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曾經寄希望于財富自由的互聯網員工來說，無止境的加班和內耗都是為奪得股票和期權付出的代價。現在，那些財富的幻夢已經伴隨著大公司的收縮和沉默，以及他們身體的衰弱和勞損，逐漸在這個春天消逝了。文|鄔宇琛饒桐語周鑫雨丁文捷盧妍編輯|趙磊不斷縮水的

對曾經寄希望于財富自由的互聯網員工來說，無止境的加班和內耗都是為奪得股票和期權付出的代價。現在，那些財富的幻夢已經伴隨著大公司的收縮和沉默，以及他們身體的衰弱和勞損，逐漸在這個春天消逝了。

文 | 鄔宇琛 饒桐語 周鑫雨 丁文捷 盧妍

編輯 | 趙磊

不斷縮水的紙面財富

風暴突然襲來，等人們感知到時，身家和野心都已經縮水。

3月15日晚上，朱喻杉夫婦失眠了。躺在床上，兩位互聯網人背對而臥，各自看著手機，臉上都映著綠光。面對每天跌十幾個點的股市，兩人誰也不說話，只能沉默。“做夢都沒想到會這么慘。”

5天前，美國證監會宣布將百濟神州等五家中國公司列入《外國公司問責法》的暫定清單，存在兩年內被強制退市的風險。一時間，整個中概股風聲鶴唳，開始抱團下跌。噩夢持續了好幾天，3月14日，騰訊、阿里、美團、京東等互聯網巨頭繼續擴大跌幅，距離歷史最高點回撤了一多半。

這是中概股“歷史性”的一刻，短短一年多時間，在美國上市的中國互聯網公司從2021年高位的市值蒸發了超過1萬億美元，機構投資者、散戶和持有中概股企業期權和股票的員工們，也一起從云端跌落。

2014年，朱喻杉夫婦以校招生的身份加入了阿里巴巴。彼時，阿里剛剛在美國上市，是當之無愧的互聯網新貴。在阿里，員工被分為“361梯度”：10個人里，3個優秀，6個中等，1個較差。而從P6開始，阿里就會給優秀的那部分員工發放期權，P7以上則基本都能享有。

朱喻杉說，到他們這個級別，年終獎一般分為兩部分，現金+股票。如果績效較好，股票能夠占到一半以上。因此，中概股大跳水，大多數持有期權或限制性股票的員工都將面臨“身家腰斬”的打擊。“我們家的收入加上期權，可以到三四百萬，但現在這個行情下，期權縮水到只能有三分之一。”

在互聯網公司，期權和限制性股票是一種對員工的激勵手段，這種獎勵往往和股價掛鉤，員工只要滿足條件，比如達成某種績效，或者等待一定時間，就可以兌現這份獎勵。

期權制度設計的初衷，是希望員工與公司長期綁定，共同努力，把公司做大。對于那些還沒有上市的創業公司員工，期權是高風險和高收益的代名詞：創業公司九死一生，只有公司上市或公司以高價回購期權的那一刻，員工的努力才能兌現成真金白銀，否則那就是一張廢紙；而對于已經上市的大廠人，只要努力工作，公司股價不要下跌，期權相對更容易兌現，只是收益沒有那么高，無法讓人一夜暴富。

幾天前，丈夫沮喪地對朱喻杉說：“可能沒辦法給小孩專門買很好的學區房了。”朱喻杉夫婦學歷都很高，也一直有著雞娃的打算，不管是讀杭州最好的私立，還是出國留學，都是一年幾十萬的開支，按照曾經的想法，哪怕是杭州價值十幾萬一平米的學區房，夫婦倆也會努力去湊一湊。但現在，“只能量力而行，靠孩子自己努力了”。

未來收入可預期的降低，徹底改變了朱喻杉夫婦對未來的規劃。“不管是孩子上學路徑，還是退休時間，甚至我們買房的預算，都是根據公司給的股票和正常收入來算的。”而今，現實擺在眼前，他們都感覺，去年和前年或許就是全家收入最高的時候了。

唯一慶幸的是，朱喻杉急著買房和用錢，因此已經把能賣出的期權在相對高位拋售了一部分，不至于血本無歸。

能夠兌現期權已是種幸運。對史韻來說，夢想破滅得更早、更徹底一些。2021年底，史韻所在的互聯網公司陷入政策帶來的輿情。她在公眾號上看到消息后，急忙登錄公司的期權交易系統，但發現解禁時間已發生了更改，由原來的分批解禁變成了“由公司決定”。

隨之而來的是股價大跌。相較于入職時，公司的市值蒸發了近一半。史韻安慰自己：“負面輿情是一時的，之后肯定還能漲。”然而2022年春天，她等來的是中概股的集體崩盤和公司的大裁員。原有項目組中，30%的同事離開了公司，他們也放棄了自己的期權。史韻原以為手上的期權能夠覆蓋北京一套房的首付，如今看來，買下一個廁所都難。

如果從2021年因“雙減”導致的教育類中概股暴跌開始算，或者從更早的螞蟻集團中止上市算起，中國互聯網的“地震”綿延已久，風向早已悄然改變，但許多人后知后覺。

劉偉今年33歲，2021年年初從西二旗的一家大廠跳到望京的一家大廠，當時他判斷，前司盈利前景有限，而作為新東家的資深用戶，看了不少財報分析，他覺得新東家更有前景。

前司給劉偉發了500股股票，每工作一年可以拿1/4，四年歸屬完畢。而跳槽后，新東家給了他3000多股，滿兩年可以拿1/2，三年拿3/4，四年也歸屬完畢。

當時新東家的股價大概是310港幣，劉偉暗自估算，倘若這個價格維持到四年之后，自己可以拿到100萬元左右。在入職的第一年里，公司股價漲到了460港幣，這讓劉偉更有信心了，“以后干得好，績效考核好，一定還會給我發股票”。

信心伴隨著收入增長。2019年下半年，劉偉在北京回龍觀買了一套420萬的二手房，除去家人給的支持，自己貸款了240萬，按當時的收入計算，他估計自己五六年后有了小孩，把這套房子賣掉，加上存款和期權，能在清河、新北苑之類的地方置換一套七八百萬的大房子。

劉偉還買了中概互聯網基金，在2021年初，互聯網公司們股價不斷走高，達到了歷史最高點，那時他非常樂觀，“中概股接著漲，4年后行權，我可以拿出二套首付的”。但很快，中概互聯網就開始下跌，起初他還覺得是階段性的回調，一直跌，他就一直加倉，甚至在基金之外，他還買了快手、美團和海底撈，“像快手那段時間都跌了50%了，應該不能再跌了吧”，但市場給他上了一課。

這幾只股票在后來的日子里不斷下跌，讓他匪夷所思。“我記得跌了30%的時候想著，要不就算了，監管環境這么嚴格，美國也一直審查中國互聯網公司的財務信息。但炒股就像德州撲克，你押了很多的籌碼，就一定要等最后一張牌翻出來，你才會接受這個結果。”

現在，劉偉牌桌上最后一張牌翻出來了：中概互聯網基金跌幅超過了62%，虧了20多萬，港股虧了15萬，A股虧了5萬，加起來一共40多萬元。

為夢想而努力

“不知道你認不認識郭宇？”

郭宇曾是互聯網造富浪潮的傳奇人物。2012年，他從暨南大學畢業成為了程序員，進入阿里巴巴工作，2014年，他轉戰字節跳動。幾年間，網傳他在字節跳動獲得了0.5-4億的期權價值。28歲，他宣布“退休”，在日本開溫泉酒店，當作家，徹底過上財務自由的生活。

郭宇的成名是大廠員工對財富夢想的折射。“選擇大于努力”這句話成為后來人回看造富運動時總結出來的鐵律，盡管在接受媒體采訪時，郭宇表示，“在每一個時刻我做出的決定，都是做我想做的事情”。

早期，互聯網人并不知道期權到底意味著什么。2010年前后加入互聯網行業的胡婷最早效力于攜程，她記得當年來到這個行業的原因很簡單：因為喜歡旅游，所以去了攜程。后來她去了阿里做運營，彼時阿里尚未上市，而她靠著3.75的最高績效獲得了部分期權，500股，但自己也并不重視。“財富自由”這個詞在那時候并不流行，老員工們調侃笑一笑，很快就把這件事忽略過去。在期權兌現到第二年的時候，胡婷離開阿里創業。

不過很快，風向就變了。此后的幾年里，互聯網行業迅速膨脹，資本熱潮迭起，創業、上市、暴富，成了一種行業主流敘事。

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2014年9月19日，伴隨著阿里上市，上萬人成了千萬富翁；2018年，小米赴港上市，三成員工分到期權，媒體稱“批量造富”，5499名員工，人均能拿到近千萬人民幣；2021年2月5日，快手赴港上市，根據招股書顯示，有4551名快手公司員工認購5.24億B類股份，人均持股11.5萬股。按開盤價338港元計算，這些快手員工人均身家超3880萬港元（約合人民幣3246萬）。

“前幾年，錢跟不是錢似的。”某種程度上，阿里的朱喻杉夫婦已經實現了最為初步的“財富自由”，家里的電子產品、寶寶的推車，萬元以內的東西，二人都不會考慮價格，閉眼入即可。朱喻杉覺得，他們比同齡人能少奮斗個10年、20年，“甚至大學里的同專業同學，可能奮斗一輩子都不會有我們這樣的經濟條件”。

期權更是“造富的神話”。朱喻杉聽過很多來自老阿里人的故事，都關乎于期權——阿里上市前就是高P，上市之后直接身家過億；拿著期權置換的錢，在杭州買了7套房；幾億資金沒處花，到處投資，雇傭曾經的老板給自己賺錢……

形勢最好的時候，朱喻杉夫婦離財富自由只有一步之遙。在那個階段，他們已經有了后半生的部署：40歲之后就離開忙碌的互聯網，她在小學門口開個甜品店，丈夫則在旁邊開個小賣部。現在，“可能要55歲以后才去想這個問題了”。

真正的財富自由除了選擇要好，更要努力。互聯網如永動機一般，加速著夫婦二人的工作節奏，“只要給足錢了，那就不是卷，是自己給自己賣命，因為都是自己的期權”。由于將重心放在工作，兩人的績效都很好，在同屆中，已經算拿期權較多的那一批。而這也正是大廠希望得到的效果——通過期權獎勵，讓員工們和公司一起“拼命奮斗”。

另一家風頭正勁的年輕大廠也來挖過朱喻杉的丈夫，給出的“誘惑”還是股票——如果阿里給100萬，他們就能給150萬。一旦上市，這個數字可能就會膨脹到500萬，甚至1000萬。

史韻的公司對期權的分配同樣出了名的嚴格。不光職級要高，部門要核心，同時需要帶領項目組對公司做出“重要的貢獻”。所謂“重要”，是個模糊又清晰的概念，“以往有開拓重要市場的，有開發產品獲得高利潤的，也有推動比較戰略性的合作的”——眾多標準后，一錘定音的仍是績效和數據。

入職3年后，機會來了。在一次戰略會議上，史韻被提名為項目經理。一名高層在會上允諾，一旦項目組做出重大業績，公司就給予豐厚的期權獎勵。

期權成了吊在驢前面的胡蘿卜，項目組“卷”了起來。凌晨2點，組里不乏自愿留下加班的員工。在項目初期的兩周，史韻帶著行李直接住在了公司附近的酒店。“那時工作態度特別好，也沒申請加班費，畢竟和之后的期權相比都是小錢。”

高壓工作2個月后，一名30歲出頭的男同事就因腫瘤復發進了醫院。但沒人想停下來，“再熬一個月就光明了”。上大學時，史韻體會過“在最后一公里放棄”的懊悔，當時因智齒發炎，史韻放棄了辯論決賽，而隊友拿了冠軍。這件事就像一枚釘子釘在心里，讓她不能釋懷。如今拿到期權，“釘子才能被拔出來些”。

2021年11月，項目落成半年后，史韻終于收到了心念已久的期權合同。算下來，這份期權總價約150萬人民幣。按照合同條款，這筆“巨款”將分3年階梯式解禁。那時公布的期權發行價，對應著這家上市公司內部給出的上百億估值。

簽下協議當晚，史韻和男朋友去了一家高檔餐廳慶祝。他們聊到了領證和買房，“生活充滿了盼頭”。此后每個工作日，史韻都會登錄公司的期權交易系統。在里面，期權是一串數字，隨著公司股價的不斷變動，左右著史韻的心情，“越漲越興奮”。

如今，這些回憶和期盼都變成了泡影。朱喻杉有朋友為了期權從上市大公司跳到獨角獸，而今大部分期權變成一張白紙。鮮明的對比，讓朱喻杉感到命運的曲折離奇。“十年前那部分人的故事，鼓勵著我們這撥人去學習他們，跳出去找更大的機會。結果‘啪’地一下，被套牢了，我們又成為被嘲笑的那批人。”

史韻的買房計劃也擱置了，她只能等待公司的回購。但在公司成立的近十年中，回購只發生過一次，史韻不確定，辭職和回購，哪個會來得更早一些。

互聯網夢醒時分

幾輪大跌之后，互聯網人的財富夢想破滅了，一些人對中概股失去了信心，也有一些人對所在行業有了更多的思考，覺得沒必要繼續賣命，開始平衡工作與生活。

王洋是一家互聯網公司的員工，中概股股價達到最高點的時候，他把100多萬元投在里面，買的股票包括B站、騰訊、攜程、網易、陌陌。作為一個產品經理，他把自己的投資邏輯和產品思考結合起來，比如對于B站，他認為國內其他的視頻網站比較像網飛，搞自制劇，但B站UGC氛圍很強，像YouTube，“B站在這個方向沒有什么競爭者”。

他在400多港元的時候買了B站，一邊跌一邊買，但等到股價跌到300多港元，王洋撐不住清倉了，“看走眼了，整個市場趨勢和我想的不一樣”。他還算跑得快，后來B站最低跌到125港元，市值不到股價最高時的十分之一。

人們意識到，中概股不像從前那樣簡單了。一名中概股投資者告訴每日人物，此前互聯網概念的股票都是可期的，“那時候我真的覺得，閉著眼睛去買，都能賺錢。我對美股比較有信心，這和我們國家樓市不能坍塌是一個道理”。但現在，他意識到中概股的估值邏輯已經變了，成了博弈的一種籌碼，而且互聯網本身也度過了快速擴張時期，接下來的不確定性太大了。

一些大廠員工也慢慢不再相信期權“神話”了。

2020年4月，國內最大獨角獸字節跳動開啟員工期權兌換計劃，主要崗位員工可選擇將年終獎兌換為期權，價格為126美元/股，字節的塞拉記得，在兌換之前，有媒體放出字節將要上市的消息，使得塞拉周圍的大部分人都毫不猶豫選擇了將年終獎“all in”期權。但不久之后，字節否認了這一消息，塞拉的同事們一片嘩然。塞拉為自己只選擇了60%的期權+現金方案而慶幸。

“我更prefer一個現金更大的公司，財富自由需要一個很超前的判斷，BAT甚至快手都很大，我覺得沒什么翻20、30倍的機會。”

一名產品經理在社交平臺上吐槽，自己剛拿到字節的offer，年包漲幅20%，但都是期權，18薪的月薪反而降了10%。“我現在一天工作8小時，基本不加班，字節那邊起碼12小時，按時薪算直接對半砍，我要去了才是想不開。”

遙遙無期的上市讓堅持做夢變得徒勞。2021年底，在某獨角獸公司工作2年的賀滟等來了自己的漲薪機會。但和想象中工資卡每月多出一筆收入不同，賀滟被HR告知漲薪將以公司的期權代替。簽期權合同的過程并不美妙，賀滟只感受到來自HR目光中的壓力，“仿佛在說不簽不許走”。看到合同的那一刻，賀滟又傻了，全英文的，Option（期權）、exercise date（行權日）、exercise price（行權價格）......稀里糊涂簽下合同后，上漲的薪酬成了一串虛擬數字躺在了賀滟的期權交易系統中。

賀滟時常忘記這筆財富的存在。對她而言，沒有真正握在手中的錢就像游戲世界中被系統定價的虛擬幣，對現實似乎沒有任何影響。

但這筆“錢”終究會悄然改變些什么。賀滟父母去年在老家買了一套房，即便房價沒有北上廣這般高，但首付仍然花去了近80萬。賀滟不僅拿出了20萬的存款，還承擔起3000元的月供，剛工作不久的她感受到很大的壓力。

為了漲薪，賀滟幾乎每月的考評都拿到了最優。她形容自己的靈魂都被公司抽干了：“幾乎每天加班，有重大項目的時候，拿著行李袋住進公司，就感覺出了一趟國。”本想漲薪減輕壓力，沒想到簽下了一紙期權協議，需要更努力才能兌現，“挺絕望的，卷了一年，生活壓力不減反增”。

2021年開始，幾波裁員潮鬧得員工人心惶惶。公司的估值一直在起伏，和公司上市的消息一樣沒有定數。身邊的一些同事在2021年10月的公司回購中趕緊出手了期權。正當賀滟感嘆“還是現錢好”時，自己卻在回購期限后簽下了期權合同。

虧損之后，人們開始回望。在朱喻杉的朋友圈里，突然多了很多人開始研究國際政治、分析俄烏局勢，寫中美關系的長篇小文章，似乎每個人都想弄懂，互聯網為什么會變成這樣，到底為什么，他們的錢就這樣沒了。

而對于朱喻杉夫婦來說，他們不再期待用期權改變命運。“如果是同樣價值的期權和現金，這一次，我會選擇要現金”——哪怕就在一年之前，她也會毫不猶豫地選擇期權。夫婦二人的工作重心也開始偏移，他們決定尋找“更加有性價比的工作方式”，即進一步回歸家庭，獲得工作和生活上的平衡。“互聯網在未來也還會屬于高薪行業，只不過沒那么多白日夢可做。”朱喻杉說。

3月16日，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召開專題會議后，中概股集體回血，漲幅從20%-40%不等。王洋已經清倉了，他不敢再買入，”誰知道會不會又跌下來“。但一些人對中概股依然狂熱，在網絡上，”別人恐懼我貪婪“，又一批互聯網人開始抄底了。

（文中受訪者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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