頭發植發多少錢（平均每6個中國人有1個脫發）

脫發已成為全民焦慮。而越來越擁擠的植發領域，同質化、低門檻的技術、持續被擠壓的利潤搭配居高不下的廣告投入，想做好“頭”等大事并沒有那么容易文|《財經》記者信娜編輯|王小隨著年齡增長，頭發在變少，發際線變高，好像要禿了，脫發讓成年人焦慮。這種

脫發已成為全民焦慮。而越來越擁擠的植發領域，同質化、低門檻的技術、持續被擠壓的利潤搭配居高不下的廣告投入，想做好“頭”等大事并沒有那么容易

文 |《財經》記者 信娜 編輯 | 王小

隨著年齡增長，頭發在變少，發際線變高，好像要禿了，脫發讓成年人焦慮。

這種情況可能是種錯覺，但也會是事實。世界衛生組織（WHO）調查數據顯示，平均每6個中國人中就有1個脫發。也就是說，超過2億中國人有脫發煩惱。

龐大的少發群體，使得植發行業迅速擴張，成為新興的百億市場。

可隨之而來的是，激烈的價格競爭和居高不下的品牌投入。由于行業技術門檻低、服務項目同質化，加上逐漸擁擠的競爭機構，整個植發行業的暴利時代草草結束了。

一位業內人士向《財經》記者分析，一個百億元量級的產業，廣告投入快占到10多億元，“有些機構的獲客成本甚至抬高到了萬元，整個產業處在一個虛火比較盛的階段”。

脫發年輕化

蔣文杰調侃自己好像成了“網紅”。作為中國醫學科學院整形外科醫院毛發移植中心的主任，這半年他已接受過六次采訪。

中國人越來越重視頭發問題，更多的是美學需求，他向《財經》記者感慨。要知道十年前，他所面對的受眾大多是因燒傷或者外傷需要整形矯正的患者。

2019年2月26日，四川大學華西醫院化妝品評價中心招募防脫育發液試用志愿者，這條例行發布的信息不到一天，便有8000人報名。三天內，報名人數超過2萬。一次常規動作因為沾上“脫發”變得非同凡響。該中心負責人李利難掩意外，她告訴《財經》記者，這只是一次例行信息發布，一般每年都會招募，測試防脫液的安全性。

脫發于人類而言，算是普通的身體現象，并不是一種新近的概念。但頭發變少，正在變成一種危險的信號。耶魯大學教授庫爾特·斯坦恩在其著作《頭發：一部趣味人類史》中這樣描述，生長旺盛的頭發會傳遞出身體健康、魅力十足和性能力強的信號。

掉落的頭發，意味著身體最具象征與表現的部分在流逝，焦慮隨之倍增。倫敦大學人類學教授艾瑪·塔洛說，“頭發沒了，我們身上的某種氣質或許就會遭遇社會性死亡，大家可能會感到羞恥、尷尬、失去自信甚至過度自卑。”

這種因脫發引發的情緒會像藤蔓包裹全身。

演員徐崢曾談到自己20歲就開始脫發的痛苦，“45歲以后開始禿頂，你仍然是一位優雅的男士，你禿得名正言順、理直氣壯。但是你20歲就開始禿頂，你就是一個鬼鬼祟祟的小人，你做所有的治療都是一個笑話。”

脫發的原因有兩種——生理性和病理性。前者如產后、老年性及季節性脫發，均屬于正常生理現象。病理性脫發，則由于毛囊或頭發異常、過度脫落，出現發量明顯減少或斑狀脫發。

現實是，脫發人群的年齡范圍在提前并擴大。蔣文杰稱，接診中，最年輕的患者甚至不到20歲。

這其中，大學生群體尤為嚴重。中國青年網校園通訊社對全國643所大學的學生進行問卷調查顯示，超五成大學生有脫發困擾，半數學生在大學期間開始脫發，超七成學生處于輕微脫發狀態。

一個名為《我在清華掉頭發》的校園調查，兩年前曾在網絡走紅。發布在微信公眾號上不到三天，就收到將近5000份問卷。約20%的學生曾被人說發際線變高，60%左右的同學感覺自己在不同程度掉發。學生自我評價認為，最容易脫發的院系分別是計算機系、建筑學院和數學系。

這次脫發調查的負責人徐亦鳴對當時引起的巨大反響仍覺意外，“想到這個話題會受到歡迎，但沒想到反響那么強烈。”她對《財經》記者說，這份校園脫發調查還登上熱搜。在一些請教如何“防止脫發”的話題下，留言氛圍頗為嚴肅。

脫發問題越來越年輕化與日常生活難分難解。蔣文杰分析，現代社會人們精神壓力大，常熬夜，不規律飲食，都會加重脫發。

而隨著年輕人對自己身體的持續關切，脫發不僅成了一個嚴肅的話題，還衍生出一個熱門的產業。雍禾植發創始人張玉指出，現在來機構做植發的主要人群集中在25歲到40歲。

“一勞永逸”的改變

“我想要改變。”

大學剛畢業五年的王木，在工作中需要與人不斷打交道。當發際線后退時，他開始修飾照片，讓發際線看起來“正常”些。閑聊中，他會突然提問，“這幾天我的頭發有沒有更禿？”

當王木的發際線無法挽回地退成M型時，2018年5月，王木決定改變自己，去植發。“這能從根本上改變我現在的情況。”他對《財經》記者說。

人的發量會不斷減少，脫發不可逆轉。從理論上來說，人每天脫發超過100根就需要就醫。蔣文杰告訴《財經》記者，平時在生活中，如果捋頭發或者洗頭時，掉下來一把頭發，需要去醫院就診。

最常見的是脂溢性脫發，也叫雄激素源性脫發。醫學研究已表明，這類脫發與男人標志性激素有關，即雄激素相關的二氫睪酮。二氫睪酮升高后，攻擊毛囊導致其萎縮，頭發生長期縮短。細軟的頭發節節敗退，在頭頂形成尷尬的“地中海”，亦或發際線頻繁后移。

還有斑禿，作為一種非瘢痕性脫發，至今病因不明。不過，由于斑禿發病有時會與其他自身免疫性疾病，如白癜風、特應性皮炎等相連，有研究認為，斑禿的發生可能存在自身免疫的發病機制。

女性脫發也和激素有關。如果體內雌激素分泌不足，雄激素偏高，脆弱的毛囊就只會帶來稀疏的頭發。

王木去植發機構咨詢時，醫生先給他進行檢查。如果脫發后毛囊仍有活性，意味著頭發還有生長的可能，這個時候可以選擇藥物輔助治療。如果脫發區毛囊已完全失去活性，才考慮手術。

并非每一個人都適宜做植發手術。蔣文杰說，如果植發時頭發脫落頻繁，新植的頭發雖然濃密，但毛發脫落的趨勢仍在繼續。這樣，會在新植的頭發與原生發之間出現縫隙，造成“前濃后禿”。

王木回憶起植發過程，稱那是一個漫長而美好的下午。持續將近5個小時的手術中，醫生為他種了2300個單位的毛囊。

局部麻醉后，兩名工作人員分別手持植發針，把王木后枕部的毛囊一一鉆出，擺在一旁的托盤里。兩個多小時后，這些毛囊被種到了需要的地方。針頭與頭皮接觸的瞬間，有一種被叮咬的感覺。在這兩三秒短促的來回中，王木已經開始想象，這些光禿禿的地方最終會長出頭發。

植發，這是一種原理并不復雜的手術。從不脫發區，也就是人的后腦勺區，取出健康毛囊，將其移植到脫發區。蔣文杰將其比喻為“種田”，種植下健康的毛囊，希冀能重新長出頭發。

國際通行的植發手術只有兩種，切頭皮條技術（FUT）和毛囊單位提取術（FUE）。前者需在腦后切一個1厘米到1.5厘米寬的頭皮條，分離其中的毛囊單位后，再重新種植。后者需先局部剃頭，再用直徑1毫米的電鉆頭將毛囊單位接連鉆取，經簡單修剪分離后移植即可。

植發技術是1939年，日本一位皮膚病專家奧田章司偶然發現的。他在幫平民治療戰爭中頭皮燒傷時，發現移植的頭皮可以繼續長出頭發。1959年，美國皮膚科醫生Norman Orentreich提出“后枕部是植發優勢供區”的概念，但直到過了近40年，美國外科醫生William Rassman與同事才確立了FUT，即“切頭皮條”的毛發移植技術。2002年后，毛囊提取技術被發明。

這兩種手術均會留下瘢痕，無法避免，好在痕跡較小，可用頭發遮擋。蔣文杰對《財經》記者分析，“兩種手術各有優缺點，不能互相取代。”如由于頭發生長的角度和內部毛囊角度不完全一致，用FUE方法取毛囊時，如果把控不好方向和深淺，會截斷毛囊，影響最終成活率。

不過，在實際操作中，因FUE手術操作更便捷，已成為大多數植發機構所提供的手術項目。

不論操作方式如何簡化，植發仍屬于整形外科手術范疇，需由正規醫療機構的執業醫師才可操作。蔣文杰向《財經》記者提示了手術的風險，人的毛囊不能再生。如果醫生對頭部神經和血管不夠了解，也許會造成毛囊的永久損傷。

手術效果也有一定的滯后性。蔣文杰對《財經》記者說，以雄激素性脫發為例，接受手術約九個月后，才能判斷毛囊是否接種成功。新區域成活的毛囊會保持原有的生理特性，以正常的毛發周期生長。

王木做的正是FUE手術。接診的醫生告訴他，植發約一年，后退的發際線會恢復，額頭的發量也會重新變濃密。手術后的幾乎每個早晨，王木都會站在鏡子前打量自己。半年后，新植的毛囊開始冒出頭發。今年，他特地換了一個發型，大方地露出了自己的額頭，他覺得自己終于做回“正常人”了。

資本眼看“香餑餑”

像王木一樣主動了解植發手術的人越來越多。“五年前，在投放廣告的時候，還需要重點介紹植發手術到底是怎么回事。現在的重點已經變成了輸出品牌的概念。”某植發連鎖機構品牌部負責人告訴《財經》記者。

這是一個迅速膨脹起來的市場。

張玉告訴《財經》記者，十年前，我們一個月做30臺手術就算高銷量，去年一年手術量是4萬臺，月均3000多臺，十年翻了10倍。他預計，今年的手術量能突破6萬臺。

無可否認的是，近五年，植發行業確實“火了”。很多資本都在關注著植發這個賽道。

一位關注醫療AI領域的投資人對《財經》記者說，以前不怎么關注這個領域的投資人也開始加入討論，這是一個醫療領域內風險較低的行業，而且投入的成本有限。

植發機構也感到了資本熱度。兩家植發行業的頭部企業均獲得融資。2017年，雍禾植發獲得中信產業基金約3億元的融資。2018年，華蓋醫療基金向碧蓮盛投資5億元，并戰略控股。

一家全國植發連鎖機構董事長告訴《財經》記者，從去年到現在一年的時間，大概收到了接近30家資本方的投資合作意向。

植發行業的第一次發展得益于技術的躍進。2002年，FUE技術被引入中國后，大幅度降低了植發手術的難度。蔣文杰稱，即使手術經驗沒有那么豐富，也可以快速上手，降低了植發手術的技術門檻。

這一革新性的技術，被部分機構宣傳為“無痕手術”，與此前需要在后腦割下一塊頭皮相比，這樣的“微創”手術確實讓一部分脫發人群卸下了心理負擔。

在張玉看來，第二次行業快車道發生在五年前，整個社會快速提升了對植發的認知。這其中，不乏明星“效應”的加持。

2019年，葡萄牙足球明星C羅花費2500萬歐元在西班牙馬德里開設了植發機構。最有名的植發明星要算是英國球星魯尼，他曾花費數十萬元人民幣植發，讓球迷們眼前一亮。

伴隨著資本的涌入，植發領域的“玩家”越來越多。瑞麗詩集團董事長李巍告訴《財經》記者，我們調研的時候發現，在二三線城市，新出現了很多區域性的植發機構。同時，這幾年，一些傳統的整形機構也在增加植發科室，這個趨勢很明顯。

艾瑞咨詢發布的研究報告顯示，2017年植發行業規模為92億元，與2016年相比增長了約一倍。國際研究機構MRF的市場調研報告預計，到2023年，全球植發市場規模為238.8億美元，未來四年的年復合增速為24%。

一位植發機構人士分析，目前，還有一些潛在脫發人群可以被挖掘，尤其是三四線城市。大麥植發連鎖醫院院長李興東進一步解釋了這類人群的特點，脫發很多，用過藥物，也試了各種方法，效果都不好。這一部分人群中，可能會有人考慮植發。

暴利時代結束

“很值的投資。”王木稱自己的植發手術，一共花費2萬多元。

植發手術的價格，多以所移植的毛囊為單位計費，收費標準一般在10元到20元。十年間，植發手術的價格沒有太大的變化。

李興東認為，整個植發行業仍處在洗牌階段。競爭過程中，價格沒法提高。價格無法拉開檔次的另一個原因是異常同質化的手術項目。

上述植發機構人士分析，植發是醫美行業里為數不多非常標準化的手術項目，標準化到規范手術的話，整體的效果差別非常小。

一些行業初入者便憑空編造了吸引眼球的概念，加密技術、FUE1.0、FUE2.0等。蔣文杰對《財經》記者說，植發技術發展至今，只有FUE和FUT兩種手術方式。

而成本提高，價格沒有變化，意味著利潤在被不斷擠壓。以廣州一家門店為例，時下一個月的水電費已經與幾年前每月的房租費用相當。

整個植發行業的暴利時代在此時已經結束了。日趨提高的成本中，還得算上廣告投入。身邊不知不覺圍繞著很多植發廣告，應該是近些日子很多人的共同體驗。在北京很多小區，一走進電梯，就是撲面而來的植發廣告。廣告中，植發后頭發濃密的男士交叉手臂，展露出成功人士的標準笑容。

一位植發連鎖機構品牌部負責人告訴《財經》記者，廣告投放規模擴大了至少3倍,“以前，一個城市大概投放幾百塊廣告牌，現在都是幾萬塊得投”。

2013年，廣告推廣費用翻了五番，手術費卻不升反降，從每植發1單位毛囊20元減少到15元。張玉說，當時行業內的植發機構也在想方設法賺錢，羊毛終究出在羊身上。比如手術過程中，需要注射一些物質效果更好，手術后，需要進行一些護理，頭發生長的情況更好。這些隱形的消費就增加進來。

鋪天蓋地的廣告背后，也是資本的堆積。上述植發機構人士分析，投資方直接控股運營，一方面能說明其看好這個行業，另一方面也覺得可用有限的資金撬動這個市場。

植發行業比較特殊的一點是，基本上沒有耗材。手術中所用到的毛囊來自于受眾本身，相當于自產自銷的耗材。成本投入主要為利多卡因注射液、紗布、器械耗材等。“如果控制得好，這些成本費用大約占比2%到3%。相比于其他醫美行業，可以多出來20%的利潤空間，這些利潤被用于投放廣告。”上述植發機構人士對《財經》記者分析。

有一些植發機構的獲客成本已經上漲到了1萬多元。這么高的廣告投入可能基于一個基本的判斷，就是覺得整個行業在一兩年的時間內可以統一化。“一個百億元量級的產業，廣告投入快占到十幾億元，整個產業到了一個虛火比較盛的階段。”李巍告訴《財經》記者。

業內人士都希望，整個行業不要陷入低價的旋渦，能夠回歸醫療服務本身。

不過，在這個已經擠滿了同質化競爭者的賽道里，或許沒那么容易實現。

（文中王木為化名）

（本文由樹木計劃作者【財經雜志】創作，獨家發布在今日頭條，未經授權，不得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