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改變生活 · 科技引領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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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徐飛
電影《讓子彈飛》被很多粉絲奉為神劇，但這部戲總讓人感覺看了很多遍也沒看懂。
譬如，電影里最大的反派黃四郎。
明面上他是鵝城實際上的統治者，“南國一霸”的最終結局，他的家產被鵝城人民瓜分殆盡，他的尊嚴被自己的下屬武舉人等踐踏破碎，《讓子彈飛》讓鵝城的老百姓出了一口多年被欺壓的怨氣。
但是，沒有了黃四郎這個土豪劣紳，鵝城的未來就會更好嗎？
（黃四郎）
《讓子彈飛》的故事設定在北洋軍閥統治時期。
1916-1928年的北洋政府統治時期，通常被稱為“軍閥時期”。
許多人被洗腦，總覺得大分裂時期可以呼吸自由的空氣。這有點商女不知亡國恨了，應該丟回到北洋時期，大大小小的軍閥忙著搶地盤、爭地盤，為所欲為，才不管你老百姓的死活。
《讓子彈飛》里，馬邦德說鵝城的稅收已經被前幾任縣長收到90年后了，老百姓沒有油水可以榨了。
這很荒誕，卻不夸張。
以稅收為例，1912年公布實施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規定：“中華民國之立法權，以參議院行之。”第十九條中規定：“參議院的職權包括議決一切法律案，臨時政府的預算、決算，全國的稅法、幣制和度量衡的準則，公債的募集和國庫有負擔的契約等”。
此后，1914年袁世凱公布實施的《中華民國約法》，以及1923年曹錕公布的《中華民國憲法》，都規定“新課租稅及變更稅率，以法律定之。”
也就是說，地方政府不經過參議院的批準，就可以在當地肆意征稅，完全無視中央政府的權威。
當時，地方政府的稅收基本都來自田賦，有些軍閥就大為提前征收田賦，如四川梓桐縣，在1926年已被地方軍閥預征到1957年，預征達30年以上。在四川軍閥們的眼中，什么憲法不憲法的，“你那么大聲武氣地搞啥子嘛！我哪里不對了嘛！”
無法無天，就是“軍閥時期”的政治現狀。
當然，在中國歷史上，政府提前征稅的做法屢見不鮮。唐代宗大歷元年（公元766年），朝廷以國用急需為理由，沒有等秋糧成熟，就向民間田畝征收附加稅，按青苗地每畝稅錢15，又征地頭錢每畝20，通稱青苗錢。
南宋高宗紹興五年（公元1135年）在江浙一帶預借來年夏稅綢絹之豐，明憲宗成化（公元1465—1487年）以后，向山西、陜西、河南等地預征田賦。
清政府在鎮壓太平天國運動時期，更是別出心裁，朝廷在太平軍統治區收不到田賦，就改向其他省份預征，這種做法體現了官員們的創新思維。
不過，歷朝歷代朝廷提前征稅的，都沒有一個像近代“軍閥時期”這么為所欲為、這么毫無顧忌、這么沒皮沒臉的。
黃四郎說過，他只是個給劉都統跑腿的，而且還是僅僅是其中一條腿。
這個劉都統，是個西南地區的軍閥頭子。黃四郎在炸死之前，已經給他寫了信，讓他帶兵來剿滅假縣長張麻子。不出意外，劉都統三天后就會來到鵝城。
沒有了黃四郎這個跑腿的，劉都統完全可以輕而易舉地再扶植一個跑腿的。這個新的跑腿的可以借著劉都統的武力，在鵝城作威作福，繼續販賣人口、販賣鴉片、經營妓院·····
這就是“軍閥時期”，中國人民所要面對的殘酷而又悲涼的現實。
劉都統對于鵝城等地的統治，靠的不是威權，而是赤裸裸的暴力。黃四郎的爪牙之一武舉人，就是一個橫行縣里，仗勢欺人的惡霸，賣涼粉的小老板僅僅是不小心把他的衣服弄臟了，他就把人當皮球踢，踢得半死不活。
假縣長張麻子要升堂替涼粉老板做主，涼粉老板反而說自己不冤，冤的是舉人老爺，因為自己不小心撞到了他，打擾了他的興致。
由此可見，鵝城百姓對黃四郎及其爪牙的恐懼感到了何等程度。
軍閥們用暴力維持統治，是因為他們別無選擇。軍閥組織有一個先天缺陷，就是它們沒有一個系統的、先進的政治意識形態。
雖然某些軍閥也試圖回歸儒家或朝向民族主義尋求合法性，但是這些意識形態要么是落后的喪失了政治認同，如儒家思想，要么它與軍閥組織本身的能力和利益相沖突而被放棄，如民族主義。
總之，軍閥組織幾乎都沒有系統的、一貫的政治意識形態。因此，軍閥就無法獲得有力的政治認同，也就無法進行大規模的政治動員。因此，軍閥只能靠赤裸裸的暴力來讓老百姓產生深深的恐懼感，使他們不敢有絲毫的反抗。
所以，當張麻子號召全城的老百姓跟著他一起打倒黃四郎時，沒有一個人敢露頭。
后來，張麻子把黃四郎的替身當街斬首示眾，讓老百姓都以為黃四郎被自己抓來殺掉了，大家才敢跟著張麻子沖進黃四郎的家，一通亂搶。因為黃四郎確實在自己眼前被殺掉了，人們內心里對黃四郎的恐懼感也就煙消云散。
另外，從老百姓的角度來考慮，他們也需要黃四郎。
“軍閥時期”，有一支轉戰河南、安徽、陜西、甘肅的農民起義軍，首領被稱為“白狼”。馮玉祥當時奉命圍剿“白狼”，受到當地百姓的擁戴。“白狼”也好，馮玉祥也好，都是軍閥，為什么一個軍閥去打另一個軍閥，能贏得百姓的民心呢？
美國經濟學家奧爾森發現，“白狼”軍的最大特點就是沒有根據地，是一股“流寇”，而馮玉祥則是駐扎在一個地方的“坐寇”。“流寇”搶完了就走，“坐寇”卻會不斷地要錢要糧，但“流寇”因為是一次性買賣，所以一定要全部搶光，而“坐寇”會考慮留下“會下金蛋的鵝”，就不會把老百姓搶的一干二凈。
既然這個鵝現在是你的，你就會“保護”當地的百姓，不受其他土匪的掠奪。當然，百姓還得給你上貢，把自己的收成中很大一部分交給你，但至少，老百姓對自己每年的損失會有穩定的預期，于是，就會有一些動力擴大生產。
在《讓子彈飛》里，我們也可以看到，賣涼粉的老板盡管飽受黃四郎爪牙的欺負，但也一直在努力工作。
黃四郎也一直在想方設法除掉城外的麻匪張麻子，雖然他的動機是為了保護自己的鴉片生意，但是從客觀上，也能為鵝城帶來一個相對安全的外部環境。
也就是說，黃四郎給鵝城帶來了一個基本的秩序，盡管這個秩序看起來青面獠牙。
英國哲學家托馬斯·霍布斯說，人人都有“自我保全”的需要，倘若沒有統治，每個人出于恐懼和自保，就有動力去摧毀或征服別人，結果就會導致“人與人的戰爭狀態”。
他的推論是，與任何可能的統治相比，這種狀態幾乎都更糟糕，“這種人人互相為戰的戰爭狀態，還會產生一種結果，那便是不可能有任何事情是不公道的。是和非以及公正與不公正的觀念在這兒都不可能存在。沒有共同權力的地方就沒有法律，而沒有法律的地方就無所謂不公正。”
這樣，“人們不斷處于暴力死亡的恐懼和危險中，人的生活孤獨、貧困、卑污、殘忍而短壽”。所以，國家或利維坦的誕生就成為必要。
黃四郎的統治根本與現代文明相悖，但是對于弱小無助的鵝城人民來說，他們還有什么更好的選擇嗎？
不止是鵝城，在當時中國的其他地方也是一樣。就以湖南來說，軍閥湯薌銘主政三年，人稱“湯屠夫”，期間有五千至一萬人因為政治因素被他處決。
湯薌銘被趕走之后，就連青年毛澤東都不得不感慨：“湖南問題，弟向持湯督不可去······湯在此三年，以嚴刑峻法為治······秩序整肅，幾復承平之舊·····其殺人萬數千也，亦政策之不得已耳······護國之目的，不如此不足以達之，以此為罪，非知其大計者也。”
（未完待續，請關注下一篇更新）
張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