浙江

鄞縣人（今屬寧波鄞州區），“五馬”中的二先生，近代文化名人，北京大學著名教授。

馬裕藻早年拜師近代教育先驅葉浩吾，接受新的思想，1898年，馬裕藻前往上海求學，結識蔡元培、章太炎，并深受兩人影響。1901年，馬裕藻曾一度在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工作，后又加入了《外交報》的編輯工作。

1905年，馬裕藻被公費選送往日本留學，先后就讀于日本早稻田大學、東京帝國大學，1913年，他被聘任為北大教授。在校期間，馬裕藻曾經連續八年擔任校評議員，積極參與到了北大的建設中去，成為時任北大校長的蔡元培的得力助手。

1、 第一部分（1段）：一線淵源（作者開頭簡單交代自己往昔與北大的交往，顯示自己在感情方面與北大的聯系。

） 第二部分(2－4段): 三點希望 ①抱定宗旨 ②砥礪德行 ③敬愛師友 第三部分（5段）：兩件事 ①改良講義 ②添購書籍

不知道你說的是哪個北大的校長，問題問得不是很明白。

嚴格的說北大是從1912年北洋政府把京師大學堂改名為北京大學開始時算起，那這個時候北大的第一任校長就是嚴復。

嚴復應該成為北大的首位校長。

但是從題目中的屹立不倒來看，嚴復根本不是屹立不倒，何況嚴復在很短的時間里就辭去了北京大學校長的職務。

所以說嚴復不符合在亂世中屹立不倒的條件，如此短的時間，嚴復之于北大的存在感也非常低。

嚴復本人當然是大名人了，翻譯了《天演論》、《原富》（現在叫國富論）等西方名著，被譽為睜眼看西方第一人。

既然嚴復不符合你說的條件，那我們就把時間向前推，北大的前身，京師大學堂，這就對上了。

京師大學堂的創辦者、首任校長，孫家鼐。

我一說，好像大家知道他的不太多，也不像蔡元培等這些北大的校長赫赫有名。

但是孫家鼐確實也不是一個一般人物，咸豐時期的狀元，光緒皇帝的老師。說到這里，有人說光緒的老師不是翁同龢嘛，沒錯，翁同龢名聲在外，但是光緒皇帝有兩位老師，孫家鼐也是一位。

大家查查清史稿，這位帝師孫家鼐把大清的各部部長做了個遍，吏戶禮兵刑工挨個來，如果不是帝師，誰還有如此好的官運？

故京師大學堂成立時，孫家鼐就被任命為首任學務大臣，也就是校長了。

孫家鼐一生屹立不倒，我認為和他的為人處世哲學有關，最主要的就是主張中庸之道。

作為光緒皇帝的老師，自然是在光緒的歷次變法中是支持光緒的，但是他不像另一位帝師翁同龢那么激進，主張漸進變革，所以變法失敗后，慈禧并沒有對他進行清算，反而對他委以高官。

再說說他作為京師大學堂的首任校長的業績，首先自然是在財力上積極爭取更多的財政支持，建立校舍，聘請教授等，算是個半開明人士，主張引進西學，但是又強調不能忽視中學。

但是說回他能夠亂世中屹立不倒，和他的性格密切相關，中庸，不激進，但是也造成了他循規蹈矩，瞻前顧后的性格，也是他在那個亂世中沒有成為風云人物，也沒有在歷史中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

嚴復（1853——1921），原名宗光，字又陵，后改名復，字幾道，福建侯官人。

少年時期，嚴復考入了家鄉的船政學堂，接受了廣泛的自然科學的教育。

1877年到1879年，嚴復等被公派到英國留學，先入普茨毛斯大學，后轉到格林威治海軍學院。

留學期間，嚴復對英國的社會政治發生興趣，涉獵了大量資產階級政治學術理論，并且尤為贊賞達爾文的進化論觀點。

回國后，嚴復從海軍界轉入思想界，積極倡導西學的啟蒙教育，完成了著名的《天演論》的翻譯工作。

他的譯著既區別與赫胥黎的原著，又不同于斯賓塞的普遍進化觀。

在《天演論》中，嚴復以“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生物進化理論闡發其救亡圖存的觀點，提倡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自強自立、號召救亡圖存。

譯文簡練，首倡“信、達、雅”的譯文標準。

主辦《國聞報》。

“與天交勝”在當時的知識界廣為流傳。

他的著名譯著還有亞當·斯密的《原富》、斯賓塞的《群學肄》、孟德斯鳩的《法意》等，他第一次把西方的古典經濟學、政治學理論以及自然科學和哲學理論較為系統地引入中國，啟蒙與教育了一代國人。

辛亥革命后，京師大學堂改名為北京大學。

1912年嚴復受袁世凱命擔任北大校長之職，這也說明嚴復在思想界和學術界的令人信服的顯赫地位。

此時嚴復的中西文化比較觀走向成熟，開始進入自身反省階段，趨向對傳統文化的復歸。

他擔憂中國喪失本民族的“國種特性”會“如魚之離水而處空，如蹩跛者之挾拐以行，如短于精神者之恃鴉片為發越，此謂之失其本性，”而“失其本性未能有久存者也。

”出于這樣一種對中華民族前途與命運的更深一層的憂慮，嚴復曾經試圖將北京大學的文科與經學合而為一，完全用來治舊學，“用以保持吾國四、五千載圣圣相傳之綱紀彝倫道德文章于不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