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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項昌海徐世章于1889年在天津出生,是中華民國總統徐世昌的堂弟,早年曾留學于比利時列日大學經濟管理系,學成歸國后在鐵路局和交通局擔任過許多職位,后來又成為當時房地產行業的大亨。但相比他在中國交通地產行業上作出的成就,他在收藏上給后世留下
文|項昌海
徐世章于1889年在天津出生,是中華民國總統徐世昌的堂弟,早年曾留學于比利時列日大學經濟管理系,學成歸國后在鐵路局和交通局擔任過許多職位,后來又成為當時房地產行業的大亨。
但相比他在中國交通地產行業上作出的成就,他在收藏上給后世留下的寶貴財富,無疑更加讓人驚嘆和懷念。
眾所周知,徐世章為收藏古硯古玉,花費了數十年的心血。在他去世后,他的后人遵照遺囑,將他畢生所藏都捐獻給了國家。如今,他收藏的古硯和古玉,構成了天津市藝術博物館的重要館藏文物。
一個從封建社會大家族走進新中國的人,能有此壯舉,徐世章一定胸懷開闊,境界高遠,也一定深愛著這些中國歷史的文化遺留,深愛著中華熱土。
嗜硯
在歷史上,徐世章的堂兄徐世昌或許更為人所熟知。
這位"文治總統"政治履歷輝煌無比,中過進士,當過清朝的軍機大臣,后來成為袁世凱的幕僚,際遇下又當了五年的民國大總統。
但其實他在詩詞書畫,乃至文學方面的成就,也同樣璀璨奪目。另外,他還與自己家族最小的弟弟徐世章有個共同的愛好——嗜硯。
徐世昌是家中長子,最初的藏硯都源于家傳,如有一方清朝的長方形黼紋澄泥硯就是其先祖父遺硯。后來徐世昌走上仕途,所藏之硯來源就有"御賜"、好友相贈、自己出資購買等方式。徐世昌藏硯不分新舊,只要喜歡就納入自己的收藏。在他的六類藏硯——御制硯、賜硯、先代遺硯、自題硯、自畫硯、藏硯中,自題硯和自畫硯就多是當時的新硯。
他喜歡給自己的藏硯題銘,親自編著的《歸云樓硯譜》序中就曾寫道:"或銘、或詩、或畫,任吾興之所至,縱筆為之,從吾所好。"可見,徐世昌對于硯是純粹的興趣,與其說是藏硯,不如說是"玩"硯。
相比之下,徐世章的藏硯多為古硯,硯臺上刻有名人題跋,于是這些硯臺就超越了本身形體上固有的歷史價值,是書法藝術品,也是歷史研究的文獻資料。徐世章藏硯中的"明 顧從義摹刻石鼓文石硯",硯上四百余刻字是照宋拓本石鼓文所刻,對于石鼓文研究有重要的價值,郭沫若在著《石鼓文研究》一書時,就著重參考了這方硯上的銘文排列順序。
徐世章也不像堂兄那樣喜在硯上留下自己的銘刻。他對于這些古硯十分愛惜,專門請工匠打造或者修補裝硯臺的匣子,這個匣子里裝著關于此硯的所有相關資料,包括徐世章請高人周希丁及其徒弟傅大卣所作的硯臺傳拓。
周希丁當時在文博界專門從事古器物傳拓及文物保管,聲名遠揚,彼時傅大卣才18歲,兩人到天津的徐世章家,一住就是七年,用宣紙為徐世章的藏硯作出了無數精美的拓本。這些拓本黝黑發亮,清晰分明,有層次,有變化,可以說是既有形,又有神,如今已成為徐世章所藏文物中珍貴的資料。
徐世章和徐世昌都喜歡硯臺,兩兄弟也時常一起賞硯,徐世昌還經常為徐世章的硯拓本題跋,后來他的一些珍貴的硯臺也成了徐世章手中的珍藏。
但兩人藏硯的態度有所區別,徐世昌藏硯也許只是出于純粹的興趣愛好,而徐世章不然,他是源于對硯臺發自內心的愛護和珍重。
藏玉
徐世章收藏的古玉多是商周到兩漢的各類玉器,共600余件,品類齊全,流傳有序,包括了龍山文化青玉鷹攫人面珮、青玉龍形玦、青玉龍紋璧等珍貴古玉。對于這些珍貴的古玉,徐世章也請木匠打制上好材質的木匣,讓古玉在里面待得舒適,同時對古玉也能起到很好的保護作用。一些木匣破損后,他還請北京孫天慶師傅進行修補。孫師傅手藝精湛,修補后的木匣完全看不出修復的痕跡。
徐世章愛玉,也精于研究,對于古玉的鑒賞考證,十分專業。他收藏的古玉中有一個"漢 青玉人",頭后飾有發辮,在考證《史記·西南夷列傳》和《漢書·終軍傳》后,他認定中國的編發習俗可以追溯到三千年前。這個說法,在秦始皇兵馬俑武士俑的發飾上得到了驗證。
另一個直徑約20厘米的"戰國 谷紋璧",質地難辨。徐世章在翻閱了《漢書·西域傳》《地理志》《古玉圖考》和《武梁祠畫像石》后,認為這是用產于西域的一種叫做璧琉璃的美石制成的,于是記文:"此璧雖破而無大缺,況如斯之大璧琉璃,倘若完整,真稀世之瑰寶也。"凡此種種,不難看出徐世章在古玉上的研究是多么深厚,文學素養亦是出類拔萃的。
徐世章樂于與他人分享賞玉的快樂,常以玉會友,每逢星期四,就召集"玉友"到家中,共同賞玉,其間情形沒有文字記載,但也不難想象在這種另類的文化沙龍上,當時愛玉之人聚在一起共同賞玉,間或暢談國家與人生,是多么精彩而富有情趣。
有德
徐世章自己和家人的生活都十分簡樸,粗飯淡茶,每月花錢多少都有定數。每年的春夏時節,他還會讓家里煮野菜當飯食,以此警示生活的不易。
但對于國家,他向來不吝錢財,積極興辦教育、醫務、實業。1952年,徐世章為支持抗美援朝,賣房捐獻15000元購買飛機大炮,又花費25000元認購當時10年期的公債,以支持國家建設。
當時的公債剛發行,尚未得到國人的信任,許多人都在觀望后面的行情,生怕自己的錢打了水漂。徐世章沒有這么多的顧慮,或許對于他來說,這是為支持國家建設的舉動,能不能有所收益,會不會折本,則完全不在他的考慮范圍之內。
而收藏上,徐世章更是出手大方,為此還被當時的文物商人視為"財神爺"。據傳,某次他去南京,在夫子廟看中了一方宋代端硯,被賣主認出是愛硯成癡的徐世章,硯商毫無緣由就把價格抬高了一倍。徐世章當時沒有那么多現款。硯商說,沒錢不要緊,您可以拿地換啊。于是徐世章便將一塊正在升值的地產換了這塊端硯。
誰都知道他在這次交易中吃了大虧,但是徐世章不以為意,還在題記中寫道:"當此世亂年荒之際,而以重金得之,人能不嗤我愚也?然我以賣地之金易此硯,卻以之為余幸。"他的意思是說,在這個亂世中,這些珍貴的寶物如此容易就會消失,我花了大價錢保存了它們,人們笑我愚蠢,我卻覺得幸運。
徐世章為收藏花費數十年的精力和無數的錢財,但并不是完全為了自己,更多的是擔心這些代表著中國歷史的古老器物得不到好的保護。歷史不會消失,但是這一件件有時光印記的古物卻很容易就消失在歷史的長河中。徐世章以保護文化傳承為己任,是他人性散發出來的光輝。
晚年身染重病時,徐世章曾對子女說:"我畢生精力致力于收藏文物,幾十年嘔心瀝血,終于將它們由分散變為集中。如果傳給你們,勢必又由集中變為分散。我考慮再三,只有捐獻給國家,才更易于保管,供全社會、全民共賞。希望我死后,將捐獻之文物開辟一個陳列室進行陳列,供大家欣賞,這也是我對社會的一點貢獻。"
徐世章死后,他的子女遵照遺愿,捐獻了他的所有藏品。而受到父親的感召,后來他的女兒徐緒玲及兄妹又將位于天津市著名的別墅區五大道的56處房產,以及一塊價值不菲的空地,悉數捐獻給了政府。
總 編 | 鄧雪松
主 編丨林育程
執行主編丨程香
資料來源 | 《中國古典家具》2018年12月刊
金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