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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還可以。
公司是一家高科技互聯網公司,總部位于安徽合肥,旗下產品“七天網絡閱卷”已成為網閱行業新一代標志性產品,目前已被中小學及其他教育機構廣泛采用。“七天網絡”以成為國內最大的中小學網上閱卷服務提供商為己任,全體七天網絡人在“七心高照”(恭敬心、謙虛心、服從心、理解心、超越心、包容心及感化心)的企業文化引領下,為實現企業宏偉的目標而奮斗。“七天網絡閱卷”是七天網絡(septnet)自主研發的云服務、多租戶、普適性網絡閱卷軟件,采用“云存儲+瀏覽器”模式設計,不僅操作簡單,而且易用、易維護,用戶只需“1掃描+2評閱”即可完成繁重的評卷任務和復雜的考試數據統計與分析。“七天網絡閱卷”是首款面向學校用戶,可依據學校用戶個性化需求進行定制的互聯網服務,采用“云存儲”模式建設,學生答題卷存儲在云端,學校用戶只需互聯網接入,無需購置網絡閱卷軟件和專業服務器即可建立校級網絡閱卷平臺。·互聯網閱卷,全面支持跨區域的校際聯考聯改。教師可以在家或辦公室等任意有互聯網接入的環境完成閱卷任務·支持校長、年級組長、班主任和學生訪問閱卷系統。校長可以查看所有年級的考試數據和分析報表,年級組長可以監控和督促教師評閱,查看本年級各班考試數據和分析報表,班主任可以查看本班考試數據和分析報表,學生可以查看本人考試成績、本人答卷、優秀答卷,也可以查看本人本次考試的學科成績均衡性雷達圖,每科每題的成績均衡性雷達圖。從2013年8月份開始,相繼為安徽省六校教育研究會、安徽省江南十校聯誼會、安徽省皖南八校聯誼會、安徽省江淮十校協作體所屬等六十多所省內名校常年提供網上閱卷平臺。
您好,很高興回答你提出的問題,針對于你提出的問題,微談論將幫你解答。安徽高三模擬考試中有幾次比較大的聯考,如江南十校聯考、皖南八校聯考、合肥二模、皖北聯考等。大的模擬考試試卷質量、模擬分數線劃定都具有一定的含金量,能夠反應考生目前的水平。受外部因素影響,往年合肥二模一般在三月底進行,連續推遲兩次,前兩天測試結束,分數已經公布。分數知道,但部分高中模擬分數線沒劃定,合肥二模多少分能夠達到本科線,一本線呢?
微談論老師對比,2019年二模與2020年二模難度系數,以及2019年二模分數線。推測:2020年合肥二模理科本科線370分,理科一本線425分。文科本科線達460分,文科一本線520分左右。具體為何這樣預測,微談論分析一下自己的觀點。大家應該也在網上查詢到合肥市二模理科平均分與文科平均分。理科425分,文科410分,在難度系數方面,理科數學、物理、化學三門科目顯示難度系數最大。其實,這也是預料之中的事情,長時間不開學數學、物理肯定會考的一塌糊涂。文科中數學、地理兩門科目顯示難度系數較大。整體上比一模分數出現大幅度下滑現象。
與去年二模平均分相比,理科平均分基本呈現持平狀態,文科平均分比去年上漲10分,我們可以拿2019年二模分數線加其他因素,來推測2020年合肥市二模分數線情況,基本上就是微談論老師預測的那個分數。如果你問微談論老師合肥市二模考多少分能夠上一個公辦大學,微談論老師給出的建議是理科400分以上,文科500分以上。
如果你想要考更好的高校,那么就可以根據模擬分數線差來衡量自己水平,理科超過模擬一本線120分左右,211高校問題不大。文科超過模擬一本線60分左右,211高校問題不大。越好的高校錄取分數當然越高,大家也可以根據自己在高中年級排名,以及結合往年所在高中高考情況,來推測自己的目前水平。無論怎樣,模擬考試與高考都有真實差距,哪怕試卷仿真的與高考一樣,但考生的心態也不會與高考一樣,那么也會影響整體情況。大家應該平靜的對待合肥二模分數,考的好的要繼續加油,考的差的要繼續努力。沒到高考之前都不知道結果怎么樣,當年微談論老師班級里面,兩個女生任何模擬測試都沒達到本科。高考一個考上二本,一個考上三本。
高考延遲一個月,利弊都有。大家接下來更要以二模測試為基礎,調整自己復習策略,復習方式,抓住延長的時間,讓自己不會的知識點一點點補起來,高考就基本沒問題。
以上就是我的見解,歡迎大家評論、交流。喜歡的朋友可以關注我,每天都會分享自己的見解。如果你有其他不同想法的,也可以評論交流。只有中國美術學院、中央美術學院、四川美術學院等九大美院和幾所獨立院校(如江南大學設計類)需要參加校考,除去這些學校,其他所有,有藝術類專業的綜合大學都是看聯考成績的。
北京印刷學院、南京藝術學院(專業要求較高)、大連工業大學、四川美術學院(專業要求較高)、江南大學(專業要求較高)、景德鎮陶瓷大學、天津除南開以外的大學、北京工業大學、北京交通大學等。
藝術生是指報考藝術類院校藝術專業或普通高校藝術專業的考生,藝術生與其他類型的考生不同,除了需要參加高考以外,還必須要參加本地區組織的,或者是所報考學校的專業考試。
民初教育主管部門對如何招生及采取何種方式招生等并無明確規定,大學院校則常面臨連合格的中學生都不易得的窘境,科學而嚴密的考核并不合時,本、預科招生更重學歷文憑而非選拔考試。民國元年頒布的《大學令》和《大學規程》等要求各院校本科生入學資格“須在預科畢業或經試驗有同等學力者”,預科生“須有中學畢業證書或經試驗有同等學力者”,只有當中學畢業生超過定額時,才“應行競爭試驗”。
隨著教育發展和合格生源的增加,“競爭性試驗”逐步成為各院校的主要招生方式。1917年教育部新規明確要求大學預科招生時,除“須在中學校畢業或經中學畢業同等學歷試驗,得有及格證書”外,還必須在入學時“受選拔試驗”,這可看成民國大學招生考試的制度起點。1924年教育部頒布《國立大學校條例》,在要求各大學取消預科的同時,規定“國立大學錄取學生,以其入學試驗之成績定之”。對于私立院校和教會院校,教育部要求學校應規定學生“入學資格、修業年限”等條件并需報教育總長認可。1933年教育部進一步將“學生入學資格合格,在校成績良好”作為私立大學和教會大學注冊立案的條件,敦促他們重視學生考試。1940年,教育部禁止私立大學及教會大學繼續招收同等學力學生,同時“得派員監視”其新生入學試驗。事實上,在此之前,私立大學已較普遍地采取考試方式來招收學生。因此“現實的招生”“大體都用考試”,“民國青年們如果想要在教育的金字塔中不斷前進,所依靠的只有‘一年一度的考試’”。
當然,考試之外,民國院校也確實有其他學生選拔方法,比較重要和涉及范圍較廣的主要是“認可中學”制度和保送制度。是否招收同等學歷考生也是民國大學招生中不斷爭論的問題,但同等學歷討論的是投考者出身或資格問題,并不涉及考試形式替換的問題,因此本文暫不對此作討論。所謂“認可中學”是19世紀70年代美國大學開始推行的一項招生制度。當時美國大學同樣面臨合格中學生緊缺、生源緊張的問題,為此有些大學開始對本地中學進行考察,符合條件的便與之建立“認可關系”。從“認可中學”獲得畢業證書的學生,可以不經過考試直接進入大學。1870年密歇根大學在所有州立大學中率先實施了一套程序,該校教授們根據此程序有系統地考察全州中學,任何一所通過考核的中學,都能獲得大學頒發的證書,其畢業生則可保送進入密歇根大學。隨著密歇根大學的嘗試成功,到19世紀90年代這一做法已經在全美高校得到推廣。中國的教會大學多為美國人創辦,這一制度也隨之被引入,成為教會大學在考試之外普遍采用的一種形式。任職教育部高教司科長的黃龍先認為,“美國大學入學方式有三,一為各大學個別舉行入學考試,二為大學合組入學考試委員會,共同考試,三為認可之中學保送入學”;而“我國大學所采入學考試辦法,就是美國的第一種方式,由各校個別舉行入學考試”;“第三種方式教會大學多數是采用的”。認可中學”制度賦予少數中學以特權,使其畢業生能夠繞開考試升入大學,必然會對生源構成產生影響。北京燕京大學,上海圣約翰大學和滬江大學以及蘇州東吳大學,南京金陵大學等,皆有自己的“認可中學”。圣約翰大學曾將上海的圣約翰青年會中學和民立中學以及揚州美漢中學、安慶圣保羅中學、寧波斐迪中學和泉州培元中學等定為“認可中學”。滬江大學曾允許蘇州晏成、杭州惠蘭、寧波浸會、上海清心(美國北長老會)以及監理會等17所男校和4所女校畢業生,只要有中學推薦書和畢業文憑,可不必考試而入學,其他中學畢業生必須考試合格才可錄取。其他部分公、私立大學也有類似“認可中學”制度。如南開大學有“承認中學”的規定;國立上海交通大學,曾允許本校附中畢業生直升入學;同濟大學規定本校附屬高中、德文補習科畢業生可直升大學,其他高中畢業生需要考試及格后才能錄取。
教會大學的“認可中學”通常都是同一系統的教會學校,國立或私立大學的“認可中學”通常是自己的附屬學校。
統一招生時期,教育部還推行過“保送制度”。1938年教育部在推行國立大學統一招生考試時規定,“各省市教育行政機關保送會考成績優秀學生,以高中會考及格學生前列15%為限,國立各中學保送畢業生,以畢業成績列甲等(總平均分數在80分以上)者為限”。由于保送制度容易滋生流弊而頗受詬病,1939年國立各中學保送畢業生的制度被取消,高中會考優秀學生保送名額也被壓縮至10%。會考說到底仍是考試,優秀者還要再參加大學組織的復試審核。因此,考慮到“認可中學”和“保送制度”推行的時間、范圍和形式等,考試仍舊是民國學子進入大學的最主要途徑。
就考試程度、考試科目和考試語言等而論,民國大學招生考試經歷了從早期雜亂無章、各自為政且多以英文考試為主到考試科目相對固定、以審定教科書為范圍和以中文出題作答的轉變。以英文考試為例,1911年北洋大學招生,學生英語要達到能解讀普通英文,嫻熟普通英語并能直接聽講、自做筆記的程度。法律專業考生,除英語,西史、理財學等均用英文考試外,普通科學考試還需要用英語口答。工業專科考生,算學、物理、化學和其他學科都用英文考試。1919年北洋政府教育部訓令指出,當時中學與大學教育不能很好銜接,一半是因為“中學校之程度參差”,一半是因為“高等專門學校及大學校之招考辦法不一”。為此,教育部一方面要求各中學“認真授課,俾使畢業時適合相當程度”,一方面要求各高等專門學校及大學預科招生“命題概須依照中學畢業程度,勿使太過不及,至于銜接有所妨礙”。此后,應教育部要求,各院校在招生前會公布本校招生專業、招生名額、考試科目和大致要求等,有一些學校還提供指定教材,匯總成招生簡章,以便于學生應考。如1920年北京大學招生簡章對招生的知識要求:
國文,大學預科的為解釋文義、作文及句讀,大學本科的是略通中國學術及文章的流變。外語,大學預科的是文法和翻譯;本科為曾讀過數種文學,能列舉及批評其內容,能以中外文互譯,能作文無文法上的謬誤。數學,大學預科為算術、代數、平面幾何;大學本科的為代數、平面幾何、平面三角。
隨著信息公開和各級教育發展,高校間的招考科目趨于相近。以1931年清華大學招考科目為例,主要考7門,包括政府要求必考的黨義1門,學校必考的國文、英文、中國歷史地理和數學(代數、幾何、平面三角)4門以及選考的2門(代數、解析幾何、物理、化學、生物學和世界歷史地理)。有人指出,大學招考的大致規律和應考的基本原則是:“各學校入學的考試,通常是注意國文、數學和外國文,其次就是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國文雖不是一時的準備所能有進步的,但是現在國文的入校試驗,不獨注意寫作,還注意于文學史和文學方面的常識、、數學的公式、外國語的文法和習語、物理學的定理、化學的方程式、博物的現象和特征、史地的因果、關系和文化關系,各科有各科的注意點。”
但若深入院系或專業層面,考試科目也有所不同。中央大學、浙江大學和武漢大學,學校之間,不同的學院間,招生考試科目都不盡相同,因此,同時報考三校的難度很大。中央大學各院系的考試科目基本相同,包括黨義、國文、英文、數學、理化、生物和中外史地7門,投考理工兩院還須加考大代數和解析幾何。武漢大學文法兩院只考國文、英文、數學、中外歷史及中外地理5門,投考理工兩院者,不考史地,考物理、化學或生物等科目。浙江大學的文學院不考理化,理工兩院不考外國史地等。
更為重要的是,各校招生還存在著考試內容、指定教材和考試難度等的重要差異,不僅對考生的文化和知識形成了差別要求,更形成了不同大學對考生家庭條件的差別要求。
首先依然是對考生外文能力的要求。著名的國立大學、教會大學對此偏好明顯。1919年教育部已要求各大學招考除外語考試外,其余科目必須用中文出題并作答。但上海交通大學在1931—1933年間,除國文和黨義外,其他專業課考試全部用英文試卷。1934年,該校工程學院與管理學院出現了世界地理和世界歷史考試,考試題目中英文并用,其他各專業科考試仍為英文。1935年后,該校國文、黨義以及世界歷史、世界地理等全部用中文卷,其他科目開始中英文并用并可以使用中英文作答。上海圣約翰大學可能是招生最為強調英語能力的大學。。該校招生考試一般包含7門科目,其中英文要考2門,分別是英文文學和英文文法,這在目前筆者所見的幾十所院校招生考試科目中絕無僅有。英文文學和英文文法分別指定了11本和8本英文原版參考書。考卷除國文外,其余各科都是英文。因此有考生提醒后來者,如果中學課本是中文的,要考圣約翰就必須知道相關概念和名詞的英文。無怪乎該校學生總結的投考經驗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本校中英文均甚注重,英文佳者,尤有希望”。世界史,用World History, Written for Schools in China by Hutton Webster或李季谷:《高中外國史上下冊》,世界書局;陳登原:《高中本國史》,世界書局。世界地理:Geography of the World by R.D.Wolcott或王謨:《高中世界地理》;張其昀:《本國地理》,商務印書館。高等代數:College Algebra by H.B.Fine或高士奇等:《漢譯范氏大代數》,北平科學社。解析幾何:The Elements of Analytic Geometry by P.F.Smith and A.S.Gale或龔文凱:《斯改二氏解析幾何原理》,商務印書館。平面三角:Plane Trigonometry by W.A. Granville或高佩玉:《漢譯葛氏平面三角學》,北京科學社。物理:First Course in Physics by Millikan and Gale or Practical Physics by Black and Davis或周昌壽:《復興高級中學教科書物理學》(上、下冊),商務印書館。化學:Intermediate Chemistry by Smith and Kendall or Practical Chemistry by Black and Conant或鄭貞文:《復興高級中學教科書化學》(上、下冊),商務印書館。以上教材作者,李季谷和陳登原分別是北大和金陵大學教授;王謨是清華1911年留美生,著名地質礦業學家,其時為北平師范大學地學系教授;著名地理學家、歷史學家張其昀當時還較年輕,但作為南京高等師范學校史地部的畢業生和竺可楨的學生,此時也在商務印書館負責地理教材的編纂;周昌壽和鄭貞文等是商務的骨干,長期負責理化教材編纂。應該說,中文教材的質量已經有保證,但顯然英文教材更受推崇。當然,應該承認交大指定的英文教材的質量也確實很高。比如物理教材的作者之一Millikan,不僅是美國第一位獲得諾貝爾獎的學者,還是加州理工學院的創校校長,是美國科學史和高教史上的一位傳奇人物。他的這部物理教科書,被美國學校使用30余年。香港科技大學李中清教授就清楚地記得,1960年代,其父華裔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李政道教授依然選用此書作為子女的物理教材。另外,化學教材作者Conant不僅是美國著名的化學家,而且是哈佛大學少數幾位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校長之一。高標準的海外教材的使用,雖然能保證大學選拔到高標準的生源,但也給學習、掌握這些教材和知識設置了相當高的門檻,以至間接地對家庭條件不足的學生形成排擠效應。
再次,一旦不是統一出卷,必然會出現各校考試難度有差異的情況。對文史學人而言,國文試題的難易程度或許最容易體會。以1924年8所大學招生時的國文試題(見表1)為例,國立東南大學國文試題不僅題量最大,達到了四大題,涉及語法、常識、文言文和作文多方面,題目的難度也最大。三個作文題分別出自《荀子》《文心雕龍》和《論語》。這或與東南大學當時是學衡派的大本營,大力提倡“昌明國粹、融匯新知”有關。其次,南開大學的國文卷有三大題,作文、文言文和常識都有涉及,也是較有難度的。北大本科、唐山大學(全稱應為交通部唐山大學,也曾稱為唐山交通大學)、復旦商學院本科以及大同大學的國文考試僅有作文一題,題量和難度都較小。比較而言,唐山大學的作文題出自《論語》,尚可稱典雅和有難度,而復旦的作文題目給人的印象則不免過于簡單、隨意。
1937年中央大學、浙江大學和武漢大學聯考之前,學生發現各校試題難易不一,其中比較難的考試,知識要求“溢出高中課程之范圍”。1938年首次國立院校統一招生,雖然教育部專門出臺了《國立各院校統一招生命題及評分標準的規定》,要求命題以高中課程標準為限,命題內容以教育部審定的通用教材為依據。各科試題數目,應以一般考生能于規定時間內完卷為準。各科命題,不宜空泛或偏重記憶,較難者與較易者約各占25%,難易適中者約占50%。但由于考題由各招生區自行負責,而這些規定又缺少操作性,標準掌握常隨命題者的理解而定,因此各招生區的試卷難易不一,考試成績缺乏可比性,給教育部按考試成績確定錄取標準帶來了較大的困難。
考生的切身體驗為理解各校招生考試的難易提供了生動的佐證。1946年貴陽清華中學校刊刊登了多位同學在上海等地投考大學的體會。一位參加了上海交大、清華大學、廈門大學和暨南大學入學考試的學生說:“清華與交大都可說是絕望,沒有一科滿意的”,“廈大我有十分的把握。數學考一百分,理化也不錯”,“暨南的數學又是全對,理化都是一堆小學生的試題。就連他們最難的‘算題’也是‘十八開的金子含純金百分之幾?’這些題目是不是應該得個八九十分?”“暨南英文作文題目是‘A Happiest Day in My Life’,這是我在貴陽猜過的,并且做了一篇背熟”。另一位考生說:“交大是上周考的,題目大概是所有大學中最難的,投考的清華校友們,無一人有絕對把握,我們考管理的,以國英算三科最難,譬如我的英文,有一題英翻中(二十五分)一句都看不懂,結果一個中文都翻不出來。”甚至清華大學的學生也承認上海交通大學招生考試比清華難,“如滬上交通大學,因為難考,每年雖設有幾名備取,據云歷來備取生皆很少有傳補到的希望,良以取之不易,皆不舍得輕易棄去也。即本校理工學院的同學,當亦頗多人有此經驗,自己是考上清華而交大落第者,若是也取了交大時,必將進交大而不進清華(甚有在清華讀了一年猶自愿再考交大一年級者,論清華設備之周與費用之輕,交大固皆不如也)”。總而言之,民國時期國立大學的招考難度最大,其次是教會學校,私立大學要簡單不少。考試之難,又往往是建立在考試內容超越一般中學教材之上,包括英文、科學等學科皆如此。這種特定門檻的存在,實際上造成了大都市和少數名牌中學的學生更容易贏得考試競爭。比如上海交大長期和南洋中學、南洋模范中學和浦東中學等滬上著名中學保持密切關系,其招生往往是按照這些學校的教學要求來設計考題。這些學校的學生要學習“Duff的物理學,學微積分以及Smith的高等化學”等美國大學一、二年級課程,還要學習高等代數、球面幾何、化學和物理試驗等課程,學習的難度和深度遠超一般中學。1920年代,上海中學的理化教學要求超過部頒標準43.75%,數學超過56.25%,國文教學要超過76.92%,外語教學要超過100%以上。筆者曾對民國上海8所大學學生的畢業中學進行分析,發現8所大學學生中的大部分都畢業于上海本地中學,外地學生比例很低。1939年上海交大參加了第二次全國國立院校統一招生,這本可提升外地學生進入交大的機會。但交大發現這批新生部分跟不上本校教學要求,需開設暑假學校補習。次年教育部批準上海各校可自行招生,交大隨即退出統一招考。針對清華學生群體的研究也發現,上海考區的學生在數學、理化等科目上遠超其他各區,國文程度僅次于北平,排第二;考慮到上海考取學生未必都畢業于上海本地的中學,研究者進一步分析發現,清華考生中,來自上海各公私立中學的考生“成績更為優越”,錄取率居第一。因此,民國招生考試中不同學校的知識門檻有差異,差異的背后還可能隱藏著對地域和家庭經濟文化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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