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業化是近代化首要指標，紡織業是傳統經濟向工業化轉型的先導產業。江蘇的紡織工業與中國近代化、中華民族振興的歷史相始相終，在中國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百余年前，在中國這樣一個歷史悠久、人口密集、傳統經濟發展程度較高的后發工業

工業化是近代化首要指標，紡織業是傳統經濟向工業化轉型的先導產業。江蘇的紡織工業與中國近代化、中華民族振興的歷史相始相終，在中國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百余年前，在中國這樣一個歷史悠久、人口密集、傳統經濟發展程度較高的后發工業化國家，江蘇企業家如何引進吸收西方的先進技術，建立起自己的民族工業體系，為推動中國近代工業化發揮了重要作用。江蘇的近代紡織業發展歷程，是愛國主義教育的寶貴資料，對現代企業創新發展仍起著一定的借鑒作用。

元朝初年，棉種由南方傳入江蘇地域，江蘇的棉紡織業隨之發生。自元貞年間(1295-1296)黃道婆將南方先進的手工紡織技術帶回松江，松江棉紡織戶迅速發展到1000多戶，“農暇之時所出布匹，日以萬計”。到明代，蘇州、松江兩府各縣發展為全國的棉紡織中心，兩府之間形成了153個從事棉布生產、銷售的布業市鎮，到清代中期發展到221個。蘇松土布銷售“近自杭、歙、清、濟，遠至薊、遼、山、陜”，并出口南洋。有“衣被天下”、“名稱四方”之譽。鴉片戰爭爆發前，手工棉紡織業已擴展到江蘇的大部分地區。

手工棉紡織業的衰落(1840～1894)

鴉片戰爭爆發，江蘇的棉紡織業開始衰落。《南京條約》簽訂后，紡織品進口稅率平均由19.9％降至6％，第二次鴉片戰爭后降至5％以下，棉制品成為西方列強最主要的輸入商品之一。外國廉價棉制品的涌入，江蘇首當其沖，“民間之買洋布者，十室之九，由是江浙之棉布不復暢銷”。在松江、蘇州兩府及太倉等原棉紡織業發達地區，1845年后“洋布大行、價才當梭布三之—。……松太布市，消減大半”。

1853年太平天國運動發展到江蘇。清政府為增加財政收入，籌措鎮壓經費，在江蘇首先實行了厘金制度，在各地遍設局卡，征收厘稅，更加限制了土布的銷售和轉運。江南連年戰亂，原有的布業市鎮遭到進一步破壞。

1884年印度棉紗進入通海地區，民間開始摻用織布。到90年代，上海織布局等數家紡織廠開工，江蘇手織業使用機紗數量更巨，1892年由鎮江進口洋紗達8.5萬擔。1895年南通，海門兩地，每日可銷洋紗20大包，已合1萬紗錠的產量。在南通，江陰，常熟等地逐漸形成新的手織中心。僅南通—地，1893年即有手織機4000-5000張。手織業對機紗的需求增長醞釀著江蘇機器棉紡織工業的發生。

機器棉紡織工業的發生(1895～1913)

1895年《馬關條約》簽訂，朝野士大夫紛紛呼吁設廠自救。兩江總督張之洞在1895-1896年間，先后授意無錫紳士、原上海織布局總辦楊宗瀚，蘇州紳士、原國子監祭酒陸潤庠，鎮江紳士、禮科給事中丁立瀛，南通紳士、翰林院修撰張謇，分別在籍自辦或設立商務局官辦紡織工廠，由此江蘇最早幾家紡織廠開始籌建。

1896年底楊宗瀚創辦的無錫業勤紗廠建成開工，有紗錠10192枚，1897年陸潤庠創辦的蘇州蘇綸紗廠建成，有紗錠18200枚，1899年張謇創辦的南通大生紗廠建成，有紗錠20400枚。其中業勤，大生兩廠開工后營業順利，分別于1903和1904年增添了紗錠。1905年日俄戰爭后，紗布盈刊大增，除蘇綸，業勤繼續擴建外，先后又有常熟裕泰紗廠(1905年)，太倉濟泰紗廠(1996年)，無錫振新紗廠(1906年)，啟東大生二廠(1907年)江陰利用紗廠(1908年)等廠建成。至此江蘇己建成8家棉紗廠。1913年江蘇共有錠紗工71428枚，占全國華資紗廠總錠數的35.4％。

江蘇棉紡織工業在其初起階段，深受進口棉紡織品的傾軋，1897年后又遇到在上海設立的外商紗廠的競爭，加上自身資本不足，負稅息過重及生產管理上嚴重的封建性，最初的8家紗廠除大生連年獲利外，均有虧損、改租、出租的經歷。19世紀末手拉織機、腳踏織機傳入江蘇后，手工棉織工場開始興起。1900年江蘇第一家手工織布工場無錫亨吉利染織廠建立，有手拉機 180臺。此后在全省各地先后出現過數百家手工織布工場和作坊，其中較著名的有無錫勸工染織廠、江陰華澄布廠、常州裕晉布廠、常熟勤德布廠等。

辛亥革命后，江蘇省都督程德全在省內設立12家官辦手工工場，其中數家即為織布工場，如蘇州的第二工場、鎮江的第三工場、常州的第九工場。據第二次農商統計，1913年江蘇省共有手工織布工場45家，職工938人。手工染整工場也隨之發展起來。1913年全省在農商部注冊的染坊有17家職工455人。

棉紡織工業的曲折發展(1914～1936)

第一次世界大戰使華商紗廠獲得發展機會。1914年張謇擔任北洋政府農商總長時期，實行了一系列發展民族經濟的政策，如對紡織，制鐵企業實行股份保息，對全國土布一律免除厘稅。江蘇棉紡織工業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發展起來。從1914年到1922年間，無錫新開設了廣勤紗廠、豫康紗廠、慶豐紡織廠、申新三廠，常州新建成常州紗廠、大綸紗廠，廣新紗廠，海門新建了大生三廠，南通新建了大生八廠、久安紗廠，崇明新建了大通紗廠。在通海地區，形成了擁有4個廠，資本983.9萬元，紗錠160360枚的大生紡織企業集團，它是20年代初全國最大的華商紡織企業集團。到1922年底江蘇共有開工紗廠18家，紗錠366428枚，職工67700人，年產紗211310件。

機器棉織業和機器印染業在這—時期產生。1915年大生一廠購進動力織布機100臺，此后，大生三廠、申新三廠、慶豐紗廠創辦時都附設了數百臺動力織機。1922年底，以上4廠附設動力布機有1430臺。全省最早的動力單織廠是常州大綸機器織布廠，1916年由蔣盤發創辦，初有動力布機100臺，手拉機180臺。最早的機器印染廠是創辦于1917年的常熟勤德布廠第三分廠。1922年無錫麗新染織廠投產，分織造、漂染、整理三部分，日漂染布500匹左右。

這—時期，工場織布業在土布免厘政策的推動下得到發展。民國最初10年內，無錫又新建了20家，蘇州建成11家，常州建成10家左右，鎮江、南通各有5家。江陰，常熟在 1919年時的手工工場各達50多家和30多家。

1922年后，由于日本在迅速擴大紡織資本，江蘇棉紡織業出現了普遍的危機。市場日紗充斥，棉貴紗賤，華廠營業虧損。開工后歷年盈利的大生一、二廠，1922年虧損70萬兩，此后大生各廠均負債累累，1925年前后大生一、二、三廠分別為債權人接管，八廠出租。申新三廠1923年虧損5.9萬元，1924年虧損23.4萬元，此外大綸，裕泰、蘇綸等廠改組，常州、濟泰等廠出租，大安，利民破產出賣，業勤、振新、廣新等廠長期停工。各地單織工場同樣遭到打擊。1922年前后，無錫有14家關閉，常州、鎮江，南通等地單織工場也全部關閉。在逆境之中，一些廠家致力于自身改革，如推行標準工作法，以學生制代替工頭制，加強成本核算，調整產品結構，擴大中細支紗生產及棉織、染整能力。1925年后，申新三廠、麗新、慶豐、蘇綸、大生等廠逐漸扭虧為盈。單織工場在20年代后期又有所恢復，少數廠家對原有的腳踏機進行改良，逐漸向動力化過渡。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全國抵制日貨，江蘇棉紡織企業營業出現轉機，各廠紛紛進行設備擴充。1931年后，麗新增添紡部，成為紡織染全能廠，申新三廠增添了細支紗錠，蘇綸增建了第二紡紗工場后又建成一個布廠，大生也購進了240臺豐田織機。新建的紡織廠有崇明富安紡織廠、嘉定嘉豐紡織廠。到抗戰前夕，江蘇棉紡織業發展到歷史最高水平，全省棉紡織廠共有23家，資本4156萬元，紗錠384748枚，線錠20660枚，紗廠附設布機7288臺，職工39911人，年產紗404826件，產布1722億多平方碼，其中紗錠數占全國華商紗廠總數的21.3％。印染業也有所發展、大成公司于1932年建成的大成二廠是—個專門印染廠，慶豐擴建的第二工場有完整的漂染部，1936年民豐也擴建了染部。另外在常州、無錫兩地還新建了恒豐盛、九豐、美恒、維新4家小型染廠。單織業在常州無錫兩地有很大發展，抗戰前各有 10多家動力單織廠及眾多的單織工場。1935年江蘇省資本在千元以上的棉織廠（包括紗廠附設布廠)有102家，資本867.38萬元，布機10595臺，職工23232人。

棉紡織工業的動蕩變遷(1937～1949)

全面抗戰爆發，江蘇棉紡織工業遭到了極大的破壞。無錫損毀設備占該地設備總數的 70％，無錫廣勤、業勤、豫康紗廠，美恒，三新等布廠，常州大成二廠，通成紗廠，大東、華昌布廠及慶豐漂染部被炸全毀。另外申新、麗新、蘇綸、大成一廠、大成三廠、民豐等紗廠及同新、利達等布廠也破壞嚴重。江蘇各地淪陷之后，日寇又以占用、租用、統制、專買等手段掠奪各廠資產、原料和成品，所有紡織廠除停工外均被日寇軍管或委任日商經營，江蘇民族棉紡織工業迅速衰落。一些紡織資本家被迫將資本轉移到上海辦廠，如大成創辦了安達紗廠，申新創辦了合豐染織公司，麗新創辦了昌興紡織印染么司，慶手創辦了保豐紗廠，另外還有益民、志盛恒、民華、久成、維新、美恒等染織廠遷滬。

日寇在1938—1942年分批發還了霸占的企業，但各廠機件，原料損失嚴重，原有的生產能力極度萎縮。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日寇控制上海紗布不得外運，江蘇市場一時紗布緊缺，從而刺激了棉紡織業有限的復蘇。在沿江各縣一時新建了幾十家小型紗廠，大都只有2000錠左右。1942年10月偽棉花統制會成立，壟斷原棉購銷，對各廠實行配給，棉紡織生產又受到限制。江南各地的單織企業在厚利的刺激下畸形發展，到抗戰勝利時，無錫復工和新建的紡織廠有95家，常州、蘇州各有50家左右。在蘇北新四軍根據地，曾創辦過大華棉織廠和淮北紗廠，兩廠均為手工工場。

抗戰勝利后，市場對紗布的需求激增，同時外棉大量輸入，棉紡織業利潤豐厚，各紡織企業紛紛恢復、擴充。申新三廠在1947年增建了第二工場后，成為擁有近10萬紗錠的江蘇省最大紡織廠，大成公司重建了二廠 (印染廠)和三廠(紡織廠)，最終形成大成紡織集團，蘇綸也重建了第一紡紗工場，增建了染部，大生、麗新、慶豐、民豐等廠也都進行了恢復和擴充。新建的紡織廠，無錫有新毅、天元，蘇州有泰利、永明、大業、源康、勤業，常州有大明，常熟有永豐、泰山，江陰有華康，南通有興農，丹陽有丹陽紗廠等。到1947年，江蘇共有紗廠63家，開工紗錠593131枚、線錠30464枚，附設布機 6261臺，職工3.5萬人，設備數己恢復到戰前水平。

1946年8月，國民政府紡織事業管理委員會（后改組為紡織事業調節委員會、全國花紗布管理委員會)開始辦理棉紗聯合配售，配售范圍僅限于上海各染織廠，江蘇省單織企業原料緊缺。于是蘇、錫、常、澄、虞五縣成立了五縣染織業同業公會聯誼會，向紡管會要求配給棉紗。1947年6月獲得同意，但配售量僅占各縣需求量的3％- 20％，各廠生產受到影響。1947年12月全國花紗布管理委員會對花紗布實行全面管制，江蘇各棉紡織廠所需棉、紗原料均以代紡、代織形式向紗管會申請核配，生產受到極大限制。1947年與1936年相比，雖設備數量相當，但年產紗量為209615件，只占1936年產量的一半。

到1949年江蘇解放時，全省共有大小紡廠79家，紗錠791460枚，附設布機7162臺，紗錠數占全國總數的15.3％。在錫、 通、常、蘇四個紡織基地中，無錫有棉紡織廠16家，單織廠74家，印染廠l家，有紗錠 278584枚，布機6075臺，棉紡能力居上海、青島、天津之后的全國第4位；南通有棉紡織廠4家，紗錠147528枚，布機1405臺；常州有棉紡織廠5家，機器單織廠82家，印染廠4家，共有紗錠80364枚，動力布機6895臺，棉織能力居上海之后的全國第二位；蘇州有棉紡織廠6家，單織廠63家，共有紗錠 60604枚，布機1460臺。解放前夕的江蘇省棉紡織工業發展水平在全國各省市中僅次于上海居全國第二位。

主要資料來源：

《江蘇省鑒》第六章實業，1935年

《江蘇省通志稿·貨殖志》1938年

《中國棉紡統計史料》1950年

嚴中平：《中國棉紡織史稿》，科學出版社1955年

彭澤益：《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第一、二卷，中華書局1962年

（內部出版）《無錫紡織工業志》 （內部出版）

《蘇州紡織工業分志》 （內部出版）

《淮陰紡織工業志》 （內部出版）

《常州紡織工業史料》1-11輯 （內部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