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白山軟紅多少錢一包（這篇文章讓你徹底了解楊振寧對中國的貢獻）

來源：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4743092節選：正值楊振寧100周歲華誕，一張舊照重新得到網友們的關注。1999年5月，楊振寧退休學術會議在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舉行，此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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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4743092

節選：

正值楊振寧100周歲華誕，一張舊照重新得到網友們的關注。1999年5月，楊振寧退休學術會議在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舉行，此圖據稱是會后眾科學家的合影▼

合影

其中有不少大師級人物；站在最中間位置的，正是華人物理學家楊振寧。這不禁讓小北回憶起另一張歷史老照片，1927年的第五屆索爾維會議合影▼

照片中幾乎聚集了當時所有頂級的物理學家：愛因斯坦、洛倫茲、居里夫人、普朗克等人坐在前排，玻爾坐在第二排右一。今昔對比，令人感慨！可以說，楊振寧憑借其卓然天才和突出貢獻，打開了國際物理學界的新局面。

大多數人對楊振寧的了解僅停留在“著名華裔物理學家”“首位獲得諾貝爾獎的華人”的符號式標簽。卻不知道，如果千年以來的物理學家們有排名，楊振寧足以躋入前20位，即使跟愛因斯坦、牛頓、麥克斯韋、霍金這些偉大的名字并列都不突兀。有人說，他是當今在世最偉大的物理學家；也有人說，他的幾大研究成果，幾乎奠定了整個20世紀后半葉基礎物理學界成就的基石。

可這些成就，為什么沒有被大部分人具體認知呢？

一方面，楊振寧的研究比較艱深，初高中的物理完全接觸不到；也不像霍金的宇宙學研究，跟“時間旅行”這樣的酷炫話題結合，自然有流傳度。

另一方面，就是關于楊老“私人生活”的傳聞被過度渲染、放大，并加入了不切實際的揣測。

不管是所謂“老夫少妻”還是所謂“國家最困難的時候加入美國籍”，惡意滿滿的報道滿天飛，但也賺足了眼球。

要知道，當錢學森被問到“為什么楊振寧沒回國？”時，錢老如此回答：

“是國家要他留在國外，他在國外的作用遠比國內大。”

結合彼時國內的理論物理學界研究狀況，楊振寧在美國做研究，不僅能得到更充足的經費支持，也更便于在國家上交流與訪學，才能為全人類做出巨大貢獻。

更重要的是，身在異國的楊老也一直心系祖國。

厲光烈先生在《敬賀楊振寧教授百年華誕》一文中，回憶楊老的拳拳赤子之心：

1979～1981年，我第一次訪問石溪期間，當地華人不止一次對我說起，他們當年跟隨楊先生為中國重返聯合國奔走呼吁的故事；

……楊先生應邀去麻省理工學院訪問，一位美國教授對他說：中國大陸來的訪問學者，在一起議論他們的國家，常常很激烈，甚至會罵街，但是，只要我們的人參與其中，指出他們國家的不是，他們馬上一致對外，群起而攻之，不依不饒。我們很不理解，他們為什么會這樣？！

楊先生對他說：你們美國才200年歷史，我們中國有5000年歷史，我們對國家、對民族的這種“恨鐵不成鋼”的感情，你們確實難以理解。

在美國的時候，楊振寧多次籌集資金，組織中國學者到美國訪學；并在1997年建議清華大學成立高等研究中心，并親力親為號召和培育人才……楊老為中國科學界做出的貢獻，不勝枚舉。

可依然架不住部分網友用“不愛國”的大帽子去污名化這位本應是華人驕傲的科學家。

1994年鮑爾獎授予楊振寧時的頒獎詞這樣說：

“楊-米爾斯場”這一理論模型已經與牛頓、麥克斯韋、愛因斯坦的成就比肩，并必然將對未來產生可相提并論的影響。

如今，這位期頤之年的老人落葉歸根，回到中國定居，還記得，他在90歲高齡時依然堅持為清華本科生上課，為幫助科研后輩而孜孜不倦。

楊老曾說過這樣一句話：我這一生最重要的貢獻，是改變了中國人自覺不如人的心理。

時逢祖國母親的生日臨近，讓我們向楊振寧先生致敬，向強大的國家致敬，向每一位發光發熱的中國人致敬！

附錄：

楊振寧先生的家國情懷：從一件褪色夾克談起

撰文：葛墨林（南開大學教授、中國科學院院士）

鏈接：

https://mp.weixin.qq.com/s/JWoe_VfHxgZ3eqNFsSwtMA

節選：

在1986年6月，楊振寧先生從香港飛到北京，應陳省身先生之邀到南開大學。因為陳省身先生1985年在南開大學建立了南開數學所，他請楊振寧先生在南開大學數學所辦一個理論物理研究室。

1985年，我從美國回到蘭州大學。1986年的一天，我接到了楊振寧先生從香港給我打來的長途電話，那時候長途電話還是很少，他說要我86年的6月7號到北京飯店見他，有事情跟我談。我問大概什么事，他說你知道不知道陳省身先生，我說知道，但是沒有見過面，只知道陳先生是一個很著名的大數學家。他說你是否知道陳先生在南開辦了一個數學所？我說聽說過，但是并不知道詳細的情況。他說好，你到北京來，我們談談關于數學所里頭的事情。

那一年6月7日我就到了北京飯店。楊先生說他想在陳先生的數學所里頭辦一個理論物理研究室，就問我是不是可以到研究室去工作？我說當然好了，我很希望有這么一個機會，可是當時調動工作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到了1986年9月，我雖然還沒有正式調到南開大學，但是那時候理論物理研究室成立，我已經開始在那工作了。最開始的時候，楊振寧先生給我們確定方向，就是關于物理統計模型的精確解，和新發展起來的相應的數學物理領域的最新進展。因為我過去是做楊-米爾斯理論的，離這個方向很遠，不知怎么入手。楊先生回美國以后，就給我們寄來了美國的著名學者Kauffman關于這方面的一個預印本，說這個方向很值得注意。于是我就開始學習入門。楊先生說，在數學所要有數學特點，但要密切結合物理。

到了1987年，楊振寧先生強調，當時在這方面的研究，要注意國際上非常著名的前蘇聯的法捷耶夫院士的學派。他說要沿這個方向開展研究，因為比較密切結合物理。他把法捷耶夫也請到了南開，給我們做報告，這樣方向就比較明確了。我們就邊學習邊研究。

我問楊先生，為什么要做這個方向。他說1973年的時候來北京，他就做了兩方面的報告，一個報告就是關于楊-米爾斯規范場(這個報告我當時有機會去聽了)，這以后引起了很大的反響，在北京以外的學界，包括谷超豪，李華中，我的老師段一士先生等等，就形成了研究楊-米爾斯規范場的一個隊伍和一個主導方向。但是楊先生說他當時還講了另外一個方向，就是用貝塔設定法，求解非線性模型，這是求一大類非線性可積系統嚴格解的一種方法，其實指的就是現在稱為的楊-Baxter方程。他說這個方面講完以后，國內沒有人跟隨去做，現在他在南開建立理論物理研究室，就從這個方向再繼續做下去。

我就問他，現在都已經86年、 87年了，您提的這個方向已經過了很長時間，這方面還能有大的發展嗎？楊先生說，這一方向還有重要的發展，你們要抓緊做。從以后發展看，楊先生這預見真的很對，因為沒有幾年俄羅斯著名數學家德林菲爾就因為這一方面的研究得了菲爾茲獎。

有了明確的研究方向和領域，我們就開始招收研究生。當時我們研究組在國內也沒有什么名氣，所招的研究生，基本上都是從東北師范大學和蘭州大學，湖南師大等來的學生，當時南開大學的領導，包括校長母國光教授，他們真是非常的開放，真正的大膽改革。這些學生有的學籍在蘭州大學，因為我從蘭州大學到南開大學，很多人都不知道，所以報研究生的時候還報的蘭州大學，后來知道我到了南開，又跑到南開來找我。那時候南開大學就給了研究生住房，并給了他們許多學習方面的方便。理論物理室招收了東北師大來的7位博士生，有代表性的是薛康和孫昌璞（其后成為楊先生在國內合招的博士），因此楊先生同東北師大來往密切。

楊先生1993年，2001年和2006年三次訪問東北師大。我印象最深的就是1993年第一次楊先生到了長春，住在東北師大招待所。需要強調的是，楊先生訪問大學，從來不住校外的高級的飯店，而這些學校的招待所連“星級”都不夠。

楊先生在東北師大報告、座談之后，我們去長白山天池旅行。當時交通不方便，記得先從長春乘火車，然后又乘坐汽車穿過長白山的林區，費的時間比較多，才到長白山。我記得非常清楚，楊先生這次從長春到長白山來回就都穿著那件淺紫色夾克，因為那是個秋天，我記得夾克已經洗得有點褪色。楊先生那時候年過70了，但是非常精神。爬長白山天池的時候，因為當時汽車還不能直達，需步行上山。最后那段是要爬斜坡，全是火山灰，大角度往上爬，一邊爬一下往下溜，爬到天池岸邊的時候往下一看，它有一個像甬道似的窄路，長約10米，兩邊是天池的湖水。我是不敢去，覺得太危險了。而楊先生自個兒興趣特別高，他就自己走到終點，別人還給他照了相。

我印象特別深的一幕，是在回程時他停車的時候，走到路邊爬上一個斜坡，有棵樹，不太高，他爬到樹上去，大伙給照了相，那件夾克很顯眼，記得當時大家也都很開心。

食無求飽，居無求安

以后楊先生經常來中國，到1995年以后他基本上就把重點轉到清華，住在清華的甲所。（注：楊振寧在清華大學定居后住一棟小樓，那是他自掏腰包蓋的，沒要學校一分錢。）有一次我接楊先生來南開。陳省身先生當時在南開的寧園住。寧園有兩層，并不大，一樓進去往右拐有一個書房，不到20平方米。書房對面，有一個客房，大概也就是十二、三平方米，里頭就是一張大床，一個大衣柜，連沙發都沒有，只有兩把椅子。楊先生陳先生當時談的很高興。他回到香港以后，給我來了一個信息，就說他穿的夾克忘記在陳先生住所一樓客房的大衣柜里頭了，讓我找到給他寄回到香港去。我就趕緊去，見到那件淺紫色夾克果然在那掛著，洗得有點發白褪色了，于是弄個包裹寄到香港去了。

1995年以后楊先生基本上都在清華了。我還見他平常一直穿這件夾克。這么一件夾克他穿了十幾年。

同時楊先生吃東西有個特點，沒吃過的他都不吃。比如我們上次去長白山的路上經過森林，當地主事的人，一聽楊振寧先生來了，當然都非常高興，就給弄一些奇怪的鳥，還有什么山珍，楊先生一概不吃。

楊先生自個的生活其實很簡單，一件衣服都穿這么多年。可是他在1990年代的時候，光美元的現金就給清華高等研究中心捐了上百萬。當時陳省身先生和楊振寧先生的工資是由黨中央親自批準的，他把工資也捐給了清華大學。

楊先生自己還要到香港中文大學做博文教授拿一些待遇。據我不完全的了解，楊先生與此同時給清華高等研究中心募捐來的，包括各種證券，據說已經超過1500萬美元。可是他請客的時候，非常簡單。吃完了飯，當然都是楊先生付錢，翁帆拿著個小錢包自個跑去付費。他們的生活費還要靠翁帆精打細算，從來沒見她穿特別貴的衣服，戴什么特別首飾。

想起這件事來，我就覺得特別的感動。他對自己，一個夾克穿十幾年，即便褪色了，他覺得還可以穿，但是給清華捐這么多錢，他都認為是應該的。這雖是一件小事，給我印象非常的深刻。

自己節儉，也不希望國家花沒用的錢

我記得以前在《知識分子》寫過一篇文章，就是因為在前些年包括有些水軍在攻擊楊先生。據我的了解，有些就是因為與楊先生反對在中國做超高能加速器有關。這件事從物理的角度來說，楊先生說的是有道理。我想把這件事情在這里再提一下。

楊先生作為推動上世紀后半葉理論物理、粒子物理發展的一個主導性人物，可以說是粒子物理的奠基人之一。他為什么要反對中國建超高能加速器？當時他最直接的道理是覺得花幾百億甚至更多，我們中國花這些錢不值得，應該用到更實用的地方，要用到國家急需項目。

這是開始，后來我才了解到主要是因為加速器是個工程，作為科學工程，目的要十分清晰，指標要非常明確。就是你做什么物理，你有什么可靠的物理理論指導。現在你不知道什么物理，花這么多錢去做什么，指標都不清楚。所以在這個背景下，美國是絕對不花這個錢的，日本本來想做，最終也把這個項目取消掉了。

楊先生是很了解情況的。后來我才了解到，如仔細去看，回顧關于整個物理發展方面楊先生給國家提的意見，其實對于加速器的發展是非常重視的。他的一個著名的學生在美國的趙午就是做加速器的。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楊先生的觀點，說高能物理不是不要發展，而是要怎么發展。

我可以總結一句話，楊先生認為現在高能物理從整個物理發展角度來說，高峰已經過了，不是大家所最關心的，不像上個世紀后半葉那樣大家興高采烈地去研究了。實際上，任何一個學科總有它的高峰，低谷。楊先生一貫主張做新的領域，要創新。那么即使在高能物理的領域里，他其實并不反對做加速器，他是說你最好要切中中國實際的重大需求，這是楊先生一直的主張。

我舉個例子，1980年我從美國回國前，請教楊先生，回國我們要組織一點活動，你認為物理方面應該組織什么活動？他當時回答得非常明確，他說你們一定要組織自由電子激光的討論會，他說自由電子激光將來有重要的用途和前途。

后來我回到蘭州以后，組織了一次，也是中國第一次自由電子激光加速器(FEL)的討論會。為什么要自由電子激光？我們知道自由電子激光是弄一些特殊磁性排列的裝置，讓電子（包括加速裝置）在那擺動轉圈，假設電子轉的很密的話，這個里頭就會射出一束激光，而這個激光頻段很好，同時它可以微調。我記當時叫成都電訊工程學院（成都電子科技大學前身）校長劉盛綱先生很熱情支持，他是留蘇的，是當時中國做速調管的權威。劉先生來了，還有高能所的冼鼎昌研究員，后來他在北京做同步輻射的光源，很早被選為中科院的院士。

所以楊先生從1980年代初重視這個方向，在83年的時候，他在石溪開了一門課，講了十四講，關于物理方面理論的發展，其中有一節就是自由電子激光，我現在還有筆記，這細節我就不說了。其實楊先生每隔上一兩年他就會給國內做物理的人提一些重要的發展方向，希望大家去做，占到先機。

再說說加速器。我們知道北京的加速器原來是個單環，那么以后怎么辦？就面臨著兩個選擇，一個提高能量去做什么東西，還有一個就是說選好能區提高亮度，但是要找物理比較明確的地方，就在這個地方，國際上都沒有我們搞得好，要發現新現象。

最后由當時高能所的所長方守賢院士做決定。他是中國加速器事業的主要實施者，最后確定做雙環，就是兩個環對撞，最后證明這個是很成功的。那么雙環做的不錯以后，高能物理要怎么辦？當時的高能所所長方守賢，和以后當所長的陳和生院士，他們都跟楊振寧先生討論過，我的印象很深。實際上他們同合作者就是把高能物理的方向，主要對準了國家的急需。上海光源就是成功的例子，散裂中子源也是個突出的例子。散裂中子源可用于探測一些非常重要的材料，可以說是國之利器。可是我們國家過去沒有，楊振寧先生非常支持，囑咐一定要做好。

楊先生在2019年已經97歲的高齡了，親自跑到散裂中子源實驗室地下參觀，他非常支持，而且評價很高，?裂中子源對我們國家非常重要。楊先生十幾年前給國家有關部門寫信，提議中國及早做軟X射線的自由電子激光，將來在研究生物和有關的方面會有很大的用途。

當時國際上都剛剛在造，花錢不是很多，而且他有的學生在美國，可以來幫忙，可惜這個信轉了些年，最后才落實。包括上海自由電子激光，他們已做出優秀的成果，這在我們國家也是件重要的事情。

楊先生還關注核廢料處理的加速器的建造。我舉這個例子是想說，楊先生不是一聽加速器就反對，他是主張現在所建的加速器最好是要能夠做物理，又可以切合中國的或者部門行業的重大需求，解決國家急需的問題。我覺得楊先生眼光是比我們要超前的太多了。

我跟方守賢院士非常熟。我經常聽老方跟我說，他對楊先生觀點是非常的佩服，他就親自到上海同合作者做出質子加速器，用以治療癌癥，比如可以治療鼻腔癌等。這些楊先生都非常支持，他說的該花的錢要針對國家的急需，克服瓶頸，又發揮了高能特別的長處，就完全應該去做的。

楊先生對于自己，一件夾克穿很多年都舍不得丟掉，沒有什么很奢華的東西，而且他自己捐很多錢，對于國家來說，他覺得哪些不該花錢，他就站出來說話，即使不受歡迎，他覺得問心無愧。雖然表面上這幾件事都沒有直接關系，但是我覺得從小事到大事上都能反映出楊先生的一個心態，自己節儉，也不希望國家花沒用的錢。

大師楊振寧

作者：林世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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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走報國

楊振寧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給了當時正處于自強中的中國人民一個巨大的鼓舞和信心，證明了中國人同樣可以站在科學之巔。

對于自己所做的貢獻，楊振寧曾說過：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貢獻是幫助改變了中國人自己覺得不如人的心理。“我想我的科學工作的成就幫助中國人的自信心增加了，這個恐怕是我一生最重要的貢獻。”

除了巨大的科學成就外，楊振寧多年來一直在各個領域積極推動和幫助中國科教及其他領域的發展。

1971年，應當時“保釣”學生的邀請，楊振寧積極參與保釣運動，活躍在全美各大高校演講，一腔熱血感染了大批熱血青年。

1977年，楊振寧等在美國波士頓正式創辦了全美華人協會，并擔任會長，積極促進中美關系。他還在當時的《紐約時報》上出資整版刊登了致美國總統的公開信，向美國政府施壓，積極推動兩國建交，有意思的是，他還在這封英文公開信旁加了八個中文字：亡羊補牢，猶未為晚。

同時，楊振寧還在美國各地積極公開演講，幫助大批的頂尖華裔學者消除顧慮，很多人開始回到中國探親。

1979年，鄧小平訪美，楊振寧代表全美華人協會和全美各界華人，在歡迎鄧小平夫婦的宴會上，發表了題為“建造友誼橋梁的責任”的致辭。

今天我們所熟悉的中科大少年班，吳健雄物理獎、陳省身數學獎，求是科技基金會等眾多日后對中國科教領域產生積極影響的大事，都得到了楊振寧的積極幫助和推動。

落葉歸根

1997年，時任清華校長王大中與楊振寧反復磋商后，決定仿效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的成功經驗，成立清華大學高等研究中心，后更名為清華大學高等研究院。

在清華高等研究中心成立初期，楊振寧給中心捐了100萬美元，其中包括了他的諾貝爾獎金，幾乎把他當時的大部分積蓄都捐了，此后更是通過各種渠道，為中心募集了1500萬美元。同時，他還大力培養和引進人才，幫助清華引進了姚期智等頂尖人才。

2003年，楊振寧全職回國并定居清華，他本來1999年就打算回國，但因為首任妻子生病，陪她走完了生命的最后幾年。

2004年，已經年過80的楊振寧在清華給本科生上課講授普通物理，他說：現在很多教授不愿意給本科生上課，但我覺得，給本科生上課很重要。我也希望我能夠帶動更多的人。每一次課前，我要花兩個小時認真備課，我要了解學生的進度。

2015年2月，楊振寧正式放棄美國國籍，并于2015年4月1日成為中國公民，后由中國科學院外籍院士轉為中科院院士。

幾十年來，在很多場合，楊振寧都會唱起一首歌，那是他學自他父親的一首五四時代的歌：中國男兒，中國男兒，要將只手撐天空。長江大河，亞洲之東，峨峨昆侖……古今多少奇丈夫，碎首黃塵，燕然勒功，至今熱血猶殷紅。

回國后定居清華時，楊振寧特地給他的住所起了個名字：歸根居。

追記26年前訪談：楊振寧縱論科技精英下海

作者：劉亞東

節選：

如約而至的訪談持續了近三個小時，非常成功。時過境遷，中國今天面臨的主要問題和科技發展短板已經發生很大變化。在那個相當多國人還在為溫飽而掙扎的歷史時期，楊振寧強調全力發展經濟，“只有經濟獲得發展才能確保基礎性研究、有關國家長遠利益的應用研究、高技術研究以及重大科技攻關活動順利進行。”

而他2003年回國定居后，隨著國家經濟實力不斷提升，又開始為加強基礎研究而不遺余力地整合資源，奔走呼號，建言獻策。著力點的改變，恰恰反映出楊振寧一以貫之的認識和理念。他在這次訪談中關于“基礎研究，發展研究和商品研究”的精辟論述，今天看來依然有著很強的現實針對性。

殷殷愛國之忱丹青不渝，拳拳報國之志溢于言表！9月22日下午，“慶祝楊振寧百歲華誕”大會在清華大學舉行。爾后有感，我發布了“楊振寧不欠這個國家什么，倒是那些‘鍵盤俠’欠他老人家一聲道歉”一文。翁帆女士讀后，通過友人向我表示感謝。我卻有一種悲涼感。不過是為楊翁夫婦說了幾句公道話，反映的也僅僅是所有善良人的共同價值觀，何需感謝？只能說明這樣的聲音太微弱，輿論環境太惡劣！

去年，“該不該責罵一些網民”曾引發熱議。其實，更重要的問題在于，責罵解決不了問題，公眾需要啟蒙！我想告訴那些噴子，愛國絕不僅有“鄧稼先模式”。郁達夫說過，一個沒有英雄的民族是不幸的，一個有英雄卻不知敬重珍惜的民族是不可救藥的。好在，這些人雖然數量不少，但終究代表不了我們的民族！

10月1日是國慶日，也是楊振寧100歲的正日子。與國同慶，恰為美談。我翻出了26年前的舊作“楊振寧縱論科技精英下海”。原載于1995年10月12日《科技日報》的這篇報道，榮獲中國國際新聞獎（后并入中國新聞獎）。阡陌紅塵，彈指瞬間；不勝唏噓，無限感慨。附以此文，權當給楊振寧先生賀壽。

楊振寧縱論科技精英下海

早在中美關系乍暖還寒的1971年夏天，楊振寧博士就迫不及待地踏上了既熟悉又陌生、已闊別26載的故土———比基辛格秘密訪華僅晚一星期，比尼克松訪華則早了半年！作為諾貝爾獎獲得者，楊振寧是訪問新中國的第一位美籍華裔著名學者。從那時起，楊振寧便以增進中美兩國人民友誼和相互了解為己任，不遺余力地推動兩國的科技交流與合作。雖然身在海外，但他心系中國的建設和發展，每每獻計獻策，為中國走向富強昌盛發揮著重要而獨特的作用。

1995年9月28日下午，記者如約前往位于長島的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拜訪了這位世界級的理論物理學大師。73歲高齡的楊振寧博士在辦公室里，精神矍鑠地闡述了他關于中國科技工作者“下海”經商的看法。

楊振寧指出，當前，世界各國都在積極準備應對下個世紀以高技術較量為核心內容的綜合國力競爭。縱觀最近20年的國際市場，每隔幾年就有一種代表明天工業發展方向的“主干”產品問世，如個人計算機、大哥大、高清晰度電視等等。可以預言，今后的國際市場逐鹿將越來越多地集中于智力密集型工業領域。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有了長足發展，但這一發展主要是以中低技術為支撐，而中低技術難以使經濟長期保持成長勢頭。因此，高技術是決定中國未來經濟命運的關鍵所在。在這個問題上，中國要有清醒的認識，要有憂患意識，絲毫不能為已經取得的經濟成就所迷惑。

在高技術商品競爭中，中國趕超發達國家的決定因素在于人。楊振寧認為，中國現在迫切需要大批科技人才特別是高層次的科技人才“下海”，更加有效地參與經濟建設。這是時代賦予他們的一項光榮而神圣的歷史使命。千千萬萬的高層次科技人才從事與經濟發展息息相關的事業，開發出能夠在國際高技術市場占有一席之地的產品，中國才有希望，他們自己也才更有前途。只有經濟獲得發展才能確保基礎性研究、有關國家長遠利益的應用研究、高技術研究以及重大科技攻關活動順利進行；只有與經濟更加緊密地結合，科學技術才能逐漸進入自我發展的良性循環軌道。事實上，在對基礎理論研究的支持上，今天的中國與10年前相比已經大不相同。比如，過去人們要申請到各地開學術會議的經費十分困難，現在就比較容易了。即使考慮到物價上漲因素，用于開會的錢還是明顯增加。什么緣故呢？就是因為經濟發展了。

科技研究可以分為3個層次。即純學術研究、發展研究和商品研究。純學術研究一般為基礎性的理論研究，可以起到“登高望遠”作用；發展研究是指把理論可行性物化成現實存在的探索過程；商品研究旨在改進發展研究的成果，以最大限度地滿足消費者的需求。楊振寧強調，時代在前進，科技研究的側重點也在改變。以前，科技研究主要是一個純學術范疇；而現在，發展研究和商品研究成為其最為豐富和活躍的內涵。在發達國家，對于科技研究的財政支持90％以上投入到應用方面，純學術方面還不到10％。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國尤其需要扶植能夠直接服務于經濟建設的科技研究，鼓勵科技人才特別是高層次的科技人才在商品經濟的舞臺上施展才華。當然，并不是說所有科技工作者都“下海”，這要因人而異。有的人“下海”后會淹死的。陳景潤就是一個例子。就讓他安心做純學術研究好了。

國內一些人對于科技工作者經商憂心忡忡，楊振寧卻不以為然。他指出，在商品經濟浪潮沖擊下，一些科技工作者“下海”必然會在人們思想上造成某種程度的混亂，這不足為怪。中國自古存在輕商意識。現在仍有很多人認為，從商是鄙俗的，做學問才清高。即使做學問，他們也都寧愿擠在純粹學術的狹小天地。這對國家的發展十分不利。要想改變這種狀況，一是需要全社會克服偏見，樹立新的風尚；二是需要政府提供一些條件，讓他們沒有后顧之憂。一些教授之所以不肯“下海”，除了因為覺得丟臉外，還因為懼“海”。萬一從商不成功怎么辦？本來，他可以當一輩子教授的。政府是否可以就此想個辦法，比如告訴他：“沒關系，你去做5年，不行可以回來。”這樣他就有安全感。科技工作者經商或許會使某些研究領域一時少出若干成果，但卻有助于中國知識界徹底改變沿襲了幾千年的“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迂腐觀念，從而自覺地更多尋求在社會經濟活動中發現和實現自身的價值。因此，從長遠看，其正面影響要遠遠大于負面影響。目前，國內大學里最優秀的學生較少選擇純理論的學科和專業，也是因為他們有了更好的出路，這恰恰是國家的需要。

就高層次科技人才“下海”，楊振寧舉了香港的兩個例子。過去，人們要想錄下某一電視節目，必須在指定的時間進行比較復雜的操作。大約十幾年前，香港中文大學物理系的一名教師和他的朋友們想出了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現在，全世界很多報刊的電視節目預告上，每個節目后面都有一個號碼。只要把某一號碼輸入一臺與電視機相連的附屬設備，這個節目到時就會自動被錄下來。這名教師和他的朋友們料到這個機器受人歡迎，也想出了怎樣制造。于是，他們便游說別人投資，建立了生產這種機器的工廠。該工廠發展得很快，已在世界各地銷售其產品。這位教師離開了學校，從事著與此新事業有關的各種研究。香港中文大學的另一位教師找到了以低廉成本生產液晶顯示板的途徑。他也不再教書，而成立了專門經營這種業務的公司，為各種用戶生產不同規格尺寸的液晶顯示板，生意十分紅火。如果中國大陸有了更多的這種人才，相信定會給經濟帶來空前的繁榮。

楊振寧說，將純粹的學術研究成果轉化為經濟效益，日本和美國都很成功，英國則很不成功。以生物工程為例，英國在這一領域積聚了很多一流的科技人才，乃至諾貝爾獎金獲得者，但他們只會做純粹的研究，不肯或不會“下海”，所以他們的生物工程賺不來錢。在這方面，英國與中國的相同之處在于兩者都沒能有效地實現科技成果商品化；不同的是，英國的科技發展水平很高，而中國由于財力限制尚不具備這樣的科技實力。所以，較之中國，英國的這一問題更為突出。此現象值得中國做深入研究。總的說來，這與它的政府政策、學術界風氣以及金融投資結構有關。英國在金融投資結構上與日本和美國有很大差別。要想使工業發展，必需有技術上的新見解，當這種新見解還不成氣候時，就得有人愿意出錢來試試，這就是風險投資。把風險投資者和技術人才銜接起來，英國不會做，日本和美國卻很會做。楊振寧指出，中國也應走這條路。這不是一個技術問題，而是一個體制和管理問題。中國須造就眾多既有科技頭腦，又有商品意識的人，他們能看出哪些科技成果值得做風險投資，哪些不值得。中國現在有必要也有能力著手這件事了。

采訪結束時，夜幕已經低垂。高速公路上滾滾的車流好似條條火龍。我打開錄音機，楊振寧博士那純正的普通話立刻與車窗外的鋼鐵與混凝土音符交織在一起。“……中國現在最重要的是發展經濟，其它都是次要的。我認為，已經‘下海’的高層次科技人才在中國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希望他們的人數能夠多些，再多些……”

潘建偉：我與楊振寧先生交往的若干往事｜ 百年風華楊振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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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先生對我的幫助，不僅僅局限于學術方面。自我回國開展光量子信息實驗研究時，其實就已經與我在奧地利留學時的老師Anton Zeilinger教授形成了一定程度的競爭，后來甚至和他之間產生了一些誤會，對我們的國際合作帶來了一些困擾。

楊先生了解到這一情況后，主動地幫我協調，專門邀請Zeilinger教授到清華來訪問，借此機會和我還有Zeilinger教授一起進行了溝通，促使我們團隊后來和奧地利科學院基于“墨子號”衛星成功開展洲際量子通信的合作研究。直到現在我們和Zeilinger教授團隊還時常有合作。因此，在大多數人看來，楊先生是受眾人崇敬的科學大師，但對我而言則更像是一位充滿智慧且關愛學生的師長。

與楊先生的交往中，還不時出現一些趣事。我還記得在2005年第一次與楊先生交談時，他告訴我獲得了當年的求是“杰出科學家獎”。后來我到新疆去參加頒獎典禮，正好在電梯里遇見了楊先生。我很激動地向他問好，楊先生卻問：“你是哪個單位的？”我回答是中國科大的。楊先生說科大有一個叫潘建偉的工作不錯，這回獲獎了。我只得直言我就是潘建偉，楊先生聽后哈哈一笑，說：“抱歉，我記不清你長什么樣子了。”

后來又與楊先生見過幾回面，他仍然沒有記住，直到見面的次數多了，才終于記得我的樣子。其實這并不是由于楊先生年紀大了，我們團隊的很多年輕教授包括我自己在內，對一個人的工作記得很清楚，卻往往記不清他的長相，這應該是我們都專注于學問本身使然。

還有一次偶然的事件讓我印象深刻。2016年楊先生在北大出席求是頒獎典禮時不慎跌倒。楊先生當時已是九旬高齡，在場的所有人都很揪心，楊先生卻像一個孩子似的笑著對我說，潘建偉啊，我剛才摔了一跤！無論是“臉盲”還是“老頑童”，其實都是體現了一個學者醉心于學術的純凈的靈魂；而這種純凈的靈魂，正是產生大師的心靈土壤。

楊先生曾經深有感觸地告訴過我一些他過去的經歷，例如，1945年他出國留學的時候，在去往美國的船上第一次吃到了冰激凌，感嘆道世上竟然有如此美味的食物。楊先生甚至還說，直到到了美國之后才知道什么叫吃飽了。從這些略帶辛酸的往事，可以感受到楊先生他們那一輩科學家，在艱難的環境中堅持求學的不易，而這份對科學真理的向往和執著，最終帶來了中國今天的科技繁榮。

2019年，隨著“墨子號”量子衛星得到國內外的廣泛關注，我們榮幸地將“墨子號”載荷樣機捐贈給了國家博物館，楊先生出席了捐贈儀式。在捐贈儀式上，楊先生感慨道：“我們這一輩人過去總是盼望著中國‘天亮’，如今我們終于可以看到中國的未來有無限的可能。”

施一公撰文回顧與楊振寧近15年的交往：亦師亦友亦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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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例子，2015年，為了慶祝屠呦呦先生獲得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求是基金會在中國科協舉辦了一次別開生面的求是之家研討會，邀請了往屆求是青年學者和求是大獎獲得者參加。楊先生以“救亡”為主題作了發言，闡述了他對中國科技發展的憂慮和建議。

楊先生也十分關心我個人的學術進展。2015年8月，我帶領團隊首次捕獲剪接體高分辨率結構，他9月初發來郵件，邀請我到清華高研院作專題分享，由他親自主持。

楊先生對青年人格外關心。2012年，清華大學生命科學學院第一屆學堂班畢業生學術年會，學生們特別希望能請到楊先生，他欣然應允。

2017年，楊先生出席了由我主持的面向清華師生的一次巔峰論壇。主講人是DNA雙螺旋的發現者之一沃森（James Watson），我專門邀請楊先生作為嘉賓和沃森對話；

江才健：楊振寧100歲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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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要提出這樣一個傳真信的事，因為這正顯現出楊振寧雖然是一個大科學家，卻也是一位極能尊重他人、沒有身份架子的平易人物。我認識的著名華人科學家不少，能夠像他這樣的不講究身段，沒有架子，其實很少。我也好些次看到他在一個研討會休息時間，被一個年輕學生纏著討論問題，不克分身的場面，因為他多不會拒人于千里之外。

李政道與楊振寧觀點相左，對中國科技戰略制定有何價值？

作者：黃慶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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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振寧強調應用科學研究

與李政道恰好相反，楊振寧于1972年6月第二次回國時就反對中國建造大型加速器。此后，他又突出強調中國要大力開展發展性科學、應用性科學研究。更重要的是，楊振寧突出強調應用研究的理由，也同樣雄辯有力，同樣給中國領導人和中國科學界以極大的啟發。

持續反對中國建設高能加速器

楊振寧于1971年7月首次回國訪問，回國期間主要是省親和參觀各條戰線上的 “樣板” 工程，與中國科學界并未深入交流。1972年6月，楊振寧第二次回國（李政道同年9月第一次回國）。也即是在這次回國期間，楊振寧開始介入到中國高能加速器建設的爭論之中。

1972年7月4日，楊振寧應邀參加中科院組織的 “高能物理發展與展望” 座談會，會上中國物理學家提出中國要建造大型高能加速器，趕上世界先進水平并在此過程中培養人才。出乎參加座談會的中國科學家意料的是，楊振寧在會上反對中國建造大型高能加速器，而且態度堅決。

他說：“拿幾千萬美元的投資來發展高能加速器，從中國工業發展來看，我很難投票贊成…… 中國去年的鋼產量是2100萬噸，可以等這個數字增加三倍以后再來討論。這個數字是美國和蘇聯的六分之一，但美國和蘇聯的人口是中國的三分之二。中國有很多別的事情做，中國應當對人類有較大貢獻，但我不覺得應當就是在高能加速器方面。” [7] 應當說，眼界開闊、對中美情況都有了解的楊振寧是務實的。

確實，1972年的中國經濟處于崩潰的邊緣，奢談建造大型加速器極不現實，而且當時高等教育幾乎停滯，沒有人才根本就不可能建成加速器。在楊振寧看來，中國當務之急是要恢復并發展教育，培養更多的人才。盡管中國科學家對楊振寧直言不諱的意見感到很不舒服，但楊振寧的意見確實很在理，這對處于封閉狀態下的中國科學家而言，無疑是一針清醒劑。

盡管楊振寧極力反對中國建造高能加速器，但中國科學家有著自己的長遠考慮，張文裕等18名科學家聯名于當年9月給周恩來總理寫了一封信，提出發展中國的高能物理并建造高能加速器的建議。周恩來親筆批示給予支持。1973年，中國高能物理研究所正式成立，高能加速器建設也提上日程。1975年，國家批準建造400億電子伏質子同步加速器；1978年國家改為批準建造500億電子伏質子同步加速器，然后建造5000億伏質子加速器，史稱 “八七工程”。

也就在 “八七工程” 上馬的時候，楊振寧再次回國，并且 “不識時務” 地再次公開反對中國建造大型加速器。1978年8月18日，鄧小平和方毅接見楊振寧，會談中，楊振寧明確表示自己反對祖國建造大型加速器，以至于鄧小平在會見結束時指示在場的副總理方毅，專門組織專家再次與楊振寧詳談。8月19日下午，方毅率張文裕、周培源、吳有訓、錢三強、朱洪元等著名物理學家再次與楊振寧座談。雖然楊振寧堅持自己的反對意見，但 “八七工程” 上馬已成既定事實。[8] 此時的中國科學界，急于奮起直追的心情更為迫切，不可能因為楊振寧的反對而下馬一個好不容易爭取來的重大科學工程。

然而，好景不長，“八七工程” 過于貪大求高，不幸被楊振寧言中，不符合中國實際，被迫下馬。

話說1978年底 “八七工程” 上馬后，因耗資巨大，也遭到國內科學界其他學科的反對，據說就有 “我們這兒飯都吃不飽，高能物理所在那兒吃肥肉” [8] 的說法。因此從1979年開始，國家就開始考慮調整高能加速器建設，也就是下馬 “八七工程”。

1980年1月，改革開放大幕拉開后中國舉辦的第一個國際大型學術會議——廣州粒子物理理論討論會召開，包括李政道、楊振寧在內的海內外華裔物理學家群賢畢至。會議期間，由李政道牽頭擬就了一封致中國政府的信，呼吁中國政府繼續支持建設高能加速器。絕大多數到會物理學家都在這封信上簽名了，而楊振寧卻沒有簽名。不僅如此，他還于當年3月12日給所有參會的科學家寫了一封信，再次公開亮明自己的觀點，反對中國建造大型加速器。他說：“中國的領導人和科學家已經十分清楚我的意見……我不能夠無愧于心地去簽署這個文件，因為我認為真正需要的不是我的簽名，而是中國人民的簽名。” [8] 這是有史可考的，楊振寧第三次公開反對中國建造大型加速器。

1981年底，在經過更為理性、周全的論證與國際咨詢之后，中國政府決定放棄建設大型質子同步加速器，改為建設規模較小的正負電子對撞機。就在中國政府作出這個決策不久，也就是1981年底，楊振寧致信鄧小平和方毅，再次提出反對意見。而且這次意見更有針對性、更為具體、更具前瞻性，試圖給中國的科學研究指出方向。這封信影響很大，因而有必要詳細介紹一下這封信的主體內容及有關情況。

楊振寧在信中明確了自己反對建造大型加速器的觀點，進而深刻指出，中國的科學研究 “傾向于走兩個極端：或者太注意原理的研究，或者太注意產品的研究（制造與改良）。介于這兩種研究之間的發展性研究似乎沒有被注重。” “發展性研究是一種中期的投資，希望五年、十年或二十年內成果能增強社會生產力。這種投資我覺得是當前中國科技研究系統中十分脆弱的一個環節。” “原理的研究成果往往名氣大，叫得響，而發展性的研究各工廠視為財富，不肯公開，所以在中國容易產生一個而錯誤的印象，以為美國原理研究經費比發展性的研究多得多。事實與此正相反。” 楊振寧指出，美國的發展性研究經費大約是原理性研究經費的10倍。“原理的研究的社會支持在美國只是這30年才開始的。這個歷史發展的順序，先實際后原理，先短、中期后長期，這是由經濟規律所決定的，絕對不是偶然的。” [9] 在這些論證基礎上，楊振寧認為中國應大力開展發展性研究，并提出了具體的建議。

必須承認，楊振寧的上述觀點是非常精辟的，已經超越了就事論事的層面，轉而從學理層面、中國實際以及汲取國際經驗的角度，為中國科技發展提出了極具指導意義的建設性意見。

1981年12月28日，鄧小平審閱了楊振寧的這封信，并作出重要批示：“由有關部門進行討論，擬出方案。” [10] 由此可見，鄧小平是非常重視這封信的內容的。又因楊振寧的這封信有理有據，不僅找準了中國科技發展的“痛點”，為中國科技戰略發展指出了明確的方向，而且還有鄧小平的明確批示，所以此信內容引起中國政府和科技界的廣泛討論。以至于《光明日報》于1982年3月5日以較大篇幅刊登了此信的主體內容，并特意加了一個 “編者按”：“希望本文能引起國內科技界的重視，并歡迎大家就本文提出的問題發表意見。” [9] 這足可以看出當時中國官方的態度。

也就是從這封信開始，鑒于中國政府已正式決定建設正負電子對撞機，楊振寧不再公開反對中國搞高能加速器，而是主張中國政府要更多地重視發展性研究，也就是應用科學研究。

基礎與應用之辯的時代意義

通過上面的梳理和分析我們可以發現，雖然李、楊二人觀點相左，但他們給予中國的意見和建議卻也都是有理有據，都是出于要把中國的事情尤其是科學技術發展好這一愛國心的，并非出于一己之私。這一點必須首先明確。

李、楊二人的觀點相左，主要源于他們看待中國問題進而提出解決中國問題的辦法的出發點不同。李政道針對 “文革” 對基礎研究的否定及其惡劣影響以及改革開放后功利主義在中國的盛行，極力主張要重視基礎科學研究，當然沒有錯；楊振寧針對中國科技和工業落后的現實狀況，極力主張要更加重視應用科學研究以滿足國家建設的急需，也沒有錯。因此，在如何看待李、楊觀點相左這一問題上，不能陷入非此即彼的思維窠臼，非要評判二者孰優孰劣、誰對誰錯。事實上，他們二人的觀點不同，只是他們看問題的角度不同罷了。

本來，基礎科學研究和應用科學研究都非常重要，二者都不可偏廢，這是無須爭論的。但這個問題在中國有其特殊性。中國的近代科學是從西方移植過來的，科學技術的發展從一開始就背負起救亡圖存、振興中華的沉重使命。這就決定了中國的科學技術發展一定是與國家戰略、國家需要緊密結合在一起的。

建國以后，“學科” 與 “任務” 之間到底該如何平衡的問題就一直爭論不休。“文革” 后，國家建設步入正軌，各個領域都急需財政支持，可是國家卻很窮，分攤到科學技術研究上的科研經費極為有限，這里多拿一分，那里就少了一分。這也是那個歷史時期基礎與應用之爭以及李、楊關于基礎與應用之辯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李、楊二人是20世紀最有影響力的海外華裔科學家。更重要的是，他們二位都是十分愛國的。1980年10月，當時在美國訪學的周光召在給中科院副院長錢三強的一封信中談及了華裔科學家莫偉的一些看法：“莫偉找我談了三次，談了一些情況和意見，他意思是希望我把這些意見轉告國內…… 有些人不了解中國情況，有些人有私心，中國政府不要輕信他們…… 莫講據他看只有李和楊沒有私心，熱情希望把中國事情搞好。” [14] 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海外華人對李、楊二人的評價，中國政府也因此對他們二人的意見和建議格外重視。

就此而言，李、楊二人觀點相左，對于中國科技發展而言，反而是好事情。不同觀點的碰撞，能讓中國領導人聽到了不同的聲音，進而能讓中國的科技戰略決策更加理性、務實、周全。或許，這也是李、楊關于基礎與應用之辯的最大現實意義之所在。

何祚庥院士：希望楊振寧、李政道有生之年能化解恩怨

節選：

《科學大師》：在發現弱相互作用下宇稱不守恒這一重大科學問題上，究竟是誰的貢獻更大一些，我們外行人不懂，你們是粒子物理學家，你們應該能做出判斷吧？

何祚庥：如果一定要我們對他們兩位在發現弱相互作用下宇稱可能不再守恒的問題上，“誰”的貢獻“更大”一些？其實，這個問題有一個答案，并列第一。

李政道的一位好友斯坦伯格教授，曾這樣評定他們兩位的貢獻。李政道探討的是奇異粒子的弱相互相作用可能存在不守恒，所謂“τ-θ之迷”，都是指的奇異粒子，而楊先生卻認為還應進一步探討一下中子、質子等非奇異粒子間的弱相互作用也可能不守恒。

奇異粒子，非奇異粒子，這是在性質上甚不相同的兩類粒子。兩位科學大師的科學構思加在一起就構成了粒子物理里完整的“弱相互作用下的宇稱可能不守恒”的假說。

所以，斯坦伯格教授的說法，也是實際上支持了一個比較公認的觀點：并列第一。

《科學大師》：一般人不知道楊先生晚年以來的狀況，尤其學術上的活動。他比較關心一些什么問題？

何祚庥：復旦大學有一位比我們年輕的教授，施郁教授， 50多歲，在楊先生那兒住了半年，給楊先生寫了一篇文章，從科學史的角度論述了楊先生的多方面的貢獻。

他特別提出，楊先生有一個很標準的思維，他更關注物理學在未來10年或者20年可能的發展方向，他帶過一段時間清華的本科生，重心就是指導后輩青年應該往哪些重要的學術領域發展。現在年紀大了，他也講不動課了，但他希望能夠把自己的思想留下來。

比如跟他念博士的學生，早年他帶的是粒子物理。但是后來帶的學生卻不再是粒子物理了。

他有個博士生叫做余理華，他跟我有點關系，他父親是我在清華的畢業論文指導老師，余瑞璜教授。余理華上世紀七十年代去的美國，當然是拿了我們的介紹信，包括他父親的介紹信，楊振寧就收下他了。

楊振寧是著名理論物理學家，又是粒子物理學家，余理華很愿意跟他學，但他就叫余理華去做自由電子激光，就不是粒子物理學。

余理華在那個領域做得極好。但他在讀博士學位時那個時候自由電子激光還沒做出來，八字還沒一撇，現在已經成為一個重要領域。

楊先生還有一個學生趙午，他叫他從高能物理改做高能加速器，楊先生看物理學問題格局上開闊一些，眼光也更遠。

他和李政道先生一樣，是在為中國科學發展布局，比如說清華，除了物理之外，姚期智院士，也是楊先生請回來的，姚院士代表的是計算機物理和人工智能的交叉結合，不得了的大方向。

姚院士也是這一新興科學領域的開拓者，奠基人。還有當時還不太為大多數人熟悉的科技新秀、密碼學專家王小云，也被聘為清華高等研究院的楊振寧講座教授。

楊先生當然也關注粒子物理的重大的科研動向。比如中科院高能所的所長王貽芳教授要推動建設超大型粒子對撞機，這和楊先生的“盛宴已經閉幕”（The Party is over.）的理念相沖突。

楊先生不吐不快，直接潑了冷水。

據我所知，他寫了封信給領導人，他說他多年以來就反對建這種超級大型對撞機。

在美國他就反對。他說這個事情做起來花錢太多，技術很復雜，中國也沒有這個力量，要請國外人來做，等于花了錢，而最后的主要成果都是被人家拿走了，而中國還有許許多多更重要的事情有待開拓，都要投入大量的錢。而且今后10年20年的物理學發展重心不在這個地方，等等。

領導人看了以后，作了一個批示，“看來此事不成熟”。中國科學院就成立一個重大工程審查委員會，11個人專門來審查，因為要通盤考慮，不只是高能加速器，還有航天、互聯網等等各種重大科研項目。

我知道的最后結果是6:5否決，就是這個超大型對撞機不做了，等于做了一個正式的結論。

楊先生關注各種物理問題的這一角度我認為十分重要，就是說你不要把發展方向搞錯了。

楊振寧中國情懷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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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振寧并不是2003年底才回到中國，其實他早在冷戰熾烈的1971年，就率先的回到中國。

冷戰期間，莫說是在美國的中國人不能到中國大陸，就是一般美國人也禁止前去，楊振寧除了一個大弟也在美做物理教授，父母與弟妹四人都在大陸，他的父親楊武之早歲留學美國，在芝加哥大學得數學博士，后來在清華、西南聯大與上海復旦大學教書，楊振寧1957年得諾貝爾獎之后，父親得到大陸政府特許到日內瓦與楊振寧見面幾次，他與兒子談到新中國的進步，引起楊振寧好奇，楊武之應大陸官方要求或暗示，曾勸楊振寧回大陸看看，但是也知道楊振寧追求學術更上層樓，應該留在美國，因此并沒有要兒子回到中國工作。

最近楊振寧放棄美國國籍，也有究竟他動機的怪論，一些傳聞說他回國是為了享受部長級待遇，也有說他一年得了多少收入。其實如果要追究利益，楊振寧為北京清華大學設立的一個基金，已捐到一千兩百萬美元，其中包括楊振寧將美國房子賣掉捐出的一百二十萬美金，這都是有賬可查的。最近他放棄美國國籍之前，已經是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等完善處理了放棄美國籍的相關事宜，在2015年正式放棄了美國籍。

可以對楊振寧的爭議“蓋棺定論”了，事實高于雄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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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可是為什么楊振寧要加入美國籍？這是不能否認的吧？請問，楊振寧是對美國貢獻大，還是對中國貢獻大？

答：加入美國籍，不代表就不愛國。中國人認為，這個人是不是“自己人”，要看他是否接受我們的傳統文化，而不是看所謂的“國籍”。李小龍就是標準的美國國籍，但基本上大家都把他看成是中國人。中國人一直是一個文化概念，而不是地域概念、血統概念。

楊振寧加入美國籍，并非是奔著所謂“榮華富貴”去的，而是為了方便從事科學研究工作，而科學研究是為了造福全人類，我們中國人也因此而受益。這等于是說，我們中國人不花一分錢，讓美國佬花大錢，就可以無償使用楊振寧的研究成果。楊振寧在1971年回到祖國的時候，與鄧稼先會晤，鄧稼先沒有把自己的工作進展透露給楊振寧，楊振寧卻直接把海外最熱門的量子場理論毫無保留的傳授給鄧稼先。

如何證明楊振寧不是為了個人利益才加入美國籍呢？楊振寧最風光的時候是1957年，這一年他獲得了諾貝爾物理學獎，被譽為“顛覆了物理學界三四十年共識的男人”。如果在這個時候加入美國籍，他可以說是立即就能達成心愿。但是他一直拖著，直到漫長的7年等待之后，才勉強地加入美國籍。如果是為了個人利益，他為什么不立即加入？這說明楊振寧對祖國非常有感情，是真的戀戀不舍。

即使加入了美國籍，他也從來沒有做過對祖國任何不利的事情。恰恰相反，他竭盡所能，做了很多普通人不敢做的事情，甚至冒著被聯邦調查局調查的威脅，一直在為祖國的科教事業和中美兩國恢復外交關系而奔走。

至于說“為美國貢獻大，還是為中國貢獻大？”，這個問題很好解答：當然是對中國的貢獻大。

美國的諾貝爾物理獎得主一大堆，楊振寧只是其中的一個。中國目前僅有楊振寧一個中國國籍的諾貝爾物理獎得主。就以稀缺性而言，楊振寧對中國更加顯得意義重大。

我打一個比方，楊振寧是博士生，他的科研成果即可以在清華大學發表，也可以在東南大學發表。清華大學和東南大學都可以無償的使用他的一切科研成果。現在，小楊做了院士，他如果去清華大學，清華大學的院士有好幾位。如果他去了東南大學，東南大學原本沒有院士。對于東南大學來說，楊振寧對自己學校就尤為重要，僅憑“院士”這個招牌，就可以讓學校的地位躍升一個臺階，也更有名氣，在招生上更有吸引力，獲得巨大的好處。

也就是說，東南大學比清華大學更需要楊振寧的加盟。您說，楊振寧是不是對東南大學的意義和貢獻更大？

假設楊振寧對中國無用，憑什么他被毛主席、周總理等老一輩敬之以“國士”之禮？

問：既然楊振寧有家國情懷，為什么他當初不肯回國呢？據說他父親勸他回去，他也不去。鄧稼先是主動回去的。

答：有具體的情況。鄧稼先之所以主動回去，是因為他有共產主義信仰。鄧稼先在國外念書的時候，就被海外的黨組織培養，他擁有了自己的堅定信仰。作為有共產主義信仰的人，回國建設社會主義新國家，是順理成章的事情。而楊振寧是無黨派人士，他對一個嶄新的政權建立之后，到底會對知識分子怎么樣對待，是心里沒有底氣的。

要知道，楊振寧和鄧稼先，原本“成分”就不一樣。鄧稼先的岳父是許德衍，當時擔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全國政協副主席，是妥妥的副國級高官，鄧稼先是典型的“根紅苗正”。楊振寧的岳父嘛......此外，楊振寧的岳母一家都在臺灣做“人質”，這也是讓楊振寧有所顧慮的原因。

實事求是，楊振寧還有擔心回國后不能繼續進行科研工作的因素。這是最大的因素之一。

據上海交通大學黃慶橋研究員的《楊振寧回國記》和中央文獻研究室的《大國外交風云錄》，詳細記敘了楊振寧當年沒能回國的前因后果。

楊振寧和李政道在1957年獲得諾貝爾獎之后，作為楊振寧的老師，物理學家張文裕被委派到瑞典，向他們轉述國家希望他們回國內工作的意愿。楊振寧和李政道聽了很感動，爽快的初步表達了愿意回國工作的想法。他們對張文裕說：我們還年輕，爭取在國外工作一段時間，到一定的時候再回去。但很快“反右”運動開始，50多萬知識分子和數百萬親屬受到不公正待遇，身處海外的楊振寧、李政道聽聞之后，感到憂心忡忡。當1958年張文裕再次向二人提出請求的時候，感覺這場國內的運動給二人帶來很大的思想震動。他回憶說，二人心事重重，一提及國內的情況就“情緒很差，悶悶不樂”，對回國的熱情也明顯不像去年那樣了。回國的事情就此耽誤了下來。

到了1960年，楊振寧的父母楊武之夫婦來到了歐洲，就是否回國與楊振寧進行了談話。楊振寧的母親羅孟華，她已經親歷了大陸的一系列運動，所以當著丈夫的面，堅決反對兒子回國。據楊武之的回憶，他勸楊振寧回國，是上級安排的任務，他也是希望達成任務的，但是他從內心又害怕如果真的回去了，肯定會影響兒子的科學研究。楊武之說，我的內心是尷尬的、矛盾的。

而羅孟華則絲毫不給楊武之面子，當著全家人的面對楊武之說：“你不要誤導兒子，我摸黑起來去買豆腐，站排站了三個鐘頭，還只能買到兩塊不整齊的。”說的楊武之沉默不語。

楊武之和楊振寧父子之間發生了激烈的爭論，經過一晚上的討論，楊振寧沒有被說服。楊振寧告訴父親，現在回去的話，什么工作也開展不了，而科學家的黃金時期很短暫。楊武之則說，也許沒有那么糟糕。楊振寧則指出，他的同學克華在國內遭遇了打擊，全家被發配到山區。楊武之聽了只能嘆息。楊振寧對父親說，請父親大人回去講清楚，即使我留在海外，一樣可以為祖國做點事情。

沒有完成任務的楊武之回到了中國，后來對楊振寧的弟弟們說：“你母親反對你大哥（楊振寧）二哥他們回到中國來，說回來不但得不到諾貝爾獎，而且還會受到沖擊，我心里想你母親說的是對的，但我沒有直接說出來。”他又說：“我現在很矛盾，國內各方面有些失序，我怎能勸說楊振寧回國來呢？他回國來怎么還能繼續做研究？”

楊振寧的二弟楊振平當時也在場，他回憶這場爭論說：“父親希望能爭取已經在物理學界成名的大哥回中國。大哥雖然非常愿意替中國服務，可是覺得中國當時的情況不利于他的個人的學術進展。回去之后，科研工作很可能有停滯的現象。他才40歲，如果繼續在美國做研究，將來對中國的作用和增進中美科學界的關系恐怕會更有效果。父親對兒子的看法也覺得有些道理。因此他心理上有點矛盾。”

問：那楊振寧父親與兒子斷絕關系，是真的還是假的？

答：當然是虛假新聞。北京理工大學的計算機信息專家通過技術手段追查，這虛假消息來源于臺灣網站，由日裔主筆加藤撰寫。在他的筆下，虛構了楊振寧父子“斷絕關系”的謠言。一些網民很可能受到雇用，因為當時有人忘記了更換馬甲，結果被查到很多賬號的IP地址是一樣的，被抓到了現行。

關于楊振寧與父親的關系，可以看《楊振寧父子感情深厚，斷絕關系純屬謠言》。在所有的人物傳記、新聞報道、私人書信、親友見證、旁人記敘中，楊振寧的父親自始至終對楊振寧的決定沒有說過一句話的怨言，而“父親沒有原諒我”是楊振寧自己的心理活動。

對于謠言，楊振寧的同事，清華大學物理系主任朱邦芬院士于2017年9月發表了一篇文章《回歸后楊振寧先生所做的五項貢獻》，其中也有過辟謠：

他在文章《父親與我》里寫道，“我知道，直到臨終前，對于我的放棄故國，他（指楊振寧父親）在心底里的一角始終沒有寬恕過我”。楊振寧和他父親一直父子情深，楊武之從未對楊振寧加入美國籍說過什么，更沒有寫過什么，這句話只是楊振寧自己內心的感覺。我以為只有率真、坦誠的人才會把對自己形象有損且不為人知的內心獨白揭示出來。

科學家楊振寧讓中國人占了天大的便宜

節選：

愛國，不等于礙國

很多人都很關心“楊振寧為中國做了什么貢獻”。但是，有一個問題我一直在思考，“為什么楊振寧必須要為中國做貢獻”？做不做貢獻，都是個人自愿，并不是義務，楊振寧有什么義務必須為中國做貢獻？就是一個普通的乞丐，他不為國家做什么貢獻，我們也無權指責他，那是他的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