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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瀾壯闊的明清兩代歷史中,都有一條隔絕融合的墻,在遼東的崇山峻嶺之間陳跡著這樣兩條墻——明代遼東邊墻與清代柳條邊。它們橫亙在地域空間之內,卻體現著特定時期的政治社會架構及軍事制度觀念,明代遼東邊墻與清代柳條邊的獨特性,從側面反映了相應歷史時
波瀾壯闊的明清兩代歷史中,都有一條隔絕融合的墻,在遼東的崇山峻嶺之間陳跡著這樣兩條墻——明代遼東邊墻與清代柳條邊。它們橫亙在地域空間之內,卻體現著特定時期的政治社會架構及軍事制度觀念,明代遼東邊墻與清代柳條邊的獨特性,從側面反映了相應歷史時期的政治、軍事、民族、文化,甚至是數年封建統治觀念的體系衍變,多層次的將地理標志轉化為歷史符號。這兩條意義非凡而又充滿爭議的墻,建筑的目的和作用是什么?它們是推進了融合,還是阻礙了歷史進程?
明代遼東邊墻與清代柳條邊的目的與聯系
明代開國初期,明廷建立了以遼東都司為中心,內有大寧都司,外有奴兒干都司的三位一體防御體系,防御縱深輻射京畿地區,這一時期的遼東地區自保有余。遼東地區在當時屬于東北亞政治格局的核心樞紐地帶,是明朝北討蒙元南備倭患的軍事防御策略中重要環節。明代早期,東北地區少數民族勢力尚未崛起,而北元等蒙古諸部元氣未復,再加之龐大的防守軍事聚落讓明廷進退有據。
《明史》:“故元遺寇,終為邊患。”
可從15世紀中葉開始,海禁政策致使東南地區倭患頻繁,這讓明廷的主要軍事力量和財政投入都用在了東南方向,致使北部和東北部少數民族勢力的壓力劇減,管制的真空出現后,蒙古的瓦剌部勢力逐漸擴大,而東北地區的兀良哈等部開始南下,勢力滲透到遼河流域。為了應對倭患的同時,能夠讓東北部的遼東都司安全無虞的承擔保障京畿的重任,明廷采取了全面守勢。實際上,從永樂年間開始,遼東邊墻已經開始修筑,明成祖朱棣最先移駐大寧都司,隨后奴兒干都司名存實亡,已經讓明廷看到了駐墻的必要性。最先修筑的是遼河套一帶的邊墻,主要為防御兀良哈蒙古。到了正統七年(1442年)又修建了遼西邊墻,主要針對蒙古瓦剌部,而到了成華三年(1467年),遼東的女真勢力逐漸崛起,與明廷沖突不斷,因而又陸續修建完善了遼東邊墻。邊墻的修筑前后一百余年,又歷經了嘉靖年間的兩次拓邊以及萬歷年間“六大甸”堡壘體系的增建,可以說整個邊墻的防御體系非常完善,但其主要目的也就是一個“守”字。
這條邊墻從誕生之初就充滿了爭議,無論是當是的統治階級內部,亦或當今的歷史研究者。柳條邊始建于皇太極時期,籠統的說法是,當時有朝鮮人經常進入寬甸等地挖采人參,為了保護“龍興之地”,皇太極下令修建鳳凰城(丹東鳳城)到堿廠(本溪堿廠)一段邊墻,這就是最初的柳條邊東段,也稱“老邊”。不可否認的是承上啟下的皇太極是雄才大略之主,他對于整個東北地區的政治軍事態勢洞若觀火,當他的統治中心與當年大明遼東都司重疊時,整體的政治軍事觀念也發生了根本性的顛覆。明代在遼東建立的龐大軍事聚落體系被打破,而八旗軍的體量與作戰特點都不足以保持這些聚落的存在,同時后金乃至清的地域民族優勢也讓他們在部分方向不虞擔心。但是皇太極的著眼點在整個天下,而非遼東一隅,對于朝鮮及內附諸民族的軍事壓迫性遠低于他對根據地重要性的認識,所以,他采用了一個變通的守勢。
《奉天通志》:“清起東北,蒙古內附,修邊示限,使畜牧游獵之民知所止境,設門置守,以資震懾。”
皇太極的通盤考慮,更像是一種未雨綢繆,某種意義上也是國家形態完全建立后的統治意識升華。到了順治年間,聯通圈禁整個遼東的邊墻基本完成,實際上也完成了東北民族的區域劃分。到康熙時期,對于諸民族的勘界逐步展開,這也直接催生了“新邊”。康熙年間增修了南起威遠堡到北止法特哈的邊墻,使整個兩期的柳條邊修筑完成,一方面完成與蒙古的勘界,一方面完善了整個東北的行政區劃。
從實際聯系上看,柳條邊的修筑大量利用了原明代遼東邊墻的基礎,其關隘城邑大多也是沿襲自明代的遼東鎮軍事體系,郵驛和驛路也大致相同。二者都采用軍事管制,但前者的實際作用更大,后者多是意識形態的區分,其籠統目的麻痹作用更大。防御設施的初衷必定是維系統治需要,它的表現形式可以是現實意義上的,也可以是在地域上實際表現而作用體現在思維意識里的。明代遼東邊墻自努爾哈赤建立后金后,逐漸被摧毀,直至清軍入關后廢弛,而柳條邊在這一過程中修筑而其,二者的隔絕作用遠大于融合的需求,都無外乎于封建統治者的統治需求以及特定時期民族觀念的區分,到了清代中后期,柳條邊最終也敵不過歷史走向,國家民族趨同的大勢最終讓它也形同虛設。
明代遼東邊墻與清代柳條邊的修筑方法與走向
明代邊墻的修筑方法主要是就地取材,今天遼西地區的明代邊墻主要以土木為主,部分地區以磚石筑墻或利用天然山體為墻。在今天遼東地區的明代邊墻則是以石墻為主,有沿山勢堆石為墻的,有以自然山體為墻的,因地不同而選材有所區分。明代遼東邊墻是以“城”、“臺”連結,在邊墻內多筑城、多修臺,形成完整的軍事聚落,以“城”為中心向輻射發散,形成環形防守體系,又以散點透面,建立完善的防御縱深。其修筑方法和結構在當時來看已經足夠完善,只是相應制度和人治的弊端,讓遼東邊墻并沒有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按照修筑年代,明代遼東邊墻主要分為三個部分:第一段是遼河套邊墻,從廣寧(今遼寧北鎮)鎮靜堡(黑山西北)起到開原鎮北關(開原東北)止,當時主要為應對蒙古兀良哈部對遼河流域的滲透;第二段是遼西段邊墻,從山海關外的鐵場堡(綏中西南)起至廣寧鎮靜堡(黑山西北)止,主要為應對蒙古瓦剌部而修筑;第三段是遼東段邊墻,從開原鎮北關(開原)起到寬甸江沿臺(今寬甸縣南境虎山),主要針對后來崛起的建州女真。明代遼東鎮邊墻其走向多按邊界山勢形成,利用地險加以修筑,防守重于進攻,其方位多與東北少數民族聚居地勾連,防守控制意味濃厚。
《柳邊記略》:“今遼東皆插柳為邊,高者三、四尺,低者一、二尺,若中土之竹籬。”
柳條邊的修筑有“明之筑墻,清之植柳,蓋隨宜而制也”之說。修筑方法也比較簡單,用土堆起寬高各三尺的土堤壩,堤壩上每隔五尺插柳條三株,以繩索連結。土堤壩外側則挖深寬各八尺的邊壕,以防止行人穿越。柳條邊的軍事防控設施與明代不同,這也和八旗的體量和軍制以及防守態勢有關,柳條邊主要用邊門來串起整個邊墻,全線共有20個邊門。同時還在柳條邊的內外設置邊臺和驛站,邊臺的作用主要是維護柳條邊,軍事作用較小。康熙中期后,清廷調撥許多八旗兵丁攜眷屬回遼東屯墾,柳條邊內外的軍事防控進一步松弛。
清代柳條邊的走向大體上與明代遼東邊墻相同,分為“老邊”和“新邊”兩個建設時期。“老邊”南起鳳凰城邊門,向東北經叆陽邊門,折向西北經堿廠、新賓、開原威遠堡,再向西南經調兵山、彰武、義縣、綏中,最后連接山海關長城,其位置方向基本與明代邊墻重疊。在今遼東從土城子向西折,沿叆河經湯山城,再到鳳凰城邊門,向南直到黃海岸邊的窟窿山。“新邊”從開原威遠堡到法特哈(舒蘭),整個柳條邊以山海關、威遠堡、鳳凰城、法特哈四個要點,在連結20個邊門,構成一個“人”字形封禁圈。其軍事意味不濃,更多是用于民族意識形態的區分和統治需要。
結語
兩條邊墻的修筑,生動的寫照了東北民族的融合史,同時映射著不同歷史時期的政治軍事意識變化,軍事防御體系的建立蘊含著政治因素、社會因素等等多層次問題,反映著民族關系和封建秩序體系,從不用角度展示了封建王朝時期的統治觀念。差別化的“邊”,自然爭議不斷,爭論點更是層出不窮,它們對于國家社會架構的影響有時甚至弱于統治者心思的揣測。人們忽略了這兩個飽含勞動人民心血的“邊”給予下層建筑的直接影響,自上而下的審視更簡化了大一統之后的歷史進程。而今,這兩條“邊”的遺跡仍屹立在來遼東舊地,昭示著我們民族融合的必然歷史進程,前車之鑒可以讓我們更包容、更開放、更自信。
劉熙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