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毛主席病重在床，對于生死早已經看淡的他對于自己的病情并不十分在意，但是在人生的最后一段時間，有一件事卻成了他一生的遺憾之一，那就是侄子死亡的真相還沒有調查清楚。1946年毛楚雄跟隨張文津前往西安參與和國民黨的談判，結果這一去便再

1976年，毛主席病重在床，對于生死早已經看淡的他對于自己的病情并不十分在意，但是在人生的最后一段時間，有一件事卻成了他一生的遺憾之一，那就是侄子死亡的真相還沒有調查清楚。

1946年毛楚雄跟隨張文津前往西安參與和國民黨的談判，結果這一去便再也沒了消息，王震將軍親自調查了許久也沒有找到毛楚雄的遺骨。

毛主席更是將這件事視為終生之憾，可惜的是還沒有等來最終的結果他便與世長辭了。

8年后，為了完成毛主席的意愿，中央特意成立了聯合調查組，重新開始調查這件事，而此時距離毛楚雄被害已經過去了將近四十年。

那么調查組究竟能夠找到當年的真相嗎？毛主席的侄子究竟是如何犧牲的呢？

毛楚雄

毛楚雄生死成謎

毛澤東家中有兩個弟弟，一個是毛澤民，另一個是毛澤覃，只是革命發展的道路兇險，這兩個弟弟還沒來得及看到新中國成立，便離世了。

被毛主席惦記了一輩子的侄子便是毛澤覃和周文楠唯一的孩子毛楚雄。

毛楚雄1927年出生于長沙，這時候中國正處于革命的危難關頭，他出生不過半年時間，就和母親周文楠一起被抓進了國民黨的監獄中。

所幸的是，國民黨當局并沒有掌握實質的證據，民眾們對此也是極為不滿，怨言遍地，我國民黨迫于壓力只好釋放了他們母子倆，年僅半歲的毛楚雄這才幸免于難。

10歲的時候，毛澤東原本想要將這個侄子接到延安讀書，但是毛楚雄的外婆覺得孩子年紀尚小，便未能成行。

抗日戰爭結束這一年，毛楚雄已經18歲了，他懷著一腔熱血告別外婆。獨自踏上了參軍的路。

他參與的第一支隊伍就是王震帶領的南下支隊，在鄂豫皖邊區，毛楚雄親眼見到了國民黨的殘暴和獨斷專行，因此他決定一定要為黨和國家做些什么。

1946年夏季，蔣介石公然撕毀“雙十協定”，調集30多萬兵力，兵分四路對我軍駐地發起猛烈地進攻。

我軍幾次突圍成功后卻反遭敵軍誣陷，時任中原軍區司令的李先念發表聲明，嚴厲譴責了國民黨違反“和平協議”的事情，重申了中原部隊對于和平的誠意。

可國民黨對李先念的聲明卻置若罔聞，依舊我行我素的圍攻中原部隊。

雙方你來我往的一直打到七月中旬，毛楚雄奉組織的命令趕到了河南淅川，李先念則是帶著軍隊繼續伺機突圍。

為了保證毛楚雄的安全，王震特意將毛楚雄帶在身邊，血氣方剛的毛楚雄好幾次提出想要上戰場打仗，但是王震認為他還沒有作戰經驗，便沒有同意這件事。

8月初，王震帶領部隊攻克了鎮安縣城，此時距離胡宗南的部隊只剩下100多公里，國民黨圍攻的計劃失敗了。

他們眼看圍攻無望，只好向李先念發來兩封信，提出前往西安進行和談的請求。

王震當即將這件事匯報給了中央，得到中央的允許后，他親自指定上校參謀張文津、政治部干部吳祖貽作為中共代表，前往西安，參與談判。

此時雙方的戰斗進行得愈發頻繁，王震考慮到自己可能要長期在這個地方打游擊，毛楚雄一直跟著自己不安全，去西安總比在自己身邊安全，便將毛楚雄安了個警衛員的身份，讓他跟隨張文津兩人一起前往西安。

所以這次行動表面上毛楚雄是兩人的警衛員，但是張文津和吳祖貽兩個人還有一個更重要的任務，那就是負責將年僅19歲的毛楚雄送往八路軍西安辦事處，然后再前往延安。

收拾妥當之后，他們很快就在預定的時間出發了。

三個人打扮成農民的模樣，在一位農民向導的帶領下，沿著旬河向北出發了。

但誰知從鎮安縣楊泗廟出發后，三個人便杳無音訊，再也沒了消息。

王震將軍長時間沒有收到三人的消息，擔心三人遭遇不測，便親自帶領著部隊一路北上，沿著他們走過的路線一路探尋。可是卻始終沒有找到他們的蹤跡。

察覺到事情異常的他當即將這件事報告給了中央，周總理和葉劍英身為北平的和談代表，當即向國民黨提出了強烈的抗議。

可是國民黨對于我方和談代表失蹤一事，并沒有任何表示，身為當事人的胡宗南更是否認見到了我方代表。

盡管周總理下令一定要徹查這件事，但是由于國民黨當局的阻撓，這件事在此后的數十年間一直成了一件懸案。

毛主席的侄子，毛澤覃唯一的兒子究竟下落如何？是生是死便再也沒有人知道了。

毛主席終生之憾，終于水落石出

1976年毛主席病重之際心中還始終牽掛著這件事，盡管毛主席對于生死之事一向看得很開，但是弟弟唯一的兒子下落不明這件事，毛主席覺得如果不查明真相，就是自己終生之遺憾。

因此在還能走得動路，說得清話的時候，毛主席曾幾次向周圍的人說起這件事，還不止一次地提到了弟弟的名字。

但是因為當時的形勢復雜，這件事最終不得已擱置了下來，主席最終也沒能得知當年究竟發生了什么，會讓自己的侄子一夕之間像是人間蒸發一樣，半點消息都沒有。

一直到1984年，為了完成毛主席的遺愿，同時也為了給這三位或許已經為國犧牲的烈士一個交代，中央成立了聯合調查組，重啟了對這件事的走訪調查。

此時距離他們失蹤已經過去了將近40年，時過境遷，究竟還能不能找到當年的當事人都成問題，他們又要從哪里下手呢？

調查組的工作人員只感覺到肩上仿佛壓著千斤重擔，此時已經76歲高齡的王震在知道了這件事之后，也滿懷悲痛的對調查組的工作人員說道：“當年我沒能查到一個真相，愧對主席，也愧對這三位同志，你們一定要查清真相，給主席一個交代。”

調查組的工作人員先是調查了鎮安縣的鎮反檔案，從這份檔案中，檔案中清清楚楚地記載著殷克明和陳尤均提供的供詞。

當年他們奉了胡宗南的命令，要和新四軍進行周旋，同時還要負責搜捕新四軍的突圍人員。

1946年8月9日晚上，殷克明帶著詹咸孝等人開展過一次突襲檢查，在村民張吉貴和杜明月家中發現了五個南方口音的陌生人。

一對自稱是夫妻，遠道而來是為了找兒子，至于另外三個男人他們并不認識，只是路上偶然遇見，便結伴而行。

但是殷克明卻心中存疑，懷疑他們就是新四軍，抱著“寧可錯殺一百、不能放過一個”的心理，殷克明當即命人將他們幾個人拉出去解決了。

可當時殷克明并沒有確定這幾個人的身份，所以調查組的工作人員也無法確定這幾個人是不是毛楚雄等人。

調查組的人員干脆以楊泗廟地區為中心，在方圓一二百里的地方展開地毯式的搜尋。

果不其然，調查組在鎮安縣文家鄉朱家溝得到了一個驚人的消息。

一座石灰窯中曾經發現了三具男性尸骨，只可惜當時三具尸骨究竟是誰，又為何會被埋在這里，誰也不知道。

但是調查組的工作人員認為，這極有可能就是張文津、吳祖貽和毛楚雄三位烈士的遺骨，但是當時暗中前往西安的還有張成臺等人，調查組無法確定這幾句尸骨究竟是誰的，因此他們圍繞當年的事情在這里展開了更加嚴密的調查。

功夫不負有心人，他們終于找到了曾殺害中原部隊零散突圍人員兇手事件的人員——陳永壽。

陳永壽原來是中原軍區十五旅四十五團的一個營長，1946年在轉戰鎮安縣穆王坪的時候，曾遇到過一個上門的當地農民。

這個老農民是軍分區副司令孫光的舊識，一見到孫光，他就激動地說道：“首長，前幾天我在路過朱家溝小溝口的時候，看見幾個穿著國民黨衣服的人攔住了4男1女，把他們給劫走了。”

“你有沒有看清他們的樣子？”

老鄉搖搖頭：“沒看清，但是我看到有兩個人一直反抗，被他們打死了，另外三個人就被推進了石灰窯里面活埋了，手段實在是太殘忍了。我聽到他們被埋之前一直喊著‘共產黨萬歲’，想著是你們的人，這才找到你們的。”

當天晚上，陳永壽就帶著大批人馬冒著碩大的風雪，將這群人繩之以法。

根據陳永壽的說法，他們當時從犯人手中繳獲了不少財物，很有可能就是幾位烈士身上的，但是他們并不清楚這幾位烈士的真實身份。

這讓調查組的調查陷入了僵局。

因為毛楚雄等人是代表黨組織到西安參加談判的，按理說身上不會攜帶如此巨額的財物，所以他們斷定，這幾乎尸骨應該是張成臺等烈士的。

從當時遺留下來的大量金條、銀元等東西看來，倒是和供給部部長吳先元的身份比較符合。

為了查清楚這究竟是不是毛楚雄的遺骨，調查組的工作人員不得不再次拜訪王震將軍。

這次拜訪也讓調查組有了新的思路。

調查組這次將目光放在了1946年國民黨在陜西鎮安、柞水、寧陜三個縣區所有的關卡、城鎮和村莊。

他們通過走訪等形式，對三個縣市展開了詳細的調查，這時寧陜縣東江口鎮的一堆神秘人骨引起了他們的注意。

這堆人骨也是在1976年發現的，是江口搬運社在旬河邊挖地基時發現的。

當時負責基建工作的孟洪以為這只是戰亂年代遇難的村民的遺骨，便請人將人骨埋在了別的地方，后來又被轉移到了白家嘴胡醫生核桃樹下的坡地中。

為了查清楚這堆遺骨的情況，他們找到了原國民黨的副鄉長鄧耀俊和民團的成員石友成了解當年的情況。

從石友成口中，人們終于了解到了被掩埋了多年的真相。

1946年8月初，東江口鎮來了三個自稱是共產黨的人，石友成雖然沒有和這幾個人見過面，但是他聽說這幾個人都是共產黨方面派來和談的代表，另外還有一個穿著便衣的人，應該是帶路的。

當時是岑團長帶人親自迎接他們，石友成當時還感慨，戰爭馬上就要結束了，國內馬上就要恢復和平了。

結果江口區區長姜捷三卻忽然怒斥道：“和談個屁！”隨后用手做了個向下劈砍的動作。

石友成這才意識到，這幾個人或許已經是兇多吉少。

1946年8月10日，戰場上的形勢依舊焦灼，張文津等人身為和談代表，正滿懷期待地打算和國民黨商談和談事宜，殊不知，此時胡宗南已經向岑運應下達指示，要將他們就地解決。

很快，負責這件事的四連連長李清潤命人在寧陜縣東江口鎮城隍廟下面挖了幾個坑，然后采用強硬的手段將幾個人帶了過來，直接活埋了。

后來石友成也是偶然聽人提起才知道了沙壩灘那里埋著的究竟是什么人。

新中國成立后，石友成擔心自己被判刑，只好將這件事當成一個秘密爛在了心底。

調查組的人員當即就讓石友成帶路查看了當年埋尸的地點，和后來建房子的地點是半分不差。

為了對這件事進行最后的確定，調查組再次趕赴四川，調查了四川省各級公安部門、黨史軍史部門、檔案部門以及成都軍區部門軍事法院所有的卷宗，終于從這浩瀚的卷宗中發現了一些蛛絲馬跡。

原西南軍發出1953年5月20日第0202號有一份對罪犯韓清雅的判決書：“該犯于1946年在胡宗南61師181團少校團指導員任內，在山西寧陜縣參與秘密殺害我李先念將軍派往西安參加軍調小組的和談代表張文津3人。”

另外曾任61師181團營長的鄒壽珊的旁白證：他們在駐扎東江口鎮時，四連連長李清潤于8月10日發現了3個穿著布軍裝的新四軍，其中兩個人騎著高頭大馬，一個人是上校，一個年輕人拿著槍負責警衛，還有一個農民帶路，3個人都是南方的口音。

李清潤和鄉長石星一采用極其殘忍的手段，將他們生生活埋。

最重要的是，這份口供中交待了帶頭人的身份，正是張文津將軍。

時隔將近四十年，這件被毛主席惦記了許久的懸案終于宣告結束，殺害他們的兇手都已經被繩之以法。

這件事情調查清楚之后，相關部門對他們的遺骨進行了妥善的安置，以紀念這幾位不屈的革命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