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時期名士們對美的推崇其實是漢朝傳統的延續，和前代相比并沒有劃時代的改變。從當時男性之美的標準來說，和陰陽觀念也有著緊密的關聯。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天地之行》中明確指出：“天地之行，美也。”人是天的子孫，既然天是美的，那么人當然也要追求美

魏晉時期名士們對美的推崇其實是漢朝傳統的延續，和前代相比并沒有劃時代的改變。從當時男性之美的標準來說，和陰陽觀念也有著緊密的關聯。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天地之行》中明確指出：“天地之行，美也。”人是天的子孫，既然天是美的，那么人當然也要追求美，這既是容貌的美，也是人格的美，道德的美。從本質來說，容貌之美和道德之美、人格之美是統一的。被認為對魏晉時期的人物評判樹立了普遍標準的劉劭《人物志》，在根本上也繼承了漢朝以來的陰陽理論，認為人“稟陰陽以立性”。（《人物志·九徵第一》）高華平也指出在《人物志》詳細闡述人的外貌和才性之間聯系的背后，也是為了培養理想的人格或是“美的人格”。從《世說新語》的敘述來看，其所展現的魏晉名士對美的追求，也并不局限于容貌本身，而是希望通過容貌而被知，進而實現人生抱負。用李澤厚的話來說，名士們所關注的“核心仍然是如何才能成為統治萬方的‘圣人’”。

[晉]顧愷之《斫琴圖》（宋摹本局部），故宮博物院藏

魏晉容貌之美的標準

從《世說新語》來看，魏晉名士們對容貌之美的理解也符合從《春秋繁露》到《人物志》的觀點。劉義慶的敘述告訴我們，男人容貌之美有幾個評判的標準。第一個標準是“膚白”。《容止》篇第2則載：

何平叔美姿儀，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與熱湯餅。既啖，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轉皎然。

這則著名的故事從幾個角度來說明何晏的膚白，以此來表明膚白的重要性，也說明了美貌與“知”的關系。第一，連魏明帝都懷疑他的白是抹了粉的緣故，這說明他的白已經驚動了皇上；第二，魏明帝懷疑他抹了粉，說明抹粉在當時并不少見，很多人的白可能正是抹粉后的效果，這更加凸顯了何晏真白的可貴，而魏明帝的懷疑則表明他對何晏不“知”；第三，夏天和熱面條兩個極端的條件合在一起促成了大汗，充分證明了何晏的白不可能摻假，從而使得魏明帝“知”何晏；第四，何晏用朱衣擦汗，紅白相襯，更是一幅生動的畫面，用色彩的對比突出了何晏的膚白。

朱衣的重要性不止于此。根據張萬起、劉尚慈的注解，朱衣是紅色的官服。這表明魏明帝給何晏吃面不是在私下的場合，而是在公共的場景之下。魏明帝所做的一切在客觀上完美地配合何晏完成了一場展現自己容貌的表演。值得注意的是，在這故事的敘述中，除了“魏明帝疑其傅粉”是內在心理描寫之外，其他的所有描寫都是外在事實的描述，也就是說只有“魏明帝疑其傅粉”不是人人都看得到的事實，這形成了一種強烈的對比，而這樣的對比意味著魏明帝的疑惑很可能是出自觀眾的揣測（至于這個觀眾是當時現場的觀眾，還是劉義慶，我們在稍后會作討論）。而如果魏明帝的懷疑只是一種揣測，那么我們就可以猜測魏明帝其實在主觀上也是在配合何晏，或者說兩人其實是在相互配合：這樣的表演既可以證明何晏之白，也可以彰顯魏明帝對“真”白的重視和對“假”白的打擊。我們可以想象觀眾中那些敷粉之人，有多么害怕魏明帝給他們吃熱面條而被撕下假面具。同時，魏明帝和何晏也合力反駁了那些抨擊何晏是愛美的鼻祖從而帶壞了世人風氣的言論，事實上，何晏之美是不需要著力修飾的。

之所以如此詮釋這則故事，是因為《容止》篇中緊接下來的故事也和魏明帝有關。《容止》篇第3則說：“魏明帝使后弟毛曾與夏侯玄共坐，時人謂‘蒹葭倚玉樹’。”這則故事雖短，但是有趣的地方很多。作為觀眾的“時人”認為毛曾和夏侯玄在一起兩人的高下立現，毛曾是草，而夏侯玄則是玉樹——這表明夏侯玄也很“白”。很顯然，在這一場極不對等的表演中，夏侯玄獲得了廣泛的肯定。可是，劉義慶的敘述微妙地告訴我們，這一場表演的導演是魏明帝，是他“使”兩個人坐在一起。那么，魏明帝讓毛曾坐在夏侯玄身邊的目的是什么呢？

有人以為魏明帝此舉是濫用自己的權勢，讓出身相對低下的妻弟高攀夏侯玄，這樣的詮釋不合理之處頗多。以夏侯玄在當時的聲望，魏明帝不可能不知道他的帥氣是毛曾比不了的，若為了提高毛曾的聲譽卻反而讓毛曾被嘲笑，豈不是自討沒趣？同時，劉義慶在《世說新語》中對故事有著清楚的分類，具有政治嘲諷的故事會列于其他篇中，而《容止》篇中的故事則明確和容止有關。其實，劉義慶的敘述很有節奏感，第2則故事的人物有魏明帝和何晏，第3則是魏明帝和夏侯玄，第4則有夏侯玄。當時人覺得“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懷”。（《容止》篇第4則）如果將這三則故事連在一起，再來解釋《容止》篇第3則，那么有兩點是敘述者試圖告訴我們的：第一，夏侯玄的“白”而帥是著名的；第二，魏明帝對于他人的“白”是很敏感而重視的。因此，魏明帝讓妻弟毛曾坐到夏侯玄的身邊，很可能就是讓觀眾注意到兩者的極大反差，從而彰顯他對于男性之“白”的重視。盡管《魏書·夏侯玄傳》說夏侯玄對這樣的安排非常生氣，“不悅形之于色”，而魏明帝也因此而“恨之”，但是劉義慶的敘述中并沒有這樣的情節，這表明他認為這一表演的核心在于魏明帝此舉的動機與“美”的關系。丁愛博（Albert Dien）也曾指出，同時期的《洛陽伽藍記》等作品會描寫政治人物仇殺、亂倫等事件，而《世說新語》對此幾乎只字未提，筆墨所觸都是生活中的高雅。如果按照這一思路將2、3兩個故事連在一起，我們也可以推測在《容止》篇第2則中認為魏明帝有疑惑的是當時之人，而不是劉義慶，因為在劉義慶看來，魏明帝坦率推崇男性之“白”，對夏侯玄的白持如此的肯定態度，應該不需要這樣算計同樣膚白的何晏，他和何晏的故事很有可能是互相配合的一次表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