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改變生活 · 科技引領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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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楊寶璐趙雅靜編輯：劉汨“陳輝特能說。”在正式采訪之前，好幾個圈里人這樣描述他。但錄音筆一開，這支以傳統硬搖滾著稱的樂隊就換了一種狀態。他們看上去成熟穩重，回答中規中矩；相機鏡頭蓋打開，就配合地戴上袖套、遮住花臂。在他們身上，看不出那些
記者：楊寶璐 趙雅靜
編輯：劉汨
“陳輝特能說。”在正式采訪之前，好幾個圈里人這樣描述他。
但錄音筆一開，這支以傳統硬搖滾著稱的樂隊就換了一種狀態。他們看上去成熟穩重，回答中規中矩；相機鏡頭蓋打開，就配合地戴上袖套、遮住花臂。在他們身上，看不出那些對搖滾的刻板印象——躁、叛逆、懷疑，四個中年男人異乎尋常的平和，只有在討論起音樂作品時，才會鮮明地表達自己的觀點。
這是面孔樂隊成團的第三十年，借助綜藝節目《樂隊的夏天》，這支“古老”的樂隊才再度引起人們的注意。他們的歷史被重新翻看，從矚目到離散，再到重組，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面孔的沉浮，就是中國內地搖滾發展的軌跡。
1986年，一身工裝的崔健在北京工人體育場憑借《一無所有》，開啟了中國內地搖滾的篇章，從此，中國內地搖滾歷經起伏跌宕，在沉寂與探索中，迎來了它的中年。
那些陪伴著中國內地搖滾成長的樂手和歌迷，他們都老了。現實的逼仄像青苔爬滿生活每個角落，有的轉行，放下吉他，擱下鼓槌，轉身迎戰現實生活；有的零零散散地堅持從事著本行業，有的則探索著新方向，寄希望于找到“Rock and Roll”的另一種表達。
選那個最好的去pk
31進16之后，樂隊們迎來了1對1挑戰。第一個被選中的是痛仰樂隊，他們上臺之后，坐在下面的十五支樂隊面面相覷。片刻的沉默之后，“三哥”歐洋舉起了手。
歐洋是面孔樂隊的貝斯手，遮住花臂，很難看出他是個搖滾老炮兒。他不留長發，普通平頭頭發花白，老戴一帽子，帽檐壓低遮住額頭皺紋。二十多年前，他跟時任面孔樂隊的吉他手鄧謳歌一起參加了1994年“魔巖三杰”的紅磡演唱會，與何勇同臺；二十多年后，他在臺上表情沉穩，話不多，更像一個四平八穩的企業高管。
但他依舊是面孔樂隊的主心骨。“選痛仰，是因為除了我們，估計他們資歷最老，我們覺得應該選一個差不多同級別的樂隊。”歐洋解釋道，“我們不可能選一個很小的、分數靠后的樂隊去比。”
如果沒有1985年那場被載入音樂史冊的為埃塞俄比亞饑荒籌款的“拯救生命”搖滾樂演唱會，歐洋或許還在跳著霹靂舞。看完那場演唱會，他就迷上了金屬音樂，而主唱陳輝在加入樂隊前，曾是正統樂團的歌手，本來西裝革履的帥小伙兒，開始模仿國外歌手，穿上“奇裝異服”，街坊四鄰和團里領導人都看不順眼，“就覺得你沒希望，或者說你屬于社會底層。”陳輝干脆懟回去，“我說我就這樣，不關你們的事兒。”1992年，他干脆離開樂團，加入了面孔樂隊。
他們是《樂隊的夏天》中年齡最大的一支樂隊，二月接到節目組邀請時，經紀人和樂隊成員都有些顧慮，怕節目過于娛樂化。但導演給他們列出一張大名單，反光鏡、痛仰等都名列其中，“當時不止31支樂隊，我們就想這樣也挺好的，正好聚一下。”
痛仰樂隊比他們晚成立了十年。彼時，搖滾樂也細化分出朋克、電子等不同派別，但市場卻遠比不上早些年。流行音樂崛起，搖滾樂轉入地下，而痛仰主唱高虎，則在從迷笛音樂學校畢業后，租住著100多塊錢的房子，準備和搖滾樂死磕。
在1對1的PK規則還沒具體出臺時，他們就將目標鎖定了當時排名前五的樂隊。“三哥想要強強對話，把更多機會留給年輕的（樂隊）。我們強強PK，肯定有一個要走，他們就多一個機會。我們隨時接受出局，只是希望跟一些好的樂隊來比對。”陳輝說。
從這個角度講，痛仰是他們唯一的選擇——第一個上臺，如果沒有樂隊主動挑戰，就要由痛仰去反選挑戰樂隊。“底下的人我相信肯定也不敢選他們，誰選痛仰誰是自殺性選擇，如果被我們選，不存在誰贏誰輸。”
紅了卻適應不了
此時距離面孔成團，已經過去了整整三十年。
1992年，他們發行單曲《給我一點愛》，被收錄在合輯《中國火I》內。那是中國內地第一張搖滾專輯，從1992到1998，含盜版在內，三張《中國火》專輯銷量超過2000萬張。
但這組數字背后的狂熱，對于如今的樂迷來講，略顯生疏。作為經典搖滾的標志，排位賽階段，面孔樂隊一登臺，主唱陳輝開嗓，不少90后、00后樂迷驚呆了，紛紛去搜樂隊名稱。他們最擅長的流行金屬、硬搖滾風格作品。讓高曉松連連感慨回到“光芒萬丈的搖滾時代”。
第二天，陳輝上了熱搜，“面孔樂隊主唱顏值好高”。
在第一輪的排位賽中，31支最終要留下16支，面孔排名第14。
他們自己也知道，他們最擅長的金屬、硬搖滾風格作品不那么流行了。“畢竟我們是老樂隊，做的音樂是比較傳統的搖滾樂類型。而參加節目多半都是年輕人，我們的名次不會太靠前。”
但毫無疑問，節目讓搖滾樂隊再次進入到人們的視野中。面孔樂隊的知名度越來越高，微博粉絲從9萬漲到12萬，年輕的樂迷按圖索驥，在各大音樂平臺上找到他們的歌，在評論區打卡留言。
這讓他們覺得驚喜。“時代在進步，音樂市場在每個時代都在翻篇，你是無法擋住這種時代的腳步的。我們就想展示一下我們那個年代。”
不適應也迎面撲來。樂迷的熱情讓這支老樂隊有點招架不住。上了節目之后，陳輝跟家人出去逛街，被認出來兩次，“就會發現有人在窺視，他也不過來找你拍照，你就得注意一點，不像平常更自由。”鼓手劉忠去趟日本，買杯咖啡的間隙，就有樂迷們遠遠地打量拍照；歐洋幾天前坐火車外出，車上發現有樂迷拍照，下火車時一刷微博，照片就已經上網了。“我不開心，真不喜歡這樣，很不自在。”
二十多年前，他們紅得發紫，但紅的方式不一樣。歌迷老岳還記得，1994年，24歲的他跟朋友在收音機前聽電臺里播放的“搖滾合輯”，突然出現一個大家都沒聽過的聲音，由于當時主持人并未做介紹，誰都不知道是哪個樂隊。
他記住那個旋律，四處打聽。直到有天喝酒碰到一個自稱“對搖滾無所不知”的酒友，老岳把那個調子一哼，才知道是面孔樂隊的《夢》。
這也是陳輝他們想要的“被知道”的方式。25年后，這首歌成為了他們在《樂隊的夏天》的開場曲。當年的“小岳”變成了“老岳”，他頭一次和兒子坐在一起看綜藝，講起自己年輕時喜歡的樂隊——歌曲還是那個味兒，陳輝還有點眼熟，歐洋已經完全認不出來了。
在荒蕪中歸來
90年代的搖滾風來得快去得也快，老岳記得，1995年，他聽說面孔樂隊出了新專輯。那年他兒子出生，隔年再想去買，唱片店老板告訴他，樂隊已經解散了。
歐洋遠走英國，陳輝去了深圳，潮流的衰落波及了整個圈子，擠壓了搖滾樂隊的生存空間。
“當時無論意識還是精神，都是被擠壓的狀態，還有當時我們的水準，那時候買個音箱、看個琴譜都難，都是聽錄音、一個一個地扒琴的節奏和旋律。演出設備也簡陋，也沒地兒演出。”曾任北京著名live house ——MAO的主理人李赤介紹道。
MAO的開業，被認作中國內地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live house，時至今日，仍有諸多搖滾迷將MAO的開業作為搖滾樂發展的新標志——它注重演出場地、設備和音樂質量，為中國的Live house樹立了一個新的行業標準。
Live house 特指具有頂級音樂器材、音響設備的專業小型展演場館。發源于上世紀60年代的日本。自從1973年日本第一家真正意義上Live house在京都誕生后，這種形式迅速風行起來。
一場在日本看的演出讓李赤驚為天人。“一個不知名的樂隊，它渲染出來的聲音和當時在國內聽到的完全不一樣，再加上視覺效果，疊加出來的效果呈幾何倍數增長。”李赤回憶道，在當時，國內的演出甚至沒有專業調音師，很多場合都是老板親自上陣。
李赤還記得當時的情景。內地大半的搖滾樂隊集中在北京，卻沒什么演出場地，嚎叫俱樂部、無名高地、愚公移山，以及13俱樂部，大部分演出聚集于此。每周就周末一場演出，票價低得可憐。“2005年之前看演出，就是十塊二十塊，還有不少人蹭票。”李赤說，“我覺得在視覺、聽覺服務和經營模式上都需要引進全新的概念。 ”
2007年的2月，MAO正式開業，第一場演出是在情人節。李赤光印宣傳海報就花了4800，結果當天晚上樂隊在臺上演出，底下一共就坐了四個人。
面孔樂隊在前一年剛剛重新走到一起。 歐洋回憶，當時，北京一個音樂節的主辦方找到了他，邀請面孔樂隊參加演出。“我跟陳輝說，咱們應該把這樂隊重組，有人想看。”
2007年3月，面孔樂隊就在MAO開啟了重組之后的第一場演唱會。這時候距離樂隊解散已經過去十年。斷了十年，等于回到原點重新出發。“已經沒有人再評論我們了，以前聽我們的，甚至不知道這樂隊還在。我就說，咱們既然重組了，就應該從最早的方式開始，再回到live house跑演出，再積攢歌迷。”歐洋說。現實情況比他們想象得要好，樂迷們沒有將他們，那場演出觀眾爆滿，兩百多人的場子都站滿了。
演出的專業程度得到了極大提升，搖滾樂似乎有了回春的跡象。李赤記得，到了當年5月，演出就從月初排到月末，一個月排了32場。
“搖滾樂就是這樣，你看著他挺燦爛的，但當你真正踏進一只腳，會覺得它是一個沒底的東西。”李赤說。
搖滾在轉型，他嗅到了變化的意味，李赤還記得，有一次，他在無名高地看新褲子樂隊的演出，“上來就是一段迪斯科，還找了一個穿電光衣的女孩跳舞。臺下的觀眾不買賬，說你新褲子怎么變成這樣了，就要轟他們下臺，喊他們以前唱的那些歌。反正他們就又唱了以前的歌。”
但作為live house的主理人，他有意無意地隨著這微妙的轉變起舞，在他看來，搖滾樂任何一個變化其實都是冒著風險。當時，他還在帶“逃跑計劃”樂隊，上海東方衛視《中國夢之聲》找到了他，想邀請樂隊參加節目。“我就開始做樂隊的工作。我就跟主唱說，咱們的樂隊是想弄500人知道，還是500萬人知道？當年這簡直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韙，粉絲都罵我們，說我們背叛搖滾樂。”
洗牌與新生代的崛起
進入最近十年，搖滾樂的轉型仍在繼續。2010年，劉非選擇了在五道營胡同開了一家live bar，取名叫school。
在劉非的回憶里，那并不是一段多愉快的時光，他和朋友一起搞的樂隊joyside剛解散，“大家一下覺得沒事干了，我們就在鼓樓東大街開了一個古著店。當時總覺得有種東西一下沒了，心里那根弦就繃散了，每天都在喝酒。”
彼時，鼓樓東大街搖滾樂文化繁榮。許多樂手以MAO為輻射，在附近尋找營生。“我們來回溜達，一塊喝酒，喝到新褲子的彭磊見到我們就躲。每當晚上，各個樂隊的人就在那條街上晃，大家就在街上喝酒聊天。”劉非回憶道，“天天喝酒，不如自己開個酒吧。所以2010年我們就開了school。”
這情景聽上去瀟灑且酷，然而身在其中的人都倍感煎熬。因為joy side的解散，劉非一度對“干樂隊”產生了輕微的懷疑，樂隊的生存環境讓他失望，“就覺得大家付出了這么多，但還是沒什么變化，大家一直在準備風起云涌，卻總缺少一個火山口去噴發。”當時，D22酒吧是搖滾樂隊的新據點之一，諸如“賭鬼”、“刺猬”等北京超新生一代的樂隊時常在這里聚集，D22酒吧突然停業，大家一下又沒了據點，都陷入迷茫狀態。
一開始，school選擇了電子音樂，做得并不暢快。用劉非的話說，“隔行如隔山”，雖然電子音樂也是音樂，“但讓我們去做就是外行做內行。”思來想去，還是回到了做樂隊的路上。
第一場演出在2012年的12月，開業那天，圍觀的人擠滿了半條五道營胡同。
這場演出倘若放在如今，不啻為黃金陣容。第一支樂隊是Rustic，其貝斯手是現在Click#15樂隊的主唱；第二支樂隊叫海龜先生；2013年1月1日，盤尼西林樂隊登上舞臺；同年9月1日，刺猬樂隊做了他們在school的第一個專場。
“我們做場館的人，得有責任感，責任就是培養年輕的樂隊、新樂隊。”劉非說。2013年，他創辦了“超級學校霸王”活動，最初的想法，就是想弄成學生樂隊的專場，給一些平時沒有什么機會享受正規舞臺的年輕的樂隊，一個站上舞臺的機會，“保不齊在school演出的某一支學生樂隊，就是下一個‘盤尼西林’。”
他與刺猬樂隊相識還是2003年，趙子健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劉非是北京語言大學的。當時刺猬樂隊還叫失控體樂隊，他們去北語演出，劉非就在現場聽。“演出，不停地演出，下面就五個、十個人看，這種情況大家都經歷過。”
“葡萄不憤怒”和“熊貓眼”在school演出時，還是高中生。“‘葡萄不憤怒’有兩個成員是剛上大二大一的學生，其余都是中學生，演周六下午場，演出時還有家長跟著。”劉非道。
一代樂隊的成長，需要三五年，“第一年不能做是沒積累； 第二年第三年也不做，因為樂隊還不夠成熟。”到第四年、第五年，他覺得差不多了，就把樂隊推出去。彼時，school已經成了“五道營格萊美”，每年都會有不少唱片公司業界的人來看演出，看著看著，有些年輕的樂隊就被簽了下來。
“ 節目火了，我挺高興，我們苦了這么多年，大家的努力終于有了回報。”劉非說。
在《樂隊的夏天》中，除了搖滾樂本身帶來的討論，最受關注的莫過于搖滾樂手的生存狀態。旅行團樂隊接手機彩鈴的業務、趙子健跟石璐借錢買琴……很多樂隊的成員為維持生活，不得不從事著其他職業，在音樂和維持生活中撕裂或妥協。
面孔樂隊的成員沒跨界，一直在做著音樂相關的工作，他們不愿提起關于生活的窘迫或富裕。“我們剛玩搖滾時，沒什么車子、房子的壓力，大家就想一件事就是做好樂隊。
節目讓樂隊們“出圈”了。隨著知名度的提升，面孔樂隊的邀約也越來越多，曾經樂隊接得最多的是樂器的代言，這個夏天開始有其他品牌找來。據經紀人估計，參加節目后，來洽談演出的比以前多了三分之一。
在以往的音樂節上，面孔樂隊不屬于壓軸樂隊，演出費也不算高，據業內人士告知，即使商業運作非常成功的搖滾樂隊，演出費也不過四五十萬。
他們盤算著，如果掙了錢，開一個真正屬于自己的工作室。“最大的計劃就是做一個自己的工作室，不用跑來跑去排練或錄音，租一個環境好的地方，就能天天在一起踏踏實實做音樂。”
最沒有綜藝點的樂隊
《樂隊的夏天》八強名單中涵蓋了中國內地搖滾每個階段的樂隊。而相比之下，新一代的樂隊無論在話題性還是關注度上，都遠超風格傳統的老樂隊。
這種感覺在對面孔樂隊的評價上體現得尤為明顯，喜歡他們的，癡迷于那種跟時代稍微有些隔膜的疏離感，“他們的滄桑，真是經歷時間之后的滄桑，音樂水準也沒有退化，嗓音還在，表演也夠認真，甚至在舞臺上帶點不知會不會被新生代喜歡的忐忑，又有愛咋咋地的瀟灑。”而對他們無感的，則接收不到搖滾那種與生俱來的躁：“有種千帆過盡的感覺，相比其他的樂隊，激情少了很多，跳不出來。”
“我很贊同大張偉，就是說搖滾樂或樂隊，在現在這個時候更重要的是一點新意。面孔給我的驚喜不是很多，我覺得他們還是在唱舊的東西，在選曲、編曲都讓我覺得很長輩，對他們的尊重多于喜歡。”一位樂迷告訴記者。
但面孔樂隊無意去迎合年輕樂迷的審美。“我們不會去迎合任何的東西，我們只是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進步，并保持樂隊整體它的風格。”
重組之后，面孔樂隊的成員幾經輪換，才形成了如今穩定的組合。就如同那個經典的哲學問題——當一艘船不停地順次抽走一塊木板，換上一塊新的木板，當所有的東西都被換了一遍以后，這艘船還是以前的船嗎？
在歐洋和陳輝看來，這種問題不會在面孔樂隊中出現。我倆是穩定的，船長一直沒換。換是有限度的——歐洋在愚公移山看到了劉忠演出，“一看是個很好的鼓手，就跟他聯系，劉忠過來試幾首歌，大家就很認可了。”吉他手吳金迪則是通過微博留言而加入——“新面孔和老面孔是同一個面孔，面孔兩個字是我們的魂，樂手肯定是奔著我們這風格來的。不能他來了帶來一個新風格，那他也不可能上這艘船。”
導演組也試圖挖掘過他們身上的綜藝點，但最終放棄了。“因為我們的確沒什么點。我很拒絕去家里拍，希望有自己的隱私， 我們來是表現我們音樂的，不想過多拍音樂以外的東西。”歐洋說。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人氣，意味著排名。從排位賽開始，面孔樂隊就一直在淘汰線邊緣反復試探。跨界的多面手“新褲子”樂隊彭磊、一出場就吸睛的“九連真人”、惹哭張亞東的“盤尼西林”樂隊，還有鼓手石璐的金句“子健的缺點像星星一樣多，但他的優點像太陽，太陽一出來，星星就看不見了。”樂迷和觀眾樂見這種反差萌和感動，樂見橫空出世的驚喜，他們愿意了解音樂之外那個活生生的樂手。
但面孔樂隊卻堅持只用音樂來傳達和溝通，甚至有些排斥話題。在排位賽演唱完《夢》之后，超級樂迷的嘉賓們說起1994年那場紅磡的演唱會，鏡頭給到歐洋，歐洋眼睛里亮晶晶。事后，他還專門解釋，“我沒哭，我只是那幾天睡得比較晚，特別累，我真沒哭。”
執行經紀伊茹也不理解為何媒體特愛問1994年紅磡演唱會的往事。“那只是三哥和鄧謳歌以個人身份去的，并不是面孔樂隊去的。其實這對于我們2007年重組的樂隊來說，并沒有什么意義。”伊茹說，佛系的不僅僅是樂隊成員，兩個經紀人也并不在意更多的曝光，“我們要保護樂手的隱私，不想讓他的私人生活太多暴露出來。”
擁抱不屬于自己的時代
展現自我或是聚焦音樂本身，很難說這兩種形式孰優孰劣，唯一能確定的就是，面孔樂隊在這場角逐中，優勢微弱。
隨著節目進程的推進，搖滾樂隊終于迎來了揚眉吐氣——多支樂隊的演出場子爆滿，甚至出現了黃牛倒票的火爆場面。
而面孔樂隊的腳步終止于九進七的淘汰賽。他們以301票位列倒數第一，
“面孔不適合綜藝，表現更像前輩家長給孩子們坐鎮打樣，硬核被標簽化表達就拘著了。”有樂迷在看完他們的節目之后評價道。
年輕一代更加善于展現與表達，他們很容易踏對時代的鼓點。“立人設、貼標簽，這種是老樂隊不具備，而且他們不屑于去做的事。年輕樂隊真的會，你不用教他，或者你只要一點他。馬上就通了。年輕人更懂得怎么去營銷自己，怎么去跟這個時代去結合去做一些事。”劉非說。
仍在帶樂隊的李赤對于這點心有戚戚。比起以前，如今一個全新的樂隊要好帶得多。“現在媒體發達，火的原因可以有很多。成功的理由太多了，長得好看可以火、把詞寫好了也可以。但這倆東西都跟音樂沒關。”李赤說，“我還是希望用音樂去打動人。”
“時代不一樣了。”這是樂手和樂評人共同的感慨。
時代的改變似大船調頭，緩慢而堅定，等船上人發覺，船頭已經轉了一個方向。在1對1的比賽中，盤尼西林樂隊改編了樸樹的《New Boy》，讓張亞東潸然淚下。“聽到那歌，我就想起小的時候，大家在一起做音樂的狀態……看到盤尼西林，時光好像沒有改變一樣，永遠都有人是年輕的。”
可是沒有人會永遠年輕下去，當年的唱“新世界來得像夢一樣”的樸樹，變成了“樸師傅”，2017年，他將這首歌重新填詞、編曲為《Forever Young》，那個滿懷對新世界的熱情，宣稱要穿新衣、剪新發型的少年，如今唱的是“兩眼帶刀，不肯求饒。”
“現在的樂隊，真得跟以前樂隊不一樣，我在中間特能體會到，新人是歡快輕松的，他們沒那么沉重的枷鎖。”劉非說。
作為前輩，時刻要接受后輩的沖擊，這是顛簸不破的真理，殘酷而現實。
劉非去國外參加音樂節，看著老樂隊越演越靠前，“恨不得中午一點兩點去演出。”名噪一時的Hanoi Rocks樂隊(河內搖滾樂隊)曾啟發了“槍炮與玫瑰”樂隊，“又怎樣？下午第二個演。你已經過氣了，年輕人不關注你的東西了，他們狀態很好，體力嗓子都沒問題，當年什么樣還是什么樣，只不過稍微顯得老了一點，但就是沒人聽你的東西了。 ”
面孔樂隊坦然走進了這個可能不屬于他們的時代。“我們是傳統經典的形式，這種形式有它的不好，年輕人可能會不接受，但也有一點特別好，它不是一陣風，而是永遠能讓人挖掘出東西的寶藏。 ”
“只能說這個時代不是硬搖滾的時代，但是誰又知道下一個時代是不是呢？”劉非說，“音樂十年一流行，三十年之前是硬搖滾的時代，二十年之前是朋克搖滾的時代，十年之前是獨立搖滾時代。音樂就這樣，你怎么做，最后都逃不過布魯斯那經典的三個和弦。”
本文由樹木計劃作者【北青深一度】創作，在今日頭條獨家首發，未經授權，不得轉載
王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