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東陵墓地價格（北京修水庫時發現永琪墓穴）

早在一千六百多年前，山陰書圣王右軍就在他名垂千古的《蘭亭集序》中表明：死生亦大矣。的確，盡管各個流派對待死亡的態度各不相同——若儒學正統孔學指出“子不語怪力亂神”，同時要求君子“敬鬼神而遠之”，強調對生的感知“未知生，焉知死”。而道家大統則

早在一千六百多年前，山陰書圣王右軍就在他名垂千古的《蘭亭集序》中表明：死生亦大矣。

的確，盡管各個流派對待死亡的態度各不相同——若儒學正統孔學指出“子不語怪力亂神”，同時要求君子“敬鬼神而遠之”，強調對生的感知 “未知生，焉知死”。

而道家大統則超然世俗之外，認為“生死皆隨順”，對生死早已經看淡，認為死亡是至美大歸，甚至于妻死還能“慨然而歌”。

無論觀念如何殊途，卻都愿意以生命來作為最重的承諾，以死為重的承諾諸如“舍生取義”，又如“朝聞道夕死可矣”。

可見，死，不論貴賤、不論高低、不論圣賢、不論眾人，都是極其重要的。那么，墓地能代表什么呢？

密云墓地的現世

我們的先賢們對待死亡的不可謂不用其極，在以中央集權制度為核心觀念的中國封建社會，“死”就不是能隨隨便便能說的。

不同階級的人死去，都需要使用對“死”的特定階層稱呼，成書于漢代的《禮記》中明確記載了儒家正統的典章制度。

在“死”的稱呼上“天子死曰崩，諸侯死曰薨”，帝王、皇太后死了可以叫“崩”，皇親、諸王、公、侯、伯死了稱為“薨”。

“大夫死曰卒，士曰不祿”，也就是說如+果朝廷有同事死了，若前去吊唁，在哭喪之前要先確定這位同僚到底是“卒”了還是“不祿”了，否則會被當做對死去人的不尊重。

”庶人曰死”，在封建社會特指無官無爵的百姓，放到現在來看，就是我們生活在社會主義國家大家死了都稱呼為死了。

隨著儒學地位的提高，在漫漫長河中，各大階層對死的態度愈發嚴格，對待稱呼都如此謹慎，那對待長眠之地的選擇更可謂是“窮兵黷武”了。

我們首位開國君主大名鼎鼎的秦始皇在西安驪山建成規制極大的秦始皇陵，陵園總面積超56平方公里；西漢以位于陜西咸陽的武帝茂陵為例，占地面積超50平方公里，耗時53年，二位不愧為“秦皇漢武”。

至唐，帝陵的規模呈指數級增長，有“關中十八唐帝陵”盛景，唐代帝陵依山而建，封土起陵。

其中以太宗李世民的昭陵最為盛大，昭陵占地面積達200平方公里，陪葬墓超180座，至今依舊能從中窺見盛唐的宮室制度與大唐的宏麗盛景，后經宋“七帝八陵”、“明十三陵”，至清太祖制定“外城內郭”可見一斑。

1958年，北京為改善居民用水條件對密云水庫進行重新修建時，便發現了一座清朝規格極高的墓葬，經過考古工作的不斷深入，對乾隆的傳位人選的傳言似乎重新給出了定義。

這是乾隆第五子永琪的墓穴，他的墓穴規制極高，首先墓地風水極佳坐南朝北，面臨月光河；其次占地面積達360畝，超越了大部分皇子墓穴。

再次，這不是一個單一的墓穴，在永琪的墓葬旁是乾隆長子永璜和三阿哥永璋；除此以外，墓穴出土了大量精致的陪葬品甚至包括乾隆帝親筆所書“榮”字陪葬品，大皇子永璜、三皇子永璋、“榮親王”。

請記住這些關鍵詞，在接下來的解析中，我們將圍繞他們證明這個地宮就是一個準太子規格的地宮，她不愧后世稱之為“密云太子墓”。

清朝的奪權文化

清朝對待皇位之爭的整體文化氛圍是這樣的：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隨著木蘭秋圍“不法祖德、不尊上訓”的皇太子胤礽被廢除太子之位，九子奪嫡的政治風暴開始席卷骨血相連的兄弟們。

清入關統一中國后，清統治階級在生育問題上將“能生多生”發揚光大，生孩子的速度讓只有獨子的不少帝王眼紅。

在皇室，“多生優生”是可以同時存在的，康熙的九個天選之子參與了這場軍事政變，太子黨最先提前退出比賽，三爺黨式微，四爺黨在殘酷的競爭中以少勝多戰勝了八爺黨，并在即位后毫不猶豫地清算了他的兄弟們。

雍正帝雖然在奪嫡之戰中勝出并留給了乾隆帝一個順理成章的皇位，卻并沒有贏得他的兒子在執政理念上的一致性，乾隆登基為帝后，對他老爹雍正帝嚴苛的執政風格非常不認可。

在他看來，苛政猛于虎，而勤政愛民的爺爺康熙才是他心里真正的偶像，這也是可以理解的。

主要原因大抵是獲得政權的手段不同，雍正在極其兇險的環境下奪取皇位和天經地義地繼承皇位的皇帝思想肯定是不一樣的。

雍正上位后，面對政治內部，是隨時擔心有反對者將他從帝位上趕下去；面對社會面，希望在短期內實現快速的新政效果，所以行事風格相對偏激。

乾隆帝坐享康熙與雍正為他打造的雄厚家底，進可承乾隆風格勵精圖治，退可選康熙走向勤政愛民，基于誰都想在史官筆下是青史留名的美譽加身。

乾隆幾乎是毫不猶豫地選擇了爺爺康熙的道路，從嚴苛到寬大，一時間乾隆的名聲風頭無兩，雖然經過時間的磨礪，讓他在當政期間縱容了巨貪和珅。

后期又大興文字獄，但也未能影響“康乾盛世”作為最后一個盛世為封建制度劃上句號。

我相信雖然乾隆從政的十幾年后，他開始逐漸明白老爹雍正嚴苛政策的苦心，卻卻至死沒有改變爺爺康熙才是偶像這個信念。

以至他直到身死都要求與爺爺康熙同葬于清東陵，愛屋及烏，他甚至開始擔心后來的皇帝都上行下效跟著自己去了清東陵而導致雍正所在的清西陵門庭冷落，開始煞費苦心。

不難看出，墓地的選擇真的對統治階層十分重要，當然這件事推動了乾隆深刻領悟漢學經典《周禮》的“昭穆相間”制度（即祖孫始終在同一列，而父子不在同一列），并要求后面執行。

但眾所周知的是當了皇帝以后，手握大權的皇帝們執行力度如何，已經崩了的皇帝是幾乎控制不住的。

乾隆帝的立儲意圖

雍正為了維護自己帝位的合法性，開啟了“密詔傳位”制度。

一方面證明清朝的傳位文化非常隱秘，一方面又反映出清朝奪權文化的發達程度。所以在乾隆連著死了兩個太子，再回頭看著自己大大小小的適齡兒子時，一時竟也拿不出主義讓誰來繼承這個孤家寡人的角色。

細數乾隆的生子能力，確實叫人嘆為觀止，乾隆一生共育17個兒子，其中6位幼殤，即3歲或之前就死了，當然也就還來不及在行為表現上有什么表現。

永璉生于1730年（雍正八年），8歲早夭，是乾隆的第二個兒子，生母為孝純賢皇后富察（當時還是嫡福晉），永璉聰慧貴重，氣宇非凡，深受雍正和乾隆的喜歡，立儲立嫡。

永璉生下來就是作為皇帝的接班人來培養的，“璉”字是雍正帝所賜，意為璉瑚之器，繼承皇位名正言順，雖未行冊封禮儀，但確確實實是按照皇太子的禮儀來培養的，他早夭后被封為“端慧皇太子”。

值得一提的還有另一個小皇子永琮，他也是孝純賢皇后富察的小兒子，生于乾隆十一年（1746年），比他的親哥哥小16歲，不幸地是這位小皇子不足2歲便夭折了，這對帝后的打擊巨大，皇后也在1948年隨之去世。

孝賢純皇后不知道的是，她的去世直接影響了兩個皇子的前程，他們便是上面在永琪墓地出現過的皇長子永璜和三皇子永璋。

在當時，他們或許都被考慮過繼承皇位。太子接連去世后，皇長子永璜是最適齡的人選，但他不太聰慧，性格有些木訥，而三皇子永璋也在考慮范圍內，永璋生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孝賢純皇后死時，他不過十歲出頭。

但由于他二人表現地沒有很悲傷，直接被皇帝排除為太子之選，乾隆覺得自己十二歲就已經對康熙帝的駕崩心痛交加，而照常工作的永璜和十多歲的永璋一看就是“不孝之人”，那“豈可繼承大統”？

永璋也是乾隆的三位在成年后早逝的兒子之一。

乾隆當時應該很苦惱，最心儀的太子過世后，環顧四周卻并沒有一個最愛，最大的皇四子永珹九歲，五阿哥永琪7歲，六阿哥永瑢5歲，皇八子永璇不足兩歲，看起來老四、老五和老六都可立為太子，反正自己還年輕，不如轉而在制造皇位繼承人的工作上繼續兢兢業業吧。

果然，乾隆不負眾望地又生了9個，立不了嫡，就只能立長，如果他的兒子們知道自己的老父親福壽綿長能一口氣在位六十年，甚至在兒子即位后都還執掌朝政，肯定不會爭先恐后地先出生了。

很難想象，皇子們爭了多年爭到老年，皇位卻成為十五阿哥的囊中之物。

乾隆與永琪的關系淺析

那在選取接班人的問題上，乾隆到底考慮過五阿哥永琪嗎？答案是肯定的。

永琪排名老五，生于乾隆六年（1741年）， 母親為珂里葉特氏，即海貴人愉妃，生五阿哥后封愉嬪，五阿哥的外公為員外郎，為從五品官員，在朝堂上幾乎只是作為輔助部門的存在。

這樣的身世，對五阿哥而言，從出生開始就不會得到皇帝過多的青眼，但永琪非常聰慧。

《清史稿》記載永琪“少習騎射”，雖然騎馬射箭對馬背上得天下的滿族人來說是理所應當之事。

但過慣了皇宮錦衣玉食的生活，戰斗力下降是必然的，而這位五皇子卻不改初心；“嫻國語”，重點是，這位皇子不僅體育功夫了得，對老家的滿語、蒙語和官方普通話漢語也技能點滿。

可以說是完全憑借自己努力，習得文、武雙全，才博得“上鐘愛之”的評價。這種鐘愛的直接體現是乾隆對他婚事的認定。

在孝賢純皇后過世后9年，永琪16歲（1757年）之時，乾隆帝為五阿哥指婚，嫡福晉對象是鄂爾泰的嫡出孫女西林覺羅氏，要知道，鄂爾泰可是雍正的總理事務大臣，兼大學士、軍機大臣、議政大臣，是賜了號的伯爵，還是太傅，他的嫡孫女西林覺羅氏嫁給永琪，永琪無疑擁有了強大的外戚力量。

此外，西林覺羅氏的父親鄂弼是四川總督，同時擁有四川地區的政治、軍事力量。

側福晉索綽羅氏的來頭也不小，為左都御史觀保的女兒，為正二品官員，是督察員的主管，在朝堂上可以彈劾功臣皇子，對外可為各省市提督提意見。

他的女兒同時作為側福晉嫁給五阿哥永琪，著實讓不少朝政官員重新去揣摩乾隆帝的立儲規劃了，這一揣測一直延續到今天，依舊甚囂塵上。

永琪在當時可以說完全沒有辜負父親的器重，甚至在生死關頭毅然選擇了親情，如果換到其他朝代，可能皇子們都已經磨刀霍霍準備政治斗爭了，定天下大事，有點犧牲不是很正常嗎？

但永琪的選擇令人感動，事件發生在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六月十五日，圓明園失火，九州清晏殿走水，52歲的乾隆被困，其他皇子、宮人無一人敢靠近，五阿哥永琪極具英雄主義地將父親從火場里背出。

這種極富影視效果的名場面的誕生首先要求做好沖進火場必死的心里建設，其次，對武力值的要求也十分高超。

永琪從小到大的文化修養和過硬的騎射功夫讓他成為了這場火場里的主角，從此更深地烙印在乾隆帝心里，乾隆一方面生氣別的皇子無動于衷不敢救他，另一方面對永琪的善良寬厚深感于心，在后來的日子里圣意日隆，并封五阿哥永琪為“和碩榮親王”。

在清朝，親王不是想封就能封的，清軍入關前，獨自占領一旗或以上的稱貝勒，皇太極稱帝后，定親王、君王、貝勒、貝子，而晉封的唯一標準是軍功。

至康乾和平發展期間，由于征戰機會銳減，皇子分封主要看的是出身、工作年限及討領導歡心的程度，圣心和制衡成為主要分封因素。

乾隆三十年（1765年）十一月，乾隆在封王后的四個月，又親封永琪為“和碩榮親王”，一時間，風頭無兩。

“榮”字的意義也十分非凡，順治年間，順治帝與寵妃董鄂妃所出皇四子，雖非嫡出，卻被偏愛稱“長子”，皇四子早夭后，順治帝追封其為“榮親王”。

可見，在賜封之時，乾隆帝對永琪的態度是偏愛的，這其中也蘊藏著傳位于他的政治意圖。

不幸地是，在封親王第二年，永琪因患附骨瘡，在第二年（乾隆三十一年）三月便不愈而亡，乾隆悲痛萬分，將永琪葬于密云墓，派部隊駐扎不許人靠近叨擾，故而密云墓在被發現時的完整性可見一斑。

逝者已矣，真正的死亡是遺忘，但我們始終相信，乾隆一生都未曾忘卻過這個聰慧過人的五皇子，直到二十七年后，英國使者馬戈爾尼拜謁，依舊能夠從史料中看到乾隆對這位兒子的扼腕與懷念，誰說自古無情帝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