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載于《三聯生活周刊》2020年第40期，原文標題《榕江脫貧：搬離大山后的新生活》，嚴禁私自轉載，侵權必究地處“地無三里平”的黔東南山區，貴州省榕江縣正努力讓自己離開最后一批國家級貧困縣的名單。對生活在自然環境艱困地區的老百姓進行搬遷移

本文刊載于《三聯生活周刊》2020年第40期，原文標題《榕江脫貧：搬離大山后的新生活》，嚴禁私自轉載，侵權必究

地處“地無三里平”的黔東南山區，貴州省榕江縣正努力讓自己離開最后一批國家級貧困縣的名單。對生活在自然環境艱困地區的老百姓進行搬遷移民是他們最重要的措施之一，而如何讓離開了土地的人們適應新生活則是更大的挑戰。

記者/王梓輝

攝影/王旭華

侗族婦女正在村寨里染布，那里板藍根被當成一種顏色的來源

城市“上班族”

前往貴州省榕江縣的旅程稱得上順利，甚至順利得有些出乎我的意料。早上從北京坐上前往貴陽的飛機，再從機場坐1小時10分鐘的高鐵就能到榕江縣城。高鐵大部分時間都行駛在黑暗的隧道中，有時窗外剛剛亮起，轉過頭只看到一片綠色山谷，視線就又迅速地被另一條隧道淹沒，此時你能意識到在這樣的環境下，獲得這樣的交通體驗要付出多大代價。交通便利程度與一個貴州山區里國家級貧困縣的身份似乎讓人有些認知錯位，而臥龍小區就是認識這座縣城的一個切口。

臥龍小區地處榕江縣城以北的區域，算是城郊。小區里有31棟6～7層高的居民樓，居住著超過7000人。2016年，當地政府設計規劃了這個易地扶貧搬遷安置點，里面還配有菜市場、社區衛生所和幼兒園。從外表看，這是個很普通的居民小區；然而大多數女性身穿的少數民族服飾和隨處可見的扶貧口號卻又在提醒你，這里和榕江縣城的其他居民小區有些差別。

我見到楊再姣是在一個工作日的下午，她當時正坐在臥龍小區扶貧車間的小板凳上繡花。“車間”不是那種工業機械化的大型廠房，而是小區里一棟居民樓的一層底商，可以從兩扇拉起的卷閘門進出，旁邊還有居民合作社和社區郵政。從門口向里大約有二十幾位身穿少數民族服飾的婦女拿著藍色的布在繡著什么，她們三五成群地湊在一堆，一邊繡一邊用一種我完全聽不懂的語言聊著天。陽光灑在屋檐上，這情景好像就是一群社區里的媽媽和奶奶們聚在一起做手工活。

恰好楊再姣剛剛繡完一個圖案站起身來，我走過去問她是否可以和她聊聊天。楊再姣露出靦腆的笑容，用帶著濃重口音但我能夠聽懂的普通話回答我說可以，然后搬來了兩個小凳子。

楊再姣今年48歲，是土生土長的侗族人。2018年11月，在當地政府的動員下，他們一家四口從生活了30多年的榕江縣樂里鎮小瑞村搬下了山，在臥龍小區開始了自己的“城里人生”。在那之前，她大部分時間都生活在群山環繞的大山里，當地人把這種生存環境稱之為“高坡”，其中大部分是苗、侗、水等少數民族聚居區。村里離縣城有30多公里，想去縣城得先走山路到鎮上，再從鎮里坐班車，要兩個多小時。

住在高坡時，她每天的任務是種田和繡衣服，那是侗族婦女普遍的生活狀態。現在，她換了一種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每天早上9點準時出發走五分鐘路去上班，中午回家吃個飯，下午做到6點下班回家，成了穩定的標準“上班族”。剛上班時，因為扶貧車間剛剛組建，訂單不多，她第一個月只賺了500多元；后面訂單穩定了，她平均每個月能有2000多元的收入，是扶貧車間收入較高的骨干員工。

扶貧車間隸屬于榕江縣月亮故鄉文化創意有限公司，劉林洋是這家公司的創始人。作為出生在榕江縣城的苗族人，劉林洋9歲時跟著父母移居到了北京，一直從事藝術設計相關的工作。2016年，機緣巧合之下，劉林洋受榕江縣政府邀請回到家鄉，經過了兩年的探索之后，他把目光聚焦到了當地傳統手工藝“藍染”上。為此，他圍繞這項手藝做了一系列產業布局，其中月亮故鄉這家公司專門負責生產具有當地特色的藍染手工藝產品，主要的生產基地就是楊再姣工作的扶貧車間，現在固定在這里接單的繡娘有100多人。

楊再姣剛剛搬來的時候，扶貧車間還沒成立。一開始，她去過小區旁邊的工業園找活干，那里有政府引入的一些服裝廠和鞋廠。以前除了種地，楊再姣農閑時也和丈夫在外面打過工，但沒走太遠。唯一一次到省外打工是在2012年，跟著同鄉一起去了浙江的一個鞋廠，在流水線上工作，一個月工資1200元，住不用花錢，吃飯還得自己弄。當時她覺得這個收入“還可以”，“現在就不可以了”。做了一年后，因為孩子上學需要照看，她就又回家了。

但現在年紀大了，工業園里的工廠每天要從早上9點做到晚上9點，楊再姣干了幾個月，覺得這樣太累，身體受不了，就不干了。然而到了城市里，生活的規則已經發生了變化，以前在村寨里的時候，每個家庭都是吃自家種的糧食，喝井水和山泉，過著自給自足的傳統生活。現在所有的一切都要用錢買，楊再姣心里有些慌。她告訴我，之前村里動員搬遷的時候，她的鄰居就不愿意搬，原因就是怕沒了土地，不知道做什么。

恰好去年8月，看到自家旁邊開了一間做手工藝的扶貧車間，楊再姣就試著問了問這里是做什么的，工作人員說這里是繡花的，繡好了計件算錢。楊再姣心里想，她們侗族女性從小就學繡花，應該沒問題。對方讓她試了一下，發現她繡得不錯，就讓她到這里來上班。有了固定收入，楊再姣的心安定了下來。

鄉村移民運動

從純收入來看，楊再姣一家已經脫離了貧困戶的身份。她告訴我，她老公在外面打零工一年能掙1萬元左右，她在扶貧車間也能有2萬元左右的收入，而當地的貧困戶標準是人均年收入4000元。楊再姣說，如果去外面打工的話，一個月最少也得3000多元，但她自己年紀大了，在外面找不到好工作。劉林洋手里有政府的調查數據，他告訴我，當地貧困村寨里50歲以上中老年人的就業比例，女性人數不到男性的1/8。

我問楊再姣2012年的時候為什么會出去打工，楊再姣很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說：“我家里窮，就出去打工。”她告訴我，以前住在村里時，因為都是山區，每家的土地都不多，她家里只有2畝地，春夏季種水稻，天冷了就種油菜和土豆。至于在家里種地能收入多少錢這個問題，答案是“沒有”，因為這點土地只夠他們一家人吃的，基本沒有余糧去賣。想要獲得一些收入，只能靠男人在農閑時外出打工。而這也只夠他們一家維持基本的生活，因此他們家在2014年政府普查時成了建檔立卡的貧困戶。

2015年6月，中央扶貧開發工作會議上提出“十三五”期間對“一方水土養不活一方人”的1000萬貧困人口開展易地扶貧搬遷工作。作為全國搬遷規模最大、任務最重的省份，到2019年底，貴州省完成了188萬人的易地扶貧搬遷任務。其中榕江縣作為貴州省還未脫貧摘帽的9個深度貧困縣之一，共對5978戶25346人進行了易地搬遷，楊再姣家正是其中之一。

在榕江，自然環境在過去長期的歲月里困住了他們。榕江縣政協副主席、縣扶貧辦主任石晶在基層從事了20年的扶貧工作，他告訴本刊，交通閉塞、文化信息閉塞與基礎設施較差是榕江縣過去多年來深陷貧困的主要原因，其中交通不便是最重要的因素。當地政府的數據顯示，榕江縣因為地處貴州高原向廣西丘陵過渡的邊緣地帶，地形復雜，全縣90%以上的土地是山地。石晶回憶說，他十幾年前在榕江縣相對偏遠的計劃鄉工作時，去一次下面的村寨平均要走4個小時的山路，很多老百姓好幾年才會來一次縣城，很大一部分人不會說漢語，甚至有人從未見過汽車。

這幾年，隨著國家大力發展基礎設施建設，不僅榕江縣城通了高鐵，下面的村寨也先后通了公路。但即使如此，20公里的直線路程因為要翻山越嶺也得開一個半小時車。在我前往計劃鄉九秋村那天，正好趕上大雨，山間霧氣升騰，盤山公路旁的景色很美，連綿的青山下裝扮著青綠色的梯田。但時不時就能看到的滑坡痕跡告訴我們，美景背后的代價是生活的艱困。開車送我們的司機恰好也來自計劃鄉，他告訴我，當年他十幾歲第一次去縣城花了兩天時間才到——先花一整天時間走到鎮里，第二天再從鎮里坐車去縣城。

來自黔東南州首府凱里市的駐村幫扶干部王政權接待了我們，他已經在村里待了快一年。他告訴我，九秋村共有297戶居民，其中貧困戶達到了188戶。經過幾年的努力，已經搬遷了244戶。

在苗侗地區，因為這里的大山上長滿了杉樹，是很好的建筑材料，所以這里的傳統民居都呈兩層木質結構。王政權帶我去看了一間還沒改造拆遷的老房子，下層低矮昏暗，地面坑坑洼洼，異味極重。他告訴我，原來在這些山區，老百姓為了方便和安全，會直接在自家一層養豬養牛，形成了“人畜混居”的現象。為此，他們這兩年很重要的一個工作就是對這些民居進行改造，將牲畜移到了專門的豬牛圈里進行養殖，一層全部用磚頭水泥修葺一新，變成了可以聚會的客廳。

但居住環境的改善無法解決核心的貧困問題。在村里，我們仍能看到不少生活在這里的村民。王政權說，這是因為當地地形沒那么陡峭險峻，因此沒有強制拆除舊宅，不愿意住到城里的村民還可以在經過改造后的自家房子里居住，但現在留在家中的基本都是老年人，年輕人大都搬到了城里或者去了外地打工。

貴州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汪磊長期關注農村貧困治理問題，今年正好一邊在榕江縣掛職，一邊做相關的研究工作。他告訴本刊，對于這些已經搬遷的村民們來說，盡管他們的土地還在，但大都因為空間的割裂選擇了流轉出去，因此這些以前靠土地作為生產資料的村民們不得不變成依靠市場，“因此政府很重要的責任就是幫他們或培育或打造或尋找到這樣的市場”。如何讓搬離了土地的村民們既搬得走也能安心留下，更重要的改變或許還是來自生產方式。

集體種田

車江鄉是榕江縣近郊的一個鄉鎮，這里有整個貴州省難得一見的萬畝壩區良田。早在2016年，車江大壩10469畝優質耕地就被劃定為永久基本農田。但對于這里以土地為生的村民們來說，他們現在大都在為一家名叫“貴榕惠農公司”的商業機構種田。這家公司由貴州省農業投資集團和榕江縣農業投資開發有限公司合作成立，主要的職責就是管理經營這萬畝壩區農田。

陳金培是榕江縣農投公司的總經理，去年由他們牽頭將整個車江壩區5000多戶的1萬畝基本農田全部流轉過來，放棄了之前當地以水稻為主的小農種植模式，將這里改造成了一片萬畝蔬菜基地，由貴榕惠農公司負責管理。

王金德現在是貴榕惠農公司的一名基層管理人員，負責管理200多畝大棚蔬菜的種植，手下有80多名員工，其中50多人是附近村寨和移民安置點來的貧困戶。因為十幾歲就去廣東那邊打工，王金德是當地村寨里難得一見的有商業眼光的年輕人。2017年，因為孩子到了要上小學的年紀，王金德決定拿自己在廣東打工攢下的積蓄回家鄉創業。

回到村里后，他看到村里人全都還在種水稻，每家每戶基本只能滿足自己的需求。而經過調研，他發現種菜的收益大有不同。“哪怕就是自家那一兩畝田，你每天起早一點拿去縣城賣，三五百塊錢是拿得到的。”于是王金德腦子一熱就注冊了一個合作社，把村里人的土地都承包過來種上了蔬菜。可惜正趕上那年是天災年，氣溫太低把菜都凍死了，整整賠了18萬元，把自己所有的積蓄都搭了進去。

站在現代化的蔬菜大棚里，王金德告訴我，那次教訓也是為什么他選擇跟著大公司干而不是自己去種的原因，哪怕自己承包農田種菜獲得的收入會更高。“我們是很渴望有大公司來這里發展的，因為這樣會更穩定。”王金德說，“我們農民的資本比較薄弱，沒有大棚設施和更先進的種植手段，全部都是靠天吃飯。天好當然不錯，如果天不作美的話就顆粒無收。”而頭疼的銷售工作也不用他們擔心，依托貴州省農投集團對接國內16個一級批發市場和省內二級批發市場，他們的蔬菜可以賣到如廣州和深圳的超市里。

現在他每月在這里拿固定工資4500元，妻子也在這里工作，每天100元勞務費。再加上每畝地每年1650元的承包費，每年也能有七八萬元的收入。而陳金培則告訴本刊，整個蔬菜基地每天需要的勞動力至少在400人以上，農忙時會達到800人，其中一半以上都是貧困戶。

風險當然永遠會以不同的形式存在。一位在蔬菜基地工作的貧困戶說，她也不知道是以前自己種地好還是來這邊集體種地好。“自己種地就是沒錢，但有大米吃；在這里上班一天100塊錢，手里有錢花了，但就要自己去買米吃。”

但陳金培堅信規模化的力量。他說，以前老百姓種水稻形成不了統一的市場和品牌，都是一家一家賣，別人想批發都不行；而現在他們規模化生產，可以根據市場需求大規模種植、銷售不同種類的蔬菜，會比自己個體好干多了。

而這種集約化、規模化的土地管理模式也是整個榕江縣進行鄉村改造的重要措施。除了蔬菜基地，他們還以相似的方式發展了百香果、板藍根和草珊瑚等特色產業基地。在九秋村，王政權告訴本刊，他們村里甚至也成立了村集體經紀公司，由村集體負責管理，流轉了老百姓搬遷后留下的250畝土地用來種板藍根，“縣里專門有公司過來收，前兩天剛剛來拉了幾萬件走了”。而留在村里的老人們除了土地流轉的收入，每天去種板藍根也能有50～100元的收入。

從貴榕惠農公司的運營上來看，因為今年是收獲的第一年，陳金培不太好衡量。“因為我們有脫貧的任務，所以收益比我預期的少。”他對本刊坦言，“但是這不是我考慮的重點，我們能夠帶動老百姓就業，能夠讓老百姓看到收益，他們就會自然而然地干起來。”

特色產業的特別價值

楊再姣之前農忙時也在壩區干過4個月，每天早上從臥龍小區門口坐班車過去，一天收入80元，中午公司會提供午飯。后來一方面是因為農活太累，外加找到了繡花的工作，她就沒再去過蔬菜基地。

能在家里做自己喜歡和擅長的事，楊再姣覺得自己挺幸運的，因為她丈夫還得在外面打工。當地政府也說，外出務工仍然是榕江縣老百姓最重要的收入來源。汪磊告訴本刊，榕江縣有37萬人口，其中適齡務工人員有十六七萬，榕江縣內怎么也不可能容納下所有這些人。

在這樣的大前提下，如何挖掘當地特點讓女性能留在家里成為了優先被考慮的點。因為所有我采訪過的村民都告訴我他們去過外地打工，而又回到家里的原因全部是“小孩要上學”。作為外來的幫扶者，劉林洋也說：“如果是男人出去打工，女人來維系家庭的運營，這樣的結構可以減少留守兒童的數量，還能讓鄉村保有活力。”

劉林洋記得他2016年帶著資源和資金回來時，對如何建立這樣一個健康可持續的生態還沒有概念。開始那兩年，他們也嘗試過利用少數民族特色發展旅游產業，先后修了網紅民宿、運營了侗族傳統節慶活動、做了聲音博物館和藝文中心。但很快，到了2018年底，劉林洋發現自己有些找不到方向了。“我會感覺自己做的這些事情都變成碎片化中的碎片化了。”他對本刊說，“看似單獨都有亮點，但是我們自己的能量非常有限，當地也沒有太多的人才，從外面請人才的成本又特別高，而且也不可持續。”

經過思考和總結，劉林洋覺得，如果真想把這件事做下去，“產業”是一個非常大的關鍵詞。“我們覺得鄉村最困難的其實是就業，尤其是鄉村女性的就業問題。”他對本刊說。而他在對當地資源進行了分析和總結后，發現有一種手工藝有可能進行產業化改造，這就是所謂的“草木染”，或者叫“藍染”。

作為貴州最重要的特色農產品之一，板藍根在當地長久以來被當作一種染料的來源。經過浸泡與發酵等一系列工序，植物板藍根可以轉化為藍靛膏，也就是月亮故鄉扶貧車間所做的“藍染”的染料。有數據顯示，在貴州省39個民族支系里，有29個民族的服裝基礎用色是藍。而在貴州鄉村，因為他們很多地區還處于自給自足的狀態，本身還保留著相關的種植和手工傳承，有天然的條件。楊再姣說，她們侗族婦女幾乎每一位從小就會學染布和繡花，她們現在身上穿的衣服都是自己做的。

考察了市場后，劉林洋發現板藍根來自醫藥企業的需求一直是很穩定的，但來自染布這一塊的市場需求是在急速增長的，而且產業化比我們更發達的日本與臺灣地區都有規律可循。因此從2018年開始，他打造了從種植到文創產品制作的一整套產業鏈。

去年9月，他們在當地政府的支持下種了1.35萬畝的板藍根，還建設了一個2.2萬平方米的靛膏廠，據劉林洋說，這是目前全世界最大的古法靛膏廠，這兩個基地都能提供幾百人的就業崗位。根據當地人的說法，板藍根最高畝產量能夠達到6000斤，而靛膏廠的收購價格是7毛錢一斤，一畝地的收益肯定能超過種水稻，而板藍根一年還能種三季。

兩個月之前，劉林洋的靛膏廠剛剛投產，廠區就在縣城郊外的工業園里，能聞到明顯的植物氣味。幾輛剛剛裝滿了靛膏的卡車正向外駛去，業務已經進入了正軌。據他說，除了他們自己使用和一些染布的業務，同仁堂這樣的藥企也是他們的客戶。

從商業角度衡量，劉林洋告訴本刊，扶貧車間從去年5月運營到現在，在收支與產出上基本達到了“略有盈余”的水平。而從社會意義上來看，這里100多位平均年齡49歲的繡娘也的確實現了“讓母親能留在家中”的愿望。一位32歲的繡娘就對我說，如果沒有了這種手工藝的工作，她只能繼續去外面打工，小孩子只好丟給老人照看。

融和與傳承

工作內容駕輕就熟，生活方式的轉變還需要時間幫忙。石晶向本刊回憶，早在2012年，榕江縣就啟動了第一批生態移民搬遷的試點工作，當時共搬了兩個村約500戶居民。然而老百姓剛剛搬下來時出現了很多不適應的情況，他給我們舉了很多例子，比如開了水龍頭就不關，以為那是泉水。“我那時天天接到群眾打來的電話，都是問我這個壞了怎么辦，那個不知道該怎么用，我都想干脆不干這個鄉長了。”幾年之后，現在第一批搬下來的村民已經完全融入了新的城市生活。

楊再姣也在努力適應新的生活方式。最近家里只有她一個人，兒子和女兒都去了貴陽上大學，丈夫則在附近的縣城打工。吃完晚飯后，侗族婦女不喜歡打麻將或者打牌，大多數時候就是在家里繡繡花、看看電視。以前年輕時在村里，楊再姣喜歡唱歌，侗族人也是出了名的會唱歌，侗族大歌經過這些年的宣傳廣為人知。但到了城里，環境變了，大家都住進了樓房，周圍的鄰居楊再姣都不認識，活動沒人組織了。還好，在前幾個月，社區里有了文藝宣傳隊，開始組織一些日常的娛樂活動，其中就有民歌隊。

民歌隊剛剛成立時，到扶貧車間來宣傳，車間里有姐妹知道楊再姣喜歡唱歌，就要拉著她一起去。剛開始，楊再姣還有些不好意思在陌生環境下唱歌，“他們喊我去，我不去，我說我老了，唱歌不好意思了”，但禁不住勸，半推半就也進了民歌隊。最近因為要準備中秋節的社區活動，他們每天晚上都會到社區的鼓樓廣場練習。在黔東南地區，侗族、苗族和水族等當地主要少數民族村寨都會有“鼓樓”這種傳統建筑，它外表更像是漢族地區的亭子，也是每個村寨的核心區域，重大活動都會在那里進行。為了消解鄉愁，臥龍小區里也修了一個鼓樓，旁邊還配有連廊和一大片開闊的空地供大家休憩活動。

那天晚上8點，他們十幾個人在鼓樓兩側的長廊里坐成一排開始練習一首新歌，除了兩位男士外其余都是侗族婦女。他們大部分人在此之前都不認識，但已經通過晚上的唱歌活動變成了新朋友。操著自己的侗族母語，沒有了工作的壓力，他們一邊聊天一邊唱歌，多了許多笑聲。楊再姣說，這是她一天中最快樂的時候，甚至還主動邀請我中秋節過去看他們的演出。

他們那天一直唱到了晚上10點才散，夜晚的臥龍小區有著北京這種大都市絕難感受到的寧靜，但楊再姣對生活在這里還沒完全放下心來。她帶我們去她家里坐坐，家在五層，按每人20平方米的標準，他們家分到了一套80平方米左右的房子。推門進屋，內部裝修很簡單，就是白墻下配了一些簡單的家具，看不到侗族的痕跡。楊再姣給我們展示了一些她的衣服，沒有一件現代都市服裝，全都是她自己手工做的侗族服裝。但她還是不好意思地說，因為她覺得這里不安全，所以很多像銀飾之類的貴重物品都沒有帶過來，還放在村里的姐姐家，沒法給我們展示，哪怕她家所有的窗戶都安裝了不銹鋼欄桿。至于“不安全”的原因則是城里小偷多，寨子里沒小偷。

新生活的車輪滾滾而來，年輕人當然更適應這種變化。榕江四中是當地政府前幾年專門為附近鄉鎮學生建設的初級中學，由浙江省桐廬縣對口幫扶。校長孫松海來自桐廬縣，已經退休的他這兩年主動申請過來幫扶，他告訴本刊，榕江四中全部3000名學生中，來自建檔立卡的貧困戶家庭的有1700多人。但幾位和我聊天的來自鄉村的學生都告訴我說，因為長期在城里上學住校，他們也和城里孩子一樣從小學就開始使用手機，也不會像他們的母親一樣習慣穿著民族服飾。

楊再姣對此有些無奈，她的女兒還不會唱侗族大歌，“因為她不喜歡，不想學”。小時候跟著外婆學會的刺繡也很久不繡了，也是因為不喜歡。

但那天晚上唱完歌后，我們準備離開時，忽然聽到廣場另一頭傳來了一陣悠揚的樂器聲，楊再姣很驚喜地說那是蘆笙的聲音。我們走過去，發現是三個年輕的“90后”苗族男生在吹蘆笙，他們告訴我，這都是以前在村寨里跟著老人學會的。在村寨的時候，他們晚上就經常一起在河邊吹蘆笙，“老人們不怕我們吹得太晚，他們看到我們吹蘆笙還很高興”。搬到城里后，三人都在附近城鎮工作，只有周末晚上才能一起聚在廣場邊吹一陣子，也不能吹太久，怕影響到周圍樓上的人睡覺。

臨別時，其中一位男生告訴我，因為旅游開發，蘆笙已經被外界誤認為是一種邊跳邊吹的樂器了，這讓他有些著急。“如果你們有機會能專門寫一寫蘆笙，我希望標題可以是：蘆笙是用來吹的，不是用來跳的。”（王金德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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