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嫁麗舍辦婚禮多少錢（五一扎堆結婚）

文|AI財經社冒詩陽編輯|張碩定好的酒店沒了接到酒店打來的電話時，孫欣與愛人剛剛化好妝，準備參與一場“民國風”的婚前攝影。“接完電話立刻沒心情了。”孫欣告訴AI財經社，她在武漢市沌口區的一家酒店預訂了婚宴廳。為了不影響朋友們的旅行計劃，她特

文 | AI財經社 冒詩陽

編輯 | 張碩

定好的酒店沒了

接到酒店打來的電話時，孫欣與愛人剛剛化好妝，準備參與一場“民國風”的婚前攝影。

“接完電話立刻沒心情了。”孫欣告訴AI財經社，她在武漢市沌口區的一家酒店預訂了婚宴廳。為了不影響朋友們的旅行計劃，她特意將婚期定在假期最后一天的5月5日，考慮到時段熱門，孫欣在去年11月就定好場地，支付了約2.5萬元的訂金。但到了今年3月底，卻突然接到酒店負責人的來電，“她說我們訂的婚宴廳被別人訂走了。”

穿著剛剛選好的中式旗袍，孫欣在攝影場地里同對方發起了火。“他們態度挺好，一直道歉，但不解決問題啊。”最讓孫欣感到不舒服的，是酒店甚至不是主動告知。“我們3月初找到了做婚禮策劃的設計師，他讓我們向酒店要一些場地尺寸，一聯系，過了幾天酒店才告訴我們有問題。”

對于突然的變卦，酒店將原因解釋為接待孫欣的那位業務經理已經離職，前后兩位業務員手上接的單沒有交接好，因此孫欣的訂單沒有入檔。

對于這一解釋，孫欣并不能諒解。“就算是真的，那也是他們內部出了問題。”作為補償方案，酒店方稱愿意騰出僅剩下的一間位于負一層的廳。對此，孫欣更加不認可，“婚禮哪有在地下室里辦的，家人都不會同意。”

得知出了問題后，孫欣與家人一面同酒店交涉，一面開始尋找替代方案，但過程卻并不順利。3月底開始，孫欣和家人聯系了本地各大酒店，但好的場地已經訂不到了。最后，孫欣聯系到了另一家酒店，但不得不把婚期提前到了節前的4月29日，而婚宴預算也從原本的每桌1280元，上升到了2580元。

與毀約酒店之間的溝通同樣不順。孫欣并沒有同酒店簽訂合同，只有一張蓋有酒店財務印章的收據作為憑據。反復溝通之后，孫欣沒有得到任何賠償，只能接受了退款，“婚前我們都挺多事的，趕緊找其他的解決方案了，實在沒有精力反復拉扯，不想壞了心情。”

但對于這件事，孫欣越想越不對，她開始懷疑酒店是因為去年11月的報價太低，而另外選擇了新客戶。

孫欣的懷疑，并非全無道理。“去年是淡季，大家擔心疫情有反復，有的酒店婚宴價格定的比較低。”廈門某婚慶策劃公司的銷售負責人張琦向AI財經社表示，在今年情況逐漸明朗之后，市場出現了反轉，“五一期間比較好的婚禮場地，基本上春節后就訂滿了。”

支付寶數據顯示，截至4月21日，結婚相關服務的搜索量同比去年“五一”前增長4倍，是去年“十一”長假前的2倍。張琦告訴AI財經社，每年五一、十一假期都是婚禮最為集中的時候，而今年市場格外熱鬧，原因在于很多去年因為疫情不能辦的婚禮，都集中到了今年。

圖/視覺中國

在張琦看來，此情況下不排除一些信譽不好的酒店為了追求更高的利潤，而故意將淡季售出的訂單毀約。

除了直接毀約之外，酒店等場地提供方“巧立名目”加收費用的案例也不在少。

準備五一期間在草坪上舉辦婚禮的張蘭，本來還為訂到了搶手的戶外場地而感到慶幸，誰知到了布置現場的時候才知道，在場地上擺放椅子，每把要加收100元。這樣的高價，買一把椅子都夠了。比起突然多出的費用，“被坑”的感覺更讓張蘭覺得不舒服。

與商家反復溝通無效，一場長達數小時的婚禮，又不能讓來賓全程站立，張蘭本想著擺上100把，但算一算，來賓有近300人，其中不乏長輩，最后在父母的勸說下，張蘭只能認了。一場婚禮，為了椅子而意外增加的支出就高達3萬多元。

混亂的婚禮策劃

與酒店、場地間的矛盾只是新人們面臨多種混亂中的一種，更多的爭執發生在消費者與婚禮策劃公司之間。在新人交付定金后“坐地起價”，是商家們的慣用伎倆。

4月23日，預備五一在北京舉辦婚禮的周玲，接到婚慶策劃公司的電話時，簡直要氣炸了。她選定婚慶策劃公司時，對方預估總花費會在6萬上下，誰知道交了定金后，策劃公司突然開始愛答不理，拖著不給出方案細節和報價，一直拖到婚前不到十天，策劃公司突然給出了高達14萬元的報價。

她告訴AI財經社，當時她都不知道該說什么好了，冷靜下來之后，她開始在電話里跟對方掰扯，經過一天的電話，對方終于讓步了，但還是比最初說好的多了兩萬。周玲為了保證婚禮如期舉行，只能忍了。

周玲的遭遇不是個例，她其實是中了一些婚禮策劃公司的套路。這些公司通常事先給出一個較低報價，吸引新人下定金，但交付之后，新人就成了任由婚慶公司宰割的羔羊。周玲后來也搞明白了，她簽的那家婚慶公司是有意遲遲不給方案，讓她最后根本來不及更換，只能接受對方的提價。

準備五一假期在長沙舉辦婚禮的郭佳，經歷的事情跟周玲非常相似。為了找一家品質高的婚禮策劃公司，郭佳事先在小紅書、大眾點評等平臺上瀏覽了諸多攻略，最終選定了一家口碑看上去還不錯的，但誰知還是“踩坑”了。

“我們3月份就交訂金了，說當月給我們做出效果圖，但到月4中旬了還沒出來，我們反復催才發來。”郭佳告訴AI財經社，但最終出來的效果圖，與事先溝通的相差甚遠，“完全看不出來舞臺到底是什么樣，感覺像臨時趕工P的。”

圖/視覺中國

郭佳很擔心，一般酒店不會給太久的搭建時間，基本上在婚禮前一天晚上才能看到現場，到那時候再發現舞臺有問題已經來不及了，只要婚禮還能體面地進行下去，基本上只能選擇接受。

郭佳想防患于未然，想跟對方仔細溝通一下，但得到的卻是對方的拒絕，“他們說五一前太忙了，讓我們理解一下，承諾現場一定會布置好。畢竟是五一，我們也不好太逼他們，我已經做好心理準備在婚禮現場‘拆盲盒’了。”

然而，郭佳的“理解”卻并沒有換來“安心”。郭佳告訴AI財經社，混亂幾乎出在每一個環節上。婚慶公司發來為郭佳制作的電子請帖，她仔細查看后，發現年份寫成了2020年；婚慶公司發來現場循環播放用的電子照片墻，她發現很多照片素材也是錯的，所有的物料都存在趕工的嫌疑。

隨后，費用上也開始出問題。“我們定婚慶策劃公司的的時候，有婚紗照、酒店、司儀、攝影攝像的項目都在場，說一起簽的話會有一個折扣，我們就一起簽了。”但就在幾天前，婚慶策劃公司告訴郭佳，他們選擇的婚禮司儀排期滿了，需要向上升級一檔，不過好在作為補償，婚慶公司愿意承擔一部分費用。“新請的這個人，是湖南廣電的，確實比之前的好一些。”

如今，好脾氣的郭佳，只期待婚禮能夠順利進行。

事實上，面對這次“五一”扎堆結婚的熱潮，策劃公司為了想方設法加錢，總能找到理由。有的新人發現到場的攝影攝像設備慘不忍睹，策劃公司說要升級即需額外價錢；有的婚慶“套餐”中故意漏掉手捧花等關鍵物料，或突然通知此前預定的一檔沒有了，需要付費升級；有的新人到了婚慶開始前發現場地布置尚未完成，要另外聘請搭建團隊即需要加錢；有的新人為“金牌策劃、金牌主持”多支付了費用，卻發現根本沒有差別。

婚慶二消、加價亂象

這個“五一”，婚慶市場上的亂象如此之多，婚慶策劃人士張琦早有預料。

“從4月初開始我們忙起來了，幾乎每天都有過來咨詢婚禮策劃，還有需要修改方案的客人。”張琦透露，在此情況下，不僅各項費用都會上漲，專業度也會下降，“我們的人員配備是按淡旺季的均值來配的。很多公司承諾專人對接，但熱門時段根本做不到。相比之下，在淡季，一對一甚至多對一的服務都可以做到。”

除了專業度下降以外，物料上的問題更多。“很多物料，可能上一場婚禮剛用完，趕緊用車拉到下一場婚禮去接著用，蠟燭什么可能都是用過的。”張琦認為，一些婚慶公司在物料上的的克扣，“有的是為了省錢，有的是真的熱門時段供應商的貨跟不上。”

事實上，消費者最不滿的不是多花錢，而是很多婚慶公司不講信用。在大眾點評、小紅書等平臺上可以看到，很多消費者抱怨，在繳費前，婚慶公司承諾提供“一條龍服務”，但繳納訂金后，卻經常要加價。

圖/視覺中國

“多數小婚慶公司沒有自己的搭建團隊，都是找外包的臨時工，但五一假期太熱門，搭建工人的成本上升，就只能想辦法從物料里面節省出來。”張琦說。

此外，很多小公司承諾專屬定制服務，故意把價格壓得很低，來吸引消費者入坑。“消費者沒有經驗，很多人只看價格。‘二消’多（二次消費）是很多消費者不滿的原因。”在北京從事婚禮設計師彭暢告訴AI財經社，在北京市場，酒店費用之外，預算在2萬到5萬元的婚慶現場被歸類為中低端婚禮，5到10萬元是輕奢婚禮，10萬元以上的算作高端婚禮。其中，價格敏感度較高的中低端婚禮占比最高，更容易“扎堆”，也更容易出現爭議。

但在張琦看來，除了婚慶公司的問題外，消費者的預期過高、要求過多，也是導致爭議的原因。

“有的消費者在抖音看到一個很好的布置，一定要做出某個效果，但可能現場的搭建環境不允許，最終效果打折扣很明顯，也會導致消費者的不滿。”張琦告訴AI財經社，在他接觸的案例中，很多爭議都來自于溝通。

“待升級”的婚慶市場

事實上，若不是“補償性婚禮”帶動，婚慶行業的整體規模頻次已在萎縮。

根據民政部的統計數據，2020年全年國內結婚登記人數為813萬人，登記人數比前一年凈減少134萬人；相比之下，在巔峰時期的2013年，全年登記人數曾多達1347萬人。在人口和婚姻觀念的影響下，結婚登記人數已連續七年下降。

但與此相對應的，是行業競爭壓力的持續擴大。天眼查App數據顯示，我國目前經營范圍含“婚慶、婚禮”的企業有近112萬家，其中，超過8成相關企業成立于五年內。除了花海閣、摩卡婚禮、Sunny喜鋪等少數知名的全國品牌外，從策劃到器材租賃等婚慶周邊業務，婚慶市場的參與者仍以“小作坊”為主。

消費者減少、競爭者眾多的環境，是導致市場混亂的一大原因。為了爭搶客戶，很多中小婚慶公司不顧口碑，以低價來吸引消費者，同時在服務能力上抬高消費者的預期。

張琦告訴AI財經社，由于婚慶是一項低頻消費，口碑對從業公司的約束力有限，僧多粥少的局面下，很多小型婚慶公司“能拉來一單是一單”，消費者交了訂金之后，就成為任由婚慶公司宰割的對象。

這樣的惡性競爭，導致婚慶是一個標準化程度較低的行業。就在幾天前，被認為是婚慶行業龍頭的新三板掛牌公司花嫁麗舍發布了2020年年度報告，2020 年花嫁麗舍營業收入為 2.8 億元，同比下降20.37%；凈利潤為虧損 5315.8 萬元。

行業龍頭的處境，反映出婚慶行業的現狀——國內婚慶行業中并沒有形成全國性品牌。張琦告訴AI財經社，在婚慶市場，很多連鎖品牌都難以走出地域，到其他城市后，經常遭遇水土不服，“畢竟強龍南壓地頭蛇，還是本地人比較懂本地人。”

圖/視覺中國

事實上，已有平臺開始將婚慶行業的標準化視作機遇。彭暢告訴AI財經社，目前北京市場的婚慶策劃可以分為兩個派系，一邊是摩卡等傳統大品牌，一邊是聯合了數百家中小婚慶公司的百合網。

與此同時，婚慶市場的消費趨勢也在改變。AI財經社了解到，即便隨著結婚人數的下降，婚慶消費數量有所萎縮，但市場規模卻仍在提升。

根據前瞻產業研究院公布的統計數據，2017到2019年三年間，婚慶產業市場規模的增速分別為30.49%、24.67%和15.85%。在疫情前的2019年，全年婚慶產業市場規模2.11萬億元，其中婚慶策劃市場規模近6062萬元，占總市場規模的28.7%。

這反映出婚慶市場的消費升級趨勢，單場婚禮的平均預算在增加。據統計，中國新人結婚消費金額已從2015年的6.4萬元，上升至2019年的22.3萬元。

預算上升的同時，消費者更加要求“個性化”，小型、定制、輕量逐漸成為婚慶行業的新趨勢。

4月19日，餓了么公布的一項婚慶消費數據顯示，今年以來，“目的地婚禮”訂單同比增長149倍，成為越來越受歡迎的婚慶方式。在行業看來，此趨勢下，三亞、青島、廈門、麗江等目的地開始受到青睞。

“我們五一接到的單中，60%左右都是戶外婚禮。”在廈門從事婚慶行業的張琦告訴AI財經社，戶外、民宿等個性化場地目前已比傳統的酒店室內更難預訂，“我遇到過一個客戶，在廈門包下了一家民宿，邀請親朋好友飛過來。”

在規范性、個性化消費需求都還未被滿足的情況下，婚慶市場仍有升級的潛力。不過，對于扎堆在今年“五一”結婚的新人們來說，質量將是奢侈品。

無論是遭遇酒店毀約的孫欣，還是被婚慶策劃公司突然提價2萬的張蘭，她們的愿望都只有一個，順利辦完婚禮就好。

（實習生黎雨辰對本文亦有貢獻）

（應采訪對象要求，文中孫欣、郭佳、張琦、彭暢、張蘭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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