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5月出生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甘孜縣的格勒，1981年7月，獲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中國少數民族歷史與民族學專業碩士學位；1986年7月，獲廣州中山大學人類學專業博士學位，被稱為新中國培養的第一個人類學博士和第一個藏族博士。格勒畢

1950年5月出生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甘孜縣的格勒，1981年7月，獲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中國少數民族歷史與民族學專業碩士學位；1986年7月，獲廣州中山大學人類學專業博士學位，被稱為新中國培養的第一個人類學博士和第一個藏族博士。格勒畢業后到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工作。

主筆|陳曉

近20年，格勒先后獨自撰寫或與他人合作出版《藏族早期歷史與文化》《甘孜藏族自治州史話》《西藏昌都——歷史、傳統、現代化》《月亮西沉的地方——對西藏阿里人類學田野考察側記》《西藏家庭四十年變遷——西藏百戶家庭調查報告》等十多部學術著作。其中《藏北牧民》1993年出版后，在國內外藏學界和社會人類學界反響較大。世界著名的日本社會人類學家中根千枝教授認為，“《藏北牧民》是迄今為止，從人類學的角度研究西藏社會的最好的一本書”。

德格印經院內一場法事活動正在準備中

何謂康巴藏區

三聯生活周刊：藏族傳統歷史學者一般將藏區分為三大區域：衛藏、安多和康巴，但實際上大眾對何謂康巴藏區并不了解。康巴藏區這個概念形成于什么時候，依據什么來劃分的？

格勒：探討任何一種族群或文化，一般是從定義和概念出發。研究康巴文化首先想到或遇到的問題是“康巴”兩個字的含義，這要從藏族的傳統歷史地理觀念說起。

藏文文獻《智者喜宴》記載，藏族傳統的歷史學者習慣把廣大的藏區分為三大區域：“上阿里三圍，中衛藏四如，下朵康六崗。”漢文文獻《西藏志》中把這種劃分減縮成，“分為三部：曰康、曰衛、曰藏”。古代藏族在交通不便、自我封閉的時代，認為藏族地區的中心在雅魯藏布江流域，也就是藏族和藏族文化起源之地，包括拉薩，因而稱這個地區為“衛”，意為中心。西部阿里一帶稱為“堆”即上。“康”又譯作“喀木”，就地域而言，指西藏丹達山以東的昌都地區、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云南迪慶州、青海玉樹州這一大片范圍，地理區域大致與橫斷山脈重合，它是西藏通往內地的門戶，也是長江、黃河、瀾滄江等大江大河的發源地，總面積約66萬平方公里，人口240萬人，約占整個藏區面積的33%和人口的53%。

另據藏文文獻《白史》記載：“所言康者，系指其邊地，如邊屬小國名‘康吉賈陣’也。”可見，“康”在藏語中有邊地或外地之意。由此推測“康”這個地名大約形成于唐代。唐初藏族的文化中心在衛藏地區，還沒有發展到康地區，于是針對衛藏而言產生了意為邊地的“康”區。“巴”在這里有“人”之意，居住在“邊地”康區的人自然就叫“康巴”，這與我們習慣叫昌都人為“昌都娃”，甘孜、爐霍一帶人叫“霍爾巴”，巴塘人叫“巴巴”等是一樣的。

三聯生活周刊：有學者將康巴藏區分為多個不同的文化小區域，比如以德格為中心的德格文化圈，以大渡河上游為中心的嘉絨文化圈，以木雅貢嘎山為中心的木雅文化圈，康北高寒草原的游牧文化圈。你多年在康巴藏區游歷考察，能否簡單介紹一下這些文化小區域各自不同的特點？

格勒：我不是很同意康區隨意劃分文化圈或文化區域，比如游牧文化是歷史，現在牧民大多定居，又有多少隨水草而游的牧民？而且確定了文化圈必須說明其獨特性，談何容易，還是先從康巴文化的特點說起吧。

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前副總干事格勒博士

我們可以說康巴人是藏族為主體的人群，康巴文化自然以藏族文化為主。作為藏族文化的一部分，康巴文化與安多、衛藏的文化有同根同源的共性。同時，康區地處藏族與東部漢、羌、彝、納西等多民族交接的邊緣，其文化又具有明顯的多樣性和多重性特點。

從歷史上看，人類遷徙的路線就是沿江、沿河而行。那個時代黃河流域的文明與長江流域的文明像兩條鐵軌并行，在內地只能東西向傳播和流動。唯有到了橫斷山區，南北走向的六條江河猶如六把利劍，在遼闊的青藏高原東部的高山峽谷中，剖開六條南北民族和文化的通道，把千萬年來無法互相交流的黃河、長江兩大中華文明連接起來。沿江河而上的南方和沿江河而下的北方各民族終于有了在橫斷山區相見、相交、相知、相融的機會。從此，黃河、長江流域的悠久文明，我國北方草原乃至整個中亞草原的游牧文化，西亞河谷的農業及手工業傳統，南亞次大陸孕育出來的佛教思想意識，均從四面八方匯集于青藏高原東部。

甘南藏居

德格麥宿區宗薩藏藥廠的工人正在材料庫房檢查

地理上“橫斷”的特點，決定了此地“橫斷”的文化特色，一個民族或一種文化，一旦經過長期的“橫斷”、切割，就會從最初的不倫不類演變成后來的多樣性和多重性。而康區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多民族、多文化共生共融的地方，因此，在本身固有的傳統基礎上，呈現獨一無二的多重性文化。

迭部扎尕那，著名探險家洛克曾經居住過八年的小屋內的廚具

三聯生活周刊：這種地理特點對文化的具體影響是什么？

格勒：就語言而言，康巴地區能找到許多令人震驚不已的語言小孤島，如康定往西或往北，丹巴的格什扎語，康定的木雅語，以及道孚語、新龍的扎巴語等，這些獨特的語言小孤島就是歷史上藏族與其他各民族交融的結果，有的族群被藏族同化，有的同而不化，便留下了無數珍貴的語言孤島。

就宗教而言，藏傳佛教各教派均在此發展。我的家鄉，小小的甘孜縣絨壩區盆地，就有格魯、迦薩、尼瑪、噶舉、本波五大教派的寺院。此外，康區還有伊斯蘭教、天主教、儒教等。昌都芒康還有藏區獨一無二的天主教村，形成了不同宗教和不同教派彼此兼容，既求同又存異的優良文化傳統。

就社會形態而言，如果說衛藏地區過去是典型的封建農奴制社會形態，那康區的社會形態，除了大部分的封建農奴制，還有一部分是封建地主經濟。在社會組織方面，康區既有與西藏統一的基巧、宗、莊園等，又有分布于各地、八方割據的土司頭人，此外還有游牧部落組織和保留原始父系氏族殘余的“怕錯”和“果巴”組織以及妥壩的母系氏族殘余組織等；就婚姻而言，丁青、芒康、白玉等不少地方保留了最古老的婚姻形態——一妻多夫制婚姻。此外還有建筑、藝術、風俗等，康定的“安覺寺”、甘孜的“得貢布寺”、昌都的“噶瑪寺”等建筑風格就是最典型的多民族建筑技術交融的結晶，在康定、巴塘一帶，一個家庭就享受著漢藏兩種文化交匯的日常生活，他們既過藏歷春節，也過漢族中秋節，既講漢語，又講藏語，既供佛像，又貼對聯，既吃大米、蔬菜，又吃糌粑、牛肉，既穿藏裝，又穿漢裝、西裝，既相信山神、信仰來世，又相信市場，信仰金錢，既崇拜大慈大悲的佛教精神，又崇尚能文能武的英雄精神……總之，處處都能表現出文化的多樣性、兼容性、多重性和開放性的特點。

甘南迭部的藏族祖孫

由于歷史、語言以及行政管轄等原因形成不同的所謂區域文化，也許可以這樣劃分：德格土司管轄區，包括德格、玉樹部分、江達、白玉等地，這里突出的是木刻印經文化；霍爾文化區，包括甘孜、瀘霍、新龍等地，喜住白色土墻建筑，打架斗毆名氣大，甘孜踢踏舞、格達弦子舞較為普及而有特色，小走馬聞名遐邇；以康定為中心的木雅區域，包括康定、道孚、八美等地，喜住石頭或碉樓建筑，木雅語是突出特色；嘉戎包括丹巴、讓塘、馬爾康、理縣等地，以古碉樓群和香豬腿以及嘉戎語等為突出特色。至于牧區文化或游牧文化則是以牦牛為中心的獨特生態文化。

康巴藏區與康巴人的特殊性

三聯生活周刊：歷史上有“治藏必先安康”的說法，文化上的豐富性是否也是造成它容易產生不穩定的一個原因？

格勒：首先提出幾個問題：同樣是藏區，“康巴”一個跨省區的藏族群體為何名揚四海？前人為什么總結出“治藏必先安康”的戰略？清代、民國、新中國成立后為何在康區建立獨立行省？新中國成立初鄧小平為何要說“今天我們在西南實行民族區域自治，首先開步走的是康東（即康區）……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如果解決得好，可以直接影響西藏”。我想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回答這些問題。

由于特殊的自然地理位置，康區西連西藏，北接甘青，南達滇西北，聯系了各地藏區，是連接我國西北、西南地區的樞紐，從戰略意義上講，穩定了康區，即能有效地影響甘、青，進而影響西藏。康區位于西藏的東部邊緣，還是“天府之國”的邊緣和管轄區，這不僅使它成為漢藏文化接觸交融的孔道，還有源自四川的豐足物資和人丁的支持，康區也是“唐蕃古道”“茶馬古道”“南方絲綢之路”的必經之路，是歷史上的兵家必爭之地，這些都是康區不容易穩定的重要原因。

歷史上西藏動亂頻發，中央直接經略康區，使其成為治理西藏的戰略依托和后方，這個措施在后來平定朱爾默特叛亂、抵抗廓爾喀侵藏以及1959年平定西藏叛亂發揮了重要作用。

清代、民國籌建西康省的目的也有戰略意圖，即：“守康境，衛四川，援西藏，一舉而三善備的國防意義。”趙爾豐的改土歸流、尹昌衡的西征治邊、劉文輝建省設治等無不以康區為戰略基地，和平解放西藏，康區是后方、是基地、是門戶，發揮了不可缺少的戰略作用。

從歷史上看，康區一直處于被無數地方政權或土司分裂和割據的狀態，在社會組織方面，既有與西藏統一的基巧、宗、莊園等，又有八方割據的土司頭人，如德格土司、明正土司、霍爾五土司等。此外還有游牧部落組織和保留原始父系氏族殘余的“怕錯”和“果巴”組織，以及妥壩的母系氏族殘余組織等，各自為政，械斗和動亂頻發，埋下了社會不穩定的根源，形成社會難以統一治理的歷史。

而康巴男人從小聽格薩爾英雄故事長大，對他推崇有加，格薩爾既是康巴漢子的非凡化身，又是他們心儀效法的鐵骨硬漢。因此，康巴人既崇拜大慈大慧的佛教精神，又崇尚能文能武的英雄精神，造就了無數康巴彪悍的斗士。從這個角度講，英雄主義的情結和尚武好斗的文化傳統有可能成為不穩定的因素，但引導得好，可以成為穩定的力量。比如，歷史上康巴人千里飛奔沿海抗英前線而壯烈犧牲的英雄事跡、清代隨清軍飛奔西藏邊界清剿尼泊爾入侵者、和平解放西藏時踴躍參軍支援平叛剿匪等都說明了這一點。

三聯生活周刊：傳統學者將衛藏稱為“法域”，安多稱為“馬域”，康巴稱為“人域”，為什么康巴人能成為這一區域的代表？在你看來，在整個藏區，康巴人有什么獨特之處？

格勒：藏文文獻中對藏區三大區域用“法域”“馬域”“人域”的稱呼，一定程度上總結了不同的文化符號象征，歷史上佛教起源于衛藏，故稱“法域”，安多地區大多牧區而稱“馬域”，稱康區為“人域”，則突出了康巴人的獨特性。

康巴的自然環境可以概括為“四水六崗”、山高水深，出門不是登山就是下水，養育了康巴人吃苦耐勞的性格。這里的風霜雪雨、嚴重缺氧、紫外線輻射，種種環境因素都無法掩飾地表露在每一個康巴人的面孔上，并呈現出各不相同的氣色。康巴人身形高大，平均高度高于衛藏人和安多人，以現在的話來講“帥哥”多，但我認為康巴人的吸引力并不僅僅是體質，更重要的是，康巴多樣化的自然環境和多民族、多種文化交流相融的人文環境促使康巴人形成的樂觀、奔放、大度、堅忍、豪爽、博愛、勇敢等文化內涵，用任新健的話來說，“具有催人奮發、積極向上的文化意蘊”。在康藏大地上滋長起來的獨特人文傳統，造就了富甲一方的康巴商人，如邦達昌、桑都昌等，威震藏區的強悍無畏的康巴斗士，如布魯曼、格桑次仁等，以及信徒千萬的康巴高僧大德，如八邦司徒仁波切等。

如今“康巴”已經成了許多人熟知的名詞。在人們的想象中，它代表著騎馬飛馳的形象，代表著彪悍強健的氣質，也代表著同自然生活在一起的那群人。康巴地區向來被認為是神秘之地，有著無數傳奇與傳說。而生活在這里的康巴漢子，則以其英俊、彪悍的外形和敢愛敢恨等英雄主義情結享譽世界。

被現代化沖擊的康巴

三聯生活周刊：康巴地區是藏區和漢地最接近的地區，可以說是最早受到現代文明和商品經濟沖擊的地區，這種前沿性給這個地區帶來什么樣的顯著變化？難以被現代文明和市場經濟改變的又是什么？

格勒：我們在1995年考察的牧區，以往除了糧食和茶葉之外，完全自給自足，以前很少有外人去過。現在他們開始進入市場經濟，發現許多商品非常有用。為了購買商品，必須出賣牲畜以換取貨幣。

這種變化雖然緩慢，卻是深刻的。它帶來了兩種后果，一是牧區從自給自足轉向市場經濟，二是有些牧民喪失了牲畜，或草畜矛盾越來越嚴重，只好另謀生路，被迫走向市場。因此，牧民們越來越多地依賴商品經濟，其結果就是傳統的經濟模式和生活方式被逐漸打破。有些地區游牧民被迫采取定居，其牧場縮小轉化為農田，而藏族牧民的生活和經濟模式在過去幾個世紀中基本沒有發生過大的變化，其生產方式（即依賴自然的粗放經營方式）卻未因此而衰落。過去康區農業和牧業并存的戰略使當地居民不僅可以維持生計，而且由于根據不同的海拔高度采取不同的土地使用方式，使那里現有的資源得到了合理利用。迄今為止，游牧業還沒有找到更有效的替代產業適合于被稱為“世界屋脊”的高海拔草原，未來最好的出路也許就是商品畜牧業和旅游業等。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曾嘗試過鏟草種糧食的改革，結果普遍失敗。那么未來西藏游牧業的出路究竟在何處？這是當代人類學關注的問題之一。

而除了社會經濟方面的變化，一些康區傳統文化中缺少、而現代文明生活必需的新文化，如現代科技教育和新聞傳播等得到發展，一些具有藏民族特色的優秀文化傳統在新時代下得到弘揚和光大。康區人們的思維方式和思想觀念也發生深刻變化，原來這里的干部有一項重要任務就是動員家長送孩子上學，現在父母在實際的經濟發展和市場競爭中深深體會到必須送孩子上學，而且希望送到城市里去讀書。當然藏區的城市化和內地有所不同，比如，當地居民很多都不愿離開家鄉的村落移居城市。

三聯生活周刊：隨著城市化和現代交通網絡的發展，外部環境的變化對當地人的民族性產生了什么影響？傳統的生命力主要體現在什么方面？又發揮著什么作用？

格勒：這歸根結底是藏區現代化問題，對此我從現代化說起。在政治方面，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曾確定了政治現代化的三個階段，以單一的世俗國家的政治權力來代替分散的、傳統的、宗教的家庭與種族的政治權力，是從傳統社會過渡到現代社會的最基本標準。根據這一標準，康區政治現代化的過程十分明顯。在過去政教合一的傳統政治制度中，大多數人處于被奴役的狀態，統治是以基于血緣關系而構成的集團來實現的，屬于一種低層次的社會發展階段。民主改革把大部分人解放出來，成為自己的主人，決定自己的命運，這是康區現代化進程中的一個重要階段，是藏族民眾普遍參與政治的第一步。

當然，如以較高的水平來衡量，康區的政治參與水平還處于比較低的層次，因為群眾普通對政治參與的認識還有欠缺，有待提高。從我們對政治認知的調查中可以看出，藏族群眾對于政治問題的關心雖越來越多，但還不夠普及，最突出的是在農村牧區。民眾主要通過開會的形式來了解政府及政策，而通過報刊、廣播等大眾傳媒方式了解政治問題的人數不多。隨著生產承包制的推廣，開會越來越少。因此，逐步擴大傳媒的作用，使普通群眾習慣于通過媒體了解外界信息，關心甚至參與國家和地方政策，是目前提高民眾政治參與水平的一個重要方面。

經濟社會方面，改革開放以來，康區與其他藏區一樣現代化步伐逐漸加快，傳統文化面臨一系列現代化因素的沖擊，如經濟市場化、生活世俗化、交換商業化、農牧區城市化以及今天的信息化、高科技化、全球一體化等浪潮。康區現代社會結構向多元化發展，傳統封閉性的社會結構發生了根本性變化，西藏社會功能出現多元化趨勢，這給現代康巴人提供了廣闊的發展空間。同時，現代化、全球化對藏族文化的個性和特性進行有力沖擊，這些沖擊從外在形式到內在實質，全面地、深刻地對藏族傳統文化產生了深遠影響。

首先，是僧向俗的轉變。康藏文化在繼承傳統優秀文化和保持藏民族文化特色的基礎上得到了巨大的發展。這種發展突出地表現在：康藏文化的主體有了明顯的變化。近年來，由于市場經濟的沖擊，寺院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沖擊，社會功能削弱、經濟地位萎縮、文化功能退化。這是康藏文化發展中最明顯的轉型，這種轉型對長期面臨被宗教牢牢束縛的藏族人來講，未必是一件壞事。在民主改革以前，康區的經濟、政治、文化都是由寺院控制，商業意識淡薄，交易方式也處于較原始狀態，宗教制度下的畸形文化形態，嚴重阻礙了康區生產力的提高。如今，人們提倡通過辛勤的勞動來滿足自己的需求，人的價值得到社會認可，人的權益得到社會保障。

其次，是向多元文化發展。藏民族是個善于吸收外來文化的民族。對于康區來講，有兩種外來文化影響最深，即漢文化和西方文化。民主改革以后，康區結束了地方政府和土司統治的歷史，開始融入和吸收漢文化。我們經常提到的現代教育和現代科技，狹義上指的是現代漢族教育和科技。隨著現代漢文化的滲透，康巴人的價值觀念和思維方式發生了顯著的變化，由封閉走向開放，充分吸收長處，增強藏族文化的適應性，提升藏族文化的吸引力和競爭力，增強文化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