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四件精美絕倫的翡翠巨作在北京問世，經權威專家團隊評審，被定為“四大國寶”。這“四大國寶”又稱“86工程”，是新中國玉雕史上唯一一項國家工程，其原料是國庫里秘藏的翡翠，40余位大師為此耗費8年心血，立項、驗收均為國務院。《岱岳奇觀

1989年，四件精美絕倫的翡翠巨作在北京問世，經權威專家團隊評審，被定為“四大國寶”。這“四大國寶”又稱“86工程”，是新中國玉雕史上唯一一項國家工程，其原料是國庫里秘藏的翡翠，40余位大師為此耗費8年心血，立項、驗收均為國務院。

《岱岳奇觀》 主創者：王樹森、陳長海、張志平

更神奇的是，這“四大國寶”，都出自同一塊翡翠原石——“卅二萬種”。這塊上千公斤的高翠玉石，消失多年，卻又突然現世，經周恩來多次指示才保存下來。

2006年以來，這四件寶物藏于庫中，極少展覽，但關于它們的傳說卻越傳越邪乎。其實，不用添油加醋，“卅二萬種”的故事也堪稱傳奇。

“小諸葛”尋玉

1980年6月5日，《北京晚報》破天荒地刊登了一則“尋玉啟事”——《寶玉何在》。這篇文章要找的不是賈寶玉，而是一塊叫作“卅二萬種”的石頭。文章向社會呼吁，請知情者提供線索，讓這塊被老藝人王樹森念念不忘的寶玉，早日重見天日。

那時的《北京晚報》一天只有四個版面，能在頭版用四分之一版面來尋玉，自然是了不得的大事，而這篇文章能夠見報，全賴王樹森的一哭。

王樹森出生于北京一個玉雕世家，13歲隨父學藝，20多歲已成為玉器行中的佼佼者。解放初，京城玉雕行業群星閃耀，頻出絕活。四位有名人物，即潘秉衡、何榮、劉德瀛、王樹森，也被稱為“四怪”，意為各懷獨特技藝的怪杰人物。

他們還都有綽號，潘秉衡因從不攢錢，總是借錢生活被稱為“臭要飯的”，何榮因打著瞌睡都能設計作品被稱為“馬馬虎虎”，劉德瀛因訓徒嚴厲、為人倔強被稱作“小辣椒”，王樹森因生性聰慧且腦袋似斗被稱為“大腦袋”或“小諸葛”。

“十年動亂”后，“二怪”離世，“一怪”癱倒，只有王樹森還能繼續工作。他在歇手十多年后，做了兩件翠活，一件獲全國“金杯獎”；另一件“群仙祝壽”高翠玉佩，只有一個半火柴盒大，在香港賣了180萬元人民幣。

此事在玉器行業中傳為美談，但王樹森卻并未掛心，反而常常帶著遺憾的心情對徒弟們說：“有塊寶石，叫‘卅二萬種’，如能找到，做出珍品，我這輩子也就算沒白活了！你們給我到處問問，找找。”

“卅二萬種”究竟何等模樣，不但誰都沒見過，連聽也沒聽說過，叫徒弟們到哪兒去問？何處去找？

1980年，北京市人大開會，已63歲的王樹森代表又念叨起他的“卅二萬種”。他說：“國家百廢待興，玉雕行藝人也要報效祖國，我年事已高，想在有生之年，施展才藝，希望尋找那塊不知下落的翡翠大料。”說到動情之處，王樹森聲淚俱下。

這一哭，有磨玉人的辛酸。20世紀30年代，是玉雕的鼎盛時期，但再好的匠人也只是匠人，只能處于社會底層。京味作家劉一達《故都子民》的原型，就來源于對劉德瀛、王樹森“二怪”的采訪。書中講述了磨玉人被權貴欺壓，一對玉碗搭進幾條人命的故事。解放初，北京玉器廠作為經濟封鎖中的創匯大戶，曾輝煌一時，有2000多人從業，藝術品出口到100多個國家。可好日子沒多久，偏又趕上“文革”。

這一哭，也有英雄無用武之地的遺憾。年輕時，王樹森技藝未熟，“卅二萬種”再好，也不敢接活兒。如今他的技藝爐火純青，手底下高徒輩出，卻奇石難覓，“文革”中壓抑已久的才情無處施展。

人大常委會辦公室的一位同志，把老藝人這一哭擱在了心上。一天，他碰到《北京晚報》記者王增翔，就用手比劃著十二英吋的電視機的大小說：“三十年了，這塊玉都沒見天日。老藝人想把它找到，琢成珍品，這個建議很好，但對我們來說是大海撈針，你是記者，你給想想辦法。”

王增翔當下去找王樹森，讓他詫異的是，這位玉器行里的宗師級人物，個頭不高，咖啡色臉龐，上邊深深地印著皺紋，看上去就像一位淳樸的老農。

王樹森之所以對那塊叫“卅二萬種”的美玉日思夜想，原來大有淵源：

14歲那年，他去街上買磨玉的砂子，看見一個作坊在做活兒，那玉料塊頭不小，冰種，菠葉綠，水頭足，無綹裂。如此成色和質地，加上體量之大，是他未曾見過的。

正在干活的工匠說：“小兄弟，沒見過吧？告訴你，這算不了什么，這只是從一塊大料上切下來的小邊角，要是讓你看看幾百斤的大料，肯定嚇死你，那才真的是驚世絕品呢。”

王樹森將信將疑：“還有一塊更大的料？”工匠說：“對。聽說在那大料上還標有‘卅二萬種’幾個字，多年來，還沒有一個人能說清楚這幾字是什么意思。”

這是王樹森第一次聽說“卅二萬種”。

解放初，文化部召集老藝人座談，王樹森又提起“卅二萬種”來。云南的一位老藝人說：某行家曾在“卅二萬種”的一角噴灑火酒，點火燃燒，再潑上冷水一激，發現翡翠的深處透出一泓“水地”，色澤深綠，猶如雨后的冬青春葉，鮮潤嬌嫩，品第極高，而且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翡翠，其價值無法估計。遺憾的是這位老藝人也是道聽途說，自己并未目睹“卅二萬種”的風采。

不過，這位云南老藝人還披露了一個重要信息，據說這塊體積巨大無比的玉料早已不在云南，曾被運到上海，因為要價太高，很長時間難以出手，后為貸款抵給一家外國洋行。上海解放時石頭被國家沒收，再后來就不知所蹤了。

一次偶然的“邂逅”，讓王樹森覺得自己幾乎是找到了“卅二萬種”，可最終還是竹籃打水。

1955年的某天夜里，一位不相識的人拐彎抹角托關系找到王樹森，請他去鑒定一塊玉石。在東單北大街遂安伯胡同的一個小院里，他見到一塊200多公斤的高翠原石，從切割面看，材質細密，晶瑩靈透，翠色濃艷，而且呈絲絮狀分布均勻，種水均屬上乘。王樹森頭腦中閃出的第一反應是：莫非這就是傳說中的“卅二萬種”？

但是，他仔細察看石料的每一處，用專業手電細細檢查石質皮層那些不容易看清的模糊地方，都未發現有“卅二萬種”的標記。

他問請他來的人：“這是哪里來的料？”對方三十歲不到，卻顯得老成持重，只答道：“哪里來的我也不清楚，是一位朋友托我找專家看看。”

王樹森不便再問，但世間既然能有遂安伯胡同那樣的美玉，為何不會有“卅二萬種”？他信心滿滿地認為，新中國公私合營，玉器作坊也劃歸國家統一經營管理，“卅二萬種”作為玉器原料，很可能會現于人們的視野之中。

但25年過去，有關這塊巨型翡翠的事，王樹森再未聽到任何音訊。歲月匆匆，人之老矣，尋找“卅二萬種”甚至成了王樹森的一塊心病。

磨玉人對玉的癡迷，感染了記者，于是便有了《寶玉何在》一文。然而，記者心里也覺得渺茫，不知道老藝人何時才能得償所愿。

守玉人現身

尋玉啟事登報才4天，北京玉器廠廠長室就來了位50歲開外，干部裝束的客人。他掏出介紹信，說是來提供寶石下落的。王樹森和他照面時，不由一愣。雖說這面孔由一個俊朗青年轉變為鬢角花白的壯年，但王樹森還是認出了他——25年前遂安伯胡同的那位“神秘人物”。

王樹森欣喜若狂，緊緊握住對方的手，迫不及待地問，“寶石呢？”來訪干部笑瞇瞇地說：“王老先生，翠寶安妥！”

原來，這位干部叫翟維禮，是國家計委物資儲備局的處長。

1955年，上海某軍用倉庫清查庫存物資時，在一個角落，翻騰出來四塊石頭。有人認出這不是一般的石頭，而是名貴的翡翠。清查人員發現其中一塊翡翠上還有一個特殊標記：“卅二萬種”。發現翡翠之事上報到上海市人民政府。陳毅很重視，馬上報告國務院。誰也沒有想到，這一報告，引起了周恩來總理的重視，他當即批示：將翡翠轉運北京。

1955年4月23日，翟維禮接到指示：翌日帶一支精干人馬，去北京火車站，接從上海開來的14次列車。這趟列車掛有一節軍用車皮，要把車皮里的東西，安全迅速運到指定地點。領導鄭重叮囑：這是周恩來總理交辦的任務，務必做到萬無一失，務必嚴格保密。

24日清晨，翟維禮和他帶的人登上了指定車皮，偌大車廂里，除了幾個荷槍實彈的押運人員外，只有三個舊木箱和一個臟兮兮的大帆布袋子，全封閉的車廂中還彌漫著一股刺鼻的氣味。原來，為了做到寸步不離，押運人員連大小便都是在車廂里解決的。

翟維禮斷定所接的不是一般貨物，一干人立即將木箱和帆布袋子裝上汽車，快速運到了指定地點——一座戒備森嚴的儲藏軍需品的倉庫。

為了與其他物品隔絕，大庫房內，專門修建了一個小房間，成了一個“房中之房”和“庫中之庫”，木箱和帆布袋就被秘密地存放在這個“庫中之庫”里。到了這個時候，翟維禮等極少數人才知道，周總理讓他們接收保管的是四大塊價值連城的巨型翡翠。周總理指示，對于“卅二萬種”要嚴格保守秘密，要有人專職看守，沒有國務院指令，任何人不得動用。

沒過幾天，他們又接到總理辦公室的來電，要他們取出其中的一塊，設法找一位玉石專家進行評估，于是就有了翟維禮與王樹森在遂安伯胡同見面的那一幕。

“可是你讓我看的那塊石頭上，并沒有‘卅二萬種’的標記呀。”王樹森問出許久以來的疑問，翟維禮笑道：“‘卅二萬種’不是每塊上都有標記，你看過的那塊上就沒有。”王樹森吃驚：“怎么，‘卅二萬種’不是一塊石頭，是兩塊？”翟維禮說：“還不止兩塊，是這個數！”他伸出了四個手指頭。啊！王樹森又驚又喜，如此寶玉竟然有四塊。

寶玉最危險的時候，是“文革”初期。當時北京的紅衛兵到處抄家掃“四舊”，翟維禮擔心，雖說保存在軍用倉庫，一般情況下紅衛兵難以進入，但誰能保證不會有意外情況發生？讓他沒想到的是，日理萬機的周總理竟然也想到了這一層，他讓秘書傳話，一定要有預案。

經過秘密偵查，翟維禮他們在河南某地發現了一個非常秘密的山洞，擬作為儲藏“卅二萬種”的地方，并向總理辦公室做了匯報。就這樣，“卅二萬種”被運出北京，仍像上次那樣，干凈利落、不露風聲、不留痕跡。

原以為這次安排是萬無一失了。但是，幾年之后，有關人員發現，附近的山頭上有些黑影來回走動，形跡非常可疑。根據這個可疑情況，他們加強了布防。過了一段時間，在另外一個山頭上也發現了類似情況。種種跡象提示，此地也非絕對安全。當時已是“文革”后期，北京的情況好轉了許多，于是“卅二萬種”又回了北京的“故地”。

有關周總理關注巨翠、巨翠輾轉于河南、北京兩地之間的情景，在北京頤和園辦公室主任、作家徐鳳桐的《一塊巨型翡翠的跨世紀傳奇》一文中，有著精彩的描述。現在有些微信公眾號上，信口開河，說這塊翡翠一直藏在山洞，顯然是從河南這段經歷中杜撰出來的。

整整25年的守玉歲月，翟維禮已經由一名普通干部升為副科長、科長，后來又由科長升為副處長、處長，雖然職務屢經變動，但“卅二萬種”卻從始至終由他負責看管。眼看自己快退休了，這塊玉也成了他的一塊心病—— “過去，總理讓我守著這塊玉。現在，周總理不在了，讓我請示哪位領導去？”

“86工程”

“卅二萬種”有了音信，“神秘人物”的身份也得以確認，可是該怎么將這塊寶玉從倉庫里請出來呢？

1980年8月2日，《北京晚報》刊發《寶玉完好無損 藝人愿獻技藝》一文。王樹森通過報道呼吁，希望盡早見到寶玉，并愿意竭盡全力，把它琢成傳世之作。

同時，北京市工藝美術總公司、北京市玉器廠也逐級呈報，申請用翠材制成大型工藝美術珍品。報告文件到了國務院，萬里、張勁夫等幾位副總理簽署、批準此議，并指示輕工業部全權負責。

又經過層層審批，直到秋天，王樹森才第一次走進了那間“庫中之庫”。在幾只大燈的照射下，四塊石頭呈現在人們眼前，最小的一塊重77.8公斤，最大的一塊用桔紅色的漆標著重量：363.8公斤。它們塊大、綠多、地子靈、水頭足，還有一塊寶石上赫然寫著幾個黑色小字：“卅二萬種”！

數十年的追尋終成正果，王樹森俯下身，面頰緊緊貼著標有“卅二萬種”漢字的那塊石料，欣慰的淚水奪眶而出。

此后，輕工部用紅頭文件對北京玉器廠下達了創作任務，因該任務擬定于1986年完成，故有“86工程”之稱。

為什么這四塊翠材會牽動了國家最高行政機構——國務院，其實理由很簡單，因其是國家資產并存于國庫，如果想動用它必須經國務院批準。而且，那時候是計劃經濟，這幾塊玉要雕成國寶由國家珍藏而不是外貿產品，因而是國家工程。

將制作大型翡翠工藝品列為國家工程，這不僅在新中國，在歷朝歷代也是頭一遭。

晚清以前，翡翠在中國的玉文化中并不顯山露水。云南督府曾將翡翠貢進內廷，但乾隆帝對雕工不甚滿意，大多都被駁回而未收留。慈禧當政后，因為其喜愛翡翠首飾，才帶動了當時的流行風潮，使得價錢水漲船高。比如，宮里曾為慈禧太后造翡翠鐲子、耳挖勺、鉗子等4種17件器物，共耗銀39994兩，每件合2352.59兩，在當時來說可謂天價。

玉器史上堪稱“國家工程”的遺存，并不多見。從元朝的《瀆山大玉海》（1265）至清乾隆年間的《大禹治水圖玉山》（1788），相隔了523年，才出了幾件敕造的大型玉器，無不是集全國巧匠、用數年之工完成，但它們都不是翡翠制品。

翡翠四寶既然要作為新中國的國家工程，與歷史上的《瀆山大玉海》《大禹治水圖玉山》比肩，自然需要慎之又慎。

1982年11月9日，四塊巨翠從國庫武裝運抵北京市玉器廠一座三層小樓內。從此，這里自成一統，封閉管理，24小時都有人輪班值守。

為了不留遺憾，輕工部先是在全國征集方案，上海、揚州的老藝人紛紛出謀劃策，圖紙就畫了幾百張。不過，在第一輪評審中，北京玉器廠的想法最多也最為具體。這不光因為王樹森與巨翠有著特殊淵源，還因為這里大師云集、人才薈萃。

北京市玉器廠坐落于龍潭湖畔，這里曾是京城手工業聚集地。新中國一建立，政府就將失散的個體玉作藝人組織起來，建廠建社，從業人員達千人。1958年，在此基礎上建起的北京市玉器廠，不光擁有“四怪”，還有王仲元、夏長馨、高祥、張云等一批大師。

良工得美玉,那是三生有幸修來的造化。這四塊巨翠猶如潛龍在淵，久隱于世，如今近在眼前，哪個玉雕人愿意錯過這百年一遇的機會？

第二輪評審中，僅玉器廠廠內就收到題材設計方案39個，設計圖紙78張。此后又經過39選16，16選8，8選4幾輪篩選，最后按照傳統的“量料取材、因材施藝”八字原則，初步議定一號料做泰山、二號料做香薰、三號料做花籃、四號料做插屏。

既然是國家工程，為什么“86工程”拖到1989年才完工？參與“四大國寶”設計制作的郭石林大師、蔚長海大師異口同聲地告訴《北京日報》記者，卡在題材上了。

查閱“86工程”的檔案，研討題材的專門會議，先后竟達42次之多，這其中還不包括設計人員聽專家授課、外出考察和實地采風。有的方案認為四塊大料應分別雕琢，有的認為四料應合一雕琢一件整體巨制，而具體內容則有名勝古跡、革命領袖組像、著名工程、花鳥花薰、五谷豐登、太平景象等，可謂百花齊放。

1985年4月，輕工業部才將最終方案與圖紙正式呈報國務院，國務院副總理萬里、張勁夫、田紀云等批示：同意方案并組織施工。顯然，到1986年完工已經不可能，新的通知要求：作品在1989年完成，作為新中國成立40周年的獻禮。

“86工程”正式啟動后，由王樹森大師領銜，5位玉雕大師分別擔任4件作品的主創人。他們是：一號料陳長海、張志平，二號料蔚長海，三號料高祥，四號料郭石林。此外，還有50多位玉器廠的精英參與，涵蓋老中青三代。即便是技藝超群的高手，在開工前已培訓了兩年半之久，相當于讀了個大專。

為題材把關、參與出謀劃策的藝術顧問團隊更是令人驚嘆：美協副主席劉開渠、故宮博物院副院長楊伯達、國家文物局專家王世襄、雕塑家錢紹武、畫家李可染、李苦禪、黃胄、華君武、徐北汀、黃永玉、郁風，書法家啟功、曹辛之、祝緬，雕塑家傅天仇、劉煥章、鄒佩珠，紅學專家周汝昌，金石學家朱家晉，工藝美術家鄭可、唐克美、張臣杰、郭效儒，玉器收藏大家馬北辰，電影文學教授陳山，作家王名時，知名記者韓笑鵬……

如此龐大高端的專家陣容，足以說明“86工程”牽動了整個中國藝術界。

玉磨人，人磨玉

翡翠四寶之前，中國玉雕史上，工期最長的當屬乾隆朝的《大禹治水圖玉山》，用時6年。而“86工程”，自1982年國務院批準開工，到1990年6月30日在中國工藝美術館首次展出，整整用了8年。

這8年，人磨玉，玉磨人，從郭石林給記者講述的4號料的故事中，就可見一斑：

4號料雖然最小，但在四塊翡翠中“色澤最美、質地最優”，是“卅二萬種”的精華部分。由于翡翠呈長方體，大家一致認為是做插屏（屏風）的好材料。

插屏上雕什么圖案呢？這可就考驗磨玉人的境界了。

1982年11月30日，輕工業部副部長季龍親自參加了“86工程”的第一次方案評審會。他說：“國寶不僅器型要大，更重要的是氣魄要大，要做到‘一看驚人’的效果。”

聽著部長的話，郭石林腦子里浮現出一幅“東方醒獅”的圖像。會后，他連夜繪制了一幅草圖，送給師父王樹森。王樹森看著畫稿，默不作聲，揣摩良久后開口說：“石林啊，醒獅氣魄確實很大，但總覺得還不對味兒。‘醒’者，覺醒也，這是20年代中國的寫照，而如今，似有不妥了……”郭石林連連點頭，深深被這位老藝人的藝術底蘊和對時代精神的理解所折服。

1984年10月，為了題材設計方案，郭石林隨王樹森第四次上泰山，年近古稀的老藝人竟登上了泰山之頂。

他們在岱頂探海石上觀云海奇景。雨后初晴，但見云海浮波涌動，諸峰時隱時現，像是海市蜃樓；忽而風力加大，只見云海開始拉長，上下翻騰，繼而倒海翻江，不斷蜿蜒向前……

王樹森靈感一現，他一手抓住郭石林的胳膊，一手指向前方，低聲喊道：“石林，你看！那是什么？”頃刻沉默，二人異口同聲，幾乎同時喊出了一個字：“龍！”

老人對郭石林說：“我們的方案有了，就是‘東方巨龍’！如果說‘東方醒獅’象征著中華民族的‘覺醒’，那么‘東方巨龍’就象征著中華民族的‘崛起’！正合四號料插屏的題材。”

從泰山回來后，郭石林翻閱了大量關于龍的資料，搜集上百張從先秦到明清的龍紋圖案，并到北京的北海、故宮觀摩九龍壁，到山西大同考察九龍壁、五龍壁，畫了很多張臨摹圖稿。

紅山玉龍充滿神秘幻想色彩，商周玉龍具有獰厲美與神奇感，秦漢玉龍兇猛，隋唐玉龍浪漫豪放，宋元玉龍雄奇灑脫，明清玉龍重現威猛飛揚……這讓他悟出，歷代的精神氣質都會在龍形塑造上留下明顯印跡。

1985年1月5日，楊伯達到玉器廠作題為《歷代玉雕龍的變化與特點》的講座，當講到《圖畫見聞志》中“窮游泳蜿蜒之妙，得回蟠升降之宜”一句時，郭石林突然茅塞頓開，他抓住“游泳”“蜿蜒”“回蟠”“升降”的形態特征，為飛騰的“云龍”打下基礎。

“云龍九現”方案，經啟功等專家審定，最終定名為《四海騰歡》。

過審當天，4號料就迫不及待地切下了第一刀。讓大家感到棘手的，是原材料的右側面有個7厘米左右的裂縫。

是否割掉有裂紋的部分？曾開會多次研討。郭石林不同意把瑕疵清除掉，他認為玉上的瑕疵就像美人臉上的痣，處置得當不但不會破壞形象，反而能增加特殊的美感。

果然，當9厘米厚的翡翠被橫切成4片2厘米厚的薄片，再重新拼接后，有瑕疵的部分在整體中已不顯眼，而且正好適合鑲嵌在圖案中。而采取“遮綹”的方法處理，整屏面積達到了1.08平方米，實現了“最大化”。

按照宋代的工藝語言，浮雕稱為“隱起”，也就是隱隱約約鼓起的意思。一般來說，這種隱起做工，高低層次大致不過二三層，四五層的甚少。而《四海騰歡》中，五六層相當普遍。龍頭等層次豐富的部位均由郭石林親自碾琢，可謂精致入微。

“86工程”顧問、故宮博物院副院長楊伯達形容：《四海騰歡》經歷了“艱難困苦”，闖過了“切料關、拼接關、設計關、雕刻關、拋光關”五關，終于“玉汝于成”，拿到了“器型最大、龍形最全、起隱最多”的三個翡翠浮雕之最。

《岱岳奇觀》《含香聚瑞》《群芳攬勝》又何嘗不是如此殫精竭慮。正如郭老所說，要詳細描述這其間的曲折，恐怕得是一本厚厚的大書才能完成任務。

玉汝于成

在四塊料中，最受關注的是1號料，也就是王樹森早年在遂安伯胡同看到的那塊。這塊料重達363.8千克，玉器廠除了王老藝人外，其他人都未見過此等巨翠。

因其本身是個山形，雕琢山子最為合理，可以達到保大、亮綠的要求，但從工藝上來說，這正好戳到了北京玉器廠的痛處。作為出口創匯企業，北京市玉器廠擅長的是“平素”“薄胎”“金絲”等小而精巧的工藝，而山子代表著玉器琢制的最高水平，歷史上只有江蘇揚州的工匠掌握這門絕技，但在清末也失傳了。

從頭學做山子，當然要冒一定風險。王樹森一天天坐在這塊玉料前發呆，別人都在著急，就他不急，大家也只有看著他。一天，他坐在玉料前又是半天，中午徒弟把飯端來，他左手拿一個饅頭，右手拿支毛筆，畫了兩條線說：“就這樣吧！一槌定音了。”大家一看，泰山主峰出來了，馬上開始做第二期計劃。

陳長海是王樹森的高徒，1號料的主創之一，他為山子做了4年設計，曾經雕出整件作品的模型，然而開工剛三個月，他就積勞成疾，一病不起了。

繼任的主創張志平，是“四怪”之首潘秉衡的高徒，又經過北京工藝美校的科班培養，其風格可謂獨樹一幟。他大膽地將有缺陷的一面改做山子的正面，翠材的崎嶇不平恰恰與泰山“十八盤”相符，那一抹緋紅色，則幻化成冉冉東升的一輪旭日。

眼看玉山即將完工，陳長海卻英年早逝。王樹森為愛徒的早逝悲痛欲絕，不久也住進醫院。住院時，他跟醫生說，玉比自己的命還重要，非得回廠看看不可。

在“岱岳奇觀”工作間，他先用雙手撫摸著這個已有雛形的翠寶，然后緊緊握住張志平的雙手不放，眼睛濕潤地說：“志平啊，長海走了，這副擔子全放在你身上了。我拜托了，拜托了……”好長一會兒，他才又說了一句：“我的日子也不多了……”

在國寶完成前的幾個月，王樹森老人與世長辭，享年72歲。雖然他在彌留之際仍念叨著“四大國寶”，但終究未能見到“86工程”竣工。

1989年11月23日，國務院副總理張勁夫、北京市副市長吳儀、文化部副部長英若成等21人組成的鑒定驗收委員會，來到了北京市玉器廠。大家一致認為，四件翡翠作品，原料之貴重、創作之精美，都為古今中外所未有，堪稱稀世之珍寶。張勁夫副總理還現場作詩，盛贊“四寶唯我中華有，炎黃裔胄共珍藏”。

蔚長海告訴記者，開驗收會時，《含香聚瑞》的拋光其實尚未完工，但國務院發的嘉獎令先下來了。北京玉器廠可謂全廠同慶，受嘉獎的41位藝人漲了兩級工資，普通工人漲了一級工資。不過，對他來說，最大的嘉獎是國寶底座上玉底金字自己的名字。

慶功會開完，蔚長海仍悶頭對作品細細打磨，直到1990年6月，《含香聚瑞》才算正式做完。做完后，這件作品就立即由軍方荷槍實彈地押運到中國工藝美術館，對公眾展覽。

《含香聚瑞》采用的是套料工藝，花薰的蓋由主身中掏出，蓋中的余料則掏出來做了底足，這種高難度技藝，充分展示出蔚長海小料大做的本事。由于中間掏空，內部的綠全部亮出來，這件花薰展示了翡翠最漂亮的色澤，楊伯達評價說，“此薰是四件翡翠國寶中最為杰出的一件精美玉雕”。

2000年9月，美國舉辦了轟動一時的“中國珍寶展”。中國工藝美術館精選出286件珍藏參展，其中《含香聚瑞》眾望所歸地成為展示中國文化的重頭戲。有報道說，它不僅吸引了無數觀眾，甚至美國希望用2億美金將它買下來，但是中國給出的答復卻是：“國寶重器，無價之寶”。

對于這段佳話，蔚長海只謙虛地搖搖頭說，沒有的事。他說，雖然曾有港商在車間說過“這東西值兩個億”，但那不是指美元。仔細一想，美國以國家行為購買，更是誤傳，不符合國際間交往的慣例。

玉不能言

講到這里，“四大國寶”的故事也就到了尾聲。然而，有關“卅二萬種”的謎團，卻仍未解答。它為什么叫“卅二萬種”？它產自哪里，曾經屬于誰，又是如何在百年流離中藏頭現尾的？“卅二萬種”在1955年以前的經歷，至今沒有權威說法，傳說更是五花八門。

流傳甚廣的說法是，上海解放后，有人以人民來信的形式向上海軍管會舉報：外國洋行的地庫里藏有巨型翡翠，正欲撤離中國。陳毅一聲令下，這批翡翠被攔下來，收歸國庫。

還有的說，解放前后，倉皇奔命的國民黨權貴們，將許多來不及運上船的貨物丟棄在上海吳淞口碼頭。這些貨物里，就有三個木箱和一只帆布袋子。當時軍管會負責清點的人員不識貨，并未在意這幾塊石頭，就直接把它們運進了倉庫。

蔚長海偏向于認為，滇系軍閥“云南王”龍云曾是整塊玉的主人。證據就是，切割后的“卅二萬種”，在其中一塊上寫著“龍云”二字。

還有的說，晚清年間云南官員向慈禧太后進貢了這塊玉，正因如此，在作坊里制作時才能被王樹森撞見。

雖然坊間傳說很多，但終歸只是傳說。相對于流轉過程，“卅二萬種”少了的那一塊，才更值得追尋。

時間回溯到1987年，王樹森老人病重不起，當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的時候，他對人說出了心中的一段未了之事。

他說，自從見到這四塊翡翠，就有個疑惑：把這四塊料拼在一起，不是一個完整的“大土豆”。從紋理看，被切掉的一塊，起碼占玉料的四分之一。

王老先生接著說，大約在50年代，他游覽頤和園時，見過一幅供展覽的翡翠插屏，總覺得似曾相識。現在想來，頤和園翡翠插屏和“卅二萬種”的“種、水、色”以及石頭紋理，兩者極為相似。而且，文物局的王世襄也曾跟王樹森說過，缺失的一塊有可能在頤和園。

為了對這四件國寶負責，也為了卻王老先生的生前遺愿，王樹森去世后不久，故宮博物院、北京玉器廠“86工程”小組、中國工藝美術總公司，北京工美總公司和頤和園管理處等五家有關單位的十余名專家，組團來到了頤和園。

看到擺在眼前的6件翡翠插屏，專家們驚住了，都覺得這翠料與“卅二萬種”極其相似，而且是整塊石料中品質最高的部分。

“卅二萬種”真是貢品，并被慈禧太后做成插屏了嗎？核查頤和園文物檔案，無論是晚清還是民國時期，都沒有對這些翡翠插屏的記載。

查找1949年之后的記錄時，才發現了簡單的記錄：1949年初，北京市軍事管制委員會作為“逆產”，沒收一批珍貴玉器，先貯藏于北京西郊公園（現在的北京動物園），后根據中央首長指示，于1951年移交頤和園。“逆產”是誰的財產？作指示的中央首長又是誰？參加鑒定的專家發現，要探究復雜莫測的歷史淵源，已然超出了專業領域。

有一件翡翠插屏，還被考證出是劉啟珍老藝人的作品，但老藝人1956年就過世了，這件作品究竟是何時所做，受誰所托，也就沒了確切的證明。

不過，在專業范圍內，經過審慎比對，充分論證，參與研討的大部分專家發表了肯定意見：頤和園翡翠插屏，原材料取自“卅二萬種”。據估計，這部分原石重量應該在300公斤以上，加上四塊翡翠的803.6公斤，“卅二萬種”翡翠原石的總重量逾千公斤，是迄今為止世界上最重的一塊高品翡翠原石。

越是專家感到棘手，越能在民間激發興趣。至今，人們對“卅二萬種”的考據仍在進行中。著名作家白描曾在云南多地實地探訪，他推斷，“卅二萬種”極有可能是云南六大名玉中的振坤玉。

據傳，一個叫王振坤的人1910年在緬甸挖到一塊2000斤重的翡翠，因為難以運輸，只能切割成五塊，運到上海。王振坤本想以100萬兩白銀出手，但很難找到買家，后來他以20萬兩白銀，將玉石抵押給了天順祥商號。由于戰亂，王振坤并沒有去贖回，這塊玉也隨之消失了幾十年。不過，名玉的歷史多是口口相傳，誰也拿不出有力證據。

至于為何有“卅二萬種”這個奇怪甚至神秘的名稱？即便是“86工程”超豪華的專家團隊，也只能猜想：或與廠口產地相關，或是崗稅徵記，或者就是交易價格。

玉不能言，不然一定會有更傳奇的故事浮現。不過，在磨玉人心里，這塊玉堪稱是“大地的舍利”，它是有靈氣的，不然為什么偏偏選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出世呢？

為什么說這個時間點剛剛好？回望北京玉器廠的歷史，之前還沒有解放思想，也沒有人才儲備能完成如此巨制；國寶出世之后，玉器廠又受市場大潮沖擊，從輝煌到衰落也就是幾年間的事情。北玉一度在破產邊緣掙扎，如今雖然建制尚存，但整體的技藝水平卻已不同往日。

更難得的，當時的磨玉人“心里特別靜，就知道埋頭干活，很專注，也很快樂”，蔚長海說，他把自己最黃金的8年交給了一件作品，這在急功近利的浮躁氛圍里是難以想象的。

內行都知道，玉雕里包含著一種氣息，一種態度，領會了這些，才叫懂玉。而玉雕的意蘊，是以人的境界為基礎。這幾件玉器之所以能夠升華為巔峰之作，離不開中國八十年代的蓬勃氣象，也離不開以計劃經濟為主導的管理體制對慢工出細活的尊重。這種慢對“卅二萬種”而言，反而是一種福氣。

參考資料：《秘境》《二十世紀中國玉壇上的偉大創舉》《海闊天長》《一塊巨型翡翠的跨世紀傳奇》

來源：北京日報

記者 孫文曄

流程編輯：孫昱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