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青山張子善案多少錢（建國初反腐第一大案）

貪污受賄留名的人歷史上有王甫、石崇、嚴嵩、魏忠賢、和珅等人。明太祖朱元璋開國之初，重繩贓吏，官吏貪贓六十兩白銀以上者，就要梟首示眾。在我們新中國有這么兩位從革命戰士中成長出來的違黨亂紀官員劉青山與張子善，因為挪用公款，斷送性命，埋葬了曾經浴

貪污受賄留名的人歷史上有王甫、 石崇、嚴嵩、魏忠賢、和珅等人。明太祖朱元璋開國之初，重繩贓吏，官吏貪贓六十兩白銀以上者，就要梟首示眾。在我們新中國有這么兩位從革命戰士中成長出來的違黨亂紀官員劉青山與張子善，因為挪用公款，斷送性命，埋葬了曾經浴血革命的榮譽，換得一聲惋惜！

1951年建國初期，為保證執政隊伍的純潔性，中共中央在全國范圍內開展了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到1952年1月，全國共查出貪污（舊幣）1000萬元。1948年12月1日中國第一套人民幣它與現在的比率是10000：1，（相當于現在新幣1000元，以下同）以上的貪污犯數萬人，而劉青山、張子善是其中職務最高、影響最大的兩個人，他們就是在這個時候打下的“大老虎”。

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首是百年身！

時間來到1952年2月10號中午，那天是農歷正月十五，傳統的元宵佳節。當日正午12時河北保定體育場正在進行一場兩萬人在席的公審大會。大會審判的對象是劉青山和張子善。

劉青山，36歲，男，河北安國縣人，雇工出身，被捕前任石家莊市委副書記。

張子善，38歲，男，河北省深縣人，學生出身，被捕前任天津地委書記。

這是建國之初反腐敗的第一大案，也是新中國成立以后性質最為嚴重的貪污受賄公審大會。全省各地廣播喇叭和收音機全部打開，有將近20萬群眾通過廣播收聽這次大會。

審判長宋志毅，宣讀判決書：

1950年到1951年的短短一二年時間里，劉青山和張子善在機關生產中，非法占有地方糧款28.9151億、防汛水利專款30億元、救災糧款4億元、干部家屬救濟糧款1.4億，克扣修理機場民工供應補助糧款5.4億，賺取治河民工供應糧款3,7473億，倒賣治河民工食糧從中漁利22億元；此外還以修建為名騙取銀行貸款60億元，以上共計155.4954億。

他們還借給機關生產名義，動用49億巨款給奸商倒賣鋼材，使人民資產損失14億元。還派人員冒充解放軍，用救災款從東北套購木材4000立方米，總計117.6272億。

也就是說兩人當時挪用的公款是現在的人民幣171.6萬元，但是又不等同于現在的金額價值。當時15億余元（現在15萬）可以買一架戰斗機。

大會公審結束，隨后河北省人民法院報請最高人民法院批準，判處劉青山、張子善死刑立即執行。下午1時30分，劉青山、張子善被押赴刑場，執行槍決隨著兩聲槍響，結束了他們的罪行。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首是百年身！這兩聲槍響，振聾發聵！至今存留在歷史的長河里。正是因為這兩聲槍響，杜絕了此后20年的貪污腐敗事件。

劉青山 雇工到石家莊市委第一副書記

劉青山，河北安國市南章村人，1916年農歷五月初五生人。父親叫劉忠起，母親叫張子素。他們給兒子起名為劉順山，劉青山是后來改的。

劉青山八、九歲時上了本村的小學，劉青山是孩子王，鬼點子特別多。他的同學中有的家里很窮，中午飯也只有帶山藥面和棒子面餅子。富裕人家的同學總帶白面饅頭和烙餅。劉青山就想了個主意，每天中午吃飯前讓同學們把干糧都交到他這里，然后由他分配，劉青山將干糧粗細搭配平均分給每個人。大伙兒都沒有意見。

1930年,14歲的劉青山退學了，到蠡縣沙村給周姓財主當雇工。他有個長工叫徐云甫，是地下黨員，過去曾為躲避國民黨追捕在南章村住過一陣。他見劉青山很有正義感，就常給他講些革命道理，啟發他如何對付地主的壓迫，如何與剝削階級斗爭，劉青山在徐云甫的幫助下進步很快。

1931年，15歲的劉青山經徐云甫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32年8月，劉青山和徐云甫等人一同被編入了中共保屬特委組織的紅軍游擊隊，參加了高陽等地農民大暴動。他們收繳地主的武裝做為軍用沒收莊稼分給老百姓。聲勢浩大的高蠡游擊戰爭使國民黨反動縣政府和地主豪紳十分震驚和恐慌。安國駐軍騎兵第六旅派出一個騎兵連前去圍攻紅軍游擊隊,劉青山在內的19名游擊隊員被俘，押到縣南關操場上，斬殺了18人，第十九個就是劉青山，他并不畏懼，主動把頭放入鍘刀下。在場的國民黨頭目是東北軍將領白鳳翔，他是張作霖手下的猛將，土匪出身看重勇士，又見劉青山是個小孩，不知道是否動了惻隱之心，就猛地一腳踢出去，放回監獄。

后來經我黨地下工作者的周旋，劉青山被保釋出獄。為了開展對敵斗爭，劉青山又回到之前的地主家里。

1937年七七事變后，劉青山參加了抗日工作。10月，在黨組織的安排下，劉青山赴五臺山“抗大”學習。第二年8月出任河北省大城縣縣委組織部長，他常以青塔書店掌柜身份到鄉間宣傳救亡抗日，他參與組辦民運訓練班，同時和縣委一起創建縣大隊和八個區分隊抗日武裝。

1941年3月，劉青山任中共大城縣委書記。劉青山帶著人們拔據點燒炮樓破道挖溝、涂掉村頭路標、開辟安全區、鎮壓反革命、精簡機構，實行了一系列對付敵人“三光”政策的措施，有力地打擊和阻止了敵人的猖狂活動。

1941年“五一”掃蕩后，環境十分惡劣，黨內出現一批叛徒，對抗日斗爭造成極大危害。劉青山領導大城縣委及時開展了鎮壓反革命運動，并開辟了文安洼抗日根據地。時年9月，劉青山任大城縣、河間縣縣委書記。

敵人曾貼出布告對大城縣主要領導人重金懸賞，活捉縣大隊政委韓仰山獎日幣兩千，活捉縣委書記劉青山獎一千五，活捉縣長康修民獎一千。

1944年10月，劉青山任冀中中共八地城工部長，1945年10月，劉青山任冀中中共八地書記兼任冀中軍區第八軍分區政治委員、地委黨校校長。

1949年9月，劉青山任天津地委書記。

1951年8月，他又調任石家莊市委第一副書記。同年10月，作為中國青年友好代表團成員，劉青山出席了在奧地利首都維也納召開的世界青年和平友好聯誼會。12月2日,出國歸來的劉青山一下火車即被逮捕

張子善 學生到中共天津地委書記

張子善出生于1914年，原名張三更,河北省深縣尚村人。幼年家境貧寒,父親早逝,母親多病,大哥到東北靠出賣勞動力為生,二哥在家當雇工。張子善14歲到安平縣城上高小，16歲時,考入安平縣鄉村簡易師范。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學生紛紛上街游行,宣傳抗日救亡,張子善是組織者之一,而且帶頭臥軌以示抗議。

1933年10月在安平縣鄉村簡易師范加入中國共產黨。

1934年，因叛徒出賣而被捕，受到嚴刑拷打，他一直沒有動搖和屈服，后由安平縣押解到天津監獄，被判五年徒刑。

1937年“七七”事變時,犯人砸了監獄,張子善趁亂越獄。之后他一邊教書,一邊尋找黨組織,終于找到曾在一起坐過監獄的冀中二地委組織部長,重新接上了組織關系。

1945年任中共冀中八地委組織部長,開始與劉青山一起工作。從此以后他們兩個就是形影不離的搭檔。

1948年任中共冀中十地委第二副書記兼宣傳部長。張子善在平津戰役期間,組織了幾十萬民工支持前線,協助保障了平津戰役幾十萬參戰部隊的后勤。當時因為部隊多,靠人背運糧供應不及,張子善組織群眾鑿開冰凍的大清河,以船運糧,受到平津戰役前委的表彰。

1949年8月，中共天津地委和天津專署在楊柳青鎮成立，張子善先后任天津地委副書記兼專署專員，中共天津地委書記。

1951年6月,繼劉青山任中共天津地委書記。

1951年11月29日，張子善作為天津地區出席省黨代會的代表及負責人，在他下榻的保定飯店被省公安廳逮捕。

2012 年。100歲的孫光瑞（時任河北省人民檢察署檢察長，是劉青山、張子善貪污大案專案組成員之一）老人精神依舊，他的腦海里藏著關于“劉張案”的細節：“劉青山在臨刑前留下了一句遺言——‘革命這些年沒死，怎么落這下場，這死還有什么價值呢？拿我做個典型吧，在歷史上說也有用’。張子善的遺言則是‘傷痛！萬分傷痛！現在已經來不及說別的了，只有接受這血的教訓’。”

“關押審查期間，張子善吃不下，睡不著；劉青山則大吃大喝，倒頭就睡。臨刑時劉青山雙腿僵硬，但還能自己走。張子善已經癱了，是被民警架走的。”孫光瑞說：“劉、張貪污案從揭發到判決，前后只用了兩個月零二十天。”兩個月后，新中國成立后的第一部反貪法律文件——《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貪污條例》公布施行。

事實上劉青山與張子善涉案的171億并沒有全部中飽私囊，其中155億挪用于天津市機關生產（這些錢屬于不按國家規章制度非法挪用和非法經營），另外部分用于公款吃喝、招待上級、購買飯票、戲票、小汽車、手表、大衣、香煙白酒。經調查，劉青山個人揮霍達1．8399億，張子善個人揮霍達1．9426億元.二人合計貪污3.78億舊幣，折合現在3.78萬人民幣，這樣的一個數字了葬送兩條生命，數字背后是復雜的案情。

機關生產，糖衣炮彈

劉青山、張子善如何在兩年中涉案筆巨額財產還要從新中國成立之初的“機關生產”說起。建立之初，百廢待興，恢復國民經濟本就步履維艱，1950年，新中國又開始了保家衛國的抗美援朝。戰爭無疑讓剛要起步的中國經濟負荷加霜。1951年，財政部對全國財政狀況進行了一次匡算，當年的財政支出要比概算增加75%，其中軍費占55%，財政收支平衡計劃將無法實現。中共中央和各級黨組織發起了黨政機關進行的生產活動，借以彌補國家財政的不足。這是一項在特定歷史時期為解決國家財政困難而實行的特殊舉措。

劉青山、張子善一個是天津地委書記，一個是天津行署專員。 當時負責天津市的機關生產，劉青山有經營頭腦，手中又有權力。劉青山、張子善用公款投資，搞活地方經濟。用劉青山的話說：“現在是和平環境了，不要那么小氣，先把機關生產搞好，開支什么也方便。”可是他們忘了，機關生產的初衷不是為了一部分官僚主義的小康生活，而是為了解決國家與人民的困難。劉青山與張子善克扣政府以工代賑的救災款；派人以為災民造船的名義往東北采購木材，每立方米72萬元，這些木材運回天津后，劉青山再把它們轉買，每立方米變成了200萬元！

1950年10月，中央指示在天津專區的武清縣楊村修建飛機場，為此撥款29億。劉張將其中的20億挪用于機關生產。

他們或許陷入了對奢華生活的享樂中，完全意識不到事情的嚴重性。根本意識不到生活已經偏離了正確的方向，這對曾經的革命者早已放棄了對革命理想的追求。

發財后的劉青山離開了設在楊柳青的地委大院，搬到了馬場道的小洋樓里。劉青山拿公款從香港買了兩輛美國高級轎車，一輛自己乘坐，一輛送給了河北某主要領導。

張子善也喜歡玩車，挪用公款一口氣買了五輛轎車。張子善招待他人通常都是8—16個菜。他們飯后的活動是洗澡、看戲，這“一條龍”的享受在當時看來確實當得起“奢侈”二字了。因為會玩，張子善在不到一年的時間里就陪領導花了2億元，可購買小米116.4萬斤。以現在河北小米4.4元計算，這筆錢大約相當于515萬元人民幣。

天津地區處于潮白河、海河、永定河、大清河下游，地勢低洼，洪澇不斷。1950年夏天的一場洪災，幾乎殃及了整個地區。河北省在1950年和1951年連續采取以工代賑的方式，治理天津地區內的河流洪澇。

以工代賑是指群眾出工治河、國家按工發放糧款補貼。這是在國家財政極其困難的情況下，既治水又給受災群眾以救濟的應急之法。而劉青山、張子善卻打著機關生產的名目，把以工代賑也變成了撈錢的機會。

以工代賑剛開始實施時，負責糧款供應的天津地區供銷社出現了220萬斤糧食結余，相當于22億。張子善轉而成立了一個“河工供應站”，直屬機關生產管理處。機關生產管理處的這項新“業務”，僅在1950年秋就獲得非法利潤六億元。

1951年，河北省又下發以工代賑的1800萬斤糧食。劉青山跑到河工供應站，明確要求“賺三十億出來”

于是，從河工供應站售出的高粱米，每斤加價百元；咸菜每斤加價百元；油每斤加價千元……這種苛剝人民的做法，在當地產生了極為惡劣的影響。他們利用手中的權力，把這條富國之路變成了地方的生財斂財之道。

當地的機關生產風生水起，劉青山、張子善成了能人，機關員工也能得到一點生活改善比如一家發三瓶汽水兩個西瓜。上級某些領導直接打電話要求二人給予購買高檔生活用品，劉青山張子善盡量滿足。

劉青山、張子善甚至違法結商、牟取暴利。一個名叫張文儀的女商人借著劉青山的影響和天津地委生產管理處做起了生意。

張文儀賣給天津地委生產管理處一批復寫紙，自己賺了9600萬元。隨后，她又當起中介，介紹吉林省財政廳駐天津推銷處用更高的價格買下這批復寫紙。而張文儀的丈夫，就是吉林省財政廳駐天津推銷處的供銷科長。一出預謀好的“雙簧”，一買一賣賺出的1.3億元“利潤”，就這樣入了劉青山的腰包。

類似這樣輕易獲得的豐厚利潤，讓劉青山、張子善的胃口越來越大。1951年4月，張文儀給劉青山、張子善出主意：倒賣馬口鐵。劉青山動用公款49億元，讓張文儀負責采辦。后來因馬口鐵屬軍用物資，臨時改購黑皮鐵，卻導致了14億多的重大損失。

1949年進城前毛主席就在西柏坡指出過：“我們的戰士，經歷了浴血奮戰，沒有在敵人的槍口倒下，卻被糖衣炮彈擊倒。”這是人性弱點的一部分，往往在苦難中可以保持堅強的意志，在逆境中勇敢前行，在壓迫中激起斗志。在名利之境里潰不成軍。

劉青山、張子善二人經不起資產階級的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的侵蝕。但他們的身邊有這樣一位堅持原則的人，他就是新中國第一反貪人，李克才。李克才是張子善的副手。

1951年初，天津地委生產管理處非法倒賣木材一事被《人民日報》披露。他馬上找到張子善當面詢問。張子善卻一推六二五，只說不知。李克才又找劉青山，提出要對這件事嚴肅處理，劉青山火冒三丈：“這是我和張子善商量搞的，看誰敢處理！”

1951年的11月21日,在中共河北省第三次代表大會上,天津行署副專員李克才在會議討論的第一天站起來,向大會的824名代表大聲揭發了劉、張的罪行,引起全場轟動。在當時,李克才此舉是相當冒險的,因為會議后有人斷言這是一種反黨性質的行為。

經過一個多月的調查，1951年12月30日出版的《人民日報》發表了《劉青山、張子善盜竊國家資財的罪行》，除投機倒把、克扣國家救災糧款之外，這二人還盜用“飛機場占地賠款”及國庫糧，違法動支水利專款、騙貸銀行貸款，挪用災民造船款、公行賄賂、牟取暴利，對公有資產隨意調撥侵吞……

毛主席親自下達命令，誰也不能求情

新中國成立之初，對“張劉案”的處理，尚無明確的刑法條文可依，更無現成的案例可供參照。辦案組面對著一個難題。他們征求天津專區500多名黨員的意見時，有60%的人同意判處張、劉二人死刑，也有40%的人反對。華北局第一書記薄一波在收集了群眾意見以后，如實地向毛澤東轉達了“槍下留人”的意見。

主席聽聞了劉張二人的行徑震怒了：每一分錢，都是人民的血汗，怎么能成為個人享受的私財？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將不國。如果臣下一個個都寡廉鮮恥，貪污無度，胡作非為，而國家還沒有辦法治理他們，那么天下一定大亂，老百姓一定要當李自成。

清除了貪污腐敗的不正之風，不是黨的損失，而是黨的勝利，不是降低了黨的威信，而是提高了黨的威信。”毛澤東這次揮淚斬馬謖，看似無情，實則意義重大，正如毛主席所說：正是因為他們功勞大，地位高，所以處決他們才更能挽救和教育成千上萬的犯了同樣錯誤的干部。

1952年1月4日，中南局給中央的報告中提出，目前機關“小家當”非常普遍，財產很大。大區一級機關各部都有，有些處、科層層都有，大的擁有幾十萬元，小的也有幾百元。省、地、縣、區、廳、處也層層都有，數目估計有兩億元至三四億元。這些“小家當”一般用于投資工業與手工業，補貼工作上的需要，補助某些干部的特殊困難與機關工作人員的一般福利。但是，用于鋪張浪費，特別是用在少數干部身上的，也占很大部分。而且機關生產實際上與商業投機有聯系，為貪污受賄大開方便之門。從已經暴露出來的大量問題看，“小家當”利少害多，需要有步驟地予以取締。

1952年10月，“三反”運動勝利結束。因犯不同程度貪污、浪費、官僚主義錯誤被處分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約為45%；其中，對犯有嚴重貪污行為的罪犯，判處有期徒刑的9942人，判處無期徒刑的67人，判處死刑的42人，判處死緩的9人。當時最大的“老虎”就是劉青山、張子善，時稱“共和國第一大案”。處理的重大案件還有陜西張懷武、王德武等七人的集體貪污案，他們盜取解放軍軍用土布360尺，用所得贓款販賣毒品和黃金；湖北處理了崔月卿等貪污犯和胡玉亭等違法商人；北京市判處了薛昆山、宋德貴等貪污犯。宋貪污6.4億元以上，薛非法所得23億元以上。

1952年3月12日，在劉、張案件案發4個多月后，經中共中央批準，政務院頒布了《政務院關于統一處理機關生產的決定》，決定結束機關生產。

家人談張子善

張子善的第一個妻子叫黎烈巖，出生于富裕家庭，有文化很能寫。張子善有些古板，因此二人合不來，加之他們3歲多的兒子張鐵雄死于肺炎，更使他們的感情愈來愈疏遠，最后只有分道揚鑣。

張子善的第二任妻子叫趙玉秀，趙玉秀20歲時當上了縣婦聯主任，催軍糧，召集農民開會，領導婦女兒童團工作。趙玉秀的第一個丈夫叫張作仁，是縣游擊大隊隊長，他們有一兒一女，后來張作仁作戰犧牲。1949年由組織上介紹，趙玉秀帶著兩個孩子和張子善走到了一起。

張子善父母早喪，他自小和大哥、大姐及二哥相依為命。張子善的大哥過世，張子善17歲參加了革命，家中只有他二哥。

據張子善的外甥蘇連杰回憶：“聽我母親說，有一次我三舅回村執行任務不巧被本村的漢奸發現了。這時我爹聞訊趕來說，老三這是剛從北京做買賣回來。敵人不信，將我三舅痛打一頓。我三舅死時，我娘說，自從老三參加了革命，家里人就沒過上一天安生日子，總為他提心吊膽。誰知解放了，剛剛松了口氣，他那兒又出事了！”

趙玉秀說：“張子善出事以后，他二哥張著大嘴哭道，我冤啊！為了巴結他上學去外面做事，我打了一輩子光棍呀！那年我在外面販布，他回來見了，說我小價買進大價賣出是剝削，走時還把我那些布帶走給了部隊。從小到大，我沒得過他一點好處，沒沾過他一點兒光，說他貪污了多少多少錢，可那錢，他弄到哪里去了呀！”

趙玉秀納悶地說：“三反時說子善貪污多少多少億，誰知這錢弄到哪去了？他家中破破爛爛，他哥哥姐姐窮得叮當響，四幾年他老家發大水，他姐姐被逼得差點賣了她閨女，子善他自己連件毛衣也沒有。到死時，劉青山穿著一件出國前定做的好大衣，可子善就穿著一件用傅作義部隊的黃綠軍裝染成藍的制服上衣，下邊穿著一條改造了的舊馬褲，這身衣服已經穿了三、四年了。”

趙說：張子善一米八二的個子，白皮膚大眼睛長方臉，骨頭架子大。吃飯不講究，大蔥抹醬，烙餅卷雞蛋就是我們招待遠處客人最好的飯食。子善抽煙抽得兇，一天兩盒“小嬰孩”，待客才用“炮臺”。有時抽煙抽得太多了，都沒錢去給他買，我就問他買便宜的行不？他說，冒煙兒就行！

趙說：“子善進城后對自己的家屬要求很嚴格，不準許我和兩個孩子吃小灶。

趙玉秀說：“一次張子善的大姐從老家來看子善。吃飯時，子善就對我說，你領著大姐吃中灶去吧（當時趙玉秀吃中灶），你要怕影響不好，就讓她去吃大灶。我當時覺得真是對不起大姐，因為我聽子善常說起他大姐，說他大姐跟自己的娘似的。可我沒法子，只好帶她去吃中灶。大姐走時，張子善歉疚地對大姐說，你拉扯我半天，我也沒錢給你。一個月幾十元的津貼費全讓我抽了煙，有時不夠，還要玉秀從孩子們的小米中補貼。大姐說，你別管我，我在家過慣了窮日子，不花錢！你就在外面好好做你的官，我就知足了。

有一次，張子善的一個外甥來看張子善，臨走，張子善說，做共產黨的官就是窮官，你舅舅有權可沒錢，你走，我也沒錢給你。他外甥就動了氣，說我是來看你的，又不是朝你要錢的，怎么誰來了都跟人家說沒錢沒錢的，誰朝你要過一分錢？”

趙說：“從那后，他外甥幾乎就不來了，索性張子善就對家里人說，我太忙，沒時間陪你們，以后沒什么事就不要來了。還有一次子善的二哥來看他，我想給他二哥買件褂子穿，是他二哥打工供子善上的師范，至今窮得連媳婦都娶不上，渾身上下破衣爛衫的，我真過意不去。錢不夠，我就朝子善要，可他哪里有錢呀！我就發牢騷說，你光知道抽煙抽煙，家里沒錢你也不管！張子善說，買什么新的？我還不是整天穿舊的？他在家整天握鋤把子穿什么好的？找我一件舊褂子就行了。最后我只好送給二哥一件舊衣服。

趙玉秀說：“張子善工作作風特別踏實，常常工作到深夜，有時通宵達旦。我勸他說，你這樣長期下去，身體可吃不消！張子善說，沒辦法，垮不了就得干，誰讓咱們挑著這副重擔呢！到了汛期，張子善常親自騎著車子到可能發生危險的地段去看看。我見夜間很冷，擔心堤上風大，就說，晚上老去堤上，多冷，又沒件毛衣。他說沒事，我穿著兩件褂子呢！我看他穿著兩件單褂也是呼打呼打地灌風，就翻出兩件舊衣服，一件是部隊接收傅作義起義部隊時分到的，一件是對襟粗布褂子。我就將兩件舊上衣合在一起，縫了件夾襖讓他夜間巡堤時穿，子善穿上夾襖可高興呢，說這可暖和多了！”

趙說：“至死，他也沒穿上一件毛衣。那時剛進城領導干部們可興穿毛衣呢！張子善說穿打補丁的衣服光榮！他有一件褂子在里邊套了好幾年，好幾處打了補丁，我見左肩頭破了，而且布也沒勁了，就說別補了吧，回頭添件新的！他說打塊補丁還能湊合一陣兒。”

趙說：“那時劉青山和張子善都很想搞機關生產。因為省委、華北局常常來人，又要吃飯又要辦事，這些費用走正常的財務開支都不行，后來就搞了幾個廠子。廠子辦得很紅火，機關上的人們生活得到一些改善，福利也多些了，可問題也就來了。省委的、華北局的常來人或打電話向劉張要東西。劉張也覺得現在已經不是解放前了，有條件了，領導們要點兒就要點兒吧！”

趙玉秀說：“可也別太過份了呀！滋養補品、狐皮大衣、名牌手表、名牌毛線，想起什么要什么。子善常私下和我發牢騷，說省里來人要，華北局來人也要，干部要，家屬也要，吃了喝了還要帶著，點著名要這要那，不給又不好，華北局有位領導打電話讓子善給他家找個保姆，可一分錢也不出。子善就托人從農村找來了保姆，又吃又喝又帶路費又帶零花錢，最后還不都出在機關生產上。”

在此之前，張子善一直對自己的所做所為沒引起重視，臨被捕前他去看望正在醫院養病的趙玉秀。趙擔憂地問，怎么聽說你們這案子鬧大了，中央很重視，你們這是怎么搞的？張還說，別人說什么咱們管不了，你還不知道我？我是批了一些條子，可我自己又沒花一分錢，全是給上邊花了！全是搞機關生產！大不了，給個處分，做個檢討罷了！張子善沒想到，這是夫妻二人最后一面！

家人談劉青山

妻子范勇與劉青山是自由戀愛，劉青山22歲那年和范勇相識。結婚十一年，生三子。

范勇說：劉青山在楊柳青任地委書記兼軍分區政委時，上邊發一件黃綠呢子面大衣，領子和袖頭是水獺毛的。1951年3—4月間，華北局某領導寫信向劉青山要大衣，后來又電話要。劉青山說，這時候從哪兒買大衣啊？要不，把我這件大衣給他送去吧！范勇有些不情愿，可那頭兒催得急，只好依了劉青山。劉青山派人將大衣送到北京。還有一位華北局領導來信要歐米加自動表，青山買了，派警衛員送了去。省委某領導的家屬來天津要狐皮大衣，要人參鹿茸等……范勇說：“這都是機關生產出的錢，劉青山又大手大腳的，誰要都給，最后當然都算在他們身上了！”

范勇說：“執行槍決時，省委秘書長李紫光負責押解劉、張二人赴刑場。李問劉青山有什么要求？青山很冷靜地說，我是低薪制，我愛人也工資低，三個孩子無力撫養，希望黨組織把三個孩子撫養成人。李說，組織上對此有考慮，由組織上撫養兩個，范勇撫養一個，你看行不行？劉青山想了想說，可以！

當時鐵騎7歲，鐵甲4歲，鐵兵僅幾個月。河北省委根據中央領導的指示： 二犯之親屬不按反革命家屬對待；子女由國家撫養成人。中央、華北局、省委三級領導研究決定，聯合通知，劉青山長子和次子從即日起由國家供給……每人每月15元生活費，老三由范勇撫養。”15元在當時的概念等于小米150斤。

劉死后不久，其胞弟劉恒山就把她的二兒子劉鐵甲領回安國縣南章村老家。1954年，范勇和張月東結婚。于1958年把６歲的鐵兵也送回南章村。1959年，在石家莊一中上初中的鐵騎轉學回到了安國縣。

劉青山的弟弟劉恒山說：“在南章村我和我哥兄弟二人擁有三間破北房，我哥活著的時候，從來就沒想過給家里蓋一間新房。我哥回老家養病期間，上下級常來看他。他就帶回52斤小米面和面票，供給制又沒現錢，來了人全靠我打點吃喝，那時我在外面做點小買賣，手里有幾個現錢。”

劉恒山說安國縣組織上對三個孩子十分關心，經常派人到家來詢問孩子們的情況，從不歧視。1961年底，正值自然災害時，劉恒山實在抗不住了，迫于無奈，就給石家莊地委去信反映了家中生活陷入極大困境，自己無力撫養三個孩子。石家莊地委接到信后，經研究，很快給劉恒山送來100元錢。

1962年5月，石家莊地委組織部寫信給劉恒山，全文如下：

劉恒山同志：

經地委研究，鐵騎、鐵甲的供給制仍維持原數不變。為照顧鐵兵的生活困難，采取社會救濟的辦法解決。已轉告石家莊市人委民政部門辦理。最近可能直接與你匯去救濟款幾十元。今后有什么具體問題，可直接與市人委民政局聯系，當然遇有解決不了的問題可來信聯系。總之，黨組織對這幾個孩子的生活學習是關心的。你為這幾個孩子操心照管，甚至形成了某種程度上的生活困難，組織上是知道的。現在的問題是既要保證這幾個孩子生活能夠過的去，又不能不考慮當前國家財政困難的狀況。

中共石家莊地委組織部

1962年5月30日

1962年劉鐵騎上高中后，開支增多，范勇去省委要求增補生活費，省委決定給劉鐵騎每月20元，鐵甲、鐵兵每人每月15元。這50元一直保持到1970年劉鐵騎大學畢業參加工作為止。

1970年7月，劉鐵騎大學畢業被分配到撫順石油一廠在車間接受工人階級再教育。1975年，劉鐵騎調到剛剛組建的廊坊石油天然氣管道局供應處工作

老二劉鐵甲“文革”前上高中二年級，“文革”后期在老家務農。1976年，管道局在內部招工，劉鐵騎給劉鐵甲報上名，劉鐵甲由此成為一名石油管道工人。

劉青山第三子劉鐵兵高中畢業后在家務農，曾想入伍參軍，因父親的事被刷下來。不久縣里給了他一個指標去曲陽煤礦下煤窯，才得以農轉非，后調回安國。

1978年12月18日，“文革”結束，按落實政策，范勇回到了石家莊。國家給她補發了文革期間未發的工資。

范勇說：“1978年以后，那些當年受劉、張事件株連的人們先后都被平了反，撤銷了刑事處分的、恢復黨籍的、恢復原來級別的，就連當年劉、張事件中，險些做了“要殺的第三人”康光宇（天津地委秘書處處長、機關生產管理處處長）都恢復了黨籍，恢復了原來的級別。

劉恒山說：“文革期間缺發的補貼，于1981年7月，由省紀檢委查明，補發998元，匯寄給了孩子們。”

1981年，涉及劉青山、張子善案件的范勇被平反。

劉青山、張子善：作為地方高官，他們有居功自傲思想，這是官僚主義表現；他們在“生產自救”和“機關生產” 中有辦法、能創收，又經濟頭腦，有了錢大手大腳，生活中有浪費現象，享樂思想有所抬頭這是事實。這樣的行徑嚴重擾亂了國家建設，人民利益。劉青山與張子善在新中國歷史上是黨向資產階級腐敗開的第一刀，他們是罪人與功臣的結合體，讓人憤怒與惋惜并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