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90年代以來興起的農外就業和打工經濟，不僅帶來了農民工群體和返鄉自主創業群體，也帶來了并不能被完全界定為這兩類群體的農村出身者?！氨Ｄ贰笔沁@一群體的典型代表。但為數不多的既有研究往往著眼于保姆的“弱勢”和務工動因。本文的研究則發現保姆未

中國90年代以來興起的農外就業和打工經濟，不僅帶來了農民工群體和返鄉自主創業群體，也帶來了并不能被完全界定為這兩類群體的農村出身者。“保姆”是這一群體的典型代表。但為數不多的既有研究往往著眼于保姆的“弱勢”和務工動因。本文的研究則發現保姆未必“弱勢”。通過促成城市私人資源的農村流入，保姆及其類群體也有可能借助與服務對象的關系紐帶，享受一般城市中產階級的生活條件和待遇，為扎根在農村的家庭圈網絡向城市擴張提供了一種可能。在起到城市私人“富余資源”再分配作用的同時，城市中產階層的私人資源也被這些伸長的農村家族圈網絡所吸噬。

對于中國90年代以來興起的農外就業和打工經濟，目前研究者大多集中觀察的對象是受雇于他人、從企業主那里取得工資收入的農民工群體，或者自主創業、經商致富的農村出身者。對資源的農村流入，也主要著眼于研究來自于城市雇傭經濟的物質資源流入，以及來自于政策行政的項目資源流入。本文所要考察的資源的農村流入，則著眼于日常生活資源，觀察對象是并不能被完全界定為從企業主那里取得工資收入的農民工群體，或者自主創業群體的農村出身者?！氨Ｄ贰笔沁@一群體的典型代表。

然而，目前學界從城鄉關系的角度對“保姆”這一群體所進行的社會學研究并不多見。僅有的較為突出的研究，包括周建新、周大鳴的論文《保姆的群體特征研究——中國東南沿海散工典型個案研究之一》，以及何萬莉的研究《青年保姆務工動因的社會學分析——以福州市個案為例》。前者的研究，通過對廣州和深圳兩地保姆的口述訪談，從保姆的工作性質和個性特點、年齡構成、務工原因、婚姻家庭、雇主關系、社會網路六個方面分析了保姆的群體特征。這一研究指出了保姆作為一個純女性從業群體的“性別集聚效應”，但看似面面俱到的分析，卻落腳在對保姆“弱勢”和“弱性”的強調上。比如作者指出：有些老人性格怪癖，又挑剔，很容易對保姆造成心理上感情上的傷害；保姆容易成為財物失竊的懷疑對象，人格尊嚴容易受到侮辱；保姆有可能成為雇主性騷擾的對象。后者的研究，則著眼于從社會學的理性選擇理論分析保姆務工的動因，并指出保姆務工的行為是生存理性、經濟理性和社會理性共同作用的結果。

本文的研究卻發現，出身農村的保姆未必如上述研究所指出那樣處于“弱勢”地位，相反還體現出某種“強勢”。本文一方面同意既有研究中對保姆務工動因的分析，另一方面又將著眼點聚焦在“保姆”及其“類群體”通過城市私人資源的農村流入所表現出的對當代中國城鄉關系的另一種表達上。

所謂城市私人資源，在這里筆者是將其作為與公共資源相對的概念而使用的，包括附著于城市居民個體的個別權力，以及以屬于城市居民個體所有財產的形態所表現出來的物質資源。本文所謂的“農村流入”中的“農村”不一定是空間概念，也可能是“農村”的代表者，即定居于農村的個體。

本文的案例，主要來源于2018年2月筆者對湖北省武漢市某軍工單位職工的訪談資料。

筆者對與案例相關的地名和人名都做了匿名處理。本文個案中所體現的矛盾沖突及其表現邏輯，與以往對于鄉土社會農民行為方式和社會構造的研究能夠形成呼應，并為學界理解進城的農民出身者的社會關系連帶，以及現代中國的城鄉關系方面提供一個可參考的注腳。

一、“保姆”職業的一般情況

“保姆”這一職業在建國后的城市一直存在。在湖北省武漢市，從毛澤東時代開始，“保姆”就存在于居住在與部隊有關的“單位”大院中的團級以上的不少干部家庭中（只有干部才有家庭。普通戰士是禁止結婚的。在若干年內沒有得到提拔的戰士，在復員退伍后，才可以結婚）。當保姆的人，通常是出身于周邊農村的女性。由于所服務的家庭與軍事單位有關，要成為保姆，必須經過單位的嚴格政治審查（“不是想當就能當的。要是招進來個特務怎么辦？”（2018年2月3日訪談））。由于單位中工作的干部夫婦經常忙于事務，出差頻繁，單位會為干部家庭選派保姆。有時對一個家庭會選派兩個保姆，一人負責照顧干部子女，一人負責料理家務和做飯。保姆的工資，由其所服務的干部家庭支給。

90年代中期以后，保姆大量來自城市的下崗工人。尋找保姆的渠道，也多是通過私人關系相互介紹。如今，除非家里有困難，當保姆的城市出身者已極為稀少，取而代之的是進城謀生的農村出身的已婚女性，她們已經在農村組建了各自的家庭。而當下保姆的供給渠道，是“中介機構”與“私人介紹”并存的狀態。

通過中介機構（中介機構除了介紹保姆，還負責介紹“鐘點工”和“菲律賓女傭”（略稱“菲傭”）。中介機構為了賺取中介費，往往每隔一段時間就故意調動為某一城市居民家庭服務的鐘點工。每調動一次，城市居民家庭就需要重新支付一次中介費。當然，也存在鐘點工在工作一段時間后，繞開中介，直接與城市居民家庭聯系的情況?！胺苽颉币话憧梢钥倲埑鞘芯用窦彝サ膬和p語教育、家務打掃和做飯。她們經過了專業培訓，但雇傭價格高昂。一般是等中國當地市場有了某個客戶需求，中介機構才從菲律賓調派人員）找保姆，需要支付中介費。中介機構會通過不同的支付價位，安排不同條件的保姆。需要保姆的城市居民，也會根據各自的家庭需求，選擇支付不同的價格。比如對于武漢市某軍工單位的一個50多歲的男性同事來說：“他只是需要保姆照顧姐姐一段時間，等姐姐身體恢復，能動了，就不需要保姆了。付了600塊。要是有老人，需要常年照顧，就付1000塊管一年。要是不滿意，中介負責換。錢付得多，也會優先讓你挑。當然，不同的中介公司，價格也不一樣?！保?018年2月3日，武漢市某軍工單位退休干部王SZ次女語）

雖然通過中介公司請保姆，需要支付中介費，但這筆費用能夠避免城市居民與保姆之間產生責任糾紛。比如保姆在工作過程中出了安全事故，中介機構可以為城市居民承擔責任。另外，如果城市居民不滿意保姆的工作，通過中介與通過熟人關系相比，更便于在對保姆不滿意的情況下對保姆進行撤換。

二、成為保姆：保姆“小湯”的故事

在對湖北省武漢市某軍工單位職工的訪談中，筆者收集到了關于保姆“小湯”的詳細口述資料。在就這個事例具體分析保姆與城市私人資源的農村流入之前，這里首先需要對這個事例的主角“小湯”及其成為保姆的過程進行概述。

小湯，1953年生，黑龍江人。初婚嫁入黑龍江某農村，以能干著稱。初婚的丈夫是村干部，生有一子。小湯因“能干”，被調派出外學習。當她學習完后回到農村，有村民向她反應她丈夫出軌。她很生氣，就一氣之下與丈夫離婚，獨自到北京工地打工，負責給工地人員做飯。親生兒子判給了初婚丈夫。一天，她突然非常思念已經離婚的丈夫，悲憤之下想去跳塘自殺。工地工友李華救了她。她覺得李華對她很好，就和李華結婚。李華是武漢市郊黃陂區袁灣村人，離過婚，已有一個兒子李剛。

自從小湯離開了黑龍江的農村，就一直沒和娘家聯系，家里人以為她死了，除了她一直保持聯系的她弟弟。她弟弟為她保密，沒把她的動向給家里其他成員透露。與李華結婚后，小湯開始了獨自在湖北省武漢市的打工生涯。90年代，她在武漢市做過電動三輪車（本地俗稱“麻木”）的運客生意。后來武漢市取締了電動三輪車的運客行業，她便在武漢市某單位的小區內當清潔工，與小區內的居民熟了起來。那個年代，城市居民尋找保姆都是通過熟人介紹。當小湯得知小區內某居民家有老人，需要保姆照顧，于是“自薦”，開始當保姆。小湯的保姆工作得到了老人兒女的高度認可。

不久后，老人去世，小湯心里難過，就決定不再給別人當保姆，暫時回到了黃陂農村。此時，與老人的女兒萬F有同事關系的王L的母親路JH（單位退休干部）查出患有帕金森氏綜合癥，需要雇請保姆照顧。于是萬F將小湯推薦給了王L（王L父母皆是單位退休干部。王L是家中長男，1958年生。長男、長女、次女、三女在武漢市同一系統的不同單位供職，皆已成家，與父母別居）。王L得知小湯去向，驅車到黃陂農村，努力通過讓小湯了解要照顧的老人是退休干部、和小湯一樣是東北人等等理由，說服小湯繼續當保姆。小湯難以推辭，只好從命。

2001年，小湯開始照顧王L的父母，主要照顧其患病的母親路JH。小湯經常給老人唱二人轉，逗哄老人開心。一向愛干凈、衣服不讓他人隨便穿的路JH，把自己的衣服都讓給小湯穿。小湯的到來，大大減輕了老人的子女在單位工作之余照顧老人的身體和心理負擔。

在袁灣村，從外地來的小湯并沒有被分得土地。2003年，袁灣村開始了一項旅游開發項目，因此重新調整土地。小湯如果要被分得土地，需要回黑龍江出身地處理戶口遷移和身份證變更問題。路JH也勸小湯回去，說應該看望還健在的母親。于是小湯通過與弟弟的聯系回到了娘家，重新與娘家其他成員取得了聯系。此時小湯得知，自己的親生兒子成了村里的地痞，成天賭博、抽煙喝酒，娘家人為了保護她，勸她不要認她那個兒子。

2004年，路JH去世。由于老人的子女都認可小湯照顧老人的能力，小湯于是繼續作為保姆照顧王L的父親王SZ至今。

自從小湯重返東北娘家，娘家人都知道了她在“高干家里”當保姆，這在村里是件極有面子的事情。國家規定退休干部在退休期間，領取較高額的退休金，并享受干部待遇的住院病房和醫療服務，治療費用可以報銷。于是小湯的娘家人，包括小湯本人在內，都紛紛從她所服務的“高干家庭”取得利益。

以上詳細說明“小湯”的家庭背景，以及“小湯”與老人所在家庭的關系，對于下面進一步說明“小湯”事例中“城市私人資源”的具體內容，是十分必要的。因為“城市私人資源的農村流入”就是在此基礎之上而發生的。

三、保姆“小湯”與城市私人資源的農村流入

將“小湯”事例中所體現的城市私人資源的農村流入進行整理，可以歸納出以下8種城市私人資源的農村流入方向。需要再次說明的是，本文所謂“農村流入”中的“農村”不僅是空間概念，也指“農村”的具體代表者，即長年定居于農村的個體。

流向一：小湯的母親。

2003年，小湯的母親在病故前夕，從東北來到武漢，在老人家里住過半個月。

流向二：小湯的姐姐。

2007年，姐姐得病，在東北治療，到武漢來找王SZ要錢。

流向三：小湯的妹妹。

2005年在村里需要蓋房子，托小湯找王SZ借錢。2006年，妹夫車禍身亡。妹妹到武漢找王SZ借安葬費，并在老人家住了一星期。

流向四：小湯的弟媳。

2009年罹患癌癥。托小湯找王SZ借錢。

流向五：小湯的侄兒。

2015年，侄兒來武漢賣蘋果，王SZ的三女婿給他租了場地，但場地費他卻不出，讓三女婿非常生氣。侄兒要提供一輛車到處運蘋果。王SZ長子把剛剛修理過、準備讓給次女繼續使用的轎車借給了侄兒。同時，王SZ的子女都在各自單位動員私人同事、朋友關系去購買，幫助他賣蘋果。最后他掙了幾萬元。王SZ的子女沒有要他的錢，只是象征性地收了他送的兩箱蘋果。

“后來他可能嘗到了甜頭，以為蘋果好賣”，開著車去江蘇賣蘋果，“卻沒想在武漢都是我們幫他賣的，在江蘇又沒人幫”，就虧了。他甚至交不起油錢把車開回武漢。王SZ通過銀行卡匯錢給他，他才開回了武漢。

后來，小湯的侄兒把車開到了山東做生意，再也沒把車開回來。王SZ長子很生氣。小湯于是讓她侄兒把車錢匯給了王SZ長子。最后王SZ長子稱只收到了3000元。

2017年，侄兒結婚，要蓋房子。小湯的弟弟來武漢，找王SZ要5萬元。王SZ說只有3萬。小湯的弟弟又哭又鬧。王SZ說“只有這些錢，沒辦法”。小湯的弟弟就把錢收了。這件事王SZ沒有告訴其長子、長女、三女，只對其最信任的次女說過。筆者是從其二女口中得知此事。

流向六：小湯的侄女。

2015年，侄女到武漢市江漢街擺地攤賣化妝品。后來侄女希望在街上開個餐館，需要資金。小湯來找其關系處得相對最好的王SZ的次女，請求銀行貸款幫助，由于次女也是另一個單位的職工。次女認為和小湯的侄女關系太遠，找借口推脫了請求。于是小湯又找王SZ借了錢。據說餐館開始營業后，侄女“覺得累，不掙錢，想家，又不搞了”，回到了東北農村。

流向七：小湯再婚后的兒子。

2017年，小湯再婚后的兒子相親。小湯從王SZ的抽屜里拿了5000元，扛了一大袋子糖回去，“要去女孩家村子里撒糖提親”。“要等對方回話同不同意把姑娘嫁給你。女方要是同意到小湯家去，女方去了男方村里，男方也要給自己的村里人撒糖?！薄凹依飶纳系较?、里里外外全部要翻新。彩禮先說給20-30萬。但因為小湯要重新蓋房子，小湯就說能不能給10萬彩禮。小湯沒想到，女方家居然同意了。女方長得很漂亮，但女方弟弟智障，從來就是姐姐帶大的，就一直跟著姐姐。小湯說，提親過程中，女方家長也沒有出現。應該身體也有問題，所以彩禮低。小湯說，就這樣算了，是個女的就行。”

流向八：小湯本人。

王SZ次女和三女分別于2007、2012年搬家，把不用的家具都給了小湯。王SZ子女家的孩子穿剩下的衣服，也都給了小湯。

2013年，王SZ長女給王SZ買了烙餅用具。沒過多久，小湯說不好用，就拿回自己在袁灣村的家里了。

2014年，小湯在照顧王SZ住院期間，檢查發現自己的子宮在惡性病變的臨界線上，于是進行了手術，手術費是王SZ付的。為此退休管理辦公室（略稱“退管辦”）調查了王SZ的明細，懷疑王SZ讓他人冒用自己的治療資源，給小湯報銷了醫藥費。

小湯屢次邀請王L開車送其父王SZ到袁灣住幾天，也邀請王SZ的子女及子女的孩子“去村里玩幾天”。袁灣的村民幾乎都知道，小湯在一個“高干”家做保姆。王SZ及其親屬的入村，對于小湯來說，是一件極為有面子的事情。王SZ每次入住袁灣，都會帶很多藥去。借此之便，小湯會把袁灣村書記要吃的藥，也讓王SZ一并從醫院開出來。

將以上8種城市私人資源的流動網絡進行整理，如下圖所示：

四、城市私人資源農村流入的結構分析

下面著重分析以上結構得以成立的條件。

首先，作為保姆，小湯本人有其特質。換句話說，并不是所有農村婦女都能成為保姆，也并不是所有保姆都能形成如此之廣的人際網絡，從而從城市調動如此之多的私人資源流入農村。

小湯“能干”。不論是在其出身地黑龍江省的農村、她后來嫁入的湖北省農村，還是被小湯服務過的城市居民家庭，人們幾乎一致如此評價她。豪爽、能吃苦的個性，使她能夠迅速將一個陌生的環境轉化為一個熟人的環境。

據王SZ次女的口述：

“只要你說找‘那個東北人’，這院子里的人（筆者注：指城市單位的社區），她那的十里八村的人，都知道是找誰?！保?018年2月3日訪談）

“（小湯）剛到那個灣子（筆者注：指袁灣村）很可憐，人生地不熟，話也聽不懂。但誰都不干的活，她去干。對村里的老人都很好。村里有些做兒女的，自己蓋樓房，讓老人住在窩棚里。有個聾子老人是她鄰居，兒女不管，她做飯給老人吃。她也做飯給其他老人吃。她是北方人，會做面食，包餃子、烙餅、蒸饅頭，南方人覺得好吃，都去她堂屋里吃飯。農村人喜歡串門，她那個堂屋也不鎖。別人家摘了菜了，或者打漁了、殺豬了，都往堂屋里送。男女老少都有。那次我去她那村子，那天正陪老人看電視，忽然就不知道什么時候，堂屋里多了一筐草莓。小湯就說這肯定是村里誰誰誰送的?！保?018年2月3日訪談）

在農村，小湯是維系村落社會與李華家的連帶關系的關鍵紐帶。

“李華家勞動力少。他（筆者注：指李華）又小又瘦，父親很早去世，有兩個姐姐，家里沒有能干農活的。他們家原先在村里抬不起頭。到現在都是，只要小湯不回去，就沒人到他家去?！保?018年2月3日訪談）

在城市，小湯經常在她所服務的老人所在的單位社區里，與退休工人職工打麻將，也經常帶老人在社區里散步，因此在社區里也是盡人皆知的熟人。同時，由于經常為老人辦理出院、住院、轉院手續等，小湯不光熟悉各種辦理事務的程序，也成為了幾個醫院系統的熟人。小湯對醫院系統的手續、與醫院醫生的私人情感關系的駕馭程度，大大超過老人的子女。這就增加了老人對小湯的依賴。老人身體有突發狀況時，首先選擇求助的對象是小湯。

“我們要是插手，老人會說‘你們懂什么’。對那些手續我們確實也不懂，對醫院那些人也不熟?！保?018年2月3日訪談）

當然，這些人際關系的延伸擴展，除了與小湯個人性格有關，也都與小湯長期服務于同一個家庭（圈）有關。這種長久關系得以維持的原因，一是因為老人長壽，一是因為小湯“能干”。小湯與老人的關系，是其他所有人際關系得以形成和擴展的“根本關系”，也是城市私人資源得以大量輸入農村，甚至服務于農村社會關系的維系的“根本關系”。

其次，作為接受保姆服務的城市居民，王SZ一家屬于與部隊有關的軍工單位系統。當然住在單位社區的城市居民，只是城市居民中屬于中產階層的一部分群體，但這一群體卻具有其代表性。

從武漢這座省會城市的發展來看，其本地的文化底色基本是幫派結社、團伙組織氛圍濃厚的底層碼頭工人奠定的。在建國后的政權建設過程中，大量屬于外來人口的軍屬、干部、知識分子在當地形成了被稱為“單位”的職住一體的組織。這一群體的文化水平、修養素質與本地人口有較大差距。因此建國后在“單位”中從小生活和成長的一代人（筆者暫且稱之為“單位第二代”），與“單位”之外的本地人口有著較大的文化心理距離?！靶r候不會隨便到大院外面去，覺得院子外面都是壞人。覺得武漢本地方言是低俗一等的‘鄉里話’、‘歪館子話’?！保?018年2月3日，王SZ次女語）“單位第二代”對農村和農民形成了一種“俯視”的視角，即使“知青”下鄉運動也沒有讓他們將這種“俯視”轉變為“平視”，相反讓他們增加了更多“俯視”的理由，比如對農村的“骯臟”、以及對“七大姑八大姨”的繁瑣親屬連帶關系的抵觸。

“單位第二代”的這種“俯視”視角和文化心理的距離感，也延續到對保姆的態度上。在小湯到來之前，王SZ一家也找過好幾個保姆，都干不長久。其中一個原因就是，“覺得她們打掃屋子，怎么打掃都還是覺得很臟，好像她們打掃不干凈”（2018年2月3日，王SZ次女語）。在這一方面，小湯算是一個例外。

然而，他們雖然懼怕和抵觸農村繁瑣的親屬連帶關系，如今由于請來了農村出身的保姆而身不由己。

“他們總是說下次掙了錢還，但你還指望她還嗎。這么多次借錢，從來就沒還過！她的親戚借錢做生意，說做起來還，我怎么知道她做沒做起來。他說要還，你怎么可能指望還！”（2018年2月3日，王SZ次女語）

“單位第二代”一方面表示著對這種本來屬于自己的錢財、物品紛紛不再屬于自己支配的無奈和不滿，屢次下決心要更換保姆，但一方面卻又因為老人（“單位第一代”）對某個保姆的高度依賴，以及通過自己單位同事之間對種種“請保姆”事例的口耳相傳和信息共享，所形成的“能照顧好老人的保姆難找”的印象，而不得不一邊“熱心”地懷著“支援農村”的心情答應保姆的請求，一邊又時時戒備著他們與保姆關系、特別是喪偶男性老人與保姆關系的進一步升華。

當然，不善交際、服務能力一般的保姆，不會形成上述案例那種廣泛的社會關系資源網絡，也不會帶來家庭圈關系和資源的交錯嵌入，城市私人資源的農村流入量也會少很多。但保姆所促成的城市私人資源農村流入的基本機制，仍然是相同的。醫院陪護，以及城鄉結合婚，可以說是這一基本機制所演繹的其他形式。

五、城市私人資源農村流入的其他形式：醫院陪護、城鄉結合婚

上述“保姆”案例代表了城市私人資源農村流入的典型表現形式。從以下將要介紹的醫院陪護、城鄉結合婚的事例中，我們也能發現與“保姆”案例中的基本機制相類似的邏輯結構。

首先討論“醫院陪護”。

“醫院陪護”的構成群體基本是農村已婚女性。目前尚無以“醫院陪護”為對象的中介機構存在。要成為“醫院陪護”，必須與醫院系統的某個工作人員（比如同為農村出身者的醫院保衛科的保安）有私人關系。該工作人員通常是“醫院陪護”在醫院與病人及其家屬遇到糾紛時的保護傘，甚至是暴力后盾。每個“醫院陪護”的服務區域，是按照科室（內科、外科、老干部科等）或者樓層劃分的。由于“醫院陪護”并不是醫院正式體制內的工作人員，這種劃分便也具有非正式、不成文的特征。

和“保姆”負責全方位照顧不同，“醫院陪護”主要負責的是住院的老人，一般不用到服務對象的家里去。“在醫院有醫生、護士照顧病人打針，醫院陪護不用管，在走廊跟別人聊天。她們只需要吃飯的時候去醫院食堂打飯，用病人的錢。病人家屬來看望，拎的吃的，都被他們吃了。老人自己病了，想著也無所謂，（醫院陪護）吃了就吃了。”（2018年2月3日，王SZ次女語）按照目前的市場價格，保姆一個月的工資是3000-4000元，而護工一個月6000-7000元。據說，許多人寧愿當醫院陪護，而不愿當保姆。

這里將以筆者訪談所收集到的醫院陪護“小劉”的案例為線索，展現“醫院陪護”所表現的城市私人資源的農村流入。

小劉照顧的老太太沒結過婚。老太太把小劉帶回家，“為了有個伴”。老太太生活還能自理，因此并不需要小劉為她做什么。每天小劉僅僅需要去買菜，老太太做飯，和小劉一起吃。

前文“保姆”事例中出現的小湯，在王SZ住院期間，認識了小劉。2017年，小湯需要回袁灣村為再婚后的兒子相親，就與王SZ及其子女商議請小劉來頂替幾天，并稱談好了價錢，一共付3000元。王SZ的子女本來約定周日與小劉在王SZ家中見面，但等了一天，小劉并沒有出現。周一，王SZ的子女開始各自上班。據王SZ說，小劉是周一下午到的家中。周二晚，王SZ打電話給次女，抱怨小劉干得不好。周三，次女抽空趕往王SZ家中，要辭退小劉，卻與小劉發生了爭執。

王SZ次女向筆者詳細說明了小劉與老人之間發生的種種沖突：

“我去看，一個五大三粗的（女人），把我嚇得寒毛直豎。不讓她干了，她卻不走，說給她的錢少了，要給3700元，說是規矩，當醫院陪護都是這么多。打電話給小湯，小湯也罵她，說她反悔。她就指著姥爺罵。我說你有什么資格指著老人說話，你是不是市場上頂級的陪護要拿3700，連個白菜都炒不好，老人都不滿意，好吃懶做，還想要最高的錢。（王SZ告訴我說她）白菜都炒不好，在沙發看連續劇，嫌冷還拿著被子取暖。本來用來蒸川貝治療咳嗽的梨子，她不給姥爺做，自己把梨子削了吃了，又自己去拿蘋果吃。（王SZ）說她，她根本不理你?！保?018年2月3日，王SZ次女語）

“那天晚上剩的飯不夠兩個人吃，（小劉）就說你（王SZ）吃了飯我（小劉）就沒有了，你去吃面包吧，或者你吃飯、我吃面包。（王SZ）說面包是半夜餓了才吃的，而且是給糖尿病人的特制面包。[王SZ是糖尿病人]最后，（王SZ）吃了飯，她煮了面條?！保?018年2月3日，王SZ次女語）

“（小劉）和我吵架說，‘當醫院陪護舒服得很，到家里來還要拖地做飯，還說我什么都不做’。最后她走的時候又說，‘我到這里還要抹桌子掃地。我炒的怎么不好，我炒的連皇帝都吃。像你們這種要求，以后找不到保姆的。小湯也那么大歲數，還開過刀[因子宮病變]，她能干多久’?！?/p>

后來，次女叮囑小湯，以后不能再“瞎請人”。這件事情發生后，小湯再要回村辦事時，就讓自己的弟弟來照顧王SZ。當然王SZ也并不滿意小湯的弟弟的服務。王SZ會打電話給小湯說“你快回來吧！再不回來我就要死在這里了”（據小湯的描述）。

以上事例，雖然描述的是醫院陪護臨時頂替保姆之職所發生的故事，但小劉的行為和言語，也從反面刻畫出醫院陪護的日常形象。同時，據多位王SZ次女的同事的描述，小劉在頂替保姆期間的所作所為，也是大多數保姆在城市居民家中服務時極易出現的現象。

與僅僅取得約定的工資收入的農民工不同，從上述事例中可以看出，醫院看護和不少保姆在城市的消費并不一定使用他們的收入所得。他們吃住在醫院或者服務對象的家中，通常情況下，服務對象的家屬無法時時刻刻監督他們的行為。因此，與其他進城務工的農民工相比，作為醫院看護或保姆的農村出身者，把本應該自己支付的日常生活費用轉嫁給了城市居住者。換句話說，這些農村出身者在城市的日常生活，不是靠農村的家庭為他們支付生活費，不是靠企業經營者發放的工資而維持，而是靠某些特定的城市居住者直接供給。他們在城市的生活，表現出了收入不低、支出極少的特征。

在這些事例中，我們并沒有明顯地看出如前一部分所描述的明顯的“城市私人資源的農村流入”。然而，如果我們意識到，醫院陪護或大多數保姆，都是在農村成家了的已婚婦女，都是最終歸屬于村落社會、臨時出來謀生的村莊社會的代表者，則我們也可以認為城市私人資源流向她們個人，也是流入農村的一種方式，只不過發生資源轉移的空間臨時在城市而已。

其次，討論“城鄉結合婚”中所可能體現的城市私人資源的農村流入。

隨著打工經濟的興起，以及高等教育的普及，城市出身者與農村出身者結合的婚姻案例逐漸增多，對于此類婚姻生活中所表現出的諸多問題，也成為經常為人們所議論的話題。下面圍繞筆者所訪談的軍工單位某職工向筆者所述的其好友“小蘇”的案例，對“城鄉結合婚”中體現的城市私人資源的農村流入做一說明。

小蘇是個孤兒，城市出身，現為武漢市一所小學的語文老師。丈夫農村出身，現為武漢某大學老師。大學為他們分配了房子。然而，“他們（小蘇的丈夫的親戚）以為他（小蘇的丈夫）在城市混得好，都想來沾光”。他們在日常生活中卻需要應對來自丈夫親戚的“沒完沒了”的求助：

①丈夫哥哥的小孩要進城讀書，請求幫忙疏通打點關系。

②親戚來武漢市看病，還要求住協和、同濟這樣的好醫院，住院要幾十萬，由小蘇和丈夫負擔了費用。

③丈夫母親患肝病，來武漢尋求治療。小蘇和丈夫負擔治療費。

④親戚的小孩結婚，丈夫需要回農村隨禮。

⑤村里一般村民辦婚禮，丈夫母親需要隨禮，也進城來向丈夫要錢，“50~60萬花進去還不夠”。小蘇對丈夫的母親說：“要是想讓你兒子多活幾年，你就消停一點?！?/p>

城市出身者在日常生活中，與親戚的往來沒有農村頻繁，往來所涉及的親戚的輩分范圍也不及農村出身者廣，因此親戚關系相對簡單。雖然在上述事例中，小蘇是個孤兒，因此幾乎沒有親戚關系，屬于極端案例，但當城市出身者與農村出身者結婚后，這種夫妻各自原生家庭的“家庭圈”的不平衡，總是多多少少會成為婚姻矛盾的激發點。

與討論“保姆”時所引述的案例一樣，在上述案例中，我們同樣可以清晰看出城市私人資源向農村的流入。當農村出身者與城市出身者結婚，并在城市定居，農村出身者在城鄉人際關系構造中的結構性位置，就相當于第一部分討論的“保姆”的位置，成為了農村社會關系網向城市擴展的據點。如果在城市定居的當事人拒絕或者回避這種私人資源的農村流動，就會被農村社會關系網中的人扣以“瞧不起人”、“忘了本”的道德的帽子，使當事人在道義上處于不利地位。特別當社會關系網中存在血緣關系者的時候，這種道德批判對當事人會構成更大的壓力，使當事人難以推脫掉向農村輸入私人資源的“義務”和“責任”。

當然，這種情況不僅可能出現在城市出身者與農村出身者的結合婚姻中，也會發生在定居于城市的農村出身者夫妻的婚姻中。

小 結

與生活于城市社會底層、干著城市人不愿干的工作的農民工形象不同，作為保姆、醫院陪護的農村出身者，有可能借助與服務對象的關系紐帶，享受一般城市中產階級的生活條件和待遇。另外，不論是保姆、醫院陪護，還是結婚后在城市定居的農村出身者，他們的存在都意味著為扎根在農村的家庭圈網絡向城市擴張提供了一種可能。同時，這也意味著，作為保姆或醫院陪護服務對象，或者作為農村出身者婚姻對象的城市居住者的相對簡單的家庭圈，被迫裹挾著卷入農村關系網。換句話說便是，城市中產階層的私人資源被這些伸長的農村家族圈網絡所吸噬。

在一定意義上說，這種城市私人資源的農村輸入，也許可以起到城市私人“富余資源”（比如不用的衣服、家具等）再分配的作用。在國家政策強調通過行政手段平衡城鄉發展差距的同時，這種民間社會自發產生的私人資源的農村輸入，也作為支流發揮著平衡局部城鄉發展差距的功能。

然而從另一個角度講，將私人資源流入農村的城市居民，主觀上并不都是愿意如此而為的。他們的行為選擇，在很大程度上是被老人、或者被農村社會關系網的道義責任所捆綁的?；谶@樣的處境和體驗，他們往往會在與其他農村出身者交往的同時，戒備這種交往關系向更私人、更密切的方向發展，以避免“一旦被纏住，就脫不開身”。

對于他們的下一代（筆者注：由于城市單位嚴格執行計劃生育政策，“單位第二代”的下一代基本都是獨生子女），他們會更加在意婚姻對象的選擇問題，強調“門當戶對”的重要性。獨生子女家庭的父母更加“視子如命”，況且在日常生活中，他們已經聽到了太多“被七大姑八大姨纏住”而處境“悲慘”的故事?！案改覆豢赡芘隳阋惠呑?。（孩子）找個農村的對象，過那么悲慘的生活，我們怎么甘心！”（2018年2月3日，王SZ次女語）

城市出身者的父母清楚知道在城市買房的不易，也能夠預想將來獨生子女養老的負擔之重，于是紛紛產生“老了就進養老院，不為孩子增添負擔”的想法，極力減弱代際回饋責任。然而與此同時，農村出身者的父母及其他村落社會關系網中的人，卻仍然保持著“村莊利益共同體”中“均貧富”的傳統意識和行為習慣。從對這一現象的觀察出發，我們將獲得對“打工經濟”和“城鄉一體化”發展所帶來的社會問題的另一種認知。