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天津、江西老家和為官地徐州的房地產近千萬元。文／劉江華1917年6月中旬的一天，一個身著紗袍褂、黑紅臉、濃眉毛、胖乎乎的花甲男子，來到毓慶宮，叩拜正在等候老師上課的溥儀。半個月后的7月1日早晨，這位仍然留著花白色辮子的男子，又來到紫

在北京、天津、江西老家和為官地徐州的房地產近千萬元。

文／劉江華

1917年6月中旬的一天，一個身著紗袍褂、黑紅臉、濃眉毛、胖乎乎的花甲男子，來到毓慶宮，叩拜正在等候老師上課的溥儀。半個月后的7月1日早晨，這位仍然留著花白色辮子的男子，又來到紫禁城，在養心殿對溥儀說了一通“共和不合咱的國情，只有皇上復位，萬民才能得救”的話語，接著對外宣布溥儀復位，帝制復辟。

這位男子，便是近代史上因“丁巳復辟”而留下罵名的“辮帥”張勛。因緣際會，從1911年到1917年的短短七年，張勛由一名不起眼的綠營提督、敗軍之將站到了歷史舞臺中央，與此同時展現出令人咋舌的“撈錢術”。

際遇：從提督到督軍再到通緝犯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11月8日，南京第九鎮新軍在統制徐紹楨的率領下，由中華門外向南京城進攻，但因彈藥缺乏而失敗。起義軍被迫退到鎮江，第一次攻打南京失利。

此次攻打南京之前，上海革命黨方面曾派人來策動兩江總督張人駿、江南提督張勛起義，并有意推舉張人駿為都督。張人駿召集官員開會商議期間，張勛突然跑進來對張人駿說：“別的人可以背叛朝廷，你老帥也可以背叛朝廷嗎？”張勛又對與會的江寧布政使樊增祥等說:“各位今天和我是同僚，明天如有豎白旗降者，我即以敵人對待。”眾人看張勛這一態度，便知與革命黨和談已不可能，只好紛紛散去。

12月2日，革命軍發動第二次攻擊并占領南京，張勛被迫率部退扎徐州。由于兩江總督張人駿請辭，張勛被清廷任命為江蘇巡撫兼署兩江總督。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張勛所部被臨時大總統袁世凱下令改稱武衛軍，移駐山東兗州。

為表示自己不忘前朝恩典，張勛雖然接受了袁世凱的任命，他及其部隊卻堅決不肯剪掉那條象征清朝統治的大辮子。而且，軍中繼續穿號坎服、行跪拜禮。為此，張勛被世人稱為“辮帥”，他的軍隊則被稱為“辮軍”。

1913年，由于宋教仁被刺而引發“二次革命”，孫中山、黃興領導的國民黨與袁世凱兵戎相見。7月15日，黃興在南京宣布江蘇獨立，并在南京原都督府成立討袁軍總司令部。袁世凱調張勛所部和自己的心腹馮國璋部，分兩路合攻南京。攻城之前，張勛和馮國璋約定“先入城者為督”。張勛組織敢死隊，率先攻入南京，并縱兵血洗石頭城，得以出任江蘇都督。

事機不巧，張勛的部隊攻打南京城時誤傷了幾個日本浪人，引發日本抗議。“海陸軍均下動員令，并開御前會議，將因此割據南京，且使東蒙、南滿諸問題乘茲解決。”為平息日方不滿，袁世凱將張勛調任長江巡閱使，改駐徐州，趁機由自己的心腹馮國璋接任江蘇都督。

1917年6月，時為長江巡閱使、安徽督軍的張勛，以調停黎元洪、段祺瑞“府院之爭”名義，率五千“辮子軍”入京。他于7月1日擁立遜帝溥儀登基，恢復帝制，自封為內閣議政大臣兼直隸總督和北洋大臣。

7月3日，前國務總理段祺瑞在天津馬廠誓師，以共和軍總司令名義舉兵討張。7月8日，段祺瑞發布對張勛等復辟要人的通緝令，要“前敵各軍，嚴拿務獲，盡法懲治，以申法紀，而快人心”。7月12日，“討逆軍”分三路攻入北京，“辮子軍”不堪一擊，四散逃亡，張勛則躲入荷蘭使館。

見此情景，溥儀匆忙發布諭旨，表示“斷不肯私此政權，而使生靈有涂炭之虞”，再度宣布退位。這一事件，史稱“張勛復辟”或“丁巳復辟”。

1918年春節前夕，在北京政府的默許下，張勛由荷使館移駐前清太監小德張在京城的宅院。當年10月，根據四川、廣東、湖南、江西四省經略使曹錕等的呈請，徐世昌頒發總統令，公開撤銷對張勛的通緝：“張勛前經通飭緝辦，本有應得之罪。惟據該略使等……合詞吁請，應準免于緝究，以示寬大。”

獲赦之后，張勛又在小德張的永康胡同宅盤桓了一年多時間。直到1920年6月直皖戰爭爆發前夕，為防不虞事件發生，他匆匆移駐位于天津德租界的張公館。之后不久，他搬到英租界松壽里對面的住宅，直至終老。

不動產：遍布京津和江西老家

張勛一生究竟聚斂起多大一份家私，歷來說法不一，歸納起來有以下三種說法。

第一，據1926年10月10日成都出版的《民視日報五周紀念匯刊》，張勛的財產總額1000萬元。

第二，據清功臣館總裁惲毓鼎的好友阮孝威記載，張勛的財產比王占元、陳光遠等知名北洋軍閥“猶勝一籌”，至少在2000萬元以上。

第三，據文長宗《張勛丑史》一書的統計，張勛在江西南昌擁有的商號、住宅和房地產估計即有1600余萬元。此外，張勛在天津、青島、濟南、徐州和北京等地廣有住宅、公館，在眾多公司、廠礦和銀行擁有股份或存款，再加上其所收藏的古玩、金玉珠寶等，估計有4000萬元。兩筆合計超過5600萬元。而據張勛的賬房先生侯藝文的估計，張勛所有的動產、不動產共達五六千萬元。

這些統計，哪一種更為準確呢？對張勛財產的統計，多依據侯藝文的回憶。據其回憶，張勛的財產大體可分為房地產投資、工商業投資、金融投資。

張勛在北京、天津和徐州、南昌等地均有房地產，其中以天津租界內的房產價值最高。1913年調任長江巡閱使不久，張勛便在天津德租界選中一塊地皮，建起具有歐洲風格的張公館。張公館位于今天津市河西區江蘇路浦口道交口，主建筑至今保持完好，為兩幢磚木結構二層別墅式小洋樓，分東西兩樓。

后來，張勛又在原英租界巴克斯道西口建設了坐北朝南兩座樓。南面是一座頗為講究的西式二層樓，面對墻子河；北面則是一座木結構為主的大戲樓，戲堂面積150平方米，如設池座大約可容500人左右，上下走廊也可容300至400人，北面建筑現為天津市和平區保定道小學。

此外，張勛在原英租界還建有松壽里和延壽里兩片住宅，每片有房數百間。他在天津南開三馬路頤壽里也有地產。

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清廷戰敗，被迫與英法兩國簽訂《北京條約》，同意“增開天津為通商口岸”。之后，英、法、日、意等九國在天津相繼開設了租界。1917年8月，中國對德、奧宣戰并宣布收回德、奧租界；1917年“十月革命”后，蘇聯政府將租界歸還；一戰期間，比利時的租界也被收回。這樣，天津的外國租界數減為5個。

由于治外法權的實行，租界成為在中國領土上不受中國政府管轄、不施行中國政府的制度和法令的特殊地區。比如“在外國租界內逮捕不論是否受外國人雇用的中國居民，慣例都是要求中國官廳須取得首席領事在拘票上的副署，并由外國警察實際執行逮捕”。

如此一來，從民國初到1930年代，有許多前清的皇室、貴族、失去權勢的重臣和北洋政要紛紛涌入天津租界購地建房，安家落戶，尋求庇護。這些人主要集中在英租界五大道、法租界和意租界。一份統計表明，在天津外國租界的前清和北洋要人，包括曾任民國政府總統、總理、各部總長、省長和督軍的，以及前清內閣總理大臣、督撫等級別以上的，就多達百人以上，再算上稍低級別的高官顯宦則超過500人。

這些租界中，英國租界面積最大，占地達6178畝。盡管如此，大量前清和民國要人涌入并購買地產，大大推高了天津英國租界的地價。租界開辟初期，“每畝土地的售價一般不過三十兩銀左右”，隨著租界經濟的畸形繁榮，地價大幅上漲。“1913-1923年間，英租界地價每畝由300兩銀漲到3000兩。日租界建立之初，每畝地征購價格僅為銀30兩，到1937年‘七·七’事變前，最高者每畝竟達4萬元（法幣）。法租界商業中心勸業場一帶地價，由1911年每畝銀30至40兩漲到1924年的2萬兩，可謂‘寸土寸金’。”

照此估算，張勛在德租界和英租界的住宅，在1920、1930年代就值300萬以上。

張勛在北京的房產也不少：位于東城南河沿的大公館，復辟時曾作為定武軍司令部，后雖在戰火中焚毀，然而地產尚在張勛名下；在西城太平倉有一大片小樓房；在南灣子有一處價值超過130萬元的住宅。

合計張勛在津京兩地的房地產，總值至少在600萬元以上。

張勛為江西奉新縣人。他在老家江西的房產也很多：在南昌高升巷有豪華公館一所，計有16進，院內有魚池、假山等。此外，還有其他住宅和門臉房若干。據估算，僅高升巷的房產，造價就在100萬元以上。

張勛在原籍奉新縣的房地產數量更為可觀。據奉新縣文物普查辦公室和赤田村原張勛莊園管理人員提供的資料，張家在家鄉有良田約1500畝、山林約2300畝。糧田多為上好水田。至于張勛莊園，建筑面積應在7000平方米以上，如再加上院子占地面積，則超過20000平方米。

粗略統計，張勛在北京、天津、江西老家以及在為官地徐州的房地產，價值近1000萬元。

動產：實業和古玩珍寶價值超千萬

張勛在工商業、金融業還有大量投資。一份統計顯示，由北洋軍閥為主發起建立的大型企業有70家左右，投資企業多、數額大的軍閥官僚共計43人，占軍閥官僚投資者的半數，其中張勛投資的就有20家。比如，久興紡織公司資本總額180萬兩，張勛一人就占了90萬兩；在中興煤礦公司投資80萬元；在北京自來水公司投資20萬元；在大陸銀行投資30萬元、在鹽業銀行投資50萬元等，累計不下400萬元。據張家老管家楊玉春的統計，張勛的企業包括銀行、錢莊、金店、工廠、商業等70余家。

實業太多，張勛管不過來，有些就讓侄子代為打理。比如1915年，著名收藏家張伯駒的父親張鎮芳創辦鹽業銀行，經其多次相邀，張勛同意入股10萬元，擔任鹽業銀行協理。由于事務繁多，張勛指定侄子張肇達代表自己行使相關職權。鹽業銀行后來成為北方最賺錢的銀行之一，張勛這筆投資可以說相當劃算。

張勛的財產中，還有不少屬戰爭擄掠所得。張勛能與士卒同甘苦，打成一片，《清史稿》也說他“亢爽好客，待士卒有恩”。一到暑天，張勛就會從江西撫州購買大批西瓜，運至軍中，分餉部屬。

有一次，一個士兵的手受了槍傷，血流如注，但傷藥放在“御賜”張勛的鼻煙壺中。張勛見狀，立即敲碎鼻煙壺，取藥療傷。事后有人問他“為什么要敲碎寶貴的鼻煙壺？”他答：“救傷如救火，豈可重東西而輕生命？”他大大地收買了軍心，使“辮子軍”愿為之效死。但由于失之過寬，部隊軍紀極差，到處搶掠，人民畏之如虎。

“二次革命”期間，張勛攻打南京之前，組織了敢死隊，許諾破城之后“準許士兵大搶三日”，并特許“三日不封刀”。于是，“辮子軍”攻占南京城后放手搶掠。韓國鈞時為江蘇民政廳長（相當于省長），在其晚年所寫的自傳《永憶錄》中說：“寧垣劫掠，委托士紳詳細調查，都計損失一千五百余萬元。”而據《辮子軍洗劫記》一文所記，1913年9月，“辮軍”攻入南京后，“辮軍營中財物堆積如山，小士兵們掠得大批現鈔銀之后，狂歡豪賭，而將珍寶、古玩等貴重物品獻給張勛”。

朝廷賞賜、部屬進獻和自己搜求，使得張勛家中藏有大量的古玩珍寶。據曾為張勛家賬房的侯藝文回憶，張勛家的九江紗廠開辦時，急需一大筆錢，總經理陶某便與張勛的正夫人曹琴商量。曹氏隨意拿出一包家藏古玩珍寶，到鹽業銀行便抵押出現款100萬大洋。

房地產業、工商業、金融業等等相加，恐怕已遠遠超過了2000萬元。

1911年，張勛以江南提督身份挾持兩江總督張人駿、將軍鐵良據守南京頑抗革命軍時，江西都督馬毓寶曾派隊由張勛本家叔叔帶隊，查封了張勛在省城和老家的住宅。1917年復辟失敗以后，張勛在原籍及北京的財產再度被查抄，僅在江西的銀號、米店、肉鋪、藥店就超過40家。

1918年張勛獲赦之后，這些財產除個別房產被占用而無法發還外，絕大多數又回到了張勛的手中。

驕奢生活：組建“美人麻雀隊”，豪奪京劇名伶王克琴

當時的軍閥幾乎無一不是賭場好漢，張勛也不例外。

1916年夏至1918年間，各省的北洋系督軍成立“督軍團”。據段祺瑞府總管王楚卿回憶，督軍團在北京時，經常到段祺瑞公館開會，張勛總是一早就到，會后必吃飯，飯后必打牌，并且在賭場上以一當十，頗有英雄氣概。

《復辟紀實》等書記載，1917年6月張勛進京以后，如不外出聽戲，便在家中打牌。7月6日，南苑航校飛機轟炸紫禁城時，他還在司令部里推牌九。復辟失敗后，他躲進荷蘭使館，每天消遣乏術，便自掏腰包，邀請警衛兵與自己賭博，以此打發時光。

張勛寓居天津后，因年紀大了腿腳不便，便經常在家中與妻妾家人及老朋友打麻將。據說，為助牌興，他以重金從各地搜羅來4個相貌相似、高矮胖瘦差不多的女孩子，組成“美人麻雀隊”，當作“東、南、西、北”這幾張牌使用。

張勛不僅嗜賭，還要捧戲子，花銷自然不菲。京劇名旦王克琴扮相艷麗大方，面容姣好，身段迷人，清末民初即名滿津滬。她在民國初年前往漢口獻藝，湖北都督段芝貴為其所迷。未料，段的原配夫人乃河東獅，為此憤而自縊。一時輿論大嘩。張勛對王克琴早已垂涎三尺，趁此機會出銀上萬兩，向段芝貴討要。段經此家變，只好忍痛割愛。自此，王克琴成了張勛的第四房姨太太。

張勛的日常生活也十分奢侈：他對每日早點、午餐、午點、晚餐極力講究。在天津時，對于午餐點心，他必乘汽車到德租界的張公館去吃。他家的丫鬟來喜為了鉗凈大批燕窩，日積月累，眼睛都鉗瞎了。鉗好的燕窩有時還得熬成膏，凍后切成燕塊，名之曰“燕羔”，供張勛食用。張勛嗜香煙，所吸雪茄煙每支值現洋3元。每逢年節，家人對他行禮，還都是跪拜請安。他在樓上拿起大批現洋、輔幣和銅子，向院子地下一扔，大家齊來搶，作為賞銀。

身后事：留下千萬遺產用于復辟清室

1923年春天，天津流行猩紅熱。在一個多月的時間里，張勛的次子、三子、六子以及次女、三女、四女相繼夭折，這令張勛心痛欲碎。8月底，他染風寒感冒后便臥床不起，9月12日病逝于天津，終年70歲。他在遺囑中表示：“前清受恩深重，永不忘君恩，死后決不允許剪辮入棺；死后務必歸葬家鄉故土。”

9月17日，遜帝溥儀下旨，賞銀三千元給張勛治喪，賜謚“忠武”，并親筆為張勛撰寫碑文。這些舉措看來還不足以表達溥儀對這位“復辟功臣”的“隆恩”，他離開紫禁城，親往天津致祭。溥儀帶頭之下，大批前清遺老遺少紛紛前往祭吊，各界“名士”所送的挽聯挽幛竟達3170幅。

1924年8月，張勛的遺體自天津起靈還鄉。他的親家張作霖（張作霖的女兒張懷卿許配給張勛的長子張夢潮）考慮到張勛曾兩屠南京，深恐路上變生不測，便派來一營士兵護送。張勛靈柩乘車南下，走濟南、徐州、蚌埠一線，至蕪湖改乘江輪，溯江而上。到九江后，張勛夫人曹琴先將張作霖派來的奉軍大部遣回，只留少數兵力繼續護靈。然后，隊伍仍走水路由鄱陽湖入贛江、進潦河，最后在安義縣石鼻上岸。

張勛生前僅為鄉里捐修橋梁、修補道路、救濟饑荒、興辦學校等的花費，就達白銀200萬兩之多。這側面證明張勛家財之豐厚，也為其在老家籠絡了不少民心。因此，當張勛靈柩快到時，其老家赤田村派來100多人提前三天前來石鼻迎柩。張家除安排迎柩者飲食起居外，每人還賞給白羊布長褂孝服一件。在由石鼻到赤田30里的路途上，前來祭奠焚香、跪拜送柩者達1000余人。張家也十分大方，給每人兩塊銀洋的賞錢。

張勛靈柩到老家后，又停靈接受祭奠三個月。在此期間，前來祭吊的親友、鄉賢、邑人絡繹不絕，張家提供每桌十大碗的宴席，每人還賞4塊4兩重的豬肉，致使屠夫殺豬、廚房辦酒日夜無暇。最后，來不及殺豬弄肉，則每人發放兩百枚銅板，以錢代肉。如此算來，張勛葬禮的花費不在少數。直到1924年11月，張勛才下葬于奉新老家的陶仙嶺。

需要說明的是，即便按2000萬元計算，張勛的財富在北洋軍閥要人中也不是最多的。據《北洋要人私產之大略統計》，71名軍閥官僚所擁有的財產達6.31億元，超過當時北京政府全年財政收入。其中擁有1000萬元以上的23人，2000萬元以上的10人。如王占元財產為3000萬元，張廣建3000萬元，閻錫山3000萬元，倪嗣沖2500萬元。而“東北王”張作霖和以“賄選總統”著稱的曹錕，更是高達5000萬元。

至于生活奢侈的北洋要人，也遠不止張勛一人。據載，有一天，曾為民國首任國務總理的唐紹儀前來拜訪張勛，張勛用每支3元的雪茄招待，而唐紹儀掏出來給張勛的雪茄，則每支值現洋10元，讓張勛自愧不如。像倪嗣沖、王占元下臺躲在天津租界做寓公時，年均家庭開銷達30萬元。

孫中山曾說，“清代某粵督于一年內搜刮得一百多萬，人已詫為奇事；由今日看來，像督軍、師長等有一年發財到數百萬的，有數年發財到千余萬的，方見貪婪的風氣比前清倍蓰了”。

張勛留下遺產約有千萬元，遺囑表示除四個妻妾每人分一萬大洋、子女每人各分二萬大洋外，其余均留作日后復辟清室用。不過，由于正房夫人曹琴的反對，這項遺囑并未得到落實。張勛以“復辟清室”為由大肆搜刮而來的民脂民膏，最終成了其后人心安理得享用的巨額家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