災難有時候是隨機的，不僅天災如此，人禍亦然。當災難降臨在你我普通人身上，就是打擊。尤其在大面積的災難橫行時，誰都難以逃避，我們只能經歷和承受。

人生也非常有趣，每個人都很難認清自己，無論對自己的情緒，還是對自己的行為，都缺乏預測能力。在這種情況下，災難給了我們看清自己，也看清別人的機會。我們是否膽小、怯懦、吝嗇、冷漠、利己，只有在面臨災難這種極端情況時才會知道。

古人說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意思是要通過時間來看待一個人。正如數學中求取平均數的過程一般，我們只有多接觸一個人幾次，才能對其人格有相對準確的判斷。所以可以說，我們認識一個人的過程，就是在不斷地找尋更多的樣本，來使得這個平均數更加穩固、清晰的過程。

但認識一個人，僅需要時間就足夠嗎？也不盡然，如果一個人長時間處于相同的環境中，他就會都做同樣的選擇，采取同樣的行為，所以這也缺乏參考價值。有時候，考察極端情況下一個人是作何行為、如何面對、怎么處置，才是了解一個人的最佳途徑。

古代有些皇帝挑選駙馬的手段，就是給他一些極端情況，看他怎么做。《長短經》有云：“微察問之，以觀其辭；窮之以辭，以觀其變；與之間謀，以觀其誠；明白顯問，以觀其德；遠使以財，以觀其廉；試之以色，以觀其貞；告之以難，以觀其勇；醉之以酒，以觀其態”。意思就是創設各種極端情境，來觀察一個人。為什么他和我們一起上學的時候不一樣呢？為什么我和他結婚幾十年了還沒真正了解他？其實很簡單，就是因為你們很少一起經歷極端情境，所以你其實不怎么了解他。

災難，就是這樣一種極端情境。

在現代心理治療領域，很多技術也是讓人重新審視災難及其帶給人們的積極意義。也許喪親之痛不可重來，身體受損不可逆轉，但引導一個人如何看待這些災難卻是可行。只要有經歷，必然有感悟，沒有感悟只因沒有去體會、去思考。

就我的親身體驗來說，最好的體會方法就是去書寫自己在災難中的經歷。寫作不僅僅是一種記敘，還是一種思考、體味和反復琢磨。很多想法自己怎么也想不明白，但是在書寫的過程中，個體按照一定的方式去組織語言文字，就會讓這些想法變得清晰起來。所以，書寫自己任何有關災難的經歷，加上個人的視角、感受，灌注以獨特的烙印和思想，這不僅僅是寫作，也是自我從災難中獲得療愈的方法。寫作是積極心理學中重要的手段，不僅可以寫下災難以及對災難的感悟，還可以寫下感恩、寬恕、善事等等——開卷有益，提筆也有益。

有時候我們的思維甚至會讓自己吃驚，寫下來的意義也會讓自己吃驚，但是一旦想通了，意義也就浮現出來了。

心理治療家弗蘭克爾在奧斯維辛集中營的經歷幫助他思考了人生的意義，并讓他幫助更多的人以尋找意義的方式進行心理治療。他講過一個故事，大意是一個中年喪偶的男性太過抑郁痛苦，因此來找他治療，他只是說了一句，如果是你先去世，你夫人會怎么想？那位男性說她肯定會痛苦萬分。弗蘭克爾就此引申，告訴這位來訪者，現在這種人生安排是他為了分擔妻子的痛苦，讓妻子先離世，而自己承擔著讓愛人不再痛苦的代價。

弗蘭克爾的解釋聽起來似乎很“雞湯”，但其實并不是這樣。陷入痛苦中的人需要一種解釋框架來緩解其抑郁，換句話說，就是這個人需要先想通——這就是我們能從災難中獲取的意義。

意義療法認為，個體不太在乎快樂，而更在乎受苦，在乎其背后的意義，他能從苦難中獲得意義，他就能面對苦難。人生不該以痛苦為恥，因為痛苦已然令人難受，再為其羞恥豈不更加難忍。

用弗蘭克爾的話來說：“當一個人遭遇到一種無可避免的、不能逃脫的情境，當他必須面對一個無法改變的命運時，他就等于得到一個最后機會，去實現最高的價值與最深的意義，即苦難的意義。”所以每個人面對苦難最需要問自己，我們是用什么態度來面對苦難的，這決定著我們如何承擔痛苦，這個回答就是我們的意義。

有時候，災難也會有實際作用，比如有可能增加人類的利他行為。比如我們在街上看到了一個乞丐，而我們并不知道他到底是真正的乞丐還是以行乞騙錢的人，但我們過去給他一毛錢，當你到錢幣掉到他碗里發出清脆的聲音時，我們就會得到愉悅舒爽的體驗，感覺自己儼然變成了圣人。幫助他人可以使我們的幸福感即時提高數倍。

痛苦也會讓我們幫助他人。比如當看見幼兒園失火，很多人都會忍不住要去救火，這可能是因為勇敢的英雄主義情結，也可能是因為人們看見兒童們的痛苦感同身受，還有可能是因為想擺脫他人痛苦給自己帶來的不舒服的感覺——如內疚感。

無論是只發生在個體身上的苦難，還是集體性的災禍，一個人都能通過利他獲得創傷后的成長。因為這個時候個體可以通過幫助他人減輕自己的痛苦，同時還會增加自我效能。這種同是天涯淪落人的感覺，還能讓你獲得社會整合感，從中重新獲得人生的意義感。心理學認為，在災難中幫助他人是在完整地實踐互惠機制，我們還會額外地更多增加對他人的共情，也就是感他人之所感、想他人之所想的能力，也會感受到對受害者的認同，感受到我們都是命運共同體。

但是，對于災難的過度肯定，對于從災難中尋找意義感的過度引申，則會走向反面。很多家長認為，要給孩子制造苦難孩子方能成才——即所謂的“苦難教育”。通過創設適度的挫折情境鍛煉孩子的意志力沒有問題，但要知道苦難對人也會造成精神摧殘，這需要花上很大的代價方能解決。我們自己去尋找困難中的意義便是一種解決之道。我們從困難中尋求意義，但無需去贊頌甚至制造苦難。

在這方面古代名人是有錯誤示范的。司馬遷的《報任安書》是這樣闡述苦難與成功的：“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圣賢發憤之所為作也”。

更有名的是孟子的話，幾乎人人能誦：“故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這就是明說苦難之因，成功之果。似乎唯有苦難方能成就大業。

實際上，災難與成功之間不見得會有因果關系。如《寒窯賦》所說：“文章蓋世，孔子厄困于陳邦。武略超群，太公垂釣于渭水。盜跖年長，不是善良之輩。顏回命短，實非兇惡之徒。堯舜至圣，卻生不肖之子。瞽叟頑呆，反生大圣之兒。張良原是布衣，蕭何稱謂縣吏。晏子身無五尺，封為齊國首相。孔明居臥草廬，能作蜀漢軍師，韓信無縛雞之力，封為漢朝大將。馮唐有安邦之志，到老半官無封。李廣有射虎之威，終身不第。楚王雖雄，難免烏江自刎。漢王雖弱，卻有河山萬里。”

災難能夠產生偉大，但不是非要災難才能產生偉大。面對災難，首要的事情是，我們找個理由讓自己經受的苦難在自己身上升華，給自己一個接受災難的理由。

說了這么多，我們是在自欺欺人嗎？明明是壞事，我還非要說它有好的一面。這種辯證的觀點讓人感覺沒有邏輯是嗎？雖然不情愿，但是我們還是擅長將壞事變為有意義的事情，比如我們從中吸取了教訓、獲得了經驗。這是人之常情，因為我們要撫平我們心理上受到的創傷，我們有這樣一套機制。當然這套機制是內化的，也許平常我們都并不太清楚。這是一套保護我們心理不受太大沖擊的機制。我把它叫做最好的心理免疫機制，即認知失調。

弗洛伊德和他的小女兒安娜一直試圖找出一些心理防御機制。當我們心理遭受挫折或者沖擊的時候，有一些零散的心理變化可以幫我們抵御傷痛。比方說我們遭遇了災難，太痛苦，回憶都是會呼吸的痛，那我們的心理干脆就讓自己想不起來，完全遺忘掉這段經歷算了。這就叫做壓抑，我們的潛意識把傷痛經歷拒斥于外。還有比如我們喜歡某個人卻不可得，這種現象尤其多見于年輕人中，他不說自己喜歡，而老是造謠別人喜歡他喜歡的人，他自己堅稱自己不喜歡，這就叫做投射。再比如我們吃不著葡萄說葡萄酸、我們深陷問題后發奮圖強等等，這都是弗洛伊德所謂的防御機制。

這套理論的好處就是它非常直覺，但是壞處就在于完全沒有實證驗證。比如按照投射理論，說他人不好的人自己都是壞人，這實在是非常荒謬的結論，且不說批評者大多也不見得是壞人，按照這種邏輯說他人好的人自己也是好人，這似乎不太令人信服。

相較于這套古老的精神分析方法，以認知失調的機制來進行心理免疫，實在是深刻而高明得多。

例如，有一組人被安排做十分無聊的工作：繞線。他們一直繞一個小時，結束的時候，給他們五百塊錢，但有個條件，即出來的時候他得跟下面一個進來干活的人說剛剛那一個小時的工作很有趣，說完就拿錢走人。還有一組人，什么都一樣，也干無聊的活兒，也和別人說有趣，唯一的不同就是，只給他們十塊錢。接著采訪一下兩組人，你覺得哪一組人會真的覺得這個繞線的事情有趣呢？大部分人我想可能會說是拿了五百塊的人吧，因為他拿了五百塊啊，錢多這么多。但是實際結果卻是只拿了十塊錢的人覺得真有趣。

是不是覺得匪夷所思？但這就是理論精髓所在。如何思考的：拿了五百塊錢的那組人多半會覺得，給了我這么多錢，你讓我干啥我就干啥，說這么無聊的事情有趣，這種昧良心的事情做一做也無妨啊。那么只拿了十塊錢的人是怎么想的呢？他們多半心理會產生一種沖突，我只拿了十塊錢，這么少，但你卻叫我說這么明顯無聊的東西有趣，而我居然還說了。發生這種情況只有兩種可能，一種是這事可能真的有趣，另一種是我是個白癡。沒人會覺得自己是個白癡，那只有可能這事還真有點好玩。于是我們就相信了這件事情真的有趣，這就是我們心理的免疫系統。說白了，就是我們心理會給自己的遭遇和行為找到一個理由，并讓它合理化。

災難也是一樣，我們人類就是傾向于從壞事里發現好事，給自己一個忍受傷痛的合理理由。認知失調就是這么神奇，它可以幫你抵擋住大部分心理沖擊，小到被人諷刺、大到天災人禍，你都會發現它在起作用，比如喪事喜辦就是一種心理策略。如果能從壞事中找到理由說服自己，那么這就是最有益的事。認知失調就是這樣一回事，生活中的大事小情都用它來進行調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