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每個人自愿拿出1塊錢，那就是13億多……”

類似的話，中國人常說，也喜歡說。不過，如果要追問一句：現實中到底誰做成了，或者做成了幾次?立馬就讓人心里一沉。

仔細想想，就會發現，這個目標其實很高。每隔一段時間，都會有網友討論類似“每人1元捐建航母”的話題;2008年北京奧運會前，也曾有人發起過全民眾籌的倡議……這些想法很多根本沒有落地，更別說跟目標的差距。

現實中，過去半個世紀里，真正達成這個目標的為數不多。其中讓中國人印象最深的一次，可能是2008年的“5·12汶川大地震”。

震后半年，個人捐款總額達到458億。重要的事情說三遍，是個人捐款、個人捐款、個人捐款，不含企業、社會機構，人均36元。

而最近的一次，就是去年的“99公益日”。這是中國迄今最大的民間公益節日，2015年由騰訊公益慈善基金會發起，如今已是一年一度的公益籌款盛會。2018年，“99公益日”在短短三天向社會籌款超過10億，基本實現“平均每個中國人捐1塊錢”的目標。

當然，“公益”遠不只是捐點錢，范疇也比傳統意義的“做慈善”廣得多。從字面上理解，公益就是對大家都好的事，是實現非特定多數人的公共利益。

從個人角度來說，國際上常用三類具體行為來衡量公益的意愿：是否捐過款，是否幫助過陌生人，是否當過志愿者。

從社會角度來說，不管是扶貧、救災、助學、扶弱等傳統的“好事”，還是全民健康、生態環保、教育科研等“大事”，都在公益的范疇。

2016年出臺的《慈善法》規定的“慈善活動”，也同時包含了以上兩個方面。

可以說，不管是通過捐贈，還是通過社會公共服務，公益的本質就是繼市場和稅收后對社會資源的“第三次分配”，是超越基本生存需求的高級社會功能。

建國后六十多年里，中國的發展目標一直是實現工業、農業、科技、國防四個現代化。直到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國家最高領導人又加上了第五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維度就是社會治理的現代化。在廣義上，現代公益就約等于社會建設和社會治理。

“第五個現代化”的提出，意味著中國發展到一個更高的層次。現代公益水平，也成為國家治理水平和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標之一。

這個觀點可能會讓很多人意外。畢竟，提到“國家競爭力”，大多數人第一時間想到的可能都是GDP、軍事、科技……

公益，看不見摸不著，真有那么重要?

01

有一種低谷叫“信任危機”

前不久的芯片話題，至今余熱未消。公益的特征就跟芯片高度相似。

我們知道，芯片是在有限尺寸內集納盡可能多的晶體管，高端芯片可以容納超過十億。數億晶體管被連在一起，還要確保無故障運行。這是一種相當高級和精密的連接。

類似的，公益也是基于人和人的相互信任的、高度組織化的行為。好的公益就是要連接起盡可能多的人和組織，形成盡可能高效的社會網絡。

然而，連接人遠比連接晶體管難。公益的精神內核是“志愿”，是一種更加高級的社會心理和行為方式。

看到了吧，現代公益說到底是錢、有素質有愛心的人、現代化組織流程的疊加，三者缺一不可。難不難?難!

所以也就不難理解，在1949年后相當長時間里，并不富裕的政府一度扛起個人與社會的幾乎所有需求，但很快就不堪重負。

公共資源不足、使用缺乏效率、響應不夠及時……更重要的是，大事小事靠政府，難以激發普通人的“志愿精神”，公益也就無法長期維系。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逐步轉向政府主導之下、充分動員社會力量參與的現代公益。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公益迎來了一個爆發期，“希望工程”、“春蕾計劃”等響亮的名字都在那時誕生。

但從社會捐贈總量來看，民間公益的發展起初是螺旋式的上升，直到互聯網時代才迎來直線上升的迅猛增長(見下圖)。

2005年，中國有網民1.1億，中國互聯網協會將5月25日定為“互聯網公益日”。2006年，搜狐上線中國首個公益頻道。2007年，國內首個互聯網企業發起的公益基金會——騰訊公益慈善基金會成立……

彼時的互聯網公益還在襁褓之中，離“連接所有人”差得遠。直到2008年，一場里氏8.0級的汶川大地震，成為中國互聯網公益的“成人禮”。

災難當頭的危急時刻，政府的強大動員力和互聯網的技術輻射力擰成一股繩，數以億計的中國人空前高效地連接在一起。

騰訊的創始人之一、騰訊公益的發起人陳一丹說過一句話，社會痛點就是公益起點。痛徹人心的災難面前，互聯網公益表現神勇。

比如，騰訊、阿里等互聯網公司紛紛開設網絡快速捐贈通道，募集善款超過6000萬元，成為當年的現象級事件。此外，互聯網在救災、安置等方面也發揮很大作用。因此，2008年也經常被稱為“互聯網公益元年”。

然而，這種依靠強烈情感構建的連接還是不夠牢固。2010年，中國民間公益的考驗接踵而至。先是郭美美炫富事件重創中國紅十字會，接著是籌款能力超強的河南宋基會被曝用善款放貸謀利……當年，中國社會捐款總額下滑接近五分之一。

但令人多少有些驚訝的是，中國公益的重新振作只用了四年。

互聯網再次激活了中國公益。不過，這次是社交媒體和移動互聯網。以新浪、騰訊、阿里等為代表的互聯網公司，憑借從觀念到手段的全面創新，助推中國公益走出了低谷。

02

中國不缺愛，缺的是愛的路徑

現在回頭看，汶川大地震呈現了中國公益的兩面。

一面是這樣的——

2008年，某地為汶川地震舉辦大型救災募捐晚會的現場

這是中國人曾經熟悉的場面。它熱鬧振奮，但容易給人留下錯誤印象：1、公益就是捐錢;2、公益是政府、企業和富人的事。

現代意義上的公益絕不僅是“撒幣”式的捐錢，而是一整套體系化的運作。客觀方面，公益的效果決定于組織程度、管理水平以及社會動員能力;主觀方面，公益還跟人的啟蒙與覺悟密切相關。

中國公益在過去鮮有表現的這一面，在汶川地震后充分展現——

那是一種令人震驚的參與熱情、奉獻情懷、志愿精神。據統計，491萬名志愿者直接參與了汶川地震救災。在四川省相關部門報名的118萬名志愿者中，有100萬人是個人自發的志愿者。此外，來自民間組織和其他無組織的志愿者超過300萬人。

從四面八方涌向汶川地震災區的志愿者

普通人對公益的“敬而遠之”，從那一刻開始慢慢成為歷史。取而代之的，是志愿精神的全面激發和社會組織的蓬勃生長：

2005年前，民眾捐款入口屈指可數 ，如今具有公開募捐資格的基金會有1600多家;

2008年，中國擁有社會組織不到30萬，截止去年，登記在冊的社會組織突破80萬;

2008年以前，中國幾乎沒有志愿者的概念，現在每年活躍志愿者超過7000萬……

拜互聯網之賜，中國不需要像幾百年的先行者那樣慢慢尋覓，而是能踩住時代節拍，努力在觀念、技術、制度方面保持全方位跟進。

2011年春節，微博大V掀起一場“隨手拍解救被拐兒童”的公益接力。網友們碎片化的、非專業的行動，引發了全社會對兒童救助的關注。

2014年夏天，關注漸凍癥的“冰桶挑戰”傳入本土，再次刷新中國人對公益的認識。原來做公益可以很快樂，不必流 血流淚流汗，不必一本正經、一臉嚴肅。統計顯示，中國版“冰桶挑戰”的參與者有90%為年輕人，宣示“公益新生代”的崛起。

2015年秋天，騰訊公益發起“99公益日”，依托微信和QQ的社交流量和支付工具，把捐贈變得簡單有趣。騰訊公益平臺公眾籌款，達到第一個1億用了近5年，第二個1億用了19個月，第三個1億用了7個月，第四個1億只用了3個月。

運動捐步、一起捐、公益打榜……依托互聯網科技，騰訊公益首創了眾多“玩法”，把公益滲透到各種生活場景;日捐、月捐、零錢捐、一對一捐等，讓捐贈方式有了更多選擇。

短短十余年，公益已經成為國內互聯網平臺的“標配”，而“人人公益”也成了世界矚目的中國現象。截至2019年5月，僅騰訊公益平臺的捐款人次就超過2.3億，微信運動捐步人次接近10億，近萬個公益組織活躍在騰訊公益的平臺上……

2019年4月，民政部在一篇官方通稿中高度評價這些創新稱：初步形成了一個鮮活的互聯網慈善的“中國樣本”。

2018年，民政部指定的20家互聯網募捐信息平臺籌款總額超過31.7億元。其中騰訊公益平臺一家籌款17.25億元，超過其他19家的總和

在當下中國，一件事如果能夠和“指尖”緊密結合，那就成功了一大半。互聯網公益就是個好例子。“指尖”讓連接的成本趨近于零，公眾教育得以在潛移默化中完成。更重要的是，這種連接幾乎沒有邊界，沒有盲點。

借助互聯網，普通人用一次“點擊捐贈”，就能把善心傳遞到遙遠的鄉村。據粗略統計，騰訊公益平臺累計超過5萬個籌款項目中，有超過90%為扶貧和鄉村議題。

除促進社會捐贈外，一個叫“為村”的項目從另個角度證明了“連接”的力量。這個項目騰訊已經做了十年，前身是騰訊基金會2009年發起的“筑夢新鄉村”計劃。

過去曾有人說，農村是“中國互聯網的盲點”。他們分析說，現代化進程伴隨著鄉村的整體性衰落 ，制造了回不去的故鄉。而“為村”項目卻證明，有心就可以帶來改變。

看起來，“為村”的形式非常簡單，就是為每個村開設一個功能升級的微信公眾號，讓在家和在外的村民都能入駐，為村莊連接情感、連接信息、連接財富。起初，“為村”只是不想讓鄉村被現代化隔絕，隨著連接的深入，漸漸變成一個改善鄉村治理的樣本 。

如今，“為村”平臺覆蓋了全國28個省區，認證村民超過234萬。在這個“數字村”里，村務公開、培訓、看新聞、做生意、甚至聯絡感情，都在一觸之間。

借助互聯網科技，在現代化過程中一度“落伍”的鄉村，得以打通內外連接，提升治理水平。

開國領導人說過，中國的問題首先是農民問題。顯然，沒有鄉村治理的現代化，中國就很難實現國家和社會治理的全面現代化。

這或許是中國激活互聯網公益的一個意外之喜。這是一股傳統國家治理從未體驗過的強大力量，一股穿透城市與鄉村的力量。

03

一條需要無比耐心的路

毋庸諱言，中國公益的成長也難免遭遇丑聞與質疑。

2016年，一篇《羅一笑，你給我站住》的網文刷屏。這篇父親感念女兒得白血病的 性情文字，一時間引得全國網民慷慨解囊，捐款很快超過兩百萬元。

事后證明，盡管女兒的病情真實，但文章本身涉嫌部分隱瞞，主動參與網絡營銷。最終，全民關愛變成全民聲討，所有捐款被原路退回。

這是一件值得深思的公益事件。

一方面，它證明了社會互助的強大基礎，證明了中國人對公益的接受程度，也再次證明了互聯網科技的有效性，甚至還顯示了互聯網公益的透明、監督與糾錯能力。

但另一方面，它也提出了一個迫切的現實問題：公益的制度完善必須提速，中國也許無法承受另一個“郭美美事件”。

制度和文化層面的改變永遠是最難的，比數字的增長難得多。

說起西方人的慈善觀，繞不開熏陶了兩千多年的“富罪文化”。擁有財富卻不奉獻就會被認為是“有罪”。別管有沒有邏輯，這種文化理念在一些西方國家已經深入人心。

比如，早在16世紀中期，英國出現了設立慈善機構的高潮。彼時的倫敦，慈善捐助者中商人的數量占比36%，所捐財物占總數的56%。

但在現代社會中，公益越來越具有“公共品”的屬性，越來越仰賴市場經濟下的專業分工和法治保障。

舉例來說，英國16世紀出臺《濟貧法》等一系列濟貧法案，走的是“強政府”的路線。美國迄今沒有統一的慈善法，但民間組織異常發達，形成“強社會參與”的格局。

十八屆三中全會之后，中國也加快了公益慈善領域的立法。尤其是，2016年9月出臺《慈善法》。這也是中國第一部公益慈善領域的基礎性、綜合性法律。

從世界各國經驗來看，現代公益制度和文化的完善是一個漫長過程。中國公益要實現“后來居上”，還需兩手抓兩手硬：一手是技術，一手是制度。

技術方面，中國互聯網公益的作用已經非常顯著，尤其是在“人人可公益”理念的宣傳和教育方面。在促進制度完善方面，互聯網公益也有很多有趣的探索。

舉例來說，騰訊公益平臺2017年上線“透明度”組件。公益組織要在平臺上籌款，必須按照規則，嚴格披露財務情況，包括捐贈收入和執行支出等。不僅如此，公益組織還要及時向捐贈人反饋項目進展。

透明度是建立信任的基礎。對捐贈人而言，每次點擊“我要捐款”，收獲的不止是一時的自我感動，更是對公益的持續關注。這正是理性公益的開始。

2018年“99公益日”，騰訊公益又推出了“捐款冷靜器”組件。點擊捐贈后，平臺會彈出一個透明度提示，提醒捐贈人再次了解項目信息。

事實證明，這種“自我約束”并沒有冷卻愛心;2019年一季度，項目復捐率比2018同比提升了8.4%。這也讓人對中國的捐贈人群體更有信心。

互聯網公益發展已逾十年，新的“檻”橫在面前。中國的網民人數基本見頂，人口紅利即將消失殆盡。加上經濟下行周期到來，中國公益面臨的新考驗剛剛開始。

還是來看數據。2018年，中國的人均GDP正堅定邁進世界銀行所劃定的“高收入國家”行列。但，全國社會捐贈總額增速近年來逐年放緩。捐贈來源上，個人的捐贈僅占20%左右，也從側面反映出“人人公益”的提升空間和難度。

在各種“現代化”的提法中，“人的現代化”從來都是最難的。但中國互聯網公益的成就和價值，也正在于此。

當“對所有人都好”不再只是政府的事，而是人人可參與、能參與、樂參與的事，自我的改變終將推動社會和國家治理的進化。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明確提出“四個現代化”，并在改革開放以來取得顯著進展。2013年，“四個現代化”升級為“五個現代化”，為中國全面現代化的長征“接”上了也許是最難的一段路程。

這是中國必須走完的一段長征。互聯網公益有望成為最重要的助推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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