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國時期的文人中，魯迅通過在教育部任職、在高校授課、稿費和版稅等獲得了大量收入。有學者認為，魯迅在“1912年5月到1936年10月的總收入近12萬元”（韓大強：《魯迅由北京官場轉向上海文場的心路歷程》）。這20余年間，中國市場上以銀圓為

在民國時期的文人中，魯迅通過在教育部任職、在高校授課、稿費和版稅等獲得了大量收入。有學者認為，魯迅在“1912 年 5 月到 1936 年 10 月的總收入近 12 萬元”（韓大強：《魯迅由北京官場轉向上海文場的心路歷程》）。這20余年間，中國市場上以銀圓為主要貨幣，物價雖有上漲，但幅度比較緩慢。按照陳明遠的說法，1911年，上海米價大約為3.4分錢，1元錢可以購買30斤大米，1936年漲到6分多，1元錢可以購買16斤。以大米價格為參照，1元的購買力隨著時代不同，大約在今日之35—70之間（關于購買力的計算說明，見頁后注）。由于魯迅的收入主要集中在1929年之后，因此他24年的總收入折合為今天的幣值，應該在500余萬元。

24年完成了500余萬收入，無論如何不能說魯迅“窮困潦倒”。可是為什么魯迅給人留下的印象，卻遠遠稱不上“殷實”呢？

從1912年5月5日到北京入職教育部，至1936年10月19日在上海去世的24年間，魯迅留下了8800余條日記記錄。這些日記記錄中固然有大量的開支沒有寫上，但從留下的豐富信息中，我們仍能看出魯迅的花錢方式如何。

（一）大量購置書籍

魯迅日記中，購書是一項魯迅樂此不疲長期記錄的內容。他不但詳細記載購書日期、書名和書價，還在每年“書賬”的最后統計當年買書花費。

魯迅一生之中有多少藏書？根據統計，“現存魯迅畢生藏書共4062種，計14000余冊”（ 陳青慶：《魯迅藏書研究的歷史與現狀》），其中外文書甚多，達到三千余冊。葉淑穗在《魯迅藏書概況》中說，魯迅藏的日文書有995種1889冊，俄文書共86種96冊，包括德文、法文、英文等文種的西文書，共有778種1182冊。

外文書的價格相比國內書籍更高。魯迅曾經對內山完造說，他去商務印書館的外文書部取征訂的一部德文書，店員只收四元五角錢。魯迅認為“怎么說這書都應該賣四十元以上啊，于是我提出讓他查一下看有沒有弄錯”，因為這本書售價四十馬克，換算過來至少也得四五十塊錢（內山完造：《我的朋友魯迅》，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2年版，第36頁）。換算成如今的物價，這一本書的價格超過千元，堪稱“天價”，按照當時的物價，足夠一個人舒舒服服地過一個月中等生活。收藏這么多書，無疑是非常靡費的。

1929年后，由于版稅收入增多，生活無虞，魯迅購書費用急劇增加，1930年耗費2404.5多元購置圖書，1931年購書花費1447.3多元。兩年購書費用3851.8元，按照魯迅向增田涉所說，他每個月在房租、伙食、傭人工錢上開支大約二百元的話，這兩年買書的錢已經夠他生活一年半了。

（二）購置碑帖書畫等藝術品

買碑帖書畫諸物，也是魯迅開銷的大頭。

陳漱渝說，“僅魯迅博物館保存的魯迅遺物中，就有美術品（包括版面、素描、剪紙、國畫、油畫、書法藝術作品等）四百五十一件，拓片四千三百一十七件，古代藝術品（如土偶、弩機、古鏡等）七十件，藝術類圖書三百九十七種。”（見楊永德、楊寧編：《魯迅最后十二年與美術》，代序）這批美術作品數量如此之多，可謂身家殷富，可以撐起一個規模不小的展覽館。以至于當魯迅于1926年抵達廈門大學時，還利用手中的石刻拓片在廈門大學陳列室做了一個小型展覽，展出的“大多數為六朝隋唐造象”（《廈大周刊》第159期）。

為什么魯迅對碑帖等古代藝術品如此迷戀？這是有其社會背景的。

首先，清代是我國古代金石學集大成期，涌現出許多金石名家、金石著作。各地文物出土愈多，學者和收藏家們都樂于收集、研究金石拓片，這種風氣一直持續到魯迅生活的民國時期。文人間流行賞玩碑帖，時代氣氛如此，魯迅也難免受此影響，這種愛好延續到魯迅一生。

1914年之后三四年，是魯迅搜集碑拓的高潮期。他經常去琉璃廠等地觀看購買，尤其注意收集六朝拓片。1917年以后，搜集有所減少，但每年他還是能新增不少藏品。根據日記，他僅僅在1924年就獲得了：河南信陽州出永元十一年斷磚拓片一枚，花磚拓片十枚，河南信陽州出；《吳[蔡]氏造老君象》四枚，《張僧妙碑》一枚；雜造象拓片四種四枚；《蒼公碑》并陰二枚，《大智禪師碑側畫象》二枚，《臥龍寺觀音象》一枚；《石佛衣刻文》拓本二枚等等。

當時朋友間互相交換、贈送拓片還很流行，魯迅曾購買《顏勤禮碑》拓片十份，分送給李慎齋、季市（許壽裳）、徐思貽、戴螺舲等人。此外，還贈許壽裳魚龍陶瓶一，四喜鏡一。

其次，魯迅在教育部工作期間，一方面收入豐厚，頗為有暇，另一方面所處為社會教育司，魯迅所主管的業務就是保存文化遺產，關涉于博物館、展覽館等。研究這些古代文物的分布和保存狀況，了解其內涵，注意其研究趨勢是他分內之事。這就產生了《吶喊·自序》中我們所熟悉的段落，魯迅寓居于紹興會館中“鈔古碑”：

那時偶或來談的是一個老朋友金心異，將手提的大皮夾放在破桌上，脫下長衫，對面坐下了，因為怕狗，似乎心房還在怦怦的跳動。

“你鈔了這些有什么用?”有一夜，他翻著我那古碑的鈔本，發了研究的質問了。

“沒有什么用。”

“那么，你鈔他是什么意思呢?”

“沒有什么意思。”

對魯迅當時醉心碑帖拓片之事，周作人還在《抄碑的目的》中解釋說：在袁世凱復辟帝制時期，“北京文官大小一律受到注意，生恐他們反對或表示不服，以此人人設法逃避耳目，大約只要有一種嗜好，重的嫖賭蓄妾，輕則玩古董書畫，也就多少可以放心”。因此，鈔錄古碑是示意對政治漠不關心以自保。

按照魯迅日記，每張拓片價格在數角至一二元不等，如1915年12月5日下午往留黎廠買高慶、高貞、高盛碑,《關勝頌德碑》,《比丘道造象記》拓本各一枚,共三元，12月11日午后至留黎廠買王僧、李超墓志共三枚，三元五角，12月《西門豹祠堂碑》并陰二枚，一元五角；《曹恪碑》一枚，二元。無論是何種原因，魯迅一生搜集拓片四千余份，都是一筆不小的開銷。

（三）引進和推廣版畫

1930年，張中孚尋訪拓印南陽漢畫拓片，請時任河南博物館張關百益撰成《南陽漢畫像集》。魯迅閱讀之后，大感興趣。1935年至1936年間，魯迅通過友人臺靜農、王冶秋轉托楊延賓等人在南陽一帶尋找碑拓，除第一次寄給魯迅的十份樣品外，又分四次寄給了魯迅，總計二百四十一幅（含樣品）。當時魯迅要求用比宣紙更好的連史紙拓印。在收到樣品以外的第一批65張拓片后，魯迅夸贊這些拓片“紙墨俱佳”。魯迅得知南陽城北魏公橋、七孔橋除了橋上欄桿有畫像石以外，橋底水面上下石基亦有圖案，他連夜回信說：“橋基石刻，亦切望于水消后拓出，遲固無妨也。”孰料兩個多月后，魯迅即逝世了。

這次搜集南陽碑拓，看起來似乎是魯迅早年搜集碑帖的繼續，但實際上，意味大有不同。

早年魯迅搜集碑帖，所研究的仍然不離清代延續下來的金石之學，但是到了此時，他的目的轉為通過研究漢畫像來探索版畫發展之路。1935年，魯迅在致李樺的信中說：“惟漢人石刻，氣魄深沉雄大，唐人線畫，流動如生。倘取入木刻，或可另辟一境界也。”他很可能是希望通過研究漢唐時期的石刻、線畫，尋找出一種取法于中國古代藝術、有中國文化內涵的新式版畫技巧。他說“我的意思，是一位倘參酌漢代的石刻畫像，明清的書籍插畫，并且流行民間所賞玩的所謂‘年畫’，和歐洲的新法融合起來，也許能夠創出一種更好的版畫。”

版畫即以刀或化學藥品等在木、銅、鋅等版面上雕刻或蝕刻后印刷出來的圖畫。魯迅所主張的并非古代時就已經存在的復制版畫，而是寄托有藝術家現實情懷的創作版畫。

1928年魯迅、柔石等建立文學社團朝花社，這成為推廣版畫的一大陣地。魯迅說，“創作木刻的介紹，始于朝花社，那出版的《藝苑朝華》四本，雖然選擇印造，并不精工，且為藝術名家所不齒，卻頗引起了青年學徒們的注意。”他認為，版畫是“現代社會的魂魄”，反映出“作者和社會大眾的內心的一致的要求”（《全國木刻聯合展覽會專輯》序）。魯迅對版畫的熱烈歡迎，其實是他在《摩羅詩力說》所要求的藝術之戰斗性的再次強調。

之后，魯迅不斷開拓中國現代木刻運動。內山完造說，他利用魯迅的藏品，在北四川路上舉辦了一個小型的“世界版畫展覽會”，“據說在中國這是第一次有人舉辦版畫展覽會。”(內山完造：《我的朋友魯迅》，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2年版，第43頁）1931年，內山完造的胞弟內山嘉吉來上海旅游，他是東京成城學園的手工老師。在魯迅的努力下，內山嘉吉為十三名青年開設了木刻培訓班，魯迅親自充任翻譯。

此外，魯迅還自費編輯、出版多種版畫集，購置大量中外版畫等等，耗費了大量錢財。內山完造記錄道，俄國大使館運來了數百種大小的木刻畫，由俄國大使館主辦，在中國各地舉行木刻畫展覽會，“魯迅先生也接到了使館方的邀請，……每次參觀回來，心情總是大好。”魯迅對內山完造說：“我看到很多作品都想買下來，可是一幅畫就要五十元、一百元，我的錢包實在是負荷不了呀！只定了四五幅，等送來的時候你記得幫我簽收下。”（內山完造：《我的朋友魯迅》，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2年版，第50頁）

1935年11月，魯迅致孟十還信：“那本畫集（即《死魂靈百圖》）決計把它買來，今托友送上大洋二十五元，乞先生前去買下為托。”雖然魯迅的藏品不是件件都像俄國木刻畫、《死魂靈百圖》等動輒上千（折合如今物價），但數量如此龐大，不知魯迅花費多少金錢才能收集到如此程度。

值得一提的是，魯迅極其喜愛德國版畫家珂勒惠支的作品。他在《寫于深夜里》中說：“一九三一年——我忘了月份了——創刊不久便被禁止的雜志《北斗》第一本上，有幅木刻畫，是一個母親，悲哀的閉了眼睛，交出她的孩子去。這是珂勒惠支教授（Prof. Kathe Kollwitz）的木刻連續畫《戰爭》的第一幅，題目叫做《犧牲》；也是她的版畫紹介進中國來的第一幅。”這幅《犧牲》，是為了紀念遇害的青年作家柔石。

魯迅對珂勒惠支的版畫如此喜愛，以至于斥巨資進行購買。他日記中記載：1931年4月7日上午，托A.Smedley（史沫特萊，魯迅說史沫特萊與珂勒惠支原極熟識的）寄K.Kollwite（凱綏·珂勒惠支）一百馬克買版畫。5月24日下午收Kollwitz版畫十二枚，值百二十元；7月24日下午得Kollwitz版畫十枚（《紡織工人暴動》六枚，《農民戰爭》四枚），共泉百十四元。折合成如今物價來看，這些藝術品雖還未到“天價”的程度，但也算是“價格不菲”。魯迅在其中的財力投入，可想而知。

（四）購置房產與補貼家用

魯迅對住房的要求頗高。在北京期間，魯迅有兩次購房。1919年購下北京西城的八道灣院子又加修葺。這座院落規模不小，許壽裳在《亡友魯迅印象記》中說:“這宅子不但房間多，而且空地極大。魯迅對我說過:‘我取其空地很寬大，宜于兒童的游玩。’我答:‘誠然，簡直可以開運動會。’”曾是周作人學生的任訪秋提到這個宅院時說，“八道灣位于西直門內，街道比較偏僻，大門里有一株幾丈高的白楊，微風一吹，即嘩嘩作響。”可見宅邸之宏大。

這座宅子的購房與修葺費用達到4000元，其中固然有賣掉紹興老屋的錢（就是《故鄉》的那次），但也掏空了魯迅的積蓄。1924年，魯迅因為周作人之妻羽太信子等原因被“趕”出八道灣之后，又在阜成門內西三條胡同買下21號小院，房款1000元中倒有800是借的。

到了上海之后，魯迅只租房不購房。但他手頭寬裕以后，希望能租到好房，這種房子的租金相當昂貴，他在1930年4月8日日記中記載，北川公寓的“頂費”一項就要交500元。吳建華說，“所謂頂費，就是舊時上海租住，須向原住戶付一筆作為讓渡承租權利的酬金。”（《魯迅收入與消費考據》，《求索》，2006年第9期）。郁達夫曾說:“一二八戰事后，他從京云里搬了出來，住在內山書店斜對面的一家大廈的三層樓上，租金比較的貴，生活方式也比較的奢侈，因而一般平時想要尋出一點弱點來攻擊他的人，就又象是發掘得了至寶”（ 郁達夫:《回憶魯迅》、《文人筆下的文人》,岳麓書社,1981年版,第36頁）

除了房費以外，魯迅作為家中長子，必須為母親魯瑞、名義上的妻子朱安和弟弟們的生計考慮。他的收入很有一部分拿出來應付家用。在北京的教育部任職之后，魯迅手頭寬裕，每月給在紹興的母親和妻子等寄去生活費100元，這已經不是一筆小數目。許廣平還說，“魯迅除了負擔八道灣絕大部分家用之外，連日本人信子們的父親羽太家：每月家用的接濟，兒子重久三次到中國和在日本不時的需索以及軍營的所需費用，及第三個女兒福子的學費，也都是由魯迅每月收到工資，即行匯出的。”（許廣平：《魯迅回憶錄》，長江文藝出版社，2010年版，第64頁）花登正宏指出，按照1912年7月、1917年12月的日記記載來看，他每月還要給弟弟周作人夫人的娘家即羽太家寄“日銀十圓”即10日元補助，可以印證許廣平之說。花登正宏又說，1912年，日本警察初次任職的月薪是15元，1918年才漲到18元，當時可供3、4口人的家庭居住的房屋的房租不過9日元，可見魯迅為羽太家分擔不少壓力。（花登正宏著，解澤春譯：《魯迅的經濟生活》，《魯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5期）這種說法可作參考。

周作人回國后數年，謀得了北京大學的職位，也來到北京八道灣。魯迅對這位弟弟非常照顧。如果是讀過周作人散文的人，一定記得他寫的《山中雜信》《西山小品》等閑適文章。但許廣平眼里可根本不閑適：“ 1921年6月，周作人患肋膜炎在西山碧云寺靜養一年，他日夕需要佛書披覽，魯迅就三天兩日地奔走于城鄉之間，仆仆于佛書的輸送。勞累之余，自己也患項痛，也大病過一陣。過不幾天，又照樣地為之奔走了，真是鐵打似的。不但這樣，回來還要譯稿換錢給西山療養的人設法。”（許廣平：《魯迅回憶錄》，長江文藝出版社，2010年版，第22頁）周作人的閑適背后，是魯迅的奔走操勞。何況1921年、1922年間，教育部拖欠薪酬，魯迅的收入本就不高，年入連名義薪酬的一半都拿不到，在家用上捉襟見肘。

對周建人，魯迅也非常大方。兩家合住時固然魯迅多分擔生活費，時而還有金錢補貼。1929年魯迅向北新書局追討欠發的版稅成功后，手頭寬裕，11月25日即“以商務印書館存款九百五十元贈克士”。一次性就送給三弟九百五十元，這可是一筆大數目。

說起來，魯迅的生活態度從來都不算吝嗇。自從在北京教育部任職以來，魯迅的花費看不出特意地嚴格控制。他并不一味追求省儉，也曾購置一些比較昂貴的生活用品。比如1921年的日記中就記載，他購置30元的皮裘一襲，還去瑞蚨祥購買16元的斗蓬一襲，20.8元的馬卦一件。北京冬天天氣寒冷，因此在經濟寬裕的條件下，魯迅不吝于購置這些價格不菲的物品。他也常在北京的著名飯莊如廣和居、大陸春、宣南春、同和居等吃飯，對當時剛剛興起的西餐頗有興趣，常去一家名叫益锠的西餐館“食面包、加非”，“食歐洲餅餌”。魯迅日記中常常記載購買“餅餌”，往往都在一元以上，如今看來也不便宜了。

不過，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花起錢來，比魯迅狠得多。與周作人等同住八道灣時，有一段時間由羽太信子主持家政，魯迅和周作人的薪水全數交給羽太信子。羽太信子揮霍無度，竟然到了要借債度日的地步，使魯迅在金錢上的壓力很大。這可能也是魯迅和周作人兄弟反目的由頭之一。

（五）幫窮扶困

雖然魯迅因為少年時在紹興老家時的遭際，對親戚頗為冷淡，但對于關系比較密切的親屬，包括妻子朱安的紹興娘家，也有一些關照。

此外，魯迅的大量錢財用在幫助、接濟窮困青年學生上。在1914年1月4日的日記中寫道：“商契衡來談，言愿常借學費，允之，約年假百二十元，以三期付與，三月六十元，八月，十二月各三十元。”他答應每年為商契衡提供120元學費，折合如今的物價，大約超過5000元錢。

對青年的這種幫扶成為魯迅一生的習慣，許廣平說，“魯迅被趕出八道灣之后，常常感嘆地說：‘我幸虧被八道灣趕出，生活才得有預算，也比較的不愁生活了。’對照以往生活的緊張情況，后來可以量入為出，也可以接濟一些急需求學的青年，可說利用資財得更有意義了。”（許廣平：《魯迅回憶錄》，長江文藝出版社，2010年版，第64頁） 魯迅曾經提供過經濟幫助的青年，僅在日記中提及的就有韋素園、韋叢蕪、李霽野、廖立峨、柔石、張友松、葉紫、蕭軍、蕭紅等許多位。他常常資助各種青年組織、為年輕人的展覽捐款，還曾對左聯交款。

對身邊的朋友，魯迅亦不吝錢財。1929年8月10日，許欽文來信告知陶元慶于6日午后8時逝世，年僅36歲。這是魯迅非常重視的一位畫家朋友。9月8日，魯迅直接交給許欽文三百元，為陶元慶買冢地。這筆錢折合成現在的物價應當上萬。

增田涉曾回憶說:

他熱愛青年，總是站在青年一邊不惜一切給予援助。受到政府方面壓制的青年在逃跑時來要錢他就給，記得是比那時(1931年前后———筆者注)稍早一點兒，有一次他給我說，到現在差不多拿出了八千元到一萬元左右吧。（花登正宏著，解澤春譯：《魯迅的經濟生活》，《魯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5期）

在1931年以前，魯迅就拿出八千到一萬元贈款。如果把魯迅在1912—1936年間的總收入按12萬元計，其中大約3萬元是1932年及之后的收入，這就意味著魯迅接濟他人的錢款占總收入的1/10，這無論如何不能說是一筆小數目。

以上諸項，除了購置房產、家用之外，其他四項是平常人家所不常開支的。但作為藝術之導師、文學之巨匠、青年之領袖的魯迅，卻在這些方面花費了大量錢財，這對他的生活水平必然有不小的影響。也只有這樣博學、這樣胸懷的魯迅，看起來才能像陳丹青所說的“看上去一臉的清苦、剛直、坦然，骨子里卻透著風流與俏皮”吧。

注：

魯迅生活期間的一元錢，折合成如今的物價，說法很多。如果按購買力來算，陳明遠認為1911年，上海米價大約為3.4分錢，1936年漲到6分多。但根據魯迅日記，1931年魯迅買米每次都是買50磅（1磅=0.9072市斤），價一般在5元9角，合每斤1角3分左右，1元錢只能買大約8斤。當然，可能米有優劣，店面有薄利厚利。

王錫榮在《魯迅生平疑案》一書中談到，對魯迅的收入進行判斷時，有幾點要注意：

第一，當時作為農業國的中國，工業品價格很貴，而農副產品相對便宜。以當時的普通飲食價格與現在的價格作比較時，可能會夸大魯迅的收入水平。比如魯迅和許廣平剛到上海時，通過“包飯作”（相當于路邊小飯店）包飯，每餐三菜（二葷一素）一湯4角，二葷一素2角5分。這相當于炒菜，不是現在的盒飯快餐，換到現在來看，50塊錢不一定能拿下，這樣就會換算出1:200的比率，實際上不能以此為準。1927年魯迅在廈門購買箱子一個，5元。現存魯迅與許廣平到上海時用的小皮箱，怎么看都不值上千元。

第二，王錫榮認為，每月幾百元的收入，是“收入水平”而不是“生活水平”。哪怕按照1:50來計算，魯迅在上海期間月均收入超過600元，也就是3萬以上收入，但實際上魯迅的生活水平卻趕不上今天3萬收入的上海人（忽略房價問題。當時上海的房價雖高，但與現在的上海房價沒有可比性。魯迅1933年春搬入大陸新村，房租大約45兩，約合60余元，是魯迅月均收入的1/10）。當時《世界日報》四版，1元2角，魯迅所自行編印出版的書，每本1元左右，《北平箋譜》六冊，收錄332幅作品，定價12元，如果按照1:200的比例，一份4版報紙就是8塊錢，書就更加天價了。他購買的那本德文書，他認為值四五十元，如果按照1:200，一本書就是8000塊？以魯迅的月總收入也只能買15本德文書，現在有哪本德文書能賣這么貴呢？看起來魯迅的收入水平很不錯，但生活水平大約只相當于現在入能敷出、小有積蓄的中上之家，遠遠稱不上“富豪”，最多也就是“富裕”，中產階級罷了。只是當時中國人普遍貧困，能實現這種中產階級生活的亦不多矣。

另外，我個人認為，由于當時主要還是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底層民眾的生活需求比較低，僅需食物以糊口，何況有的傭工膳食等花費由雇傭者承擔。因此計算比率時，當時傭工薪水不能直接折合于今天的工人工資。

總之在這百年間，有的物價在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在下降（如書籍、工業品），有的物價在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在上升（如飲食）。不能專以后者的標準來衡量魯迅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否則會得出一個虛高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