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電影《閃光少女》的開場，揚琴少女陳驚暗戀上學校的鋼琴王子，卻因為自己是民樂系而慘遭拒絕。“揚琴也算是樂器？我和你無冤無仇的，你可別搞我。”師哥的輕蔑反映了“新“與“舊”的文化碰撞。西方樂器等于“高大上”？中國古典樂器就是“老舊矮”？幸而

青春電影《閃光少女》的開場，揚琴少女陳驚暗戀上學校的鋼琴王子，卻因為自己是民樂系而慘遭拒絕。“揚琴也算是樂器？我和你無冤無仇的，你可別搞我。”師哥的輕蔑反映了“新“與“舊”的文化碰撞。

西方樂器等于“高大上”？中國古典樂器就是“老舊矮”？幸而，如同《閃光少女》一般，一度因為西方文化流行而逐漸衰敗的民樂，隨著國風文化的復興逆勢重生，許多年輕人已經不再把民樂“自降身價”。

同時，我們應該感謝，在那些被看低的歲月里，有許多匠人仍然堅持民樂樂器制作，他們的努力讓民樂之聲不絕如縷，才能在這個新時代里重新閃出光芒。

禮品版小樂器，從左至右分別為：揚琴、二胡、阮、古箏、琵琶、月琴、三弦。

儂好，王廠長

1998年，從部隊復員回滬，在上海鋼琴公司任副總經理的王國振，在“大雪”這天，走進了以生產“敦煌牌”樂器而聞名的上海民族樂器一廠。

當他攤開廠里的財務報表，赫然發現當年樂器銷售帶來的利潤只有區區9萬元。而靠出租在南京路和七莘路的店鋪，廠里一年收入反而有200多萬元，王國振蹙起了眉頭。

萎靡的銷售業績，并不能掩蓋民樂一廠在樂器制作技藝上的出類拔萃。是年9月，“停擺”37年之久的全國民族樂器（古箏、琵琶）制作比賽再次舉辦。全國14家企業的36件產品進入復賽，民樂一廠一舉斬獲了前三名12個獎項中的10個。

上海民族樂器制作技藝之精，得益于深厚的社會土壤。清乾隆至嘉慶年間，隨著商品經濟的日趨繁盛，江南絲竹逐漸成為了“大上海”最為重要的樂種之一。

江南絲竹，是指流行于江蘇南部和上海一帶的絲竹音樂的統稱，主要使用二胡、琵琶、揚琴、簫、笛等絲弦和竹管樂器。民樂一廠主要生產吹管、拉弦、彈撥、打擊四大類樂器。1962年，民樂一廠注冊“敦煌牌”商標，銷量占全國產銷的70%，風頭無兩。

而在王國振打開報表的當年，整個中國的民族樂器紅利早已消失。伴隨改革開放而來的，中國人的生活方式也發生了深刻變革。西方樂器的涌入，在很大程度上沖擊了民族樂器的生存空間。學鋼琴成為一種潮流，學民樂反倒變得小眾。

“當時真是生死存亡，有人提出要降價，和周邊的家庭作坊企業爭奪市場，我說‘敦煌’不僅不能降價，還要適當漲價。”提起當年的這場“遭遇戰”，王國振至今記憶猶新。“我們的定位很明確，‘敦煌’不是一般的消費品，而是文化產品，而且必須是精品優品。”

事實證明，王國振的決策沒有錯。通過優化產品線、降低生產成本等一系列舉措，民樂一廠從次年起開始扭虧為盈。從1998年王國振接任廠長至今，一組數據濃縮了21年來上海民樂一廠發生的巨大變化：2018年，一廠實現營業收入3.63億元，利潤總額達到8 107萬元。

三大“金剛”不再“借廟躲雨”

今年4月9日，樂器一廠的“箏父”、國家級非遺代表性傳承人徐振高先生駕鶴西歸。他的嫡傳弟子，現任“敦煌牌”古箏質量總監的李素芳，回憶起師傅當年的嚴厲：“年輕的時候，我總覺得自己是女孩子，可能會被照顧。結果，他覺得我木工做得不夠好，就當眾劈掉！我哭也沒用！”

即使是身處上世紀80年代的生產低谷之中，民樂一廠也沒有放松對職工進行技術培訓與技能考核。

上任廠長之后，王國振就對經營狀況做了全面的調研。當時廠里生產的產品種類繁多，各品種帶來的利潤也不盡相同。王國振決心告別“眉毛胡子一把抓”，將拳頭產品集中在古箏、二胡、琵琶之上，特別是以古箏為重中之重。

生產陣線的調整，也是因為民樂一廠臥虎藏龍了一大批相關領域的專業人才。1958年建廠之后，古箏制作師繆金林、二胡制作師王根興、琵琶制作師高雙慶等大師相繼入廠，為上海民族樂器制作技藝的保護和傳承打下了堅牢地基。

在手工藝生產方式與生存環境都發生了巨大變化的今天，如何培養新時代的傳承人，同樣成為了擺在王國振面前的一個現實問題。制作樂器的技術難度大、習藝周期長，再加上近年來一批老技師相繼退休、辭世，傳承工作愈發顯得緊迫。

“制琴的不是工人，而是匠人，是文化人，是受人尊敬的高端人才。”2011年，樂器一廠成為特有工種技能培訓鑒定工作的試點單位。對于有發展潛力的年輕員工，廠里還會安排經驗豐富的制作師輪流帶領。“手藝人也要生存，作為廠長能做的，就是不斷想辦法提高他們的技能水平和工作待遇。”

在愈發激烈的民族樂器市場中，民樂一廠能夠“我自閑庭信步”的資本，就潛藏在每一個制作師的身上。

“金線”之下，民樂閃光

“十一”期間，朋友圈還沉浸在新中國70華誕的“刷屏”之中，“敦煌”聯手漆藝家翁紀軍推出的系列樂器就已經悄然上線了。

一款名為“女媧補天”的古箏，在傳統大漆的工藝上加入敷箔、螺鈿鑲嵌及蒔繪工藝，將玫瑰檀胎體的古箏表現得雍容華麗；而“漣漪”系列的琵琶，采用類似傳統犀皮的工藝，將數層金漆與多種藍色漆反復進行髹涂、磨顯，再輔以滴灑金漆、金箔點綴，仿佛水紋擴散。

實際上，這并非“敦煌”第一次攜手大師推出限量版樂器。

制作樂器，木材是首要條件。除了最常用的泡桐木作面板外，高定樂器還會使用老紅木、小葉紫檀、玫瑰檀、花梨木等珍貴木材，用于琴筒、琴桿、面板、背板等主要部件的制作。好的材料還需制作師的一雙妙手，經過鋸、刨、銼、壓、膠、鏟、鉆、磨、刻、漆、鑲等多道工序之后，才會成為一把實用與美觀兼具的樂器。

2010年，一把賣出30萬元價格的二胡引發民樂圈熱議。二胡主體木料取自明清時期的老家具；琴筒使用的音膜是一張保存了十幾年的上等蟒皮，色澤與花紋俱佳；頭飾和托板則是來自廠里50年前的象牙存料，雕工精細。

在王國振眼中：“每年推出幾款高檔樂器，可以滿足收藏端市場的需要。同時嫁接其他非遺項目，還可以讓樂器更具文化生命力。”

與普通消費者戲稱“買不起”的高定樂器相比，“敦煌”也有幾百上千元的“親民”作品。在年輕人聚集的B站上，“敦煌”旗下的上海馨憶民族室內樂團，用民族樂器演奏邁克爾·杰克遜的《犯罪高手》，讓人耳目一新，有“90后”留言道：“為了國樂，硬幣雙投！”

無論是制作高端樂器，還是打造“網紅”樂團，都與王國振反復提到過的“文化營銷”這根“金線”密不可分。“金線”之下，是王國振推動民樂復興的市場邏輯：“對于我們民族文化的傳承、發展和創新來說，傳統是根基，創新也要立足傳統，這樣才能喚起人們對民樂‘本體’的興趣，真正建立起懂民樂、愛民樂的粉絲群體。”

讓文化與消費者之間產生鏈接，是王國振多年來著重發力的方向。從建立滬上第一家職業民族室內樂團，舉辦“敦煌杯”樂器演奏和制作比賽，到投資制作民樂紀錄片《中國樂器》，出版《箏藝》《弓弦南北》等專業書籍，再到在海外建立敦煌藝術教室，與譚盾、王潮歌等藝術家合作，推出適合演出的仿敦煌壁畫樂器——都是在通過培育市場，來反推企業生產的發展。“敦煌”每年對“文化營銷”的投入約占總營業收入的3%～4%，而最終收獲的遠比投入的更多。

從1998年入廠至今，“超期服役”的王國振已經過了法定退休年齡。“我爭取還干個幾年，再帶一批傳承人出來。后來者要是評價我，說王國振這個人為民樂一廠做了點實事，我就問心無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