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畫說本期一個人的成功，有很多因素，如果按照傳統的玄學去分析，總結一個人的成功只需要兩個字——“命運”。所以才有了“因緣際會”“際遇造化”這樣的詞語來解釋一個人的遭遇。如果用“命運”來分析羅中立的成功，無疑也有因為命運使然陰差陽錯之下用一“

有畫說

本期一個人的成功，有很多因素，如果按照傳統的玄學去分析，總結一個人的成功只需要兩個字——“命運”。所以才有了“因緣際會”“際遇造化”這樣的詞語來解釋一個人的遭遇。如果用“命運”來分析羅中立的成功，無疑也有因為命運使然陰差陽錯之下用一“敗筆”得到意想不到的際遇造化，才促使他一夜成名，而那最為重要的“陰差陽錯”之敗筆，盡管這一筆被羅中立盡力掩飾，盡量處理得不太明顯甚至需要放大才能看得明白，但反而可以看出這是羅中立萬般無奈的一筆。

羅中立

如何用“命運”二字去詮釋羅中立的成功？羅中立出生在一個并不舒坦的年代，很早就走上了美術之路卻不得不早早參加工作干了十余年和美術不搭邊的事，但他卻又極為幸運地趕上了最早的一班高考恢復列車，成為了一名美院大學生，從此便重新走上了藝術的道路，這不能不說是“命中注定”，與萬萬千千搞藝術的人一樣，他們選擇的“命”沒有什么不同。但是在萬千耍藝術畫畫的人當中，他們各自的“運”卻是天差地別，有的人命好——比如拜于名師門下，比如天賦極高能力極強，但是“運”不行，后半生想靠畫畫混口飯吃都難以實現，一輩子都沉淪埋沒在最底層。

羅立中卻可以說“運”極好，一幅《父親》就讓他一夜成名，自此順風順水大展宏圖，即便是遇到了各種無奈，卻能讓這種種“無奈”反而變為一種“幸運”，這就叫“逢兇化吉”“吉人自有天相”“吉星高照”。為什么這么說呢？僅以他賴以成名的《父親》一作來分析就足夠說明問題了。毋庸置疑的是，《父親》絕對是一幅經典之作，在當代畫壇這幅作品的重要性和代表性以及地位都極高，但羅中立創作這幅作品，卻是一波三折，并不順利，而且這幅作品，不管是對他而言還是對很多藝術評論者的立場而言，都稱不上“完美”二字。

早在1975年，羅中立因為偶然看到那個滿面滄桑的老人而深受震撼，開始創作農民系列。到1980年確定用這個主題參賽時，已經幾易其稿，最終形成了超寫實風格的大幅肖像，這恐怕也是我國最早的比較出名的超寫實油畫了。在那個時代，農民當然是最為值得歌頌和表現的對象，而超寫實的技法使得畫中的農民飽經滄桑和任勞任怨素樸憨厚的形象刻畫得很有沖擊力，因此羅中立當時也對這幅畫寄予了很高的希望。但作品送上去之后，卻遇到了很大的壓力。最大的原因是這幅畫讓人看到了一個受盡磨難的可憐老農，這與當時所有藝術創作中意氣風發一臉幸福的農民是截然相反的形象，顯然是與潮流逆向而行的，在那個最喜歡貼標簽的年代里，這樣的作品無異于往農民臉上抹黑。

其次，這種辛苦而可憐的農民模樣，完全是舊時受盡欺壓的農奴寫照，也不符合大步發展的時代所宣傳中的正面形象，畫中更沒有開放和現代的痕跡，因此這幅作品，盡管讓部分評委為之驚嘆，同時也引來了巨大的爭議，甚至各種標簽開始貼在這幅畫上，這樣的壓力幾乎讓羅中立自己都覺得可能沒戲了。最終，一個從事宣傳工作的人點撥了羅中立，他用自己多年從事宣傳工作的心得體會，幫羅中立出了一個主意：你在畫上如此如此加幾筆。羅中立聽完之后有種恍然大悟的感覺，但，這幅畫對他來說已近完美，如果那樣添上一筆，不但破壞了原有的完美還會變得不倫不類。這個主意就是在老農的耳朵上夾一支圓珠筆。最終，羅中立還是在極不情愿的無奈中添上了這樣一筆，畫了一只不太明顯的圓珠筆夾在老農耳朵上方的帽檐下（見上圖四）。在那個年代，藝術作品是需要經過“審查”的，當然，現如今也仍然存在這個現象，加上這支筆之后，對于審查的結果有著非常重要的影響，如果不加這樣無奈的一筆上去，這幅作品極有可能就打了下來，羅中立的“運”也就沒有了。

一支并不明顯的筆為何如此重要？這是一支圓珠筆，舊時候是沒有的，所以能體現出時代背景；有了這支不倫不類的筆，那可憐的老農便是一位有知識文化的現代農民了，可以說就是一位與時俱進有思想有文化的新農民了。就是這樣一支筆，讓同一個農民，從備受爭議到順利通過審查，羅中立的“運”終于沒有任何障礙了！隨后，這幅畫順利入展獲獎，羅中立也就一夜成名了。但對于羅中立來說，無奈之下添加的一筆，盡管他已經極力處理得不那么明顯，但仍然如同最大的“敗筆”，也成為了一種時代的符號印記。

但這幅畫無疑仍然是一幅杰出的時代佳作，這一“敗筆”，也使得一幅純粹的藝術性畫作轉而成為了一幅極具社會性的作品，更是某種意義上的一種傾向和宣揚，對于藝術家而已，這當然是無奈的。但是，如果沒有這支筆，也許這幅畫就如同眾多落選的作品一樣一文不值，可能就此靜靜躺在某個角落蒙塵腐爛，因此，這一無奈之下的“敗筆”，又實則是羅中立制勝的關鍵，也是《父親》之所以能成為經典之作的真正原因。這只突兀添加的神來之筆，在添加之時就爭議不斷，直到今天仍然有被爭議的現實意義存在，但一般的觀眾卻很難注意到這一隱晦的一筆，除非有人特地說明放大給人看并解釋其中的緣故，你才能恍然大悟：原來如此。

所以，羅中立的“命”和“運”，據是他在這樣的波折之中陰差陽錯地遭遇了“大造化”而造就的，特別在特定的時代環境中，“命運”的重要性更得以凸顯出來，沒有“命運”使然，也就沒有那一“敗筆”的出現，自然也就沒有了羅中立的今天。幾年前羅中立與雕塑家徐光福共同對《父親》進行了立體創作，復刻出立體版的“父親”雕塑，在這件雕塑中同樣將這個“敗筆”完整地保留了下來（見圖五），讓人能夠更加直觀地去細細體會那一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小小圓珠筆。同時，原畫作中沒有刻畫出來的煙桿也被塑造了出來，這個老農的形象便更加豐滿起來了。

關于這幅經典之作當中不起眼的敗筆引起的爭議，自誕生之日至今都未平息，也難怪羅中立在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后談及此事時，自己都表示這幅畫所承載的社會性超過了藝術性。其實這支筆存在的警示意義更遠大于所謂的社會性，多年以后人們再通過這幅畫回望逝去的時代時，才會認識到什么是淺薄和禁錮，藝術才會真正得到自由，沒有自由創作思想和空間的藝術，只能叫宣傳。就如同畫中的老農，打破了舊社會的枷鎖，卻又被活生生地牢牢鎖在了那個年代。

（文：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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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珠筆進入我國大概是二戰之后，1948年我國才自主生產出第一支國產圓珠筆，但早期的圓珠筆比鋼筆還貴。到了羅中立創作《父親》時，圓珠筆已經遠遠比鋼筆便宜并且開始普及起來，因此，為《父親》加上一只圓珠筆，其時代特征也就截然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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