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是河內河陽（今孟州）人，因韓姓的郡望在昌黎，所以被世人稱為韓昌黎。

公元768年，韓愈出生于一個官宦家庭，其父韓仲卿武昌縣令和朝廷的秘書郎等職務。韓愈是韓仲卿的第三個兒子，在韓愈三歲的時候韓仲卿就去世了，韓愈跟隨其長兄韓會一家生活。韓會也是當時公認的才子，深受當道者器重，被任命為起居舍人。公元777年，受到朝廷黨爭的牽連，韓會被貶廣東韶關，韓愈也隨著哥哥一起來到嶺南。三年后，韓會在韶關病卒。韓會早逝后，韓愈先是隨寡嫂回河陽原籍安葬兄長，但卻不得久住，只得隨寡嫂鄭氏避居江南宣州，韓愈這一時期便是在困苦與顛沛中度過的。早年的坎坷，造就了韓愈堅韌好學的性格。

公元786年，十九歲的韓愈踏上了科舉之路。六年間經過了四次嘗試后，韓愈終于進士及第。但在唐朝，進士及第后并不能立即做官，還需要通過吏部的考試。在之后的四年中，韓愈三次到吏部去應試，都無果而終。不得已，韓愈只能到地方上去向節度使謀個差事，先后在武宣節度使董晉、徐泗濠節度使張建封的幕下任職。一直到802年，韓愈才被朝廷任命為國子監的四門博士。第二年又與柳宗元、劉禹錫等人一起被任命為監察御史。此時的韓愈雖已經三十五歲，但仍不改書生本色。上任不久就上書言事，結果得罪了權貴。于是辛苦謀求來的官職很快也就丟失了，他被貶到了遙遠的廣東當了個小小的陽山縣令。或許這次貶官對韓愈來說是件好事。因為著名的“永貞革新”正好發生在他貶官期間，以韓愈的性格會不會積極參與其中呢？這是很有可能的事情。如果是那樣韓愈可能會和柳宗元等人一樣終身失去翻身的機會了。不過，那樣也可能會使韓愈在思想和文學上所取得的成就更大。

韓愈畫像

唐憲宗即位后韓愈被赦回京，再次出任國子博士。為了避禍，韓愈請求到東都任職。可是他到了洛陽也沒有能避禍，因為得罪了宦官而再次被降為河南縣令。811年韓愈結束了縣令生涯，正式到中央任職。此后的一段時間里，韓愈雖然也曾經有被降職的經歷，總體上還算順利，817年被任命為刑部侍郎。但是剛過了幾年好日子的韓愈再一次為自己的梗直付出了代價。819年唐憲宗為了給自己增加功德而決定迎接佛指舍利入宮，韓愈于是寫出著名的《諫迎佛骨表》。他在《表》中稱佛為夷狄，稱舍利為“兇穢之余”，主張“以此骨付之水火，永絕根本”。結果憲宗大怒，韓愈幾乎因此而送命。在裴度等人的講情下，韓愈被貶為潮州刺史，所謂“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州路八千”。他在潮州任上并沒有很長時間，也沒有什么建樹，他在潮州的作為值得記錄僅是一件近乎荒唐的事情。潮州有一處水塘里面有鱷魚出沒，于是韓愈就下了一篇咒文，命令鱷魚三天內離開否則格殺勿論。雖然韓愈沒有為潮州人民做什么貢獻，但是潮州人民還是很以能有這樣一位父母官而感到自豪，于是潮州人民就把流經潮州的一條河改名為韓江來紀念他。兩年后韓愈又被調回長安，先后出任兵部侍郎、刑部侍郎等職，直到824年去世。

韓愈的傳記見于《舊唐書》第160卷和《新唐書》第176卷。

韓愈的歷史地位并不是由他的政治活動所確立的。韓愈的歷史地位主要體現在思想史和文學史上。在思想史上一般認為韓愈對宋代理學的誕生起了篳路藍縷的作用。韓愈的思想中最為重要的無疑就是他的道統思想。他是在《原道》中正式提出了他的道統論的。

韓愈的道統思想并不是空穴來風，也是有所承受的。陳寅恪在《論韓愈》中指出了韓愈道統思想的兩個來源。一是由于孟子的啟發，一是承襲佛教禪宗的祖統說。對后一點陳先生認為韓愈早年隨長兄在嶺南生活，而嶺南是禪宗的發祥地，而且韓愈幼年正當禪宗宣傳極盛之時，所以聰明的韓愈在這樣的環境中不可能不受影響。陳先生說：“退之固不世出之人杰，若不受新禪宗之影響，恐亦不克臻此。”韋政通先生進一步補充認為在韓愈三十五歲被貶陽山縣令期間受禪宗影響的可能性更大些。韋先生還認為古文運動的先驅柳冕就已經提出了以堯、舜、周、孔為文學的正統，暗示了以道統為正的文學觀。韓愈是古文運動的健將，他的道統論可能也有這方面的影響。

韓愈在《原道》中說：“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以是傳之孔子，孔子以是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韓愈所編織的道統也就是道的傳授系統。通過這個傳承系統使自己所承擔之道的合法性獲得了歷史性依據。但是“道”在中國古代是一個共名，各家思想都言道。所以韓愈又給他所說的儒家之道的含義進行了界定：“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于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也。”這樣不僅使儒家的道與其他的道區分開來，而且還使儒家的道落到了實處。所以他特別標明儒家的道并不是僅僅可用于個人的修養，而且還要用于治國理民的實踐上。所以他特別推崇《大學》，他說：“傳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陳寅恪先生認為：“退之首先發見《小戴記》中《大學》一篇，闡明其說，抽象之心性與具體之政治社會組織可以融會無礙。”對《大學》的標榜無疑為宋代理學的發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礎，所以朱熹對韓愈這一點十分贊賞，朱熹說：“《大學》之條目，圣賢經傳，所以教人為學之次第，至為纖悉。然漢魏以來，諸儒之論，未聞有及之者。至于韓子，乃能援以為說，而見于《原道》之篇，則庶幾其有聞矣”。通過對《大學》的強調使道統也獲得了來自經典的支援。

在韓愈的道統說中，還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對孟子的強調。本來孟子就是韓愈道統思想的一個重要來源。在韓愈的道統中，他把孟子作為孔子的繼承人。韓愈曾經說過：“始吾讀孟軻書，然后知孔子之道尊，圣人之道易行”。所以他主張“故求觀圣人之道，必自孟子始”。當然韓愈推崇孟子不僅是因為孟子是孔門正宗，而且還在于孟子與楊墨的斗爭上。韓愈高度評價孟子與楊墨的斗爭來為自己與佛道的斗爭提供來自道統的依據。韓愈提出道統論的直接動機正是與佛道進行斗爭以振興儒學。他用道統說確立的中華正道與佛道兩家的外道相對抗。韓愈道統論的提出可以看做是儒學開始復興的一個重要轉折。從此后佛道的盛況就不再了，這與道統思想的提出是有一定關系的。韓愈與佛道的斗爭并不只停留在理論上而且是付諸可實踐的，他的積極舉動在當時應該講是取得了一定的影響的。

在韓愈所提出的道統中，自孔子以前都是帝王，而孔子以后則是平民。也就是說從孔子起，王統和道統就開始分離了，從此所謂的大“道”就靠儒者們來傳承。儒家本就有重道不重王的傳統，韓愈道統論的提出實際上是把儒家的道統放在了王統之上，以道統來限制王統。韓愈自己更是勇敢地以道統繼承人自居，其實就是把當時的皇帝完全放在了一邊。在這個意義上韓愈特別重視師的作用，因為師就是道統的具體載體。他在名篇《師說》中說：“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者也。”傳道被放在了首位，而所傳之道就是儒家的圣人之道。從先秦時期儒者們基本上都是成功的教育家，秦漢以后國家的教育權基本都掌握在儒家手中。儒家對教育的重視是儒家綿延數千年而不絕的一個重要原因。韓愈則把教育提到了傳承道統的高度，則是發前人所未發。韓愈不僅以道統的繼承人自居，而且還積極主動地要尋找道統的接班人，自覺地承擔起了傳道的重任。韓愈對人才的培養和選拔在唐代是出了名的。《新唐書》本傳中說：“成就后進士，往往知名。經愈指授，皆稱韓門弟子”。陳寅恪先生在《論韓愈》文中指出，韓愈的官沒有元稹大，壽命沒有白居易長，而對后世的影響比二人大，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其生平獎掖后進，開啟來學”。

韓愈塑像

韓愈的道統說也建立在夷夏大防觀念基礎之上的。他的道統說的主要斗爭物件是佛教，他的一個重要觀點就是佛教是外來的夷狄。經過了南北朝的民族融合，唐朝初年的民族觀念是十分開放的。而在中唐以后，中央政府的權威越來越受到地方割據勢力的威脅，而地方割據勢力往往都有少數民族的背景。所以在所謂的古文運動中，尊王攘夷是一個重要的主題。不過韓愈通過道統來確立夷夏大防的思想則是眾人所不及的。

韓愈對儒學發展的另一大貢獻則是他關于人性的討論。人性的問題，也始終是儒學關注的一個重點話題。先秦時期，孔子對人性問題并沒有詳細展開，只是說了一句：“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到了孟子的時代里，孟子明確提出了人性善的觀點。但是，荀子則不認同，他針鋒相對地提出了人性惡。后世，董仲舒對于人性也有過論述，他把人性分為三品：圣人之性，中人之性和斗筲之性。董仲舒主張“名性不以上，不以下，以其中名之”。因“中民之性”“可上可下，可善可惡，”“性待漸于教訓，而后能為善”。但是，兩漢時期的經學，人們感興趣的并不是人性。關于人性的討論也沒有能夠繼續下去。后來到魏晉時期，佛教逐漸傳入。佛教是一個有著很高思辨色彩的宗教，佛教的到來顯然極大地提高了中國人的思辨水平。其中，佛教對于佛性的討論，在很大程度上也影響到了儒學對人性的討論。后來，韓愈在董仲舒“性三品”說的基礎之上，進一步提出了“性情論”。

韓愈紀念郵票

在韓愈看起來，“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于物而生也。”性是與生俱來本質性的東西，而情則是與外界事物發生關系之后所產生的。性的本質就是“仁義禮智信”，而情的本質則是“喜怒哀懼愛惡欲”。性是至善的，情本身是無善無惡的。只要情能夠做到“發而中節”，就是善。如果情背離了儒家所提倡的道德，那就是惡。“情”的善惡標準就是內在的性。而現實生活之中，人與人之間的差距，則是由于每個人的稟賦不同所致。天資高的人，可以“主于一而行于四”，天資差的人則“反于一而悖于四”。韓愈關于性情的討論，直接啟迪了李翱的“復性說”。他關于“稟賦”的提法，更是對宋儒有了很大的影響。

韓愈的道統思想對他的文學實踐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韓愈作為“唐宋八大家”之首，其地位無疑是十分重要的，被蘇軾稱為“文起八代之衰”。但是在韓愈心目中文學并沒有獨立的地位，他認為文章只是“道”的表達工具而已，即所謂“文以載道”。孔子老早就說過“言之無文，行而不遠”。韓愈正是出于擴大宣傳效果的目的而主張對文體進行改進。陳寅恪先生稱韓文“在當時為最便宣傳甚合實際之文體”。而且所謂的復興古文，也具有象征意義，即要以上古之文來承載上古之道。不僅要回歸圣賢的道統，而且還要回歸圣賢的文統。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韓愈韓愈提倡學習先秦兩漢古文，并博取屈原、司馬遷、司馬相如、揚雄等諸家作品之長，“宜師古圣賢人”。同時，他還主張在繼承的基礎上創新，堅持“詞必己出”、“惟陳言之務去”。韓愈認為作家的道德修養是其文學作品的靈魂，因而提出了養氣論，他說道：“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也就是有了靈魂之后，具體的形式已經不重要了，無論篇幅的長短和聲調的高下都是適宜的。韓愈提出“不平則鳴”的主張，他認為文學作品都應該是現實的反映，是作者情緒的自然流露。具體的寫作技巧上，韓愈強調文章要“奇”，以奇詭為善。

韓愈畫像

韓愈文章的代表作有《原道》、《師說》、《馬說》、《諫迎佛骨表》等，很多都已經入選中學語文課本。在這些文章中，可以明顯地感覺到韓愈因對道義的強烈自信而表現出的磅礴氣勢，帶有著非常濃烈的情感色彩。所以宋代蘇洵就說韓愈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后人也將韓愈尊為唐宋八大家之首。

可以說，韓愈本人很好地踐履了他自己的文學主張。當然，韓愈的文章并非僅僅依靠聲調的高昂取勝，其論說文，觀點鮮明，言辭犀利，說理透徹，有著非常強烈的邏輯性。這一點，尤其體現在他的名篇《原道》之中。

韓愈文章的語言凝練生動，用辭準確而又鮮明，既具有創造性和表現力。韓愈不僅善于向古人學習先秦秦漢時期的典雅語言，而且也非常注意結合唐朝當代語言的特點，創造出許多具有鮮明時代特征的語言。韓愈的語言具有很強的生命力，很多韓愈所創造的詞匯仍然活躍在現代漢語之中，比如：“蠅營狗茍”、“搖尾乞憐”、“面目可憎”、“垂頭喪氣”、“佶屈聱牙”、“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等等。

韓愈所倡導的古文運動進入宋代以后，成為一股不可遏制的潮流。尤其是經歷了歐陽修、蘇洵、蘇軾、蘇轍、王安石、曾鞏等人在中原地區的文學實踐，終于使得形式主義的駢體文成為歷史的陳跡，平實通暢的現實主義風格成為散文創作的主流。

韓愈也曾經擔任過史官，他的《順宗實錄》是目前我們所能看到的最早的《實錄》。不過，韓愈在史官任上，倒是說出了在古代中國史官的悲哀。唐朝的一代文宗韓愈曾經出任史官，當時有個劉秀才曾經給韓愈寫了封信，在信中劉秀才勸韓愈要寫點史書，對得起自己的職位，也不辜負自己的文筆。韓愈給劉秀才寫了封回信，這就是《答劉秀才論史書》。

在回信之中，韓愈詳細解釋了自己為什么不修史書，他說道孔圣人修了《春秋》，結果“辱于魯、衛、陳、宋、齊、楚，卒不遇而死”。齊國的太史，因為如實記錄了崔杼弒其君，結果“兄弟幾盡”。 左丘明也曾經記錄了春秋時期的歷史，最終導致失明，司馬遷《史記》沒有寫完就被處以宮刑，班固也是在《漢書》沒有完成的情況下死于監獄之中。陳壽雖然沒有被殺，結果一生抑郁不得志。其他，范曄和崔浩等人都是在自己的作品沒有完成的情況下被殺……

在羅列了眾多前輩的遭遇之后，韓愈得出結論：“夫為史者，不有人禍則有天刑！”其實韓愈只是羅列到了唐代，在唐代之后不幸的歷史學家名單還可以繼續羅列下去。

韓愈的道統學說對后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他所列的從堯到孟子的道統完全為宋儒所接受。在北宋初年韓愈道統繼承人的身份得到承認，比如石介就把他的老師孫復看成是韓愈以來道統的繼承人。韓愈自覺承繼道通的精神更是為宋儒所仿效。理學興起之后，韓愈雖被排除在道統之外，但其篳路藍縷之功是不可抹殺的。程朱等人對韓愈還是稱贊有加的，朱熹說：“韓愈亦近世豪杰之士”，“如《原道》一篇，自孟子后，無人似它見得”。韓愈對孟子的推崇更是為宋儒所繼承，在宋代孟子不僅上升為亞圣，而且《孟子》一書也由子上升為經，這與韓愈的提倡也是不無關系的。總之，韓愈在中國思想文化史上占據著十分重要的地位，正如陳寅恪先生所指出的“退之者，唐代文化學術史上承先啟后轉舊為新關捩點之人物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