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評價歷代文人之司馬遷】

《史記》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紀傳體通史，是歷代史書的典范，被譽為“二十四史”之首，魯迅贊其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梁啟超也認為：“《史記》之列傳，借人以明史；《史記》之行文，敘一人能將其面目活現；《史記》之敘事，能剖析條理，縝密而清晰。……凡屬學人，必須一讀。”

毛主席一生熟讀史書，對《史記》更是推崇有加，對它的作者司馬遷，也是非常推崇。

毛主席早在青年時期，就開始閱讀《史記》，他在給好友蕭子升的一封信中寫道：“《伯夷列傳》一篇出于《史記》，吾讀此篇而及于《史記》，加詳究焉。出于《史記》者若干篇，吾遂及于《史記》之全體矣。”

那么，司馬遷為什么要寫《史記》呢？實際上是受了他父親的影響。

他的父親司馬談曾任太史令，對歷史有著非常深的研究，其撰寫的《論六家要旨》，司馬遷讀了許多遍，為其后來撰寫《史記》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司馬談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個想法，就是接著《春秋》再寫一部到漢朝的通史，但是，這個想法還沒有付諸實踐，他就病逝了。臨終前，他緊緊握住司馬遷的手，對他說：“余死，汝必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司馬遷流著淚點頭，牢牢記住了父親的話。

司馬談去世以后，司馬遷在繁忙的工作之余，開始著手寫這部史書，可是，他漸漸發現，要寫一部史書，光看書是不行的，必須要有積累，要熟悉中國各地的歷史。于是，他遍訪中國各地，收集史志，了解地方發展史，收集了許多歷史軼聞，掌握了許多第一手資料。

毛主席對司馬遷這種實地調查的方法就非常贊賞，在《講堂錄》里這樣寫道：“司馬遷覽瀟湘，登會稽，歷昆侖，周覽名山大川，而其襟懷乃益廣。”

受了司馬遷的影響，1917年暑假，毛主席與好友蕭子升結伴游學，用了幾個月的時間，走了沅江、益陽等五個縣，了解了各地農民情況和風土人情，寫下了很多記錄和心得，為后來撰寫《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1975年，毛主席感覺身體稍微好一點了，便與護士孟錦云談話，討論到了《資治通鑒》，并提到了《史記》，說：“中國有兩部大書，一曰《史記》，一曰《資治通鑒》，都是有才氣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編寫的。看來，人受點打擊，遇點困難，未嘗不是好事。當然，這是指那些有才氣，又有志向的人說的。沒有這兩條，打擊一來，不是消沉，便是胡來，甚至去自殺，那便是另當別論。”

其實，這也是毛主席一直在強調的一個觀點，就是許多偉大的作品，都是經歷過傷痛或是屈辱，積壓在心中的憤懣、不平到了頂點，最后通過筆端進行吶喊，才成就了偉大的著作。

早在1957年，中央要調吳冷西到人民日報社工作，毛主席特地找他談話，說：“你到人民日報社工作，要有充分的思想準備，要準備遇到最壞的情況，要有‘五不怕’的精神準備。這‘五不怕’就是：一不怕撤職，二不怕開除黨籍，三不怕老婆離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殺頭。有了這‘五不怕’的準備，就敢于實事求是，敢于堅持真理了。”

然后，毛主席又舉了屈原和司馬遷的例子，說：“一個共產黨員要經得起受到錯誤處分，可能這樣對自己反而有益處。屈原放逐而后有《離騷》，司馬遷受到腐刑乃發憤著《史記》。”

毛主席對司馬遷當年受宮刑后的委屈，也是非常理解和遺憾的，1949年底，他在去蘇聯訪問的路上，就與翻譯師哲談起過這個事，說：“漢武帝七歲立為皇太子，十六歲即位，在位五十四年，把漢朝推向了全盛的時期。可是就這么一個還算有作為的皇帝，一旦臣子違逆他的意愿，竟下如此毒手。不過，和皇帝佬倌有什么理好講？他沒有殺掉司馬遷，已算是手下留情了。不過，施以宮刑，也實在是夠殘忍的了。”

這段話中，毛主席在評價漢武帝的同時，也表達了對司馬遷遭受宮刑的惋惜之情。

當年司馬遷有個朋友叫任安，蒙冤受刑后，寫信給司馬遷，希望他能像當年為李陵喊冤那樣，救自己一命。

但是司馬遷已經看破世事，表示很難相救，就給他寫了一篇著名的《報任安書》，其中有一句著名的話：“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

這句話，毛主席就經常引用，比如在為紀念張思德而寫的《為人民服務》一文中，毛主席就寫道：“人總是要死的，但死的意義有不同。中國古時候有個文學家叫做司馬遷的說過：‘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重；替法西斯賣力，替剝削人民和壓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鴻毛還輕。張思德同志是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還要重的。”

關于《報任安書》，毛主席還有一次經典的引用，就是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上，毛主席講道：“司馬遷后來跟朋友解釋說，他遭受了奇恥大辱為什么還要活著，主要目的就是完成史記。他為什么遭受奇辱，這是因為當時漢武帝糊涂，做了一個錯誤的決定，那么他做出這個決定了，受害的人怎么看？如果沉淪下去，人也就完了，要像司馬遷那樣，在逆境起飛，最后才有質的變化。

“現在為許多遭受挫折的同志平了反，要出來工作，是不是就必須安排到平職或是更高的職位上去工作？降到下級機關去做工作，或者調到別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一個人為什么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為什么只能做這個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調到別個地方去呢？我認為這種下降和調動，不論正確與否，都是有益處的，可以鍛煉革命意志，可以調查和研究許多新鮮情況，增加有益的知識。我自己就有這一方面的經驗，得到很大的益處。不信，你們不妨試試看。”

然后，毛主席又引用了司馬遷的《報任安書》中的話：“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圣賢發憤之所為作也。”

實際上，這里既有毛主席的無奈，也有對大家的鼓勵。

在中國歷史上，經常會發生各種不公正的事，現在社會主義社會其實也避免不了，不過現在一經發現有錯誤處理的，就能甄別、平反，讓他們重新開始工作，但是，作為當事人，也要有這個心理承受能力，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時候，不能太消極，要學司馬遷、屈原、左丘明、韓非等人，越是身處逆境，越要保持樂觀的心態，要堅信共產黨是一個公正的黨，早晚會做出公正的評價。

因此，毛主席之所以如此推崇司馬遷，除了他那部偉大的著作《史記》，還有他身處逆境而毫不氣餒，反而愈挫愈奮的偉大精神，更加值得共產黨人學習。

（參考資料：《毛澤東讀史》《毛澤東年譜》《司馬遷》《史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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